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杰出的军事家
——忆粟裕同志
王必成
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到建国后的建设时期，我在粟裕同志的指挥和领导下战斗和工作了大半生。几十年的相处，使我深深地感到，粟裕同志是一位道德高尚、沉着机智、文武兼备、才华出众的杰出人物，特别是他在军事方面的光辉业绩，将永垂我党我军的史册。
杰出的战略思想
1946年6月，敌人开始对我解放区实施大举进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酝酿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其意图是以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分别以徐州地区和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并相机占领徐州、开封。与此同时，指示粟、谭（震林）率主力兵出淮南，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粟裕同志把中央的战略意图与苏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全局着眼，权衡外线出击和内线歼敌的利弊，认为先在苏中打几仗，再西进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更为有利，便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军委与陈（毅）、粟反复磋商后，采纳了粟裕同志的建议，对原定战略计划进行了调整，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于是，粟裕同志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大获全胜。1948年2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示他率三个纵队过江，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深远后方，吸引敌人回师江南，以减轻中原我军的压力。粟裕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向中央提出了华野三个纵队不渡江，集中中原、华东主力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建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他的建议比军委原先的战略决策能更好地实现总的作战意图，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5月底，粟裕同志率领在濮阳地区整训的部队南渡黄河，会同在中原地区作战的兄弟纵队，连续进行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歼敌九万余人，改变了中原和华东的战局。
1947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疯狂地向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形势是严重的。陈毅、粟裕两同志指挥部队分路迎敌，忽而南下，忽而北上，有时围而不攻，有时主动后撤，以“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回旋，迷惑了敌人，助长了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的骄狂心理，他们急令各部向我猛烈进攻。敌人这一行动，使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两翼的部队出现了空隙。陈、粟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华野的全部主力，把蒋介石“王牌”中的“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举全歼。同年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举行全国性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五个纵队分两路出击鲁南和津浦路泰安、兖州段。两大野战军的这一战略行动，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8月初，华野外线出击的两路部队在鲁西南地区会师。这时，敌人以五个整编师另八个旅与我四个纵队纠缠。部队从内线打到外线，离开根据地，补给和伤员安置困难。又逢阴雨连绵，洪水遍地，道路泥泞，人员、马匹、武器经常浸泡在泥水中。敌多路围追，我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打敌一路，长时间不是突围，就是行军，敌机轰炸扫射，炮弹打到行军队形中，部队十分疲劳，非战斗减员增多，处于非常被动困难的境地。为全力配合刘、邓作战，9月3日，陈、粟遵照军委指示，率我纵、特纵及十纵渡黄河南下，与在鲁西南艰苦转战的兄弟纵队会师。粟裕同志立即同外线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谈话，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并按照渡河前确定的作战部署，指挥我纵与兄弟纵队一起，全歼了沙土集守敌整编第五十七师。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排除干扰，正确地处理了党内外、敌友我、军事与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在挺进苏北、发展华中的斗争中，为了歼灭顽固派韩德勤的主力，粟裕同志把同韩顽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运用于军事，把政治仗与军事仗结合起来；同时提出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当韩顽倾其主力向我猖狂进攻时，粟裕同志坐镇黄桥，指挥我们三个纵队采用诱敌深入，断其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经一昼夜激战，歼灭韩顽第八十九军及独六旅一万一千余人。那时，粟裕同志才三十刚出头，运用策略和组织指挥竟如此得心应手，已显露出战略家的才能。
高超的指挥艺术
粟裕同志熟知兵法，通晓韬略，尤其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熟悉我军作战原则。但他从不拘泥于书本和别人的经验，每战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哪种战法有效就采取哪种战法。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粟裕同志用兵之妙，战法之活，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宣家堡、泰兴战斗，是敌处于进攻前夕，疏于戒备，我则乘机主动出击，以攻坚战歼敌一个旅，打掉敌人中路，扩大了我军回旋余地，为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了局面。如（皋）南战斗是舍近就远，长途奔袭，击其翼侧，攻其不备，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半旅。海安战斗是敌人集中六个旅向我进攻，我则采取避其锋芒，运动防御的战法，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纪录，为主力部队争得了休整时间。李堡战斗，是我乘敌占我海安鼓噪“胜利”、洋洋得意之时，以袭击的战法，再歼敌一个半旅；丁堰、林梓战斗，是选敌弱点，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歼敌五个交警大队，以吸引调动敌人，打开西进大门。最后又采取“围魏救赵”战法，以一部兵力坚守邵伯，主力插入敌封锁圈内如皋至黄桥的公路上，打了一个漂亮的预期遭遇战，又歼敌两个半旅。毛泽东同志曾把此次战役作为范例向全军作了介绍。
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1946年10月15日给陈毅等同志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同志领导下，战役指挥交粟裕同志负责。从此，他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陈毅和粟裕同志有预见地处理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的联系，保持和发展了战场主动权。宿北战役之前，面对峄县、宿迁、淮阴、东台四路敌人的进攻，陈毅同志提出数个作战方案征求尚在南线指挥作战的粟裕同志的意见。粟裕同志立即复电回答，首先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实施中间突破。陈毅同志立即复电同意，并率山野南下。粟裕同志遵照军委的指示，昼夜兼程赶赴宿北前线指挥作战。经四昼夜激战，全歼了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三个半旅，并重创了敌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宿北战役，虽给一路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在敌人的半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半包围态势。为扩大胜利，陈毅、粟裕同志又提出了几个作战方案，最后经军委同意，转兵鲁南，歼灭了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鲁南战役，扩大了宿北战役的胜利，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半包围圈，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并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这时蒋介石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采取南北对进的部署，企图在临沂附近与我华野主力决战。粟裕同志根据陈毅同志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的设想，又周密地组织和指挥了莱芜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余人。从宿北战役胜利到莱芜大捷，都是粟裕同志具体组织指挥的。
粟裕同志多谋善断，大有儒将之风。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中，使他养成了重调查，勤思考的良好习惯。在他的脑子里，经常转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二是本战区的实际情况。他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敌情，察看地图，对敌军的番号、作战特点、指挥官的才能，以及地名、地形和重要目标记得很熟。经常是一个人坐在地图前沉思默想，把每一次战役战斗的决心都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之上，对战役发展的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胸有各种方案。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例。面对敌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粟裕同志指挥部队采用欲擒故纵的办法，调动、迷惑敌人，但却始终使主力处于便于机动集结的位置上。我纵挺进鲁南，就为尔后围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布下了一着好棋。当敌人全线展开攻击，整编第七十四师进展略形突出时，陈毅、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来个虎口拔牙，打掉蒋介石这张王牌。决心下定之后，粟裕同志精心运筹，根据敌我双方各部队战斗力的情况，确定了主攻部队、穿插部队、阻击部队和牵制部队，制定了一个完整严密、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我纵接到北上参战的命令后，立即飞兵北上，抢占垛庄，断敌退路，并协同兄弟纵队发起总攻。经反复冲杀，整编第七十四师及第八十三师一个团全军覆没。陈毅同志热情地赞扬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非凡的革命胆略
粟裕同志不论在什么时候，特别是在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不利的情况下，从来无所畏惧，敢同大敌、强敌作战。抗日战争初期，驻守在江南的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未战即逃。日寇横行无忌，恐日病象瘟疫一样蔓延。粟裕同志率领刚刚组建起来的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敌后，设伏卫岗，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苏南军民抗日斗争，揭开了我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序幕。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把进攻解放区的主力和重点放在华东和山东，大有乌云压顶之势。粟裕同志在陈毅同志领导下，指挥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所向披靡，把数量优势，装备精良的敌人打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仅用一年时间，即碎粉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歼敌四十余万，被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誉为“我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的由五百余人组成的弱小挺进师，在浙南和浙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到1937年上半年，多次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攻，其中两次敌兵力超过七个师。抗日战争初期，他指挥新四军第二支队挺进敌后，在江南连打十余仗，并袭击了南京麒麟门和雨花台的敌人，威震江南。皖南事变后，粟裕同志率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军民，讨伐顽军李长江，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建立革命根据地，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他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下苏浙皖边，进行了天目山区三次反顽战役，获得全胜。刘少奇同志曾赞扬粟裕同志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解放战争时期，他总是打着这仗想下仗，大规模歼灭战一个接着一个。在每个战役中，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歼敌机会，积极扩大战果，苏中战役连续打了七仗，鲁南战役连续打了三仗，豫东战役连续打了两仗。对此，陈毅同志曾称赞说：“在自卫战争中，粟司令领导的战略区表现最好。”
在战役战斗打得艰苦和不顺利的关键时刻，粟裕同志的坚定性表现更为突出，如鲁南战役的枣庄之战，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都打得相当艰苦，都曾一度出现过相持或进展不快的情况，但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在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之后，立即调整部署，变换打法，最后都获得了彻底胜利。卓越的带兵才能
粟裕同志非常重视培养部队的优良作风，不仅要求和锻炼部队敢打硬仗、恶仗，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而且历来强调勇敢与战术技术的结合，重视部队的全面发展。
粟裕同志对各个部队的指挥员的素质、战斗作风和擅长，都了如指掌，善于针对战场情况和敌人特点，发挥部队和指挥员的特长。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攻克开封，他把擅长攻坚的部队组成攻城集团，把长于野战的部队组成阻援集团；第二阶段的睢杞战役是野战，他又把擅长野战的部队组成突击集团，把长于防御和攻城伤亡较大的部队组成阻援集团；济南战役，他又根据济南守敌和徐州援敌的情况，以富有攻坚作战经验的部队为主组成攻城集团，以善于野战的部队为主组成强大的打援集团和阻援集团，仅八天激战，即攻克济南，全歼守敌。由于粟裕同志知人善任，不仅使各部队的“拿手戏”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上下一致，互相信任，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粟裕同志经常教育部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重视夺取敌人的人力、武器、物资来壮大自己，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0年我们攻打姜堰外围据点营溪时，缴到敌人一门炮，但分队不会使用，恰巧粟裕同志到前线来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我找来了使用过这门炮的解放排长来打，结果打了四发，摧毁敌围墙上的碉堡，完成了任务。解放战争初期，陈毅同志提出了“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方针。粟裕同志精心贯彻执行。他把各次战役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组建了特种兵纵队，逐步统一了部队的装备。
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在长达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粟裕同志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建国后，他又对新形势下我军的建军和作战，进行了艰苦的、开拓性的工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作为我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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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爸爸对我的培养教育
粟戎生
爸爸的名字——粟裕，同我军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联在一起。他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留下了不朽的勋业，倾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爸爸离开我们快一周年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爸爸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战场之一——孟良崮。他的部分骨灰就埋撒在这里。我伫立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之中，不禁思绪万千。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生前的那些嘱托又响在我的耳边。
教我打枪 要我爱枪
1942年，我降生时，爸爸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我两岁前是在外婆家哺育的，比较娇气。随军以后，爸爸为了培养我的性格，对我要求很严。在浙西天目山地区时，我刚两岁多，爸爸就教我学游泳。后来听妈妈说，当时爸爸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节竹筒跳水。我不敢下水，爸爸骂我是胆小鬼，接着把我抱起来“啪”地一下扔到水里，因为抱着一节竹筒，也就浮起来了。
五六岁时，他送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支没有实战作用的礼品小手枪。他对我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
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他仍然保持着战士的本色，保持着对枪的珍爱。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到家，赶上他有空，就带我们去进行实弹射击。爸爸的枪法很准，常常同我们比赛。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然后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和弟弟的射击技术都不差。但在几十米远的地方打这样的“靶子”还是头一回。结果，我们两个都剃了“光头”。爸爸微笑着接过枪，“砰”地一声，顶在树枝上的乒乓球被打碎了。我和弟弟暗自叹服。爸爸对冲锋枪、机枪和步枪不但都会打，而且熟悉性能。爸爸对枪特别爱护。有一次我擦枪时拆卸了瞄准具。他很生气，把我克了一顿。尔后耐心解释说：“随便拆卸瞄准具，会影响射击精度。”
爸爸爱枪，不等于他的思想滞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1947年1月鲁南战役后，他就协助陈毅司令员组建了一支特种兵纵队。解放舟山群岛，他精心研究和组织了陆、海、空诸兵种协同作战。1979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就轻武器来说，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主要作战方向上，特别是在进行战役决战和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
教我当兵 要我当个好兵
六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考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步入了军队的大门。爸爸对我说：“现代战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我牢记爸爸的教导，在院校发奋学习，于1966年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组织上没有把我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分到云南某地地对空导弹部队。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那四年，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
爸爸是位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而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的，要忍耐，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他看到我们稀拉一点儿，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样不行！”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各种条件很艰苦，为了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能适应，平时就要吃苦。”他要求我在部队的东西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一举一动都要有高度的战斗警惕性。当兵后，有次他看到我们休假期间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严格地批评我：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准备，就是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
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晚，先把衣服叠得便于穿着，而后衣服鞋袜都放在固定位置。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腰里。
有了爸爸的榜样，我努力按战斗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习惯后，再苦再紧张我也不觉得反感、枯燥、乏味。后来，我向他汇报了这四年的体会，他很满意地说：“当兵嘛，就需要这样的艰苦锻炼。”
教我带兵 要我带好兵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任务变了，训练和生活条件也明显好转。不久，我被调到了北方一个陆军部队。
从南陲到北疆，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环境更加恶劣。但爸爸那深沉、激昂的诗句仿佛响在我的耳边：“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这铿锵的诗句，鼓励我满怀豪情地走上了新的岗位，担任副连长，以后又担任连长职务。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开始，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爸爸针对我的弱点，就如何带好兵的问题跟我讲得较多。他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只有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好。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爸爸说，打仗就是要死人。我们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作为指挥员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在作战的重要时刻，为了夺取胜利，我们是不怕牺牲，不惜牺牲的。但不应该的牺牲，那怕是一个人，也要避免。爸爸的这番话，使我很受教育。
我们连开进山沟里，连续打了三年坑道。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经常发生塌方。六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方九米多高。我时刻记着，爸爸反复告诫我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的话。施工总是有危险的，我身为一连之长理应身先士卒。所以在排险中，我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战士。记得我有三次险些丧命，我暗暗庆幸没有砸了战士，否则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待，又有何脸面去见爸爸。我带领全连施工三年，虽然多次发生塌方事故，但全连未发生过一次伤残和亡人事故。因此，我也赢得了战士的信任。
教我研究未来战争 要我做个合格指挥员
根据工作的需要，也随着军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逐步走上了团和师的领导岗位。这时，同爸爸谈话的内容也有了“升级”，他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鼓励我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努力学习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你要特别注意学习军事辩证法。有些战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具体经验将失去参考价值，但是战争舞台上所表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却会长期放出光彩。”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我按一般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情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
有几年，我在一个摩托化部队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干部应多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摩托化部队的干部一定要学会开汽车。他还讲到，对这个问题，眼光应放远一些，应从部队建设和作战需要出发。他要求我结合训练，研究一下摩托化部队多路开进，行军中对空防御和后勤油料保障问题。
他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一次，他看到一张有几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围着打一辆坦克的画，就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要吃亏的。他多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性能，训练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手段，实兵演习暴露出来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有好的武器装备；二是要讲究战术技术。”
他注意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即使对我，凡是他不了解的东西，也总是让我讲解。一些重要问题，他让我从实战和部队训练的角度提出看法，有的他还结合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这本身对我也是个教育。
1983年5月，我的职务有所变动，我去医院向他辞行，爸爸的病情更重了，说话已很吃力，不能同过去一样对我作更多的嘱咐了。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强烈地感受到老军人身上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高度战争责任感。他不仅关心我个人的成长，更是关注着如何使新的一代军人能在和平时期和未来战争中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赢得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胜利。当我能在部队中做一点工作，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爸爸的培养教育，更加怀念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