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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团结鼓劲 繁荣音乐舞蹈创作
——首都部分音乐舞蹈工作者座谈繁荣创作问题
本报讯 记者张世英报道：《文艺报》编辑部和本报文艺部于本月6日联合召开座谈会，探讨如何进一步繁荣音乐、舞蹈创作问题。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有周巍峙、李凌、孙慎、时乐蒙、唐诃、乔羽、贾作光、吕远、羊鸣、李谷一、谷建芬、王酩、张丕基、马丁、洪民生、峻骧、张卫强等二十多位同志。会议由谢永旺和袁鹰主持。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音乐、舞蹈工作的重要谈话，畅谈了胡启立同志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书记处作的《祝词》发表后文艺界的生动活跃形势。认为中央领导同志这些讲话，对于音乐舞蹈创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音乐、舞蹈界涌现出不少新的人才和新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人们投入四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同志着重指出，团结鼓劲，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对于音乐、舞蹈创作的发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文艺领域“左”的偏向，不仅文学方面存在，音乐、舞蹈方面也存在。“左”的思想仍然束缚着创作潜力的进一步发挥。有些同志评价某些音乐舞蹈作品，不是从群众反应和社会效果来判断，而是以个人的好恶作为衡量的标准。对于有些在群众中流传、为青年喜爱的歌曲，因不合某些同志的口味、兴趣，而不能给以正确的评价，甚至不准演唱，不能获奖。一些“左”的条条框框束缚着创作、编导人员的头脑，虽然创作了不少的音乐舞蹈作品，但在群众中广泛传唱的歌曲，给人印象深刻的舞蹈还不多，题材、体裁、风格不够多样，雷同化、概念化的作品也有一些。有的同志认为，当前必须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调动广大词、曲作者，编导、演员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打破门户之见，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地进行创作，实现“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进一步繁荣音乐舞蹈创作、表演，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
与会同志指出，应该承认这几年创作的有些歌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音乐、舞蹈艺术丰富多彩，有着革命的进步的传统，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不少优秀的、和人民斗争相联系的、反映人民心声的音乐、舞蹈，特别是表现人们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操的音乐、舞蹈。今天广大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应当重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舞蹈传统，在此基础上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不断向前发展。重视民族传统，这并不排斥借鉴、吸收，对外来音乐、舞蹈艺术也要很好地学习，吸取其精华，使之更富有民族特色。但不是生搬硬套，脱离民族传统和民族基础，更不能脱离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有浅显、通俗特色的作品，以及题材、体裁、形式不同，色彩风格各异的音乐、舞蹈作品，以满足今天广大群众多层次的爱好和需要。
有些同志指出，目前音乐界对“流行歌曲”的概念和估价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概念过去没有认真研究过，因而有的同志认为“流行歌曲”的提法不大准确，应当弄清它的概念。也有的同志说，不论你承认不承认、欣赏不欣赏，“流行歌曲”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应当承认它，引导它，很多同志指出，目前有些歌曲，从创作到表演，都存在着一味模仿，格调不高，曲调雷同，缺乏民族特色的现象。建议组织更多的词、曲作者，创作有价值的，能广泛流传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曲。这些歌曲既要抒情、轻松、活泼、易唱，便于群众接受，又要有较高格调；既要有多种多样形式风格，又要有高尚、健康的内容，使人们的精神、情操在美的享受中得到感染和陶冶。
与会同志认为，要提高我国音乐、舞蹈的水平，需要广大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努力学习、领会、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深入生活，研究时代的特点，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才能适应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新的审美需要。应该大力发展我国各民族的舞蹈。要注意歌曲是有民族性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特色的音乐、舞蹈作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新时代、新生活，歌颂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人物风貌，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感情，从而鼓舞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音乐、舞蹈工作者应该努力用自己的优秀作品去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这是时代和群众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很多同志在发言中还强调，音乐、舞蹈界的同行们要互相沟通，多交换意见。批评应该充分说理，不要简单化，不能压服；要加强讨论，在讨论中使认识逐步趋于统一。希望有关领导部门，不要只重视、奖励一种艺术流派，而要容许其他流派、风格存在，鼓励人们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同时，要重视爱惜艺术人才，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待遇，以发挥他们为繁荣社会主义音乐、舞蹈事业的积极性和创作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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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麒派艺术和京剧革新
汪培
今年是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是他逝世十周年。
周信芳同志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记得在庆祝周信芳演剧生活五十年时，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在祝词里写道：周信芳同志“创造了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京剧典型，卓然成为一代宗范”，赞誉他“铸炼得独立精湛的高度技术，达到了一举手一顿足，每一个外形动作都能恰当地描抒出内心情绪。”可以说，这是对这位麒派创始人的一个言简意赅的评语。
人们谈论京剧，常把演员们分为京派与海派，而且总抱着这样一个观念：前者擅长于唱，后者讲究做功。麒派艺术在南方形成，以地域来分，它是海派。但是，如果把麒派仅仅看作是一个讲究做功的流派，或者把它和某种因擅长于唱而自成一派的流派等量齐观，那就低估了周信芳对京剧艺术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周信芳同志的历史功绩，在我看来，是对当时渐趋僵化的京剧表演方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革新。清末民初，被称为正宗京剧的表演方法，只重唱而忽视其他。舞台上演员闭起眼睛死唱，观众称看戏为听戏，闭起眼睛拍着板听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偏向。周信芳同志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全面地发展了京剧原有的唱、做、念、打的表演艺术，并且用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反对了当时严重存在的形式主义。
过去人们把麒派看作是个重做不重唱的流派，这是误解。事实上，周信芳同志是十分注重唱功，并且有很高成就的。他创造的麒派唱腔，如《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二六〕、《打严嵩》中的〔流水〕、《徐策跑城》中的〔高拨子〕、《宋士杰》中的〔西皮原板〕和〔摇板〕，等等，脍炙人口，在广大观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唱是从生活内容出发的，充分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又是和表演紧密结合的，因此，仅以唱功而论，我们也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流派来看待麒派。
周信芳同志六十多年的舞台实践，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包括各个行当的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们，他的众多的成就卓著的学生们，对麒派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样，麒派就不只限于南方而遍及全国，成为京剧界影响最大的艺术流派之一。
我们纪念周信芳同志，应该学习他勇于革新创造的精神。今天京剧（也可说整个戏剧艺术）受到电视、电影、音乐、舞蹈等姐妹艺术严重挑战的时候，更应该从这位艺术大师的经验宝库中汲取养料，用以振兴京剧。
革新，是麒派艺术的灵魂。没有革新，就没有麒派。周信芳同志一生的艺术实践，就是一个追求创新的漫长历程。
周信芳同志是很注意演出剧目的思想内容的。他一生好学不倦，在史学、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他在台上是主要演员，在台下又是辛勤的编导者。在各个历史时期，他曾编演过许多和当时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的剧目。他目睹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的丑剧，编演了《宋教仁》和《王莽篡位》；他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编演了《学拳打金刚》；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东北后，他编演了许多宣扬民族气节的戏，如《文天祥》和《史可法》等，这一切都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高贵品格。他始终紧握住手中的武器，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战，和时代一同前进。
解放以后，周信芳同志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改政策的指引下，他的革新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发扬。他对自己经常演出的《宋士杰》、《清风亭》、《打严嵩》、《打渔杀家》等传统剧目不断进行推陈出新，千锤百炼，为人们称道的《乌龙院》是个突出的例子。他以新的立场、观点，对剧中主人公宋江的处理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使这个人物一改旧戏里那种大老爷式的嫖客模样，塑造成为丰满的、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戏的主题思想也提高了，它不再是描写儿女情杀的戏，而是通过宋江和阎惜姣之间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冲突，反映了两种政治态度的尖锐矛盾。对照近几年戏曲界出现的那些“越陈越香”、“老戏老演”等观点，周信芳同志的革新精神显得更为可贵。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和适应八十年代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来看，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工作是应该认真进行的。
周信芳同志在表演艺术上敢于向那种渐趋僵化的京剧表演方法挑战，走自己的路，这需要胆识和革新精神。他反对被程式束缚住的刻板化表演，主张艺术形式要为演活人物服务，程式不敷需要时，就要敢于突破，创造新的；他反对脱离剧情、人物的个人卖弄的舞台作风，主张艺术形式从人物出发，赋予人物以真实、丰满的感情，同时讲究表演中的“过程”、“反应”和整体化，一句话，他坚持了现实主义。由于他全面掌握了程式规律，功底扎实，程式在他手里，就能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灵活地加以运用，大胆地加以发展，做到不受程式束缚而出神入化。麒派表演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达到了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高度统一。这就使我联想到这几年关于戏曲现代戏戏曲化与现代化的论争。这个论争的实质，依我看来，仍是一个如何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周信芳同志的艺术实践中，由于他既熟悉传统，又勇于革新，是比较好地解决了的。
周信芳同志留给我们的艺术遗产极其丰富，我们要认真学习他，深入研究它，使它更好地为振兴京剧服务，为戏曲艺术的革新服务，为开创戏曲事业的新局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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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生活——作家的摇篮
冯牧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个有如狂风暴雨般的势不可遏的事件：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少年学生，在
“接受再教育”的名义下，上山下乡，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去，开始了难于想象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历史证明：生活的进程是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臆想和如意算盘而发展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为这场狂热的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过于沉重了。上千万的纯真无瑕的青少年，在艰苦的劳动和坎坷的遭际中，也许获得了某种有助于他们思想和体力成熟和发展的收益；但是，一个无可回避和无可补救的问题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在他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是富有才能和理想、甚至是在某方面是才智过人的），却因而丧失了继续学习、继续获取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也就丧失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潜力的机会。同时，在那样的动乱形势下，也不可能使他们对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有成效的贡献来。他们当中的意志坚强者和体力坚强者，在某种机遇中，也可能冲破困难，自学成才，在生活的激流中有所成就，后来成了艺术家、作家、学者甚至体育冠军。但是，我确实也看到大量的有过这种生活经历的青年人，常常是怀着一种沉重的惘然若失的心情来回忆起自己的这段令人辛酸的生活经历的。
幸乎，不幸乎？尽管人们所失掉的是那么多，尽管我们眼睁睁地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聪颖有为的青年人为生活的浪潮所淹没而一筹莫展，尽管我们看到了本来是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人到头来却变成了枯萎的小草，我们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种瓜得豆，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可以给人们以营养的“豆”。否则，我们就不会读到那么多的从各种角度来反映这场既是史无前例、又是世无前例的运动的引人深思和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了。
确实，当我们在研究新时期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从描写这类题材和主题的作品中受到强烈的触动和感染。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坎坷命运以及反映这一代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描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和失败，刻画他们的美好心灵和顽强斗争的作品，成为我们大量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作品，不论是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不论其内容是旨在肯定真善美或是鞭挞假恶丑，也不论其主题思想是感人肺腑的，动人心魄的，或是以其悲剧性力量而发人深省的，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几乎使我们国家濒于危境的“文化大革命”。从这些作品当中，或深或浅，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或含或露，或隐或显，都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作为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极左思想，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灾难。
因此，我以为，经过精细的选择，把那些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作者们所创作的反映这场“革命”和动乱，以及他们大致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生活命运的优秀作品集印成书，是一件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大有裨益的事情。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知青小说选》，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收集在这部书中的由近二十位作者所创作的二十几篇佳作，内容和风格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充满着作者从不同侧面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本书，象镜子似的反映了一代青少年的面貌、性格和心灵，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挣扎、奋斗和拚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坎坷遭遇，有时是壮丽的，有时是悲惨的，有时是震撼人心的，有时是令人窒闷的；但是，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无论我们在严峻的现实中得到了什么或是失去了什么，却总是能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而深厚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它们使我们看到，那个被称作“革命”而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国家折磨和蹂躏了十年之久的怪物，是如何被人民所认识、所抵制、所鄙弃的。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那么，就让我们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吧。这些作品，不都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并且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极其生动、极其富有说服力的形象教材吗？
当然，这些作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据我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质量和生活容量上所达到的水平，也是值得我们赞扬和肯定的。它们大都并非无懈可击，完美无缺，但是，却都表现了这些来自生活底层、热爱生活的作者们在艺术上的可喜的探索和追求。我们确实为来自“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涌现了这么多的有才华、有信念、有胆识的文学新人而感到高兴甚至自豪。这些优秀作者的出现和成长，更使我们坚信：生活，只有生活（我这里指的是被深刻认识、被反复体验、被艺术地把握了的生活），是孕育和培养作家的真正的摇篮；而大动荡、大转折时代的丰富而又复杂的生活，则是有可能产生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肥沃土壤。
（本文是作者为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小说选》写的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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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一代草泽之雄风
——评历史故事片《双雄会》
黄式宪
最近，历史题材故事影片的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一些既忠于艺术，也忠于历史的艺术家，从历史的深厚“地质层”中发掘形象，以值得称道的创作成果，迎来了“历史主义的觉醒”。如“后生可畏”的中年导演陈家林拍出了回荡着浩然正气的历史悲歌《谭嗣同》；而善于发挥自己“艺术优势”的前辈导演陈怀皑，则与剧作家李準一起，从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截取“义送摇旗”、“谷城结盟”等片断，敷衍而成《双雄会》，俨然有几分大家手笔。其可贵处在于独具历史的识见，艺术上严谨、质朴，含有历史的厚重感。这部影片不作媚俗之态，独树阳刚之美，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会，着力塑造了明朝末年起于草泽的农民英雄李自成、张献忠的艺术形象，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历史的内蕴和本质。曾想继《宋景诗》之后，将《李自成》搬上银幕，作为自己“最后向艺术进军”的著名导演崔嵬，倘使九泉有知，也当会从他多年的艺术搭档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一丝情发于中的安慰吧！
影片《双雄会》的艺术构思，既能从历史的大处着眼，将错综纷繁的历史事件、历史矛盾凝结于明王朝与农民义军的根本对立上，又善于从“双雄”（闯、献）性格冲突的细处落墨，刻意于草泽间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透视和描绘，透过闯、献性格的冲撞、对比及其必然的发展轨迹（最后结盟），真实地显现出历史活生生的进程，这就赋予了作品一定的历史深度。它的叙事格局，带有浓重的戏剧色彩，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该舒展的地方，泼墨如云，酣畅淋漓；该细密的地方，则雕刻甚精，灼灼传神。
影片一开头就铺排出农民战争陷于低潮的艰危局势，所谓“艰难以玉成”，将“双雄”的相会、结盟置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规定情境中，使闯、献之间出于现实利害的权衡、思虑、决策以及由是而生发出的性格撞击，闪现出远远超出个人“琐碎欲望”之上的历史火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农民革命如同火山岩浆在地下凝聚、奔突、升腾的历史伟力。特别是“双雄”之间的三次会谈，通过导演独具匠心的经营，还有许还山、杨在葆这两位演员倾其心血、激情的创造，更显得惊心动魄。当时，李自成得“尚神仙”关于“一马破门而出”（“闯”字）的启示，决定冒死去谷城说服张献忠重举义旗、共图大事，以彻底扭转“孤掌难鸣”的艰危局势，向明王朝发起最后的攻击。但张献忠禀性狡诈而重实利，虽怀大志却囿于短视，他归降之后作何打算，虚实难辨。谷城之会，吉凶如何，不能不令观众悬念紧系。于是，闯、献之间一场外松内紧、紧拉慢唱的“心理战”，就成为这部影片全部艺术描绘的核心所在。影片中二雄三度相会，其中诸般矛盾，带着错综复杂的网络，在戏剧性发展到高潮的同时，迎来了历史的转机。这三次会谈，挟带着烈烈如炽的历史烽烟，绘声绘色，颇见慷慨、刚烈的英雄气。只是，张献忠的形象更富于个性的魅力，显得血肉充实、神形并绝；而李自成则仍带有原小说中将历史人物现代化的拔高之病，这或许是由于作者过分钟爱这个人物，故不能将他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严加解剖（包括人物个性中的历史局限性）的缘故。
尽管这部影片的布景、服装、陈设、器皿、兵器、鞍马以及摄影造型上，都比较考究，注重时代风貌的烘托与传达，但在总的艺术基调上却显得还缺乏几分历史的壮阔感，气势不够宏伟。譬如潼关之役，虽败犹壮，现仅以一幅油画作片头衬底带过，未免失之粗疏，留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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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高校文艺理论研究年会
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三月二十日在桂林召开。到会的各地文艺理论教师和学者有二百余人，大会收到论文一百多篇。年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开创文艺理论研究新局面；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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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戏曲史志论讲习会
为培养戏曲志、地方文化志等编纂业务人员，中国戏曲艺术中心会同《中国戏曲志》编委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以及河北省文化部门，将于四月初在清西陵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戏曲史、志、论讲习会。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将应邀授课。 （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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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小百灵赛歌”录像评奖
为了繁荣少年儿童歌曲创作，推动少年儿童歌咏活动的蓬勃发展，由中央电视台、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少年儿童“小百灵赛歌”录像评奖活动即将在京进行。由著名声乐家、作曲家、少儿音乐工作者等组成评委会。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