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往事的回忆
——怀念周恩来同志
朱端绶
我认识周恩来同志是在1928年秋。那时党的六届中央在上海，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化名伍豪。那年，党把我从武汉调到上海，协助熊瑾玎同志（时为中央会计，负责政治局机关机密工作，后来被同志们称为“老板”）操持掩护之用的商号事务。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刚到上海不久，住在三马路边上的一家木器店里。有一天瑾玎同志带来了几个人，对我说：“有几位同志要见见你，快跟我来吧。”我跟他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大亭子间里，只见那几位同志已经在等候我们。瑾玎向他们介绍了我后，有一位穿长衫、戴礼帽的同志接过话茬，问了我一些家常事，诸如“哪里人”、“上过几年学”、“都去过哪些地方”等等。他浓浓的剑眉，说话嗓音宏亮，脸庞上总挂着和蔼的笑意。他问到我的年龄后爽朗地说：“哦！你这小妹子比我整整小十岁哩！”说完，他和在座的人都笑了。我当时想：这位年方三十的领导同志真象一位平易可敬的老大哥！
这一天，我第一次开始执行党交给我的工作：为领导同志举行的会议放哨。大约个把钟头，会散了。到了中午，瑾玎来叫我一同去附近的一个饭铺吃饭。路上，我问他：“上午开会的地方是什么机关？”他轻声告诉我：“是中央军委机关，和你说话的是军委主席伍豪同志。”
我在军委机关的那一段时间不长。事后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恩来同志出于对中央负责的需要，对我进行了实际考察。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在敌特遍布的上海从事党的核心机密工作更需要机警。我在为领导同志的秘密会议放哨时还兼有买开水的任务，有一次会正开到一半，我往屋里看了看，正好恩来同志拿起暖瓶塞子，接着又用手掌捂了下瓶口后重新塞回瓶塞。我知道瓶已经空了，就走过去拿起空瓶去买水。事后，恩来同志表扬我工作机敏时曾举了这个例子，我才知道他是在观察我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
不久，党又调我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工作。这个机关位于四马路（云南路）口的私立生黎医院二楼，共有三间屋子。当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常来此召开会议，瑾玎就要求我认识并记准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那时政治局机关经常开会，常来的有恩来、小平、杨英、立三、彭湃等领导同志，每逢这时我就一人兼起放哨、打开水、准备午饭这三项任务，可心里总不免“打鼓”，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给党的重要机关造成损失。恩来同志来的次数最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每次来都要和我拉几句家常，借以放松一下我的紧张情绪。有一天，他象往常那样比开会时间早一些来到机关整理会议议题。当他看到我正忙着准备工作，就放下自己手头的事，一边帮我的忙，一边对我说：“小妹子，这个开会的地方可是中央最重要、最机密的机关，你在工作中要胆大心细、一丝不苟呀！”我一听就着急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说：“我是乡里人，没见过世面，万一出了差错，我……”话一出口，恩来同志笑了，他连连说：“你这个小妹子呀！你这个小妹子！”转而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很机灵，我都注意到了。同志们都很满意。你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我也了解了，所以才让你来这个机关。至于怎样更好地保护这个核心机关，我会让有关的同志找你谈一次。”
没几天，恩来同志派来的人找到了我，教我学会了放置警号、如何在传送机密文件时防止“抄靶子（特务们经常在电车站对行人搜身）”等方法。打这以后，我有了信心，工作比较自如了。恩来同志似乎注意到了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我的工作能力，他经常亲自派我去当时负责秘密印刷中央文件的“集成印厂”给毛泽民厂长送文件稿或取印刷品，还让我去钱之光同志主持的绸厂取信送信，以及与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接头。我清楚地记得，恩来同志每次派我外出时都不离开机关，直至我平安回来。每次完成任务后，他总要鼓励我，帮我总结工作方法。他知道我对上海的交通不大熟悉，尤其要叮嘱我“进弄堂前要先了解这条弄堂到底通什么地方，不要乱钻瞎碰”，还把我要去的地方的四周环境和每条弄堂路口一一告诉我，教我怎样利用这些近乎迷宫般的路口弄堂摆脱盯梢，末了又给我找了张上海市区图。
由于恩来同志的亲自教导，我在其后三年间的工作中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的保护机关、服务机关的重要任务，并逐步摸索了一些秘密工作的新办法。直到后来顾顺章叛变，这个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并亲临领导的机关一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重回上海。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他对我和瑾玎说：“当年中央政治局机关的那段时期，令人难忘。你们抽空去看看那个地方吧，最好在那里照张相片送给我留作纪念。”其情意深切，溢于言表。他当即请司机祝华同志开车送我们去，并要祝华给我们照几张相。后来，祝华告诉我们：恩来同志看了阔别十余载的旧址，很有感慨。我们理解他，深知他对往昔革命历程的珍视和缅怀之情。
恩来同志对同志就象对革命事业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与瑾玎结为夫妻，还是恩来同志促成的。从结婚到1973年1月瑾玎去世的四十五年间，我们夫妇始终相敬如宾，和睦如初。最令我感激的还是恩来同志对我的孩子的关切和爱护。
1930年，我和瑾玎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瑾玎每天一早起来就赶往秘密的中央秘书处机关工作，家里只有我和正在吃奶的孩子。逢到政治局的同志来开会，我就把精力放在为会议放哨、打水、做饭上，一忙就顾不上孩子。为了不使孩子影响会议，我把奶瓶搁在一个小枕垫上，让奶嘴挨着孩子的嘴，由她自己咂。可有一次孩子把奶瓶推掉了，开始大声啼哭，恰巧我到邻近的“老虎灶（上海当时卖开水的铺子）”买开水去了，恩来同志听见孩子哭，就把孩子由里屋抱出来，亲自喂她奶瓶。我提水上楼后看见恩来同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奶瓶，嘴里还轻声地哄着：“小宝宝乖乖，小宝宝不哭……”这时紧张的会议仍在进行，恩来同志还不时地插话，发表意见。我悄悄地靠在门旁注视着，看着在恩来怀里的孩子咂着奶嘴时绽出挂着泪花的笑脸，一时间竟忘了自己应做什么，泪水夺眶而出……
这个当时经常在恩来同志抚抱下破涕为笑的孩子，恩来一直没有忘记。十年后，我与瑾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时，恩来同志来报馆参加纪念报社成立两周年的晚会并接待重庆各界朋友后还问我：“你在上海生的女儿耕午现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1933年被捕前还生了一个孩子，取名畅苏。现在我们无法照应，把她们姐妹俩寄留在四川泸县的战时保育院。恩来同志听后紧锁眉头，沉凝良久后说：“端绶，去把孩子接回来吧！把她们送到延安我们自己办的‘抗小’。”
遵照恩来的指示，我把孩子接来重庆。恩来同志知道后很高兴，还特意嘱咐我和瑾玎赶紧为孩子治疗在“保育院”里染上的砂眼和疥疮。翌年开春，恩来和邓大姐又关照蔡疾呼同志将耕午和畅苏带进了延安，上了“抗小”。
重庆时期，恩来同志的工作一直很紧张，但他对当时新华日报社的所有孩子的悉心爱护，也使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亲自决定成立了报社托儿所，开设全托和日托两个班。他还决定成立托儿管委会，指定由报社人事科长、党总支书记孙敬文同志当主任，我（当时担任会计科长）当副主任。他担心我们工作一忙，忽视了这项工作，又把我们找去谈话。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要小看了这项工作。办好了，对‘国统区’的影响很大哩！”
恩来同志还是一位善于从政治思想上关心同志、爱护同志的优秀领导人。在与恩来同志相识的数十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记得当初我刚到政治局机关工作时，恩来同志就经常抽空给我讲解革命道理。有一回我问他：“你们经常讨论工人罢工问题，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呢？”他当时很忙，依然暂时放下手中正在起草的文稿，对我说：“因为工人受资本家剥削，苦难深重！”我又好奇地问：“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呢？”他又详细地向我讲解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奥秘。他讲了很多道理，对我这个当时刚走上革命道路的湖南“小妹子”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至我迄今依然记忆犹新。
1933年4月，瑾玎遵党指示为留在上海法租界的贺龙同志家属送生活费时，不幸被捕，同年我也为叛徒徐锡根指捕入狱。直到1936年秋，我妹妹朱慧辗转到了延安，把这些年我们的情况向邓大姐作了报告，恩来同志得知我们的下落后立即派毛泽民、钱希钧二位同志赶赴上海营救瑾玎。在毛、钱二位同志的组织营救下，瑾玎与我又团聚了。记得瑾玎出狱的当天，泽民和希钧同志来探望我们，说起恩来同志对此番营救的关切以及他对我们夫妇的问候和安排，瑾玎和我被抑制三年的泪水，禁不住簌簌落下……。
“文化大革命”中我挨整时，恩来同志亲自把我的信批转给我工作单位的军管会主任张国传，使我免遭不幸。1969年，当时中组部和国务院的军代表通知瑾玎“疏散”去广西“听候分配”，当时我不知道这就是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也不了解当时恩来同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就鉴于瑾玎年高体弱不便迁移，表示不愿离开北京。来人就说：“这是总理的决定。”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说：“我要看看总理的决定批件，否则我们不去。”他们拿不出来，自知理亏，只好悻悻而去。事后我写信给恩来同志反映了此事，请他指示。过了些时候，恩来同志便指示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们调整了住宅。搬了住宅后，他还不放心，怕那些人又来打扰我们，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通知新居管片的公安派出所不要把我们的新址告诉任何人。
恩来同志与瑾玎相识甚早，在长期的斗争中，恩来同志充分信任他，关心他，这种真挚的同志情谊是瑾玎毕生难忘的。解放以后，瑾玎由于健康原因，并未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但恩来同志依然关心他的生活，曾多次对我说：“端绶啊，我可是把‘老板’交给你啦，你可要尽心照顾他呀！”话语恳切，令人难忘。
1966年元旦，恰逢瑾玎八十寿辰。这天晚七时，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提着心去开了门。不料一见来人，我竟呆住了：总理来了！我望着他，一时竟委屈顿生，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启齿。恩来同志郑重地对我说：“端绶啊，我今天向‘老板’拜寿来啦！”说着笑了。我记得当时他兴冲冲的神韵里已有一丝以往难见的倦容……
原来这天中午，龙飞虎、童小鹏同志在和总理一道吃饭时顺便说了一句“今天是‘老板’生日”。恩来一听就说：“我今晚一定要抽时间去拜寿。”
这天晚上，我家的客厅里洋溢着同志情谊带来的欢乐。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忘却了室外的寒冷。恩来同志刚坐下，便对我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我亲自写的证明材料。我早就写了，要不是小超（恩来同志对邓大姐的称呼）催着我，恐怕我又忘罗。”他知道这份证明材料对我们一家澄清一些不白之冤的分量，以其素有体察入微的观察力注意到我对他和邓大姐的感激之情已达难以言状的境地，便转换了话题，说：“喏，我还带来了两瓶绍兴陈酒”，说着把两瓶黄酒放在瑾玎面前。“这是小平同志给我的，我正好‘借花献佛’啊！”他爽朗的笑语浸染了我们，大家都笑了。笑音未落，恩来同志又关照我：“端绶，今天我可要和‘老板’喝两杯，你拿出你当年在上海的手艺吧！”
我乘他和瑾玎叙旧之际，赶紧到厨房亲手烧菜。我知道恩来同志喜爱吃“红烧狮子头”、“火腿冬瓜汤”、“清炖牛肉”这几样家常菜，可是当时没有煤气炉，煤炉已经封了，只好照着以往他吃过的做法烧了几碟小菜送上去。他饶有兴致地就着几碟小菜与瑾玎对酌，谈起了往事。当时，他夸我这些家常菜烧得有味道，说：“我回去后要他们派人来跟端绶学习，做菜既要有味道，又要快。”听到他的夸奖，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二十年过去了，那天他由几样熟悉的家常菜引出一番话的音容笑貌俨如昨日，无异于一种对同志的信任和鼓励。酒过三盅，恩来同志与瑾玎似有说不完的话，但时间已不允许他再尽兴了。卫士长小张催我让总理走。我也担心他日理万机，过于劳累，就对他说：“总理，你该回去了。”但他起身后又问了我许多瑾玎的日常起居生活情况，还执意要看看瑾玎的卧室。他摸了摸瑾玎盖的被子，说：“‘老板’盖的是不是太少？”我告诉他：床垫较厚，暖气也热。他点点头又摸了摸瑾玎的衣服，这才满意地说：“有端绶照顾‘老板’，我放心。”
临出门时，他对我们说：“祝‘老板’健康长寿”。我说：“1978年3月5日是你的八十寿辰，那时我要为你做几样菜庆贺！”他笑着答应了。
1973年1月3日，瑾玎病重入院。恩来同志派来了自己的两位保健医生，并请吴阶平教授为瑾玎诊治。他还亲自打电话给张孝骞同志，指示北京医院要派三名特护护理瑾玎。
1月15日上午，瑾玎同志已经无法说话，昏迷不省。恩来同志立即赶来医院。他心情沉重地默立在病榻边，良久，问我：“熊老有什么话吗？”我拿出瑾玎嘱我记在纸上的两句诗递给他——“叹我已辞安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说：“这是谨玎留下的……”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轻轻地握起瑾玎的手，沉凝许久才依依放下。我知道，这是他在向瑾玎作最后的诀别……
瑾玎于当月24日去世后的下午，邓大姐来看我，她带来了恩来同志的问候，使我复觉温暖。
一段时间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来修缮我家多年失修的房屋，使之焕然一新。我知道，这一定是恩来同志的指示……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许多往事已随如水时光逝去，却留下更值得珍视的斑驳小景。
我愿意献上这一片思念，借以表达对恩来同志的景仰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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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在一个“实”字
——纪念张德生同志
白纪年 常黎夫 罗文治 朱平 林牧
张德生同志逝世二十年了，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至今还在许多干部、群众中传诵。
德生同志1926年投身革命，次年入团，1930年转党。解放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解放后，先后主持甘肃和陕西省委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在他病重时，毛泽东同志托人去看望，并说：“德生是个好同志、老实人。”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风趣地表扬抵住浮夸风的陕西省委是个“守法户”。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德生，大家都知道，实实在在。”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更把德生一生的特点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
一
德生的“实”，首先表现在工作上。
德生少年时就读于陕北榆林中学。这个学校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空气十分活跃。德生认真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当“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刮到陕北，更促使德生勇敢地走上革命道路。他在学校秘密地面对一张用香烟盒染成的红旗宣誓，参加了共青团。
由团员转为党员不久，德生就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领导工作。三十年代初，当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遭敌破坏后，他被派去恢复那里的工作，并作为陕南党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去中央汇报工作后参加了长征。张国焘分裂红军时，他正在四方面军。张国焘对他先拉后打，他不为所动。一天深夜，中央派人紧急通知他随中央北上，他立即执行。此后，他在中央协助贾拓夫同志担任和陕、甘党组织联络的工作。他和贾拓夫同志所作的工作，对中央在关键时刻确定行动方向，顺利到达陕北起了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以后，德生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到西安，同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同志重建陕西省委，德生并兼任西安市委书记。重建后的省委和市委肃清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流毒，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当时的陕西抗日救亡运动之热烈在全国也是为人瞩目的。1940年夏，德生代表省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有助于毛泽东同志总结经验，当即提出了著名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直到前几年，李先念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回忆说：“陕西的地下党是个好党，我在中原突围时因身体不好，从陕南化装到陕北，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掩护过去的，我感到很安全，很放心。”
全国解放初期，德生同志主持甘肃省委和省军区的工作。当时的甘肃：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相互交织，时有叛乱；甘肃地下党在历史上几经波折，有些情况也较复杂。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对从不熟悉的民族问题，他不焦不躁，抓了三条：首先广交少数民族上层朋友，同时放手提拔民族干部；第二，遇事随时请示西北局；第三，勤奋学习。当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论及民族问题的地方夹满了他做的卡片。他和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作宾密切合作，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逐一克服了种种困难，为甘肃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至今甘肃的干部谈及当年，还怀念老书记。
1954年，德生调到陕西，正赶上“三大改造”。德生主持省委工作，比较稳妥，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德生就强调了搞建设要实事求是。1956年，他针对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提出：陕西的工业布局需要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行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表扬了这一看法。
1960年，德生代表省委指出陕西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两长两短”的问题，即：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战线。1962年，他又代表省委提出对陕西农业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即：“陕北地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陕南山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这些观点在三十多年实践中取得了成就，正是反映了德生的求实精神。
二
德生的“实”，表现在他的待人上。
正派，这是许多干部对他评价。陕西的领导干部，各个时期来自五湖四海，他自己是本地人，他在处人处事时，始终坚持一视同仁，任人唯贤。对自己，他再三申请把级别定得和省委书记处其他几位同志一样。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级使用上，更是严格要求。相反，对那些文化水平高、能力强的年轻干部，他却建议破格提拔。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提拔起一批三、四十岁的省级干部。当时有人风趣地称省上的领导班子是“老少班子”。他病后，再三向中央请求派年富力强的干部来陕西工作。
与人为善。德生常讲：批判、惩处不是克服错误的唯一办法。在干部犯错误之前、之后都有许多工作可作，眼光应放长远一些。他身边有位服务人员犯了错误，其他同志非常气愤，主张处分。他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和这位同志仅仅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更没有处分他。后来这位同志在其它工作岗位上表现很好。对必须处分的干部，德生主张要留有余地。他常说：“宁可九十九，不要一百一”，“结论作高了，不容易降下来，即便降下来，也会伤感情。”至今，这些同志回忆起来仍很激动。
待人以诚。不仅对党内同志，对党外友好人士，德生也强调诚字。他长期搞统战工作，有人问他经验，他讲：就是一个字——诚。解放初，他和邓宝珊先生分别担任甘肃省的党、政一把手。当时镇反、土改等社会变革激烈，邓老多有考虑。德生总是登门商讨，常常谈到深夜。最后，这两位昔日战场上的敌手竟成了莫逆挚友。
德生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但是很重感情，被同志们戏谑地称为“热水瓶”。他的老伴双目半失明，生病时，他亲自把饭端到床前。孩子的作文，他每篇必看。老师家访，他亲自接谈。他病重抢救，医学院的学生献了血，他念念不忘。临终再三叮嘱将遗体献给医学院供研究、教学用。他逝世后，谢觉哉同志赋诗悼念：“扪虱而谈天下事，长征相伴记忆新。病魔夺我英贤志，泪洒秦川哭此人”，表达了广大干部对他的感情。他待人以实，人民也以涌泉相报。十年动乱中，康生点了他的名，个别坏人扬言要扬他的骨灰，在德生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炊事员半夜翻窗用鸡、猪骨灰偷换出他的骨灰。此后，这骨灰在保姆的煤堆中藏过，在“知青”的枕头里藏过。直到王震同志过问后，他的爱人才交给了组织。
三
德生的“实”，还表现在对党内斗争的态度上。
德生在陕西工作期间，正赶上党内斗争激烈。中央几次大的斗争，一些陕西干部都首当其冲，这期间，他有过正确、也有过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是诚实的。
1958年，浮夸风盛行，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德生也很焦急，自责能力不行，但是他硬着头皮不向中央讲假话。习仲勋同志到陕西视察，鼓励实事求是。那几年陕西出的问题相对少一些，三年灾害期间还能向外省调出少量粮食，受到中央表扬。
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到陕西。有些，他顶住了。反右时，省上有些同志被打成右派，有的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材料报来，他顶住，把这些同志保下来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康生企图把著名诗人柯仲平写的《西北革命史诗》打成“反党长诗”，德生想方设法加以保护。针对当时一些“左”的现象，他对来看他的地委书记们说：“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有些人，在运动中搞错了，他认识到以后，就公开认错。他曾内疚地对一位同志说：“1959年把你搞错了，这是我一生很不愉快的事，我当面向你赔情道歉。”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曾错误批判过的两位省上领导同志深感不安。
回顾几十年曲折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磨劫，更觉实事求是的精神可贵。追忆逝者，是为了更好地发扬这种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