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一言堂”到“群言堂”
——为《群言》创刊而作
李洪林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空前深刻的变化。这场变化的一个方面，也是将对中国历史发生巨大作用的一个方面，是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
“一言堂”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已经是尽人皆知了。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却不很容易。因为它不单单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体制。要用“群言堂”代替“一言堂”，就意味着改变权力结构。把个人专断改成集体领导，不但对独断专行的个人是一件未必愉快的事情，而且生活在“一言堂”下面的某些人，也会感到不习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不仅仅是维护一种错误的思想，而且是为了巩固个人专断的体制，为了继承老的“一言堂”，建立新的“一言堂”。
但是历史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吃够了“一言堂”苦头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愿意接受这一套东西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抛弃了“两个凡是”所代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也否定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同时把“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目标，这就开始了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
这个转变相当艰难，然而却不可抗拒，因为它是社会生活已经成熟的客观需要。“一言堂”只能和封闭型的自给经济相适应，完全不符合开放型的以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需要。在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塞天地里面，小至家长，大至皇帝，可以独断专行，用金口玉言指挥一切。然而在现代的商品社会，“一言堂”已经不行了。硬要用“一言堂”的方法来领导，除了把事情弄糟，使经济遭到破坏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然而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归根到底，是经济决定政治。破坏经济的那种政治，早晚要被抛出历史舞台，由另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所替代。
我们国家本来早就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不过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没有了，这才酿成一个人能够独自发动一场十年内乱的怪事。
其实从领导作风上看，实行“群言堂”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验。民主的政治体制当然要求有“群言堂”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面，领导人如果能够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总比只相信自己好得多。因为这是认识论上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历来聪明的统治者和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而那些失败者之所以垮台，往往都少不了“一言堂”这一条病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最后不得不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有许多原因。其中一意孤行是他主观方面的致命伤。连他尊为“亚父”的范增的话都听不进去，还能听谁的呢？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子产，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不限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群言”，连街谈巷议都很重视。而且他更高明的地方是把“让人讲话”作为巩固政权的条件，而不限于领导方法，这是极有政治远见的。
《左传》有一节叫作《子产不毁乡校》，记载了子产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是很精辟的。
当时郑国有许多“乡校”，是居民点的公共场所，老百姓经常到这里“以论执政”，就是议论政府或当权者的是非得失。这种“乡校”可以说是一种“群言堂”。郑国有一个大官名叫然明，对这种议论很不舒服，就建议子产“毁乡校”。
子产回答说：
“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是高明的。他把群众的议论看作指导工作的老师、医治疾病的良药。他特别指出疏导（“小决使道”）和堵塞（“防川”）的利弊。这是极其重要的政治经验。周厉王就是因为不准人民发表批评意见而垮台的。秦朝建国二世而亡，决不是偶然的。从“偶语弃市”的苛刻刑律中可以看出它是多么暴虐，又是多么虚弱。一个强大和稳固的政权能够如此害怕人民讲话吗？我国封建政治的典范“贞观之治”，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唐太宗能够听取臣下的意见。他的大臣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虽然有时候被批评得怒不可遏，毕竟还是能够听得进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佳话。
然而，古代能够重视“群言”的政治家毕竟是少数。自然经济的局限，剥削阶级的本质，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容纳“群言”。所以尽管有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提倡和赞美，历史上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群言堂”的要求去从政的领导人，真是凤毛麟角。
真正意义上的“群言堂”，只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才能出现。我国在1949年就进入了这个时代。前些时候的“一言堂”，虽然延续了若干年，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看一看，毕竟是一股逆流。它可以说是几千年专制主义的遗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短暂地再现。
完成“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彻底肃清“一言堂”的遗毒，当然需要时间。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条件看，“一言堂”的存在基础已经土崩瓦解，再想恢复往昔的权威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个时候，《群言》杂志创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用《群言》命名的这个刊物本身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日益活跃的一种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言堂”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候，能够容得下用“群言”命名的任何事物吗？在动辄因言获罪的条件下，能够设想有一本《群言》杂志出版吗？
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只有人民自己掌权的国家，只有充满生机的政治力量，只有对自己的事业具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的领导者，才能真正尊重群言，欢迎群言，并且迫切需要群言。因为他们需要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需要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需要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祝贺《群言》创刊！现在表达群言的渠道有千万条，希望《群言》能在众多的渠道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如今刊物很多，这是思想文化领域兴旺发达的景象。希望《群言》在众多的刊物中，创出自己的风格，用特有的色泽和芳香，使社会主义的百花园更加繁荣。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知识分子的“群言堂”
顾家熙
早在六年多以前，邓小平同志就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一份由知识界创办、为知识界服务、由知识界供稿、做知识界良友的杂志《群言》已经创刊了。
《群言》杂志是由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记者等三十余人创办，并组成编辑委员会，领导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主任编委是陶大镛。顾问是千家驹、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萨空了等。
《群言》杂志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综合性月刊。这份刊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摆脱过去崇尚“一言堂”的影响，说真话、说实话，对新情况、新问题发表新的见解，本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群言堂”。
《群言》内容注重现实与科学的密切结合。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兴改革的新时期，知识界对各项事业的改革动脑筋，献计献策，大有可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群言》杂志不仅希望老一代知识分子盍兴乎来，还特别希望中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发言，使刊物成为知识界两代人交往的桥梁，成为老中青的共同的论坛，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群言》杂志的主要栏目有“群言堂”、“专题座谈”，刊登专论、评论、杂文，还有“调查报告”、“治学篇”、“回忆录”、“人物志”、“访问记”、“海外通讯”、“出访归来”、“百科信息”、“新书评介”、“信箱”以及漫画和其他美术作品。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孙中山研究评述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在3月下旬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评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四十九名中外学者就孙中山早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来自日本、美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的学者还分别介绍了本国或地区研究孙中山的情况。讨论中的一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对于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前的思想，普遍认为内容比较驳杂，革命思想还不成熟，对其中的主导方面是什么，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兴中会成立前，革命思想占孙中山思想的主导地位。孙中山在1885年受中法战争的刺激，就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持这一观点的论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孙中山的回溯，别人追忆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四大寇”高谈造反和他在其它场合的革命言论，以及翠亨村老人所说的试验炸弹等事。他们强调，在判定孙中山思想的性质时，不能仅据《致郑藻如书》、《农功》、《上李鸿章书》三篇早期文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兴中会成立前，孙中山思想中改良主义占主要地位。由于对民主革命的了解极为有限，因此孙中山所能发表的政治见解不可能不夹杂一些当时流行的改良主张。到兴中会成立时，它的宣言还根本看不出革命色彩，入会誓词也没有超越反满复汉的思想范围。这些论者强调，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应以现存的早期三篇文章为根据。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孙中山的改良思想有着自己的特点。从性质上说，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封建性小而民主性大，他的变革要求更为强烈，没有完全被改良思想所束缚，而是同时探索新的救国途径。这种性质上的差异，正是他以后迅速转向革命的重要原因。五十年代有人认为孙中山是一位改良主义者的说法，近年来没有重新提起。第三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早期思想中主要有“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改良维新思想”、“重农思想”等多种成分，但“和爱国结合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其“基本倾向”。
有些学者指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的性质要达到比较确切的认识，需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创立兴中会之前，孙中山思想上究竟是以反清为主，还是以改良为主？第二，即使有反清思想，这种思想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范畴？第三，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应作怎样的估计？只有弄清这些基本情况，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孙中山对民国初年国民党的态度。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不少会员幻想争取议会多数，实现“政党内阁”，其中以宋教仁最为热心。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组成的小党派在北京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对成立国民党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史学界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是不赞成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因为，从思想体系来说，两党政治、责任内阁等并不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是赞成的。在此问题上，孙宋“并无任何分歧”，并引证当时的报刊，指出此事为孙中山、黄兴所“提议”，“命与他党合并”，还认为孙在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三、对中华革命党的评价。1913年“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被迫东渡日本。为了重举革命旗帜，继续反袁，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对中华革命党的性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中华革命党是一个狭隘的秘密结社的小团体。一些学者指出，严重的宗派性使中华革命党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排斥了和孙中山有分歧的许多老同志（如黄兴）。还有人认为，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比起同盟会的纲领是一个倒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华革命党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粗具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理由是：第一，中华革命党坚持了一条较国民党进步的革命纲领；第二，坚持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第三，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力图实现集中领导，加强党的统一。
四、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评价。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实际作用，看法基本一致，趋于肯定，认为它指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指导了辛亥革命。但对于其理论意义，看法则不尽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高度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宣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思想不仅高出于他的前辈，而且也高出于他同时代人。也有的学者表示，对三民主义政纲不应评价过高。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尚未达到他自己思想的高峰，这个高峰应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公布的时候。但此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最多也只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符。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思想火花均在孙中山身上最先迸发。 （炳清）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南京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0月，南京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转入配合解放大军、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
国民党面对失败，垂死挣扎，从1948年8月起，疯狂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南京地下党遵照中央指示，坚决实行疏散隐蔽，开辟了由南京经无锡、江阴至苏北等十条地下交通线，护送被追捕和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到解放区去。许多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交通线上。几个月里，先后撤退了数百人。撤退到华中党校等校学习的百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经过培训，编为“金陵支队七大队”，不久就成为接管南京的一支骨干力量。
对被捕的同志，党组织设法开展社会营救活动。地下党还派人做通了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的工作，乘国民党要“和谈”的时机，促使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通过营救工作，被捕同志陆续出狱。
与此同时，地下党健全了各系统的领导机构，加强了重要企业部门和敌人要害机关的工作，就连国民党防守南京的空军、陆军、警察部队、国防部乃至美军顾问团中，都有我地下党员在活动。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已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蒋介石“引退”到幕后指挥，借“和谈”之机，重新部署兵力，妄图阻挡我人民解放军渡江。这时，地下党进一步加强了宣传工作，党员和进步群众秘密传播新华社的消息，向各阶层人民宣传反动政权面临全面崩溃、全中国必将解放的形势；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写信给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和知名人士，劝他们不要随国民党逃走；向军警、特务、流氓发出警告信，劝他们立功赎罪；用各种方法广泛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地下党还派遣党员打入国民党的重要喉舌《中央日报》社，担任记者、编辑、采访部主任等职务，通过新闻采访，了解国民党的军政动态。在“和谈”期间，南京一些知名人士组成“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解放后的北平，受到叶剑英、陶铸等隆重接待。在《中央日报》社的我地下党员访问了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吴裕后教授并发表长篇专访，以吴教授的亲身经历说明：第一、共产党是有和谈诚意的；第二、北平工商界照常营业，市民安乐，物价稳定。为加深读者印象，还在文章旁登出了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刊头和一张伍元票面的人民币照片。上海当天的晚报转载了这条新闻，外国通讯社也为此发出特稿，引起不小震动。
为了配合城市接管工作，地下党通过各系统的党组织了解各工厂、学校、机关的人员、物资、档案等具体情况。警察系统党组织除摸清巡官以上人员的政治状况、社会关系，还调查了解管区内驻军番号、武器弹药及地痞、流氓、青红帮、还乡团分子、伪保甲组织、中统、军统特务等动态。有百余名地下党员分布在国民党政府的五十个机关内，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团结群众，保护物资和档案。
1948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预筹退路，企图劫运南京的物资财产，搬迁工厂、学校、机关。地下党广泛发动群众反对搬迁，展开护厂、护校的斗争。
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工厂，工人们不肯搬迁，厂方就用高价到外面雇人来拆卸机器，装箱上船。党支部用“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队”名义写信给厂长，要他认清形势，为人民立功。同时，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对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也做了审慎细致的工作，鼓励他们抵制迁往台湾的命令。通过各种工作，无线电厂已装船运到下关的机器设备又卸下船来。
国民党联勤总部设在南京的汽车修配厂有六个，厂里工人们反对搬迁，宁愿拿遣散费。厂里的一些地下党员，分布在重要的修理部门。他们带领群众把市场奇缺的零件埋藏起来，不给国民党修车。解放后工人将埋藏的零部件找回来，很快把原来开不动的汽车修好了一百多辆，交给人民解放军。
1949年初，首都被服厂被解散了，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要在两个月内赶制八万套单装和八万套衬衣裤，却找不到工人。被服厂的党组织为了不让失业工人走散，发动被遣散的工人集体承包了制装任务。工人们表面上整天干活，实际上设法拖延怠工，一直拖到南京解放，国民党军队没拿走一套衣服，后来这八万套单装和衬衣裤都装备了向西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
永利錏厂是南京最大的私营工厂，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较大的企业。国民党当局下令迁厂，否则就要炸毁。特务威胁工人说：“谁留下一颗螺丝钉给共产党，谁就有通匪嫌疑”。党支部提出“职工团结，劳资合作，保厂护家，共度难关”的口号，组织保厂护家指挥部，由厂长（地下党员）负责，团结全厂职工储粮、储水，加固围墙、门窗，防止敌人破坏，终于把这个厂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全市各大、中、小学校也相继成立了各种应变、护校组织，保护学校，准备迎接解放。
蒋介石“引退”之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其海、陆、空军全部兵力共约六七十万人，但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地下党发动党员对国民党海、陆、空军及政府机关、宪警系统人员加紧进行瓦解和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五人（其中三人为我地下党员）驾B—24型轰炸机起义，自南京飞赴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部队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3月25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第九十七师于南京近郊起义。后来又有在南京大校场机场中负责通讯联络的四三一电台全体人员起义等。这些部队的起义，不但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政治上起了瓦解敌人的作用。
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第九十七师原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警卫部队，曾担任总统官邸、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后来与一○二师合编为四十五军，负责南京近郊的警备任务，归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我地下党通过关系，多次与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接触，促其起义。并帮助他研究了起义计划。后来因有人告密，王晏清被张耀明传去审问，王沉着应对，脱出虎口，当机立断，于当晚发布全师渡河游击的命令，突破国民党海军封锁线，渡过长江，提前起义。蒋介石闻讯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张耀明，派飞机、部队追赶起义官兵。这次起义，对国民党朝野上下的震动非常强烈。
为配合大军渡江，地下党于1949年3月派人将情报系统搜集来的汤恩伯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敌情资料，送到合肥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开始。22日深夜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的北大门浦口。敌特逃离时企图破坏城市，一个爆破小组窜到老江口，妄图破坏火车轮渡栈桥，铁路工人同敌人进行搏斗。正在危急时刻，在老江口楼上守望的国民党水上警察局的起义警察，在地下党员带领下，打着“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的旗号，赶来援助铁路工人，保护了这座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栈桥。
4月23日黄昏，占领浦口的解放军开始渡江。午夜，南京解放。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率领总前委指挥部人员进入南京城。
5月1日，南京召开了三千余人的会师大会。以刘伯承为书记的新的南京市委宣告成立。
（吴玉璋）
第5版()
专栏：
《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出版
《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有关南宋末年四川地区抗蒙战争史的大型资料汇编，其内容涉及四川的绝大多数县份及与四川相邻的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等省，对研究我国宋、元之际的历史，特别是四川等地的地方史、民族关系史及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川地区的抗蒙战争史，尽管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因有关资料收集不易，尚无显著的研究成果。《选编》的编者胡昭曦、唐唯目做了很大的努力，搜集第一手资料，选录宋、元时期的史籍几十种，其中有的书如《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秋崖先生小稿》等，在国内是不多见的；有的散见于宋、元人的文集、笔记；有的则仅存于他书的佚文辑抄之中；对明朝以降的有关史籍及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采摭其有史料价值者，以备参考。（刘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