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夏衍
近年来，报告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人辈出，题材广阔，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要看的作品太多，而我的视力又日益衰退。去年我看得较多的是中青年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看得很少。看得少的原因之一，是报告文学作品有越写越长的趋势，要在有限的时间看一篇长达几万字的文章，对我说来就不是乐事，而是苦事了。套话太多，装饰性的词藻太多，这不是值得提倡的文风。
对报告文学有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这就是写报告文学可不可以虚构的问题。对此，我是一直顽固地坚持报告文学一定要真实，不容许随意虚构的。我认为报告文学要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写真人真事则不仅不允许虚构，而且一定要坚持科学态度，一定要实事求是，连加码和拔高也是不可以的。一就是一，把一说成一点一或者零点九，都是失真。
有人说，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可以有虚构的自由。那么我说，把人名地名也虚构一下，索性写成小说，不就有更多的自由，又何必要冠以报告文学这个名词呢？
报告与小说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举一个例，唐朝的玄奘（历史上真有其人，他于贞观元年从长安去天竺取经，贞观五年到印度比恰尔邦，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奉唐太宗之命写了《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十九年间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山川、地理、气象、政治、教义、人情、习俗、文化等等，书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真实的，不仅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在印度、巴基斯坦现存的古迹中也可以得到旁证，因此，《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很有文采的报告文学，或者是真实的游记。但其中既没有孙行者、猪八戒，也没有牛魔王、白骨精，所以同样以玄奘为主人公的《西游记》就只能说是小说或者神话。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家和诗人之不同，不在于前者用散文而后者用韵文这一点，他们的不同，可以说前者是记述实在的事实，而后者相反地写出了可能发生的事件。”同样，我认为报告文学的特点是生动而准确地报告“实在的事实”。不实在、失真，就失去了报告文学的特点。
近来美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叫做“新新闻主义”或“新集纳主义”的流派。他们提倡“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或“新闻报道小说化”；他们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以迅速反映时事为号召。但他们的所谓“小说化”也还是坚持“现实主义”，反对凭空虚构的。
对这个问题，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经过了十年内乱，在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浮夸和说假话还有市场的时候，写报告文学特别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即使听了当事人的叙述，开了调查会，或者查阅了有关资料，也还有从旁核实的必要。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在报告文学日益繁荣的时候，重提一下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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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来自时代的雄风
唐达成
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以生动感人的文笔，报告了我国四面八方沸腾、急剧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也描绘了各条战线上，为开创新局面而奋斗着的新人物，确实给我以“万里风云一望收”的感觉，受益非浅。
比如，“引滦工程”的胜利完成，曾使我们十分振奋，天津群众也为能喝上滦河甜水而载歌载舞。但是，我们了解在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中，曾经历了多么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日日夜夜么？感谢《在这片国土上》的作者，他以令人热血沸腾的激情，雄健奔放的笔墨，歌赞了这罕见的壮举。这首壮美的歌，让我们看见了民族兴起的脊梁，回肠荡气，令人感奋。在《省委第一书记》这篇朴实无华、内涵深厚的作品中，作者追踪着一位刚毅坚定的老共产党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足迹，描画出一个永葆革命青春，不断进击，大胆开拓的职业革命家的品格和信念。在当前波澜壮阔的改革热流面前，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深入实际，团结千百万群众，推动历史前进？读读这篇报告文学，是会深受启迪的。步鑫生的事迹也是我们早有所闻的，但是读了《中国的回声》，却使我们痛切地认识到，在步鑫生的改革征途上，种种陈规陋习和不合理的体制，如何如同重重堡垒，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象无形的网罗，捆缚着企业的手脚。而一旦步鑫生坚决顶住压力，冲决了这一切，群众中原来被压抑着的活力、才能和智慧便喷涌而出，并且立刻插上了高速度、高效率的羽翼，向新的天地飞腾起来，显示出时代的气势。在《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这篇作品中，有如来自东方的雄风，传递给我们的是胜利油田的激动人心的信息。但当初，石油一度面临减产的威胁时，石油第一线的开拓者们，受着多么苦闷的煎熬啊，悲观、失望的暗流也曾困扰着人们不安的心。但是，经验丰富、头脑冷静的指挥员和工程师们，以理智的、周密的科学态度和勇敢坚定的探索精神，冲破了悲观绝望的迷雾，硬是以新的高产、油井的开发，证明了科学力量的胜利，顽强拚搏精神的胜利……。
总之，这次获奖的作品，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饱满的、奋进的激情。作者们不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而且对于时代的感受，也更敏锐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样式中的轻骑兵，本来应该以对现实的特殊敏感取胜，它的最迅速、最真实地传达社会生活的脉搏和时代风云的变化的特点，是其它文学样式所不能取代的。更何况，当前我们正处在伟大的建设和变革之中，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关系、道德习俗、心理动态、精神面貌，都呈现着极其丰富、极其缤纷、极其多样的形态，而历史的奔腾突进的潜流，还是蕴含渗透于这一切之中，有待于报告文学家以深邃而敏锐的眼光加以艺术地把握。马克思曾说：“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些时机，它们好象过去一段时期的界标，但同时又能明确指出新的生活方向。在这样的转变时期中，我们感到自己必须用鹰的眼睛去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从这次获奖的报告文学中，我们又一次欣喜地感到，许多作家，正是用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关注着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变化和趋向，写出我们自己时代的乐章的。我们强烈地希望报告文学继续保持这样的特色和特长，从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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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时代与报告文学
戈扬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
社会有伤疤，镜子便照出伤疤；社会有鲜花，镜子便照出鲜花。这是无法改变的。更何况报告文学，它的着重点是在“报告”这两个字上面呢！
是的，文学要高于生活。但是，高到什么程度呢？无非是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总不能将伤疤写成鲜花，将鲜花写成伤疤，不顾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吧！
可是有人说：不对，那是写真实；写真实便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于是，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里，文学便从我们的历史上消失了。没有了真实，也就没有了文学。至于报告文学，那就更是无影无踪了。
然而社会要存在，文学也是要存在的。随着那个禁锢时期的结束，一股文学潮流奔涌而来，“愤怒出诗人”，人们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去揭露那个时期的黑暗和惨无人道。尽管有人嗤之以鼻，说那是暴露文学或伤痕文学，可是人民欢迎它，因为它符合人民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愿望，而它也确实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这一使命。反对有什么用呢？在历史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极其微小的。
社会在发展，文学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在，镜子里照出的更多的是鲜花。自然，在作家的笔端，那时的影子也还是要出现的。历史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有的跟上了前进的步伐，有的被历史抛开，换了新人。作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回过头去，看得更为真切了。因而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就比先前的更厚实，更深沉，更高，更美，更富有感人的力量。好的作品正在大量涌出，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同样，报告文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短短几年中，我们的社会经过了激动、沉思、奋起和腾飞这样几个阶段，报告文学和我们的社会是血肉相联，一起前进的。它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品种，反映现实更迅速，更敏锐，更逼真，因而也就遭到了不同一般的命运。报告文学反映的现实越是逼真，越是受到人民的欢迎。可是在这同时，作家的处境也就更为艰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一面赞成，那一面自然要反对。更何况报告文学由于“报告”二字不得不指名道姓；由于“文学”二字又不得不描写一些细节呢？而这些又都会成为引起纷争的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报告文学终于从荆棘中走过来了。从恢复到发展，到提高，到创新，到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到作品的多姿多态，蔚为大观……1984年报告文学评选，我有幸读到从被推荐的三百多篇作品中初选出来的三十多篇。这些作品既有构思与剪裁，又如实地反映了生活，令人感到美不胜收。有深沉的美，有悲壮的美，有机智的美，有朴素的美，有灵巧的美……使人看到了我们社会的今天和明天。这也说明，有什么样的时代便会有什么样的报告文学，它也同样在预示着，一个更为灿烂的文学新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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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动人心弦的强音
周明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
历史翻开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急剧变化的生活，日新月异；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层出不穷。面对迅猛发展变革的现实，在作家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为作家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创造的新天地。
面对变革的现实，报告文学作家并没有沉默，他们积极投身火热的生活，追踪时代的脚步，随着时代的音响前进，奉献出了一批又一批富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报告文学佳作。
现在，两年一届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已经揭晓。有三十四名作者的二十七篇优秀作品获奖。比起上两届，这届获奖作者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得奖，大部分是中青年作家。这表明又有一批新人走进报告文学创作行列，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这届获奖作品中，无论是在时代感和信息性，题材的广阔性及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方面，还是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许多作品题材新、立意新、表现手法新。它们从不同生活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更活跃的思想，更广阔的视野，更热情的笔触，生动而艺术地描绘了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变革。
如若你有机会涉足报告文学百花园中，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在绚丽多彩的生活图画面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犹如走进一座异采纷呈的艺术之宫。
在这里，你可以有幸会见当代中国许多有魄力、有能力、有创见、有成就的出色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他们为了祖国四个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和代价！他们动人的事迹，读来令人振奋、引人思索、催人泪下。
我们的作家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迅速而及时地向党和人民忠实地报道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他们的笔下，既写了人物的成功、胜利和欢乐，也写他们同各种阻力、困难和邪恶的斗争，甚至激烈的斗争。报人民喜中之忧，报忧中之喜，为推动生活前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记得有一封读者来信说：她喜欢小说，也喜欢报告文学。但是，当她读小说读到感人处不禁要落泪时，一想小说是虚构的，就哭不出来了。可是，读到报告文学动人处时，一想是真的，越发控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常常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争相传阅，家喻户晓。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无数事实说明：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报告文学。我们期待着、热切地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的反映伟大变革时期的富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代声音、时代精神的优秀报告文学——拨动时代之弦的最强音！为伟大时代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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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谁最早介绍“报告文学”到我国
杨如鹏
目前，学术界公认，“报告文学”这个文艺名词不是我国的首创，而是从欧洲介绍来的。人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表在德国工人报刊上的一些取材于现实生活并艺术地加以反映的纪实文体称为“报告”或“报告文学”。后来，“报告文学”这个文艺名词逐渐传到各国并被普遍使用起来。
是谁最早把“报告文学”这个文艺名词介绍到我国来的呢？笔者曾提出：“早在1930年8月和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两个决议之前，在一些文艺刊物上已明确地提到了‘报告文学’或‘报告’这一文艺名词。”后来，又经过考证，发现瞿秋白1921年至1922年旅苏期间，曾写过一篇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的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到彼得时代……各方面就开始‘大改革维新’，振兴工商业，——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当时遣派留学西欧或是调查的人很多，于是有许多游记。其中最有意思的，却不是正式的报告，而是私人的杂记。”
这段话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早提到“报告”这一文艺名词的地方。诚然，瞿秋白的这篇论文当时未能公开发表，直到1927年才作为蒋光慈著《俄罗斯文学》一书之下篇出版。但完全可以说明，在1921年至1922年间瞿秋白已注意并使用“报告”这一文艺名词了。这里的“报告”，是特指“游记”性质的文艺形式，故所指系报告文学无疑。当时苏联只有“特写”或“艺术特写”之类的称谓，尚未使用“报告文学”的名词。瞿秋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介绍并使用这个名词，应该说是对我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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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宝贵的启示
——读《张天翼文学评论集》
邓友梅
张天翼同志的文学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了。这是件值得重视的事。
张天翼同志从事笔耕六十年。在文学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人物、典型、题材、风格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我特别注意写于四十年代的《谈人物描写》和写于五十年代的《关心和注意的方面》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全面地表达了天翼同志关于人物塑造，实际是关于小说创作的深刻体会和独到的见解。
《谈人物描写》论及的问题很多。中心是说，塑造人物从观察人物开始。而观察人物的基本方法是“以心比心”，以作者“之心”理解、推测被观察的人物之“心”。关键在于作者所持有的是一颗什么心。他认为在作者的一切修养中，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格修养”。“人格修养”是无止境的，若要每个作家先修养完善，然后写作，世界上还有文学作品吗？天翼同志认为，应当一边加强“人格修养”，一边创作，在创作中锻炼、改造。因为我们本身是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在观察人物、认识生活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别于自然的“我”的另一个“我”，用另一个“我”的眼和心去观察、体验。他说：“不是日常生活的‘我’。也不是个人口味偏好等等的‘我’，而是一种更深的，或者可以说是经过提炼的纯化的‘我’。这个我，并不是径自从他个人利不利，顺眼不顺眼等等见地出发，而是由他怀着对人生（这当然连他自己也有份）的热爱出发的。”“如果你容许的话，我要把这个叫做诗人之‘我’。”
天翼同志认为，革命作家经过努力自我改造和加强修养，达到“诗人之我”与“自然之我”的高度统一，是一种“伟大的幸福”。旧时代，有不少作家这两个“我”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只有在“诗人之我”战胜、压倒“自然之我”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这成就是在自我鞭打、自我否定的痛苦中取得的。作家创造这样的艺术形象，要经得住自己鞭挞自己灵魂的痛苦，这是“伟大的痛苦”！
天翼同志在《谈人物描写》一文中阐述的这些观点，是他作人和作文的坚定信条。五十年代，我有幸在他直接指导下学习创作，我们有许多次深入的交谈，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
有一次谈到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天翼同志说：这篇小说对我们有不少启发。头一条，作家在生活中应当关心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坐过洋车，但每个坐洋车的人关心注意的事情大不一样，只有关心人民疾苦关心人民命运的人才会把这样的“小事”放在眼里，并引起自己灵魂上的震动。这是第一层。还有一层，我们都是立志革命的，在理论上都解决了应当关心注意生活中什么事物的问题。但是否每个人碰上这“一件小事”都有同样的感受呢？假定那天坐洋车的你是去赴女朋友的约会。这位女士你追求了很久，她头一次答应和你单独会面，如果不准时就会影响爱情前途。结果碰上了这件“小事”，洋车撞了人，车夫叫你另雇车，约会要耽误。你这时是因为车夫误了你的事而气恼呢？还是也象鲁迅先生那样感到车夫伟大，对比下要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我”来呢？简单地说，对这件小事，在感情上“是爱还是憎”？
关于作家的爱憎问题，天翼同志在《关心和注意的方面》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所谓学习，不仅是要获得认识事物的方法，要懂得应该关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而且还要修炼我们的感情：真正爱我们所应该爱的，真正憎我们所应该憎的。”
“我所爱的和所憎的，正是我要命令我自己去爱的、去憎的东西——我就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这原则之下……我可以去充分发展我的个性，我独特的风格。”——这也就是前述他所要求的：作家的“诗人之我”与“自然之我”达到高度统一的境界。
他的这些观点也运用在对别人作品的评论上。1956年，他为《在悬崖上》，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时题为《“在悬崖上”的爱情》），就渗透了这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这篇作品的缺点所在。但是这封信不仅仅是评论《在悬崖上》，而且还有两处值得重视。一是他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事件的逻辑发展与偶然性的关系，指出作者写作时要抓住人物身上的主要矛盾，使故事“按生活的必然而发展，而偶然事件则用来作为这必然发展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一是进一步提出观察、理解人物的问题，要求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应该比那些人物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更深，更真切。“你应当知道关于他的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或是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的东西，并且你对这些东西要有你自己的看法，有你自己的态度——不是客观主义式的记录。”他这封信对我的批评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又充满关心与爱护。但编集子时，他却表示不愿再编进去了。意思好象是说，当时他的观点有不准确处，对我也要求过严。我倒认为，这封信对我后来搞创作很有帮助，至今读来仍感到很亲切，有教益。我恳切要求把它编进集子里，让大家看看，老一辈作家对培养我们这代人所花的心血，以及前辈们那时对青年作者严格要求、积极帮助的作风。在当前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还不很正常的情况下，我想，读读这封信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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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啊！昆仑山！》（长篇小说）
作者 李斌奎 载《当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年轻护士鲍琪琪，不安心在边远的喀喇昆仑山区工作，母亲一心让她到内地进修，以达到调离的目的。她在一次前往医疗站执勤的途中，目睹了汽车兵的献身精神，感情发生变化，并由此萌生了对汽车连指导员向西行的爱情。但向刚同爱人离婚，还有个孩子，鲍陷入矛盾与痛苦中，她在爱情与生活的抉择上犹豫徘徊。终于在向西行车陷雪山、身负重创的时候，意识到军人的高度责任和人生的真正价值，决定留在喀喇昆仑山上。小说更主要的是反映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艰苦奋斗的动人图景。向西行所以在部队院校毕业之后坚决要求重返边陲，以致妻子不满而离婚；战士黄沙超期服役终年奔驰在冰峰雪岭之上，最后献出生命；老院长吴英明宁肯放弃城市大医院的优越条件，留在他亲手创建的边防医院中，都是出于他们对祖国和大西北高原的炽热情怀，崇高的使命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小说以粗犷兼具细腻的笔调，把我们带到横空出世、雪压冰封的特殊境界，传递出边防军人那火一般的豪情和感人肺腑的壮举。 （尚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