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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中外合营企业里党委书记如何工作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纪春海
编者按：近几年来，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的指引下，各地兴办了一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我国四化建设中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合资经营企业中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党的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纪春海同志对这个新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供大家参考。
我们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是去年1月15日正式开业的中美合资经营企业，也是我国汽车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经营一年，初步达到减人增产、质量稳步提高、管理不断加强、经济效益显著的目标。这里我就合营企业党委书记如何工作谈一点体会。
在新的形势下，党委书记和党的组织怎样开展工作？我以为，首先党组织和党委书记要有公开、合法的地位。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即使企业是合营的，还得党委说了算。还有人认为，合营企业工资高，又请来了外国专家，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用不着做思想政治工作，党委可以转入地下。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前者照搬过去国营企业党委领导的模式，不利于合营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国营企业的发展。后者则脱离了我国国情，把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视为办好合营企业的障碍。
党委书记公开了，在中方和外方人员面前应当是个什么形象呢？首先，党委书记不应当是只挂名、不干实事的“影子书记”。办合营企业是一种新的尝试，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党委书记要通过各级党群组织不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企业职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合营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党委书记不能包揽行政事务，干涉总经理的正常指挥，而要通过工作给外方人员的指挥和管理创造条件，给中方经理作后盾和参谋，而不能当“家长书记”。总之，党委书记应当成为企业中党群工作的领导者、广大职工的贴心人、中方领导的坚强后盾，同时又是外方人员可信赖的朋友。
至于党委书记和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应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做法是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党委、团委、工会都公开挂牌子，并把谁是党委书记的信息传递给外方总经理。党、工、团办事机构实行三位一体编制，各自保持独立系统，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一般兼任工会主席，少数单位是车间主任或各部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基层工段党支部书记一律由行政领导兼任。这样使我们的工作比较灵活，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让群众认识到党的组织时刻在起作用。此外，我们一般是以工会主席的名义与外方人员讨论工作，研究如何办好企业，而不去干涉外方人员的指挥。初步实践说明，合营企业中党、工、团这种设置形式可以精简党群干部（合营后党群干部从过去的一百二十八名减少到四十名），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内部协调。中方经理感到党的工作是行政工作的动力和保证，外方人员也感到党、工、团组织对搞好企业起了重要作用。
合营企业中党委的任务大体可用八个字概括，即保证、监督、教育、维护。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以及上级机关对企业的指示切实得到贯彻执行，而不能让合营企业变成政治上的“孤岛”和“世外桃源”；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总合同的执行情况，中方人员是否忠于职守，外方人员是否服从我国法律等；教育是指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维护主要是指维护中方职工应有的合法政治权益和物质利益，同时也维护外方人员的正当权益。作为党委书记，对于以上各项工作均负有领导责任。
一年多来，我们围绕如何贯彻好党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中心环节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合营初期，我们针对群众中对党的开放政策理解不深，缺乏信心，对工人在合营企业中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等问题及时开展教育，稳定了职工的思想。平时，我们从合营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开展有特色的教育、文娱、体育活动。党群组织还积极支持、配合有关部门搞好文化技术培训，提高中方人员素质，增强了外方人员与我们合作的信心。此外，我们坚持每周党委例会制度，协调统一中方人员的步调。
新时期企业的党委书记，尤其是合营企业的党委书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大胆开拓创新。
多年来，我们的干部习惯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很多人同外国人共事时顾虑重重，谨小慎微。外部有些人由于不了解情况，对合营企业职工说三道四，给一些同志增加了思想压力。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厂党委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党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大家多和外国专家接触，努力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为办好合营企业作贡献。过去，什么事都要请示书记，都要党委点头。现在，这种习惯改变了，党委对行政工作坚决支持、不包办，及时过问不揽权，出了差错不埋怨，多出主意少拍板，不当“婆婆”当后盾。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我要求自己注意“四靠”“四不靠”：不靠权势靠政策，不靠个人靠集体，不靠“经验”靠信息，不靠命令靠疏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生产和管理的每个环节上去。行政上每部署一次大的任务，党群干部都要调查、掌握群众思想活动的信息，预测职工可能的反应，思想工作先行；完成任务过程中不断注意思想动向，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保证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每次大的工作告一段落都要做好“收尾”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表扬好人好事，使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渗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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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中科院光电所党委自觉端正党风
增强党性 明辨是非 严守纪律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党委重视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纪教育，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抵制歪风邪气，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不搞帐外有帐。去年，所里有人提出把对外加工协作和班车、招待所的收入单独列帐，年终发给职工。所党委没有同意，并重申：所里的一切收入和支出一本帐，不搞两本帐，各部门不得私设“小金库”。所领导严格执行财务计划，不任意批钱批物。对于万元以上的开支，坚持由三名以上所领导集体研究审批，合理使用经费，做到专款专用。这个所1984年的财政收支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符合规定要求。
不给转手倒买倒卖者开方便之门。去年底，成都地区有两个单位多次派人动员该所购买他们从日本进口的丰田牌面包车。这种车辆按国家规定售价五万多元，可是卖方要价十二万元，而且要买方付四万元的现金。所党委经过研究认为，高价购买车辆既违反物价政策又违反财务规定，决定不予购买。不久，这两个单位又提出让该所投资倒卖汽车，利润分成，光电所又予以拒绝，抵制了套购倒卖国家紧俏物资的不正之风。
领导带头，严守党纪。今年初，成都某技术开发公司送给所党委常委、所长张礼堂“酬劳金”五十元。张礼堂婉言谢绝，如数退回。光电所为了支持某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曾按上级规定，做了一些应做的事情。去年春节前夕，该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为了表示感谢，带了价值数百元的名酒、香肠和绿豆，来所慰问，光电所按国家价格付了款，并将物资交给供应科统一分给职工。光电所党委领导成员带头抵制不正之风，为全所党风好转作出了榜样。
光电技术所党委自觉端正党风，促进了科研、试制任务的顺利完成。1984年，全所科研任务四十项，除一项因人员调出而调整外，其余都按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光电所取得科研成果最多的一年。大型光电经纬仪经外场试验效果良好，各项技术指标优于原设计标准，达到了国内外同类仪器的先进水平。光电所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全年科研收入二百九十多万元。
高善鹏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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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干部要管活 编制要管死
下放干部管理权限之后，有的地方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基层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普遍超编。据某地对经委、二轻、商业等十个系统、一百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调查，有五分之四的公司、工厂级领导干部超编，其中领导班子超编两人以上的高达40％，个别单位成倍超编。由于领导干部超编，致使干部职责不清、办事效率降低，有的还出现了闹不团结的现象。
干部超编的主要原因，一是只提不下，基层单位在提拔新的领导干部的同时，不适应工作的干部没有退下去；二是乱配“安置性”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在机构改革或定编的过程中，把多余的机关干部安排到企、事业单位，并以“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为借口，将他们委任为领导干部，使企、事业单位出现了名义上“挂帅”实际上不能“出征”的干部。
我认为，解决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超编问题，是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措施。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把好编制关，调整领导班子时要做到进出等额，按编配员；组织部门要行使监督指导权，深入到基层搞好调查研究，对超编单位限期解决问题；对确系编制不合理的单位进行修订。总之，干部要管活，编制要管死。 吉林省 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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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解放日报》记者 陶维佳
去年4月，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研究室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建议办一张报纸，用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交流信息，沟通组织部机关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他们的建议立即得到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的赞同。
经过多方努力，全国第一张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创办的，主要由青年人自采、自写、自编的《组织人事信息报》，于7月15日诞生了。报纸的主编是当时三十二岁的诸成；编辑、记者也大都是青年人，年龄最小的才二十一岁。青年采编人员在采访编辑中紧紧抓住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想，许多稿件获得了读者和行家的好评。在一次市人事局召开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反映人才流动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的单位用重金“挖”其它单位的专业技术骨干，甚至鼓动一些技术人员辞职，致使人才所在单位的生产、开发遭受损失。市人事局负责人就这一问题指出，一些单位搁置人才，使人才得不到合理使用，当然应当使这些单位的人才“流动”出来；可是，到一些地方去把人家的骨干“挖”走，用重金来鼓动自由流动，这就不好了。他强调，辞职应当有完备的手续，不能任意行事。信息报记者以敏锐的新闻嗅觉，及时采写了《提倡合理流动，不搞自由流动》的稿件，较早地提出了这个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这些青年人在办报的同时，还组织了《现代领导学》、《人事管理研究》等讲座，邀请中国科协讲师团前来讲课，受到广大干部的欢迎。
在市委组织部的大楼里，40％以上的干部是青年人，他们大多数是近几年的高校毕业生。他们努力在自己和中、老年同志中间寻觅“最佳交叉点”，使两代人的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一股劲；工作上，他们在中、老年同志的指导和关怀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工作之余，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快歌声，看到他们的翩翩舞姿。“他们给组织部带来了朝气和新的科学文化的信息。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感到自己好象也年轻啦！”一位老同志这样高兴地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仅努力在两代人之间寻觅最佳交叉点，而且也在自己和社会各层次的人们中寻觅最佳交叉点。他们感到，组织工作是做人的管理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就应当是一个能受人欢迎的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有色彩斑斓的生活，能以知识广、头脑灵、仪表好、善交际的崭新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能成为群众的知心好友，而不被人“敬而远之”。
负责办干部轮训班的鲁力力和刘嘉音试图把寻求“最佳交叉点”的思想渗透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在组织部举办的两期党政干部、优秀大学毕业生轮训班上，他们打破以往办班以听报告、学文件、讨论、总结为内容的“四段模式”，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书面材料互相进行答辩；组织学员听软科学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讲座，开阔视野；还组织学员参加交谊活动，学习交际手段……在一次冷餐会上，学员们和一大群组织部青年干部穿着整洁的西装或裙服，与上海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经理们交谈，话题涉及到哲学、经济、管理等领域，一些青年人还能用英语会话。当外宾得知这些是中国新一代的党政干部时，纷纷高兴地鼓掌称赞。
市委组织部的青年人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从事着新的工作，开拓着新的领域，走向灿烂的明天。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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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最后六套住房
陕西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家属楼竣工后，职代会将其中六套住房交给院长李克，由他行使分配“特权”。
李院长一家四口，住房只有一间半。大女儿今年二十多岁，小女儿也快满二十岁了。房少人多住不开，临时在过道支了张床。院部制订分房方案时，确定给他分一套。李克想，院里还有两百多缺房户，于是，他再三声明不要新房，分房时他落榜了。
不久，职代会授予他分房“特权”，由他处理最后六套住房。“爸，这回该给咱家一套了吧？”大女儿央求父亲。“就是嘛！人家做作业连个座位都没有。”小女儿噘着嘴为姐姐帮腔。李院长想，从一九八○年以来，院里有二十三名科技干部要求调走，部分原因是住房无法解决。近年来，知识分子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住房简陋。他对孩子们说：“爸爸是院长，是人民的公仆。你们要支持爸爸，要多想想别人的困难！”第二天，李院长召开院务会，决定把最后六套住房分给了住房条件最困难的几位中年知识分子。 姜志理 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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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迟到的悔恨
1984年12月，原湖北省轻工进出口分公司轻工一科副科长谢振珊、业务员姚建勋因严重经济犯罪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谢振珊、姚建勋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是从以权谋私开始的。他们违背共产党人的宗旨，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贪吃喝、占便宜、谋小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的深渊。最初，他们到“关系户”那里大吃大喝，以后发展到接受“关系户”送来的大量的鱼、肉、蛋等生活物资和土特产，进而向有关往来单位公开索贿。一次，谢振珊向嘉鱼县某厂索要一部电视机，厂家不敢得罪他，决定送现金四百元，由他自己去办。谢得钱后毫不掩饰地对厂方说：“你们嘉鱼对我不错，今后的事好办。”姚建勋则把手伸向大冶县某厂，要厂里给他修私房。厂方怕影响业务关系，急忙派出工人，用汽车运来建筑材料，把他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姚仅象征性地付了一点钱。自此以后，谢、姚财迷心窍，变得更加贪婪，什么党纪国法全置于脑后，放开手脚干起来。他们沆瀣一气，互相向企业单位索要物品。1979年5月，姚找松滋口镇工办负责人，要他们同谢“把关系搞好”，给谢做点家具；谢也向厂方打招呼：“姚要结婚了，你们给他做一点家具。”不久，工厂花了一千一百余元做了两套家具，又专门雇了一部汽车，给他们送上门。他们利用一些单位求援心切、害怕断了业务的心理，以权卡脖子，把一些“关系户”紧紧控制在手中。几年来，谢向一些工厂收受和索要现金一千九百元；姚收受和索要现金八百元，并以报车费名义索取某厂现金二百一十七元，还收受百花牌台式电风扇一台、上海产缝纫机两部、自行车两辆等。他们收受烟、酒、茶、鱼、肉、蛋、大米、花生、小麻油更是习以为常，仅松滋日用和工艺玻璃厂每年春节都要给他们送价值一两百元的物资。他们还把在农村的亲属非法“农转非”，安排在有关系的县属厂，有的长期吃空额，拿高薪。谢、姚还把贪婪之手伸向港商。1978年底，某港商把带来的两台收录机作为见面礼送给谢、姚，他们却说：“光录音机不过瘾。”从1978年至1980年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又从另一港商那里先后收受东芝牌35cm彩色电视机四台，其中两台以每台二千二百元的高价卖给大冶县的两个单位。1981年春节，他们一次向这个港商索取现金五千元，其中谢得三千元、姚得二千元。
谢、姚二人如此胆大妄为地进行经济犯罪活动，除受到急剧膨胀起来的贪欲驱使外，还与他们存有侥幸心理有关。他们自以为手中有权，可以扼住“关系户”的命脉；又以为狡兔三窟，手段高明，索取现金都是“单线联系”，送大件物品要人家连发票都送上，“就是查起来，又奈我何！”然而，毕竟作贼心虚。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谢、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窥测着风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时没被触动，这下他们以为躲过了“风头”，于是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纸终究包不住火，多行不义必自毙！1984年7月，在湖北省经贸系统揭查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问题时，谢、姚的问题终于暴露了。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察，谢振珊、姚建勋索贿现金和物资折款分别为一万零三百三十余元和九千六百九十余元，已构成贪污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姚因能坦白和主动揭发他人罪行被缓刑三年）。
变成了罪犯的谢振珊和姚建勋是如何想的呢？请听谢振珊在狱中发出的悔恨吧：“我犯罪的思想根源，第一是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追求安乐享受；第二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淡薄。现在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政治上垮了，经济上也垮了。我深深感到，罪是犯不得的。我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使别人引以为戒，奉公守法……”
《湖北党风》杂志记者 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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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驻守在黄海之滨的解放军某师党委，重视增强党性和加强纪律的教育，干部战士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扎扎实实，去年在军政训练、党的建设等方面有七项工作成果得到总部和军区的肯定和赞扬。图为师党委副书记、师长高维斌同青年战士谈心，鼓励他树立远大理想。
王健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