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比一座电视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尚未抬头,仅仅只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飏飏却又闪电般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风被隔绝在远远的脚下与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了眩晕——我只觉得地面迅疾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赤裸裸地坠落下去,如悬崖上跌落的石块,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它疯狂地钻入地底。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般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使你永远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呯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向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向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朽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渡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尝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飞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第8版()
专栏:大地

林肯中心之魂
——访美琐记
铁凝
在美国,不论到哪里参观,都有热心的讲解员为你解说。他们有义务的,也有专业的,有的甚至就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负责人。
风景秀丽的康考德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以英勇抗击殖民者而著名,距那儿五英里便是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莱克辛顿。在康考德义勇军国家公园展览室门前,一位年轻姑娘身着十八世纪的农村粗布衣裙,手摇木质纺车,为游览者表演纺毛线,并娓娓叙说着在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此时她分明是一位战争年代支援父兄抗击英国红衫军的农村姑娘。其实她本人是位护士,每当她义务出现在这里时,那就是她的休息日。
在纽约林肯中心担任讲解的,多属于后两种。她们的仪表和风度同康考德那位“农家女”又有不同。那天,我们在圣彼得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郝光明先生陪同下,参观座落在这里的大都会歌剧院、纽约州立剧院和爱芙丽·菲舍音乐堂时,刚走进广场,一位担任讲解的男青年就降临在我们面前了。我所以用降临来形容他的出现,是因为他出现得那样突然,那样不知不觉。这位身材修长的青年仪表整洁,穿一套深蓝色西装,那方长的下巴和一双深陷的机警的眼睛,使人想到英国电视连续剧《福尔摩斯》中的“福尔摩斯”。只是右腿微跛。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潇洒、敏捷的步子弥补了他身体的缺陷;手中一根精巧的黑色手杖也为他增添了几分活泼和职业的价值。我们随他首先参观大都会歌剧院。
穿过明净、开阔的大厅,便走进了一种宁静的气氛中。观众席暗红色座椅、古朴的木质本色墙壁使人感到沉稳和庄重;而头顶那一簇簇可以升降的水晶吊灯又给剧场增添了堂皇和富丽。年轻的“福尔摩斯”请我们在观众席上落座,他则兴奋地站着为我们讲解。
这座吸引着世界各国歌唱家的美国最重要的歌剧院由一群有实力的百万富翁修建,它诞生于1883年。初建成时剧院十分窄小,据说若上演一出象样的歌剧,布景要从后台一直排到街上,有时能排半条街。一百多年来,剧院虽经多次财政危机的冲击和一场严重的火灾,不仅幸存下来,并且由于管理方法和建筑艺术观点的不断变化、更新,还一直保持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一举成了美国上演世界歌剧剧目最多的剧院。现在,剧场观众席可容纳观众三千八百人,客满后还有二百张站票。最好的门票价格虽然高达八十余美元,却经常座无虚席。
这位年轻先生将剧场、舞台的各种设施乃至和我们相距甚远的数据作过介绍,最后讲到了剧院的音响效果。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音响效果在全球都是负有盛名的。剧场在不设麦克风的情况下,能确保演唱者声音的清晰、嘹亮,演员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不失本色地传送到观众席的每个角落。这好象是不可能的事。在国内时我就曾听说,不少歌唱家在此演出前都因担心自己的演唱效果而紧张过。当他们站在台上目睹观众专注的神情,聆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才彻底放下心来。那超乎寻常的演出效果有时还可从第二天报纸上得到证实。
说到这里,这位先生更加兴奋起来,神情庄重的脸上忽然出现了儿童般的天真和迷醉神情:“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拍拍观众席椅子的木质扶手,又指指用木板镶嵌的四壁。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四位成员:秦牧、严阵、王宏杰和我互相看看。答案当然在这位神秘的先生那儿。他说,这奇迹是因为四壁装饰板和椅子扶手均为木质,而这些木料都出自一棵树。那是一棵大树,一棵非洲的玫瑰木。
我们又互相看看,但这次笑了。
“怎么,不相信吗?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们不能总笑而不答。秦牧先生说,他相信那些原料是非洲玫瑰木,但不相信一棵玫瑰木能完成如此规模的使命。
“当然能够完成。”我们的讲解员又严肃起来,甚至有些“愤愤然”。他干脆丢开手杖,双手比划着说:“那棵树很大很大,直径两米,两米呀!”
按道理我们还会笑的,但大家没有再笑。说相信了他的描述,倒不如说受了他的感动,受了他那对自己的讲解认真到不容置疑、对这座剧院赤子般虔诚的感动。甚至当他风趣地向我们“透露”他的论述也不排除有一定传奇色彩时,我倒觉得那论述是千真万确的了。
讲解员有时真能在你心中树起一座殿堂。那殿堂虽然是靠了眼前的现实为依据,但又远远超出了眼前的现实。那是精神的。儿时我曾听过一则关于杭州净寺运木井的传说。相传济公在净寺出家筑寺时,建寺的木材要翻过一座城隍山才可运到。为了节省运木时间,济公用了一种法力,于是隔山靠钱塘江的木材便从山下水底穿过,流到山这边的建寺地点,然后从一口井中逐根冒出地面。据说那井中至今还有济公作为纪念留下的最后一根。游人参观时,有僧人专门为你将蜡烛系入井中,供你观赏,为你讲解。后来我曾几次到过杭州,几次询问净寺,得到的消息都是山门紧闭。但杭州的净寺在我心目中却成了一座无形的殿堂,甚至有谁一提杭州,我眼前浮现的不是目睹过的那些名胜,却是那个朦胧的、又是十分清晰的净寺。
参观纽约州立剧院和爱芙丽·菲舍音乐堂时,仍由那位年轻的先生讲解。从我们的赴美活动日程表上得知,他叫弗朗克·高林。他唯恐我们漫不经心地放过那些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不断提醒着我们,并用他那特有的风度和幽默感染我们。
我喜欢州立剧院前厅两壁上的铜质浮雕。这组雕塑是日本赠送的,由人体的骨骼变形组合扭制而成。暗黄的光泽、赤裸裸的冷峻莫测的造型,使你想到生命、运动、节奏和力量。但弗朗克·高林先生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大厅的镀金屋顶。“请看。”他说:“24K金镀成的。”
上千平方米的镀金屋顶,发放着耀眼的光芒,在这里确实象故意显示着它自身的高贵。但在纽约,它并不使我感到特别新奇。再说看惯了我国那些金碧辉煌的古建筑,对此便更不以为然。高林先生似乎觉察出这点,他那机警的眼睛告诉我们,他能提高我们对大屋顶的兴致。“要知道完成屋顶镀金不是靠机器,是靠人工,是工人一刷子一刷子将黄金刷上去的。”他接着说。
我们仍有些不以为然,只是再次感觉到它的高贵。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手工这个字眼在美国变得更不寻常了。在一件手绣衬衫价格高达几百美元的纽约,要完成上千平米的手工镀金,其价值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高林先生还不满足,他对手工镀金的妙处和难度继续发挥。他说镀金要求又薄又均匀,用普遍的刷工收不到预期效果。于是工人们每刷一笔之前都要先将刷子在头发上蹭一下,使笔端产生静电,静电的产生才能使做工完全符合要求。
高林先生一边描述,一边仰头品味着这面不知被他品味过多少回的大屋顶。
我决定给高林先生开个小玩笑:“那么,照您的说法,当年雇工时一定严禁雇用秃头工人了?”
“NO!”他反应极快:“听说雇过一个。不过他是抱着猫来上班的,别人刷头发,他刷猫。”
他先大笑起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静电说、关于猫的机智回答和他那开怀的笑声,使州立剧院终于又在我们心目中矗立了起来,甚至当晚我们再来这里看芭蕾舞时,好象就是为这建筑而来,为这金屋顶而来,为弗朗克·高林先生而来。不然简直就是对不住他的讲解。
也有大煞风景的“讲解”员。记得几年前参观我国北方一个以古建筑群闻名的旅游城,那里也有独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殿堂,也有不逊色于纽约州立剧院的镀金屋顶。然而每到一处,那些手持木棍的讲解员或在殿中呆立,或守护着一块书有中、英两种文字的木牌。牌上除简要记载着这个建筑的来历,还附带标明:游人在此拍照须付人民币十元。没人会否认这是大煞了风景,这会使你眼前的殿堂黯然失色,立刻变成了一堆纯物质的木头、瓦砾。
参观结束时,我们在爱芙丽·菲舍音乐堂耀眼的白色回廊上同弗朗克·高林先生告别,由秦牧先生代表大家送他一套《红楼梦》剪纸。他再三道谢,并一迭声地喊着:“漂亮极了!”接着便敏捷而又不失礼貌地同我们告别,然后象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样,又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后来我没能欣赏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没能品味那独具魅力的音响,但林肯中心的弗朗克·高林先生的出色工作,似乎早已弥补了这遗憾。
责任心,热忱,自信和自豪,换来了人们对讲解员的尊重。何止是对讲解员的尊重,这是对林肯中心、对纽约、对美国的尊重。那些不寻常的建筑给了他们灵感,而他们又把灵感还给了那些建筑。不是还给,比还给要多。
如果说那些浸润着艺术家灵感的建筑是林肯中心之魂,那么弗朗克·高林先生们便是魂中之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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