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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创新才能繁荣
——关于发展杂技艺术的几个问题
夏菊花
近几年来，杂技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杂技界在队伍建设、节目繁荣、出国表演和参加国际比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要看到，当今的世界处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祖国的四化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对艺术欣赏的要求日益提高。杂技艺术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一飞跃发展的新形势，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胡耀邦同志提出要“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大鼓干劲，团结起来，为进一步繁荣杂技艺术而加倍努力。
繁荣杂技的重要环节是创新。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为建设两个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当前杂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长期以来，那种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束缚着我们，这就是只注意技巧的突破、提高，不注意、甚至不敢在形式上突破，致使许多杂技节目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转来转去。一旦出现了形式和内容有所突破的新节目，轻则横加挑剔，重则被责为“离经叛道”。我们的杂技节目所以总是存在着形式大同小异的雷同局面，就是由于这种保守思想束缚的结果。杂技技巧的表现方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同类技巧因其艺术构思、处理方法不同，其形式、内容也就各异，从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实践证明，往往杂技节目形式、内容的突破更能促使技巧的创新，所以形式的突破是无限的。杂技创新是指节目而言，通过形式、内容、风格、技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杂技门类、技巧品种的多样化，为节目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代生活的多样化更给予人们广阔的视野。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使杂技艺术的创作摆脱单一的思想模式，向着立体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平面的方面发展。
根据杂技艺术发展的规律，我以为杂技节目的创新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从生活中吸取素材创造新节目。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杂技创作的源泉。历代的杂技节目，都是来自民间，从人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杂技表现生活有它自己的独特手段。杂技艺术是运用各种道具、以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表演艺术，技巧表演是杂技艺术的重要特征。杂技的技巧就是人对自然界物体的驾驭，是表现人驾驭自然界物体的超凡能力，是艺术表现与人体功能的结合。因此，它就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驾驭的对象，一个是驾驭的方式。只有当驾驭的对象和驾驭的方式这两个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才能出现创新的节目和技巧。杂技表现生活必须是能够充分发挥人体功能成为技巧的东西。而且杂技表演往往是与生活现象相违反的。如自行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以代步的工具。杂技演员选择它作为驾驭的对象，作各种违反生活常规的技巧表演，形成了“车技”。由此可见，杂技艺术的发展是随着人对驾驭对象和驾驭方式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由量变发展到质变。
杂技艺术只是生活折光的反映，从每一点的夸张发展成一套技艺，然后通过其特有的艺术加工，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节目。当今杂技舞台上所表演的节目，包括杂技、魔术、马戏、滑稽等，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个规律创造出来的，都是经过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不完善而达到完善这样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驾驭对象，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杂技创新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只要广大杂技工作者努力去探索，新的驾驭对象和驾驭方式必然会不断发现，杂技创新的节目也将会越来越多，杂技舞台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二、努力挖掘传统，进行加工整理。我国杂技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其中一部分节目得到了继承发展，但还有很多传统节目有待于我们去挖掘、整理。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在继承发展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对挖掘传统工作，过去主要是将重点放在老艺人身上，这是应当的，今后还要这样做，但对历史遗产的挖掘研究工作做得很少。去年在兰州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大会上，甘肃省杂技团演出的《盘鼓》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他们把汉魏时期的《七盘舞》，经过挖掘、整理、加工，以崭新的面目重现于杂技舞台。
三、努力创造新技巧、新风格、新形式。在传统节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发展杂技节目的广阔途径。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杂技创新座谈会以来，新的技巧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技巧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很多节目面貌一新。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杂技艺术发展的步伐加快了，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过去往往需要几代人或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突破的，而今却在一代人中甚至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从多方面进行突破。这是人们对杂技艺术规律性认识深化所取得的成果。认识越深，发展越快。但是，这种认识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技巧的突破、移植、嫁接方面，未能通过认识的深化而创造新的驾驭对象和驾驭方式。今后应在创造新技巧的同时，更要努力探索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飞跃。
四、不断向姐妹艺术和外国优秀节目学习。尽管我们的杂技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国外有很多优秀节目和技巧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马戏和魔术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向外国学习，必须贯彻“洋为中用”方针，不能兼收并蓄，盲目照搬。即使是外国的优秀节目，也难免有糟粕混在其中，我们一定要批判地吸收、消化，并发展它，超过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向姐妹艺术学习，向体育学习，对发展杂技艺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学习是吸取营养的必要手段，借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风格。风格是艺术的个性，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应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一个团也应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样才能够形成丰富多彩的局面，适应时代的发展。
民族化是杂技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对于民族化不能作片面的理解，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或者是越古越好。民族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如体操服，五十年代在杂技舞台上出现时曾受到不少人的指责，认为“这不是民族的东西”，“这不是杂技服装”。今天，我们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感到它很有时代气息。这说明，民族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是发展的，是与时代气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真正的民族化应当是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杂技创新不论是通过哪种途径，采取哪种方式，最基本的要求是“新、难、美”。“新”是前提，“难”是核心，“美”是归宿。所谓“新”，就是标新立异，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新”，一方面是指节目艺术处理和演员的表演要富有时代气息，另一方面是指新的技巧，新的难度，新的构思，新的编排等等。“难”是杂技艺术的核心，技巧的出新必须立足于“难”，要力争在技巧难度上不断进行突破，要在真功夫上创造新的招式。“美”是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杂技的创新除了要求新、难以外，还要求美。高超的技艺与优美的表演形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杂技艺术具有更强烈的魅力。
杂技艺术的繁荣和创新，关键在于提高队伍的素养和培养人才。陈云同志讲：要出人、出书、走正路。其中最关键的是出人。杂技艺术创新需要有一大批愿为社会主义杂技艺术献身的人。这些人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有较高的素养（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水平、科技知识）、掌握较高的杂技技巧和杂技原理。目前，我们杂技队伍的素养比过去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总的来说，演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质还都比较低，缺乏科学基础知识。这与今天时代的发展很不适应。全面地、科学地培养杂技艺术接班人，是今后提高杂技队伍素质的重要环节。
为了开创杂技艺术的新局面，我们要积极、慎重地进行改革。前一时期，我们把改革重点放在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两个方面。总的看来，改革调动了广大演职员的积极性，冲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弊端，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杂技品种多样化和节目艺术质量的提高。但也有些杂技团把改革片面理解为多挣钱，结果造成演出质量下降，严重影响艺术的发展。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开创社会主义杂技艺术的新局面，要有利于提高艺术质量，有利于繁荣创作。一句话，就是要出人、出节目、走正路。改革的途径，就是调动积极性，并加以正确的引导。现在，改革工作还只是一个开端，正在向纵深发展。我们要进一步从艺术思想到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从管理体制到经营方式，从人事制度到分配形式，从思想艺术质量到经济效益等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充分调动杂技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个杂技表演艺术团体具有更大的活力。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正确理解坚持共产主义精神和注意物质利益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改革深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出路，杂技艺术才能有创新、有发展，出现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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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大胆的尝试
——介绍《新美学论纲》
高扬
一个美学门外汉来介绍美学书是出乎常理的事情，但我这样做却有常理之外的缘由在。
1984年12月底，我收到一份《新美学论纲》的稿本和作者吴宗熏的一封短信。信中陈说了出版《新美学论纲》遇到困难，无可奈何。我挤时间读了这本约九万字的稿子，惊异于作者志愿的宏大，研读的辛勤，著作征引的精审和体例的谨严。
作者在书中写的第一句话是：“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千古之谜至今仍然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接着他说：“美学研究之所以长期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我认为第一个症结就是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三种美混淆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以羊为例，羊肉味道鲜美所体现的‘实用美’，羊毛洁白好看所体现的‘形式美’，羊被人格化所体现的‘形象美’，尽管这几种美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它们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从分类学的角度考虑，我不同意通常的做法，即按照美所出现的领域来分类，所谓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生产美等等。就象对生物不能按照地上跑的，土里钻的，空中飞的，水中游的来分类一样，那样做就可能把乌龟和兔子划为一目，蜻蜓和燕子归为一纲了。按美的性质，只能划为‘实用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三大类。分析三种美的联系和区别，论证三种美的生成和发展，阐明三种美的规律和特点，是本书想要完成的一个基本任务，并构成本书的基本的逻辑体系”。
作者在上述短信的末尾写道：“我想两千多年前和氏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的故事，今天不至于再现吧！所以我不揣冒昧，向您献上我的习作——《新美学论纲》，璞耶？石耶？谨请赐教”。
《新美学论纲》，对传统美学虽略涉及，但极少分析评述。对我来说，不了解传统美学的科学成果，也就无从估量这“新美学”有无出版的价值，而我对传统美学却几乎一无所知。可责任感和求知欲所驱迫，我读了三本美学专著：《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新美学原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陆一帆编著）、《美学基本原理》（定稿者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经过比较，我终于确认《新美学论纲》是一本富于探索精神、在美学理论上提出了崭新见解的书。
今年4月20日，我在保定同作者作过一次长谈。作者本人及其著作的遭遇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作者吴宗熏，江西玉山县人，现年五十二岁。1949年参军，1953年入党，1955年毕业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被分配到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做翻译工作。1958年被定为右派。1966年调保定市第三中学任教，“文革”中在校办工厂当采购员。1979年恢复党籍和原工资待遇。1984年任保定市第四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被选为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保定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吴对美学感兴趣始于五十年代，中经廿载磋砣，1981年才开始潜心研究。1982年写成《“美”的“猜想”》，1983年又改写成《形式美与形象美原理初探》，1984年在前两稿的基础上，压缩成《新美学论纲》。这三个稿本曾先后寄给我国某些知名的美学家征求意见，均无反应；与五个出版社联系出版，也都无结果；在困惑之中，作者才下决心给我写信。
我想，既然某些内容驳杂、学术价值不高的美学著作能够出版，为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美学新见解的《新美学论纲》倒不能出版呢？在美学的论坛上，既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了“一家之言”，不是更有利于“争鸣”吗？因此，经我提议，河北人民出版社就决定出版这本书。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新人辈出，展现了新时代学术发展的新风貌，但是有成就的学人，长期困顿，无由自见的情事，也时有所闻。吴宗熏同志“新著”的遭遇属于什么性质，在未经评定其“璞耶？石耶？”之前，还无从谈起。尽管如此，作为相信“后来者居上”的年长的人，我仍然要向国内美学界先达恳切呼吁：请多注意奖掖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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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尘雾 诸夏怀霜
——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小记
本报记者 钟洛
6月22日至26日，在瞿秋白烈士的家乡——江苏常州市，来自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党史研究和理论、文艺界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纪念瞿秋白同志的学术讨论会。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0年10月党中央发出文件，推翻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瞿秋白烈士的种种颠倒不实之词，在全党恢复了他的名誉以来，全国各地学术界对瞿秋白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发展。据截至今年5月的不完全统计，各地报刊发表的研究、回忆瞿秋白同志的文章和资料，已达五百余篇。此次学术讨论会又收到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论文一百余篇。这表明“重新认识瞿秋白，重新评价瞿秋白”的学术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
在五天的讨论会中，与会者学习了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根据党中央对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重要奠基者之一所作的公正的高度评价，根据大量史实，论述了瞿秋白同志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形成，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和党内路线斗争，在哲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报刊宣传以及文字改革、档案工作等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那为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直至献出生命的崇高品质，他那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服从大局、严守纪律、不谋私利、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情操，以及在短暂年华中留下的五百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都是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向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近代文学史专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们就瞿秋白同志对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创建、对苏联和俄国文学早期在我国的传播（例如他最早将高尔基的名篇《海燕》译成中文），三十年代同鲁迅并肩作战领导左翼文艺活动，对战斗的杂文事业的兴起等等方面的巨大功绩，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参加讨论会的不少同志还分析了瞿秋白同志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认为这是一个坚贞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作严肃的回顾和总结，对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作真实的剖析，对革命大业和共产主义的前途流露了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向往。他们认为，必须坚决推翻林彪、江青一伙对《多余的话》的种种诬蔑和歪曲，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怀着对秋白烈士的崇敬心情，多方探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自由讨论。大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地宣传瞿秋白同志，更深入地研究瞿秋白同志。秋白同志就义后，鲁迅先生抱病将他的译作编印为《海上述林》，用“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寓意为全中国人民都在怀念秋白（瞿霜）。鲁迅生前的心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党中央扫清了笼罩在瞿秋白烈士身上的各种灰尘迷雾之后，才可能将深沉的怀念化为实际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也才可能更广泛、深入地宣传和研究瞿秋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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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井》〔中篇小说〕
作者 陆文夫 载《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
这是作者的系列作品《小巷人物志》之十五。
资本家出身的女大学生徐丽莎嫁给了科长朱世一，朱对老婆的要求是“既要能当小姐看，又要能当丫环使”。于是，徐丽莎便内受“封建主义压迫”，外受“无产阶级专政”，如同掉进苦井里，日子没得好过。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星移斗转，人事皆非，朱世一靠政治投机混不下去了，而徐丽莎却从苦井里跳出来，有如枯木逢春。她业务上受重用，政治上受奖掖，一时竟也身不由己地成了新闻人物……然而历史常常给命途多舛的女人出难题。徐丽莎忍辱偷生还能博得众人一掬同情之泪，做出点成就之后反倒为人们容不得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可畏的人言终于逼得她投井自尽了。
小说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上展现徐丽莎个人命运的跌宕，使这个人物的遭际具有深广的社会现实意义。作者的语言寓庄于谐，风趣而尖刻，使人读来感到既凄婉又诙谐。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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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透明的红萝卜》〔中篇小说〕
作者 莫言 载《中国作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这部作品的主题很难用几句明确的语言概括。它描述了十年动乱期间发生在农村水利工地上的一个故事。这里有饱经沧桑、老练深沉的老铁匠，有桀骜不驯地与苦难生活搏斗的小铁匠，还有以他们缱绻的情爱为生活带来几分浪漫色彩的小石匠和菊子姑娘。而使人感受最强烈的则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小黑孩”——整个故事里他一言未发，却以寓意丰富的动作性与其他人物发生着关系。作者以凝重、冷隽而又灵活的笔触刻画出的这些人物，形象模糊然而色彩强烈。人物色彩的强烈对比和相互干涉构成了一幅有机的画面，给人一种朦胧、复杂的感受。作者虽然没有突出表现小说的时代背景，但却揭示了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特异的生存形态。在如何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上，这部作品也有新的尝试。
作者追求意境化的语言效果，试图使观念的因素隐蔽些，但因描写过于随意，结构尚欠经营，使得作品的思想性淹没在“无意”之中，让人难于把握，这是作品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地方。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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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奖工作开始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奖活动已经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继续主持这项工作。今年三月，由二十位评论工作者组成的长篇小说读书会，对各地作协分会、出版社推荐的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三年间发表、出版的（也包括少数此时间以前发表的）近九十部作品，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讨论，提出了一批供预选用的参考篇目。九月上旬，评奖委员将集中阅读、评议预选作品，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授奖作品。
本届评奖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巴金；副主任委员张光年、冯牧；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丁玲、乌热尔图、刘白羽、许觉民、朱寨、陆文夫、陈荒煤、林默涵、胡采、柳杞、唐达成、唐因、顾骧、黄秋耘、康濯、谢永旺、韶华。
（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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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联组织文艺家到太行山深入生活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为了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反映太行山老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山西省文联于六月十三日组织了部分老中青作家、诗人、画家到晋东南武乡、黎城太行山老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他们听取了干部群众关于农村近几年来的可喜变化的介绍，参观了武乡、黎城革命纪念馆、八路军总部旧地等。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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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出版散文丛书
近年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散文丛书。这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了全国许多作家的大力支持。丛书限于叙事抒情散文，注意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已经出版的有杜埃的《花尾渡》、邹荻帆的《洪湖水哟……》、逯斐的《海树集》、公刘的《酒的怀念》、雁翼的《没有声音的歌》等。即将出版的有碧野、郭风、张志民、丁芒等人的作品。 （王正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