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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中共吉林省委、省纪委采取措施纠正新的不正之风
联系思想提高认识 查处问题务求认真
中共吉林省委、省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指示，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时采取各单位普遍自查和重点组织抽查等办法，检查新的不正之风在本省党政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中的表现，发现问题及时严肃处理，收到明显的效果。
提高党员干部对新的不正之风的实质和危害的认识
从去年11月开始，吉林省委和省纪委开展检查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工作。他们在检查中发现，新的不正之风在吉林省一些党政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中蔓延，严重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危害着改革的顺利进行。突出表现是：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经商、办企业，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有些人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买空卖空；滥发奖金、补贴、实物；乱涨物价；用公款大吃大喝，等等。
通过检查，吉林省委和省纪委认为，这些新的不正之风之所以能蔓延开来，是因为有些党政干部对它的实质和危害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有的同志认为，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对搞活经济、促进改革有好处，赚了钱可以改善集体和个人福利，提高干部的生活水平。有些离休、退休老干部认为，经商可以发挥余热，为四化作贡献。有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干部，由于对改革中的是非界限不清楚，对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不坚决、不积极、不主动，持等待观望的态度。他们怕当改革的“顶门杠”，犯错误；怕得罪人，特别怕得罪有权势的人；怕纠正不正之风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吃亏。针对这种情况，吉林省委和省纪委引导党员干部联系思想实际，学习中央有关指示和规定。大家认识到，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等新的不正之风，同改革和搞活经济的宗旨、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它不是搞活了经济，而是搞乱了经济，只能损害改革的声誉，干扰改革的顺利进行。
认真组织检查，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在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吉林省许多单位的党委、党组都把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并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抓这项工作。到2月中旬，全省七个地区中已有四个地区查清新的不正之风在本地区的种种表现，这些歪风已基本纠正；其余三个地区正在清查和纠正中。全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办的企业和商店，已经停办和脱钩五百一十多个，约占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总数的80％。参与经商的党政干部已经撤出八百八十多人，占参与经商干部的80％多。乱涨价、滥发奖金实物的歪风，现在已大体摸清情况，有一部分得到纠正。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八个林业部门，乱涨价的非法收入三百多万元全部被没收。对于一些重点案件，吉林省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和解剖，对犯错误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有的登报或通报批评。长春市生产资料协作公司销售五百台汽车案、辽源市董永庆等人倒卖九十台旧汽车案都正在认真查处。
既坚决又稳妥，执行党的政策
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本省实际情况，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既坚决又稳妥，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善于区别不同的情况，务必不要因为工作不深入、处理不当而影响改革，影响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省委为此提出要搞清五个区别：一、把政策允许的议购议销与高抬物价、牟取暴利区别开来；二、把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合理报酬与当企业后台坐收红利、索贿区别开来；三、把怂恿子女亲属投机倒把与支持子女亲属自谋职业区别开来；四、把党政机关为职工解决子女问题而扶持知识青年企业与官商不分、为小团体和个人谋私利区别开来；五、把长途贩运、搞活流通与套购紧缺物资进行投机倒卖区别开来。
新华社记者 罗昌华
本报记者 吴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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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个问题
——谈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我国现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左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工农兵学员”，社会上看法不一，贬多褒少，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苦恼。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直接关系到调动近百万人的积极性，也关系到合理使用三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干部。
“工农兵学员”指的是“文革”期间招收的大学生，据统计共有九十四万一千人。当时基本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学制一般为三年。“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文化程度，据几个高等院校抽样统计，绝大多数是初中，少数是高中，另有极少数是小学文化水平。“工农兵学员”中的党、团员，在多数高等院校中占80％以上。
“工农兵学员”到1980年均已毕业。现在少数人已工作四年以上，多数人已有十六七年的工龄（加上入学前的工龄）。工资一般相当于行政二十二级。绝大多数都已成家立业。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工农兵学员”是“四人帮”在“文革”中为了否定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制造出来的“新生事物”。而“工农兵学员”的表现，则基本违背了“四人帮”之流的初衷。随着“文革”每况愈下的发展，他们的认识在提高，他们的希望与“四人帮”推行的路线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矛盾，并发展成越来越广泛的冲突。在1976年“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遭到的普遍抵制中间，就包含着很多在校和已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斗争。当然，也有少数受“四人帮”毒害较深的人，个别的甚至完全走上了反面。
作为一个整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期，入学没标准，教学没标准，毕业也没有标准。有关部门估计，“工农兵学员”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为了弥补“工农兵学员”的学业损失，采取了很多措施。补课后，他们参加了地方或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多数成绩中等。此外，在同一个单位，过去是同样的基础，现在是同样的条件，统考成绩的差别却十分悬殊，关键是毕业后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同。
目前，“工农兵学员”多数可以胜任本职工作，少数成为骨干，还有一些确实不行。以国务院某部为例，现有一百一十一名“工农兵学员”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九十五人，技术工作的十六人，基本都有助理工程师职称，多数可作为工作骨干使用。北京某大学现有“工农兵学员”四百五十九人，从事党政、实验技术、图书资料工作的二百二十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二百三十九人，被授于助教、助理工程师职称的有二百七十一人，考上研究生的六十人，基本都能胜任工作，有些还有突出的成绩。某部一研究所现有“工农兵学员”一百七十四人，其中一百四十六人有助理工程师职称，二十八人从事行政工作，参加获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奖的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的有八十四人次。北京某工厂现有“工农兵学员”四十一人，大部分胜任本职工作，八人担任了中层以上干部。
目前，多数“工农兵学员”有压抑感。原因主要有五：一是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工农兵学员”作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亦被否定，这是应该的；但有些人认为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工农兵学员”本人，使他们感到在政治上矮了一截。二是社会上有些不正确看待“工农兵学员”的说法，如一概而论地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业务上不行”等等。三是近年来有些部门对“工农兵学员”的工作采取调整措施时“一刀切”，使“工农兵学员”感到不公正。四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很少提及“工农兵学员”，他们感到受到“冷落”。五是作为“工农兵学员”本人，亦有个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
综上所述，“工农兵学员”的突出特点就是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极大，而当前又很难提出一个区别这些差异的统一标准。所以，决不可采取“一刀切”式的办法对待“工农兵学员”。在此前提下，建议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比如，组织上和领导上要多关心“工农兵学员”，对社会上的一些偏见要积极予以消除；各地、各部门在提拔、使用干部时，对“工农兵学员”应一视同仁、不应歧视；鼓励“工农兵学员”正确认识自己，不自卑、不自弃，奋发向上。前一阶段，某些部门采取“一刀切”式的调整“工农兵学员”工作的错误做法应当纠正。在四化建设中，广大“工农兵学员”同样是我们国家各项事业的宝贵财富，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崔武年 郭永文 韩学林 高晓虹 阎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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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刺耳言中有真理”
——记吕梁地委书记邢德勇
今年初，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邢德勇把对地委提过批评的同志请来座谈，他说：“这些同志的话有时很刺耳，但刺耳言中有真理呀！”
1984年秋天，吕梁地委和行署制订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十项规定》，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谁知就在地委为此自喜之际，汾阳县的吕耕云向一家报社写去一份“内参”说，《十项规定》有好的一面，但那是个“大锅饭”的东西。吕耕云写的“内参”很快被转回吕梁地委。邢德勇看到这份十分尖锐的批评材料，立即打长途电话叫吕耕云来一趟。
在长途汽车上，吕耕云十分担心，莫不是那份“内参”出了问题？
小吕到了地委，本来想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可是，有关部门安排他住在宾馆。地委书记邢德勇很快到宾馆来了。吕耕云总觉得邢书记的面色不对劲，“邢书记，我写的……”
“你向报社写信批评我们……”
果然是这码事出了问题。小吕听邢书记继续说：“你敢把真名实姓写上，光凭这一点我就喜欢。你的意见很对。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看如何进一步完善《十项规定》？”
吕耕云这才象拨开了云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也不能搞“一刀切”，而要“论功行赏”。
邢德勇一边听，一边点头，并且认真记录。不久，地委的《十项规定》采纳了吕耕云的意见，其效果就更加明显。
（霍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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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把着眼点放在为党工作上
赵德新
一位朋友不久前入党了，我写信表示祝贺。他回信说：“在清除‘左’的思想的今天，我终于实现了三十余年的宿愿。虽然迟了一点，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应该论迟早的。也许今年要退休，但我决心尽力发挥余热，象春蚕吐丝那样吐尽最后一口丝，为党和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
我以为，他的这些见解值得称道。
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从各级党组织讲，自然应该继续清除“左”的思想，继续为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创造条件、敞开大门，及时地把那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但是另一方面，每个要求入党的同志，包括已具备党员条件而由于“左”的影响被长期关在党的大门之外的同志，则不应该埋怨党组织，不应计较迟早，而要把着眼点放在今后如何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上来。
入党，不是为了挂一个“招牌”，取得什么“资格”，而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奋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作为党组织中的一员，不论工农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不论年轻或年长，不论目前在职工作或者已经离休、退休，都应该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要求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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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且看同住一个天井里的两位书记处理住房问题的两种态度：
一个谦让被人夸 一个蛮横受处分
在浙江省三门县坝头乡下吴村的一个天井里，住着两位党委书记。一个是县邮电局党委书记吴孝跳；一个是县铁矿党支部书记吴中康。两位吴书记在处理住房问题上的态度截然不同。
去年底，三门县邮电局一幢新宿舍楼落成。按照单位的分房条件，局里给吴孝跳安排了一套房子。可是，老吴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半点高兴的样子。他在琢磨：局里有不少职工住房紧缺，新建的房子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户的问题，自己是党委书记，应该先想到职工。再说，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只是破旧了点，靠近公路灰尘多了点，只要修一下，全家六口人还可以挤着住。于是，他把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了一名老职工。
县铁矿党支部书记吴中康，原在县电力公司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他调到铁矿上班近一年了，还住着原单位的房子。去年10月，吴中康住的这幢房子另有他用，电力公司动员住户搬到离县城稍远一点的上电厂宿舍居住。在规定期限内，其他住户都搬走了，吴中康却不动。电力公司领导把吴在县城工作的儿子叫来做了工作，将家搬到上电厂宿舍。不料吴中康火冒三丈，叫上女婿胡金才，边骂边冲到电力公司党委书记应世珍的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大打出手，致使应世珍脑震荡住进医院。
事情发生后，三门县委给予吴中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公安局也将吴中康拘留十二天，并且让他担负应世珍的医药费。
（叶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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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莫再“概不接待”
去某机关办事，只见办公室门口挂着字牌：“整党时间，概不接待”。望“牌”兴叹，只得怏怏而回。整党中集中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和讨论，完全必要。但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更不能走过去那种“突出政治”的老路——“政治学习，停止办公”。
摘自安徽《党员生活》
“照顾领导”和“领导照顾”
某些违法乱纪的能手，大都是“照顾领导”的行家。他“照顾领导”以芝麻，换取“领导照顾”他的西瓜。一些得过便宜的领导，为这种人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在案情败露之后，亲自为其开脱罪责。如此“照顾领导”和“领导照顾”，值得人们警惕。
摘自河南《党的生活》
不可滥用“未发现”
笔者查阅了几份干部档案，在“文革”表现栏目中，均写：未发现问题。到底有无问题，还是个问号。如果有问题，因为“未发现”，岂不留下了后患？对于“文革”中的表现，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无须留尾巴。“未发现”不可滥用。
摘自辽宁《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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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一个急起直落的副县长
1984年10月，吉林省白城地委批准了扶余县委给犯了严重错误的副县长张有生留党察看一年、建议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的决定。消息传出，人们议论纷纷。
1980年9月，并无突出表现的张有生，一因有大学文凭，二因年轻，再加上某些主管干部工作的同志有官僚主义作风，把他说得顶好，他在县人代会上出奇地被选为副县长。
张有生突然掌握了大权，埋藏在心里的以权谋取私利的欲念随之萌生并迅速膨胀。到了春节，他伸长手，从油厂里批出二百斤香油和一百斤豆油，和他有点关系的人都沾光了。
张有生当了“县官”后，便回家省亲，亲属鱼贯前来恭贺。张有生思念着如何用手里的职权为这些亲属谋点利益，安排安排他们的子女。
1981年初，张有生找到家乡所在地的公社中心小学的校长，提出要安排他的外甥女——一个初中二年级的降级生，当小学民办教员。1982年，张有生又让县教育局一名副局长安排他这个外甥女做了代理教师。
紧接着，张有生的哥哥和妹妹又各带一个孩子找上门来，要他把这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孩的户口迁到扶余镇，转吃商品粮。张有生通过熟人找熟人，用“空中飞”的办法，从公安局开出了两张“准迁证”，又在粮食局签发了吃商品粮通知书。
张有生有个在农村学校当教师的堂兄，长期病休。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班，来找张有生。张有生找教育局的一位局长说情，又到人事局活动，最后抬出县长的牌子，迫使教育、人事两局同意其兄退休。为了让正在读初一的十四岁的侄子接班，张有生又在审批表上将他侄子的年龄改为十七岁，文化程度改成初中毕业。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接班进学校后，竟成为一名念书的“职工”，月薪二十八元。一年后，学校又给他作了假鉴定，上报教育局批准转正定级，月薪调为三十二元。
张有生私下给自己定下一个“计划”，在他有权的时候，给每家亲属“安排”一个人。他把这叫做“不偏不向，平分秋色”。就这样，他从当上副县长到1983年末，利用职权在招工、参军、“农转非”等方面非法安置了九个亲属。
广大群众对张有生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从1982年起，不断有人向有关部门寄检举揭发信。张有生知道后依然我行我素，并不收敛。
群众的检举揭发和张有生暴露出的一些以权谋私的迹象，引起了县委的重视。1983年11月，中共扶余县纪委组成调查组开始对张有生的问题进行初步调查。1984年5月，中共白城地区纪委和扶余县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查出张有生非法安置了十个亲友，在八人的调转中搞了不正之风，问题性质严重。
调查开始时，张有生还满不在乎。当他的问题一件件被揭出来后，他按捺不住了，不择手段地阻碍调查工作的进行。调查组找他谈，他执迷不悟，反而诬告证人。县委书记集体和他谈话，他也不听，最后竟在众人面前撒泼，把写的检查材料抓成一团摔掉，狠狠地说：“我什么字也不签，你们愿怎么定就怎么定吧。”
张有生犯了错误，还如此有恃无恐，当然事出有因。他的问题被揭露后，县委有个别同志强调张“能干，工作有一定成绩”而同情他。直到后来，县委才统一了认识。
张有生所以执迷不悟，是因为在他身上有造反派的脾气。他在“文革”中学到了不少造反的手段，形成了唯利是图的人生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没有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更未彻底否定“文革”对自己的毒害，反而常常流露出对当年造反生活的追念。 （吉林《党员之友》供稿）
张有生刚被选为副县长不久，就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谋私，非法安置亲友，大搞不正之风，曾几何时，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这是他放松自我改造、目无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这个事件还告诉我们，选拔中青年干部，一定要认真走群众路线，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工作。对他们不仅要使用，而且要帮助，有表扬，也有批评。这样，才能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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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只眼，闭只眼
原载《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