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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自由鸣炮
胡德平
“自由”，这本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奴隶最早发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后，每个被压迫阶级都有一部自由斗争史，每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总有一曲自由的凯歌。
奇怪的是，欧美资产阶级只把自己尊为自由的代表，把他们的社会称作“自由”世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自由的社会。同样奇怪而又令人难过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观。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划成等号。笔者有感于此，愿为自由鸣放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种避讳的字眼。
我们关心自由，不只是从道义和情感出发，更不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自由作为纯粹精神的范畴。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自由的本质首先要从人类在自然界、人类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来看。自由始终是和劳动、人类的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的。自由是人类主体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自由程度始终不能超过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改造的程度。自由作为人类一种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一直都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开辟道路。自由既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也不是思维的先验特征，它始终是社会劳动的属性，始终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规定。我们关注自由，就是关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也就是关心社会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极大地关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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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
韩小年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指导，但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世界范围内，短暂的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到处都能适用的既成理论体系。况且，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不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块土地上进行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过于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没能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事变。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们就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双重错误：一方面，按战争年代的经验组织建设，同时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引经据典，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企图把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远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两重错误，形成了灾难性的“左”倾痼疾。
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信奉着一种被“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居然还被推崇为神圣不可冒犯，成为支配人们思想的最高原则。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推翻这一貌似神圣的东西的时候了吗？解除了这些套在人们手脚上的桎梏，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民族的振兴、我国经济的繁荣才能成为现实。反之，如果还是象原来一样，事事要顾及是否会触犯某些原则，谨小慎微，我们的四化建设就会流于空谈，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就不会卓有成效。
（这里发表的两篇短文，摘自湖北出版的
《青年论坛》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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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孙中山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山大学、广东省历史学会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孙中山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在广州和中山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八十余人。兹将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有时又表现出专制，如中华革命党时期所订的誓约，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个人，采取了中国旧式会党的行动。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也存在过独裁的问题。这个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应如何看待？与会者对此展开热烈讨论，有的认为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他碰到了许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问题是在探索阶段，有时出现独断是迫不得已，这是属于时代的特点。有的指出，孙中山是民主的伟大旗帜，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但不能否认他在理论上的矛盾。如孙中山没有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没有抛弃“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观点，他认为出主意的是“先知先觉”。探讨这个矛盾不要回避个人世界观上的弱点。对他的短处，既不要过分苛求，也不要回避，以便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
二、关于孙中山早期思想的评价。有的学者既不同意孙中山是改良主义者，也不同意革命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说法。认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已创立了“元亨会”革命小团体，有革命思想的一面；而根据《上李鸿章书》，孙中山早期改良主义倾向是主要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能用改良主义或改良思想来概括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因为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个发展过程，没有从改良到革命的分界。
三、关于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但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如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强加二十一条时，孙也想同日本妥协。1918年孙还准备把华南与法国作交换等等。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只把孙中山描绘成民族主义者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他的个性，孙非常自信他能利用列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永远被某一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在孙看来，在寻找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之作些交易，将可能较快地实现他的奋斗目标。也有的学者认为，孙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本身力量不强时，不从策略上考虑是不实际的。
四、关于孙中山对农民的认识以及会党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提出：（1）孙中山对农民的看法，集中反映在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中，其内容包括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反映了他对农民问题的关切；（2）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有共同的政治要求，通过一定方式联系起来就可算是联盟；（3）会党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会党的主体。孙中山重视会党，可以说是重视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群众。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会党不是农民的团体，会党的“会规”中没有一条反映农民的利益与要求。会党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谈不上建立什么联盟。还有的人提出，孙中山到国民党“一大”时才真正接触到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真正承担起领导农民的责任。
五、关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有的学者提出，根据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态度，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发展应以“五四”运动为起点，1923年陈炯明叛变是转折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最高点。但是，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超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最终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转变。一些学者指出，十月革命对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是在孙中山苦闷（不是失望）的时候发生的，世界潮流的改变，中国革命发生变化才促使孙中山转变。他转变的标志不应是由民主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而是由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党人的好朋友。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去通常讲国民党“一大”是孙中山思想转变的标志，似乎“一大”后就没有了，而孙中山关于农民及其土地问题的认识则是在“一大”之后，如“耕者有其田”的提出等等，因此，1924年应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年。
讨论会还就孙中山与护国、护法运动，孙中山的哲学、文化、经济思想，以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人物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江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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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太宗传》评介
张秀平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和贞观时代一班出类拔萃的大臣们缔造的“贞观之治”，一直是历代史家们讴歌的封建时代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对于这样一位封建皇帝，长期以来，研究和讨论的文章多局限在某一方面，缺乏全面论述。赵克尧、许道勋两同志合写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太宗传》，对唐太宗历史的各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是一部通俗的全面叙述唐太宗历史的专著。
综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唐太宗的评价有新的突破。关于唐太宗一生和“贞观之治”的成就，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则有分歧。本书对唐太宗是否是“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者？玄武门夺位事件的性质和唐太宗晚年的作为等争论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作者认为，贵族子弟李世民，在“晋阳起兵”时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首谋决策者，对李渊作了较高的评价。指出李世民参加晋阳起兵，仅是他走向政治舞台的起点，并不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对玄武门夺位事件中的秦王，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剥削阶级贪婪本性的大暴露；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的嫡长制的严重挑战。秦王李世民的胜利，对唐初的历史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作为封建皇帝的唐太宗，作者既肯定了贞观前期一系列统治政策的进步作用，对他的开明言行和纳谏作风加以肯定，同时又指出：就在这两方面，唐太宗也还是有专制横行的一面，有耍权术与诡计的地方。“贞观之治”也需作具体分析，它本身的繁荣也是后期不如前期。这些都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研究和讨论中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二，注意吸收和反映史学界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回顾了我国史学界解放后对这一问题研究和讨论的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了历史研究领域中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曲折历程。关于“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问题，史学界曾有“让步政策论”与“阶级斗争决定论”、“生产斗争决定论”等不同意见的差异。作者肯定了“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隋末农民战争后唐初统治者让步结果这一提法的合理性，认为贞观时期的调整政策，唐初统治者是“主动地、自愿地、积极地”实行的。“贞观之治”形成的历史是复杂的，从封建统治者的国家、政策、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诸方面作了考察和探讨，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又如关于唐太宗的阶级地位、其用人政策是否继承高祖？是代表士族地主、还是庶族地主？是代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还是山东士族集团的利益？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作者认为，无论李渊时代还是李世民时代，其政权性质都是相同的。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代表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士、庶地主的利益。唐太宗善于团结各个地主阶级集团，善于处理各阶层的关系，使“贞观之治”维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在用人方面，李世民与李渊相较，有手段上的高下之分，决无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他们采取的都是“士、庶并用”的方针。
第三，在结构和体例上，力求摆脱历史人物传记著作只叙传主事迹与背景、偏于一人一事的窠臼，努力全面、真实地反映唐太宗及其贞观时代的历史。例如对魏征事迹的述写，人们可以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出色的谏诤言行中，认识隋末大乱以后人心思治的历史潮流，体认唐太宗的用人，纳谏、临乱致治的政治家胆魄，从中找出他的注重人事、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发展过程。
《唐太宗传》在写作上运用了众多的历代史家对唐太宗的评语为标题，这些人皆知之的警句格言，赋以新的健康的内容与解释，引人入胜，读来颇有兴味。
本书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在时间的表达上，采取了中国历史纪年法，以年号为纪年，没有注明公元年代，这给读者带来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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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远生遗著》增订出版
今年一月十五日是民国初年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一八八五—一九一五）诞生一百周年。又是他反对袁世凯帝制、一九一五年在旧金山遇害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新闻界的前辈，商务印书馆最近增订出版了由他的挚友林志所编的《远生遗著》（四卷分装上、下两册）。
黄远生先后担任《时报》和《申报》的北京特约通讯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刊和《庸言》报，后期还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撰稿。收集在《远生遗著》一书中的二百多篇文章，是他新闻记者生涯中有关政治、社会、文艺和思想方面的主要撰述，反映了他的思想、为人、政治倾向和文学才能。（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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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孙中山晚年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初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显著成果。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自始至终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先后派代表魏金斯基、马林等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寻求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1920年秋，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建议，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下旬，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与苏俄建立联系，并渴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会见，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了解并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高了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于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首次倡议由共产党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孙中山早就仰慕十月革命和苏俄劳农政府。1918年7月，他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俄劳农政府的成立。1921年8月，他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当时的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孤军奋战，屡遭失败，他企望得到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幻想破灭，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受到沉重的打击。
恰好这时，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7月1日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在联名提案中写道：“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7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主张以“党外联合”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党内合作”的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的重大转折。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向李大钊表示：“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随后，陈独秀、张太雷等也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支持他继续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十分敬佩，认为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他表示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取消原来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办法，并且邀请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促使在绝望中的孙中山猛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从1922年9月至12月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会议，制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组计划起草委员会；审查修改了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孙中山于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2日，3日，分别公布了国民党党纲和总章。接着，孙中山又公布了国民党中央干部人选，其中陈独秀被推为参议，林伯渠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为中央宣传部干事。孙中山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改组，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了尽早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等刊物，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对孙中山的一些错误主张和作法进行善意的批评与劝告：第一，批评孙中山联合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第二，批评孙中山幻想用裁兵的办法来缓和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第三，批评孙中山企图同帝国主义合作；第四，批评孙中山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这些批评和劝告，孙中山很重视，对于国共合作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1923年2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疯狂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从这一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进一步提高了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为了确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从而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中共“三大”以后，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骤。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9月，孙中山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国民党召开的改组特别会议，决定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委任廖仲恺、林森、谭平山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着手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在此前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南京、山东、四川等地以及旅欧留学生中，先后进行了国民党改组工作。在改组后的国民党省、市地方党部中大都有共产党员担任负责工作。这一切，标志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中共“三大”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下旬，中共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要求各地扩大国民党组织，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加入到各种群众组织中去。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的邀请到达广州，积极协助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李大钊、瞿秋白等参与讨论和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钊、毛泽东等二十三名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大会选出了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圆满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实际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肖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