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联合国的回顾和展望
赵理海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已整整四十年了。1945年6月26日，参加“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的五十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及其他国家代表，庄严地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当时派出了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在《宪章》上签了字，从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后来这一天就被定为“联合国日”。
联合国组织是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孕育起来的。那时，希特勒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许多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已先后获得了解放，欧洲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的溃灭也已经在望。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各国人民感到战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必要性，渴望能在战后成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以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和重新发动大战。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为实现这些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所有这一切是符合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愿望的，因而被认为是各国所应共同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
然而，联合国刚刚成立不久，在美国的操纵下，就做了许多不光彩的违反《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联合国的旗帜曾被利用来进行侵朝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等等。之后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它们从霸权主义的利益出发，把联合国作为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
但到七十——八十年代，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联合国刚成立时，大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大陆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枷锁下。在五十一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国家只有十三个。现在，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个，其中亚非国家为九十六个，超过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五分之三。
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一大批过去受压迫、受奴役，被人瞧不起的小国、穷国，现在终于在联合国内团结起来，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起了挑战，改变了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大国任意摆布联合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十年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可曾发挥其应有作用？权衡这一问题的标准，要依联合国的宗旨是否已经实现或能否实现而定。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行的原则之一便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宪章》第六章明文规定，当事国应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等方法，求得争端的解决。但实际上，这些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往往被一些大国置之不顾，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联合国秘书长用调停及和解方法解决争端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成功。
据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四十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百四十场局部冲突或战争，夺去了两千一百万人的生命。仅1983年，就有大约四百万军队在七十五个国家作战。在霸权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联合国的重大缺陷。由于超级大国经常滥用否决权，使安理会常常在一些问题上陷于瘫痪。每当国际和平遭到破坏时，超级大国往往为一己私利干扰联合国的活动，使之难以有所作为。
当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全世界每年的军事预算已高达一万亿美元。防止核战争是当务之急，因为核战争最后将使人类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前的国际联盟由于沦为大国强权政治的机构，因而在制止侵略、维护和平方面软弱无能，加速了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国际联盟就分崩离析。今天的联合国比之当年的国际联盟有着大大的进步。当前的国际形势也与第二次大战之前大大不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增长。防止战争、维护国际和平的斗争，主要靠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团结反霸，而联合国也仍然是各国人民用以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其次，联合国的宗旨还在于“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依据的友好关系。
四十年来的联合国史是同非殖民化的进程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挣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已达九十多个。如今，世界上只剩下三百多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在纳米比亚）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而且大都是在海洋的小岛上。
在1946—1962年间，先后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的领土共十一个。截至1975年，由于托管领土纷纷独立，十一个托管协定中的十个已宣告终止，最后一个托管领土——太平洋岛屿，也接近尾声。无可置疑，托管制度取得了显著成就，托管理事会及大会在动员国际舆论、敦促独立日期的确定、鼓励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联合国的另一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并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联合国的工作任务和活动范围，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到开发援助、贸易发展、工业发展、货币金融、资源利用、人口计划、环境保护、粮食和农业、教科文和卫生、气象和水利、民航外空和海洋、人权和殖民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问题等。目前，联合国通过广泛的技术合作活动网，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和实施许多具体项目。80％的联合国人员，都在有关发展的问题上工作。联合国91％的经费用于这些方面。1948年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仅三十五万美元，而现在每年提供的这种援助高达十七亿美元。这些计划在许多情况下是成功的，因而被认为是“发展最迅速、也许是最可贵的联合国活动领域”。
从七十年代起，我国已先后加入了几乎所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并同它们进行广泛的合作。近年来我国同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是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也是符合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联合国大会1974年12月12日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联大特别会议1974年5月1日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虽然为世界经济、社会较为长期的发展指出了“民主化”和“合理化”的方向，但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未付诸实施，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经济关系依然如故。
不但如此，在今天的世界上，野蛮剥夺和粗暴践踏人权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十分严重地存在着。南非的种族隔离尤为突出。对此，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大会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行径，并将种族隔离界说为“违反人道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也呼吁南非停止种族隔离，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与南非当局磋商采取适当措施。许多联合国成员国对南非当局实行了制裁。但由于一些西方大国拒不采取行动，安理会未能就更强硬的经济和军事制裁作出决议。
随着联合国内力量对比关系的巨大变化，美国抱怨它担负联合国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决议违反美国的意愿，美国的提案也得不到多数支持。然而，绝大多数会员国是支持联合国的，对联合国寄予期望。它们大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职能，使之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的始终不渝的信念，也是联合国最坚强的支柱。
现在，尽管超级大国已无法操纵联合国的一切，但联合国并没有完全摆脱它们的控制。联合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能。许多中小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建议，未能在联合国内及时而充分地得到反映。相反，由于超级大国的阻挠和破坏，许多支持正义的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即使通过也未能付诸实施。
虽然如此，四十年来联合国毕竟显示了它是有生命力的。尽管联合国的工作受到种种阻碍，但它在缓和国际冲突、实现非殖民化过程、促进国际合作方面，还是发挥了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需要联合国帮助解决，而不是削弱、撇开或取消这个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武器，而不应被超级大国用来作为推行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工具。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代表性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组织。它不但为各会员国进行多边外交提供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促进各国经济技术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一个渠道。我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加强联合国，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而共同努力。
第5版()
专栏：
半世纪的结晶
张香山
梁容若教授所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是一本有相当丰富内容的学术著作。
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中的主要部分。因为在漫长的两千余年两国关系史上，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百年左右期间，政治和经济关系成了突出的部分，而在其余年代，两国关系主要是文化交流关系，它包括政治社会思想、宗教、哲学、文字、文学、美术工艺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充分地显示出，在中日交往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存在着十分友好的关系。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特别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中日两国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和不正常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就是新的友好时期。因此，研究过去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考察这种交流的时代背景，探明其思想文化的渊源以及在这一历史领域内一些历史人物所进行的活动，对于发展和巩固新的友好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今天的中日关系是历史上中日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凡是有益于中日两大民族千秋万代友好的事物和传统，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继承和发展的。可惜，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很少，更不用说是整理成册的著作了。梁容若这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梁容若所从事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目录学、中国文学史、语言文字等等，在这些方面，他都有著作在台湾刊行。三十年代中期，他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进修两年。以后又两度赴日作访问旅行，涉猎所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他五十年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文章的结集。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全书三十余万字，编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综合研究两国文化、文学、汉学、文字的交流。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篇论文中，作者论述了从推古奈良到德川幕府末年，我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阐明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经过。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文字、宗教、哲学、文学、美术、工艺等等都传播到了日本，而且为日本所消化和吸收。作者甚至把日本文化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延长”。作者还介绍了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及其成就，对比我国在研究日本史与日本文学方面少有成就提出了批评意见。作为文化的相互交流，作者还评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介绍了中国清朝末年以来，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的情况。作者关于中日两国语言以及两国文字改革的比较研究的两篇文章，是对所谓“中日同文”究竟同与不同各达到何种程度的分析，对治日语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文章，主要是关于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曾经做出杰出贡献的古代中日两国学者、僧侣等的评传。日本方面，作者主要介绍了晁衡（阿倍仲麻吕）、空海和圆仁。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二十岁来中国，先入太学，以后历仕三朝，与李白、王维等友善，七十三岁卒于唐土。由于新旧唐书中关于晁衡的资料与日本古籍中所述的，往往互相矛盾，而近人所述亦有不明之处，因此作者综合中日史料，写了《唐秘书监晁衡事辑》。
《空海入唐求法记》一文，是作者综合近人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可靠的史料写成的。此文历述空海入唐经过，受法于惠果，以及归国后成为日本真言密教的高祖的情况。对于空海博学多艺，在传播佛教和中国文化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所论述。
《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介绍了圆仁随第十八次遗唐使来中国求法的经过。他在中国期间，备尝艰辛困苦，经历各种波折，终于抵达他所憧憬的五台和长安，以后又经历了会昌灭佛之危。他的巡礼行记从838年6月自九州博多启程时记起，到847年12月返回博多止，共历九年七个月。这部记录不仅是研究中日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而且被视为研究唐史的珍贵资料。对此，作者论述甚详。
关于古代中国人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的，作者主要评价了朱舜水、陈元赟、隐元等人。
凡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足印的人，诸如日本的僧旻、高向、吉备真吉、大和长园、道昭、道慈、玄昉、圆行、最澄、桂庵玄树、雪舟等扬，以及中国的鉴真、道隆、祖元、一山、超然、清末的黄遵宪等人，作者虽未写出专文，但或多或少均有所论及。
第三部分的文章都是书评。有九篇书评，都是对日本近人有关汉字、汉语或东洋历史著作的评介。其中最重要的，是评诸桥辙次博士经四十年努力而编成的《大汉和辞典》。这部辞典煌煌十三巨册，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页，收汉字单字四万九千七百个，收汉语语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个，插图约二百八十幅。此书在日本被评为“真正世界第一”的汉语辞典。作者在列举日人对此书的各种称赞后，也对此书的缺点和若干舛误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还有几篇书评是作者应日本作者的要求而写的，如前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总起来说，梁容若的这本著作，有深和广的特点。如果谈到缺点和不足，我认为主要是此书为论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因此从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来，就难免显得畸轻畸重，或略或繁；同时，中国文化在日本整个文化史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分量，也就比较难以窥其全貌。此外，对于中国如何经过日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未作论述，似是缺憾。因为作者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或专家，所以就不好苛求他了。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此文集首篇的《一个建议》。该建议说，鉴于中国文物典籍流失甚多，有一部分留存于日本。为此，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这些珍贵罕见的文物典籍，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谈过，中国古籍传存于日本的是否可以复制给中国。我认为这确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据梁教授说，七十年代，日本曾以所藏明版善本九百余种，微缩复印后寄赠美国。据此，则将日本保存之中国佚书复制给中国应非难事。我想，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研究，这对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经团联召开
学习全国党代表会议文件座谈会
10月8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了学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精神座谈会，在京团体会员代表、京津地区常务理事团体代表近一百人参加了会议。
发言的同志认为，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非常重要，意义深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的经济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经团联及各个会员团体应当组织全体成员认真学习，做好自己的工作。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内容丰富，要多花些时间把它研究透彻。去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有的地方学习空气不浓厚，有的人对改革不理解，说明学习文件不是看一下就能把精神吃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学习实际上还有一个补课的任务。
发言的同志认为，学习三个会议文件要研究经济形势问题。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在讲话中都讲了经济形势，说明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十分重要。我国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于前些时经济战线上出现的问题，要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且加以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经验不足的问题，有改革不配套的问题，有管理薄弱的问题，有宣传不够的问题，有干部素质差的问题，也有钻改革空子的问题。不但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改革，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还要依靠改革。经济学界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发言的同志认为，学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文件，要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的号召，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在新的历史时期，新老干部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国情搞改革搞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看法，好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灵魂。把教条主义当成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句话、每个论断当成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发言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坚持的，但如果对改革与建设中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企图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结合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学习，通过学习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问题，同时，也就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在《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一文中指出：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中有一处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过去我们译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608页）这句译文在我国报刊文章中常被引用。但这句译文有错误。列宁的原话应当译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从三种文本（俄文、英译文、德译文）的行文看，整句话的前半句讲爱国主义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后半句则说明这种感情是如何形成的。旧译文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如何形成”的思想表达出来。在这里，能否把“如何形成”的思想体现出来，“彼此隔离”一词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各个祖国是独自存在、彼此隔离的国家，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看不见世界，才形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感情。
作者认为，从列宁的思想看，他在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同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中，在对这种爱国主义作出说明的同一段话里就指出：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加爱国。”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更爱国，是指他们在1918年初，不顾当时旧的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的军队尚未建立的客观现实，坚决反对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在他们看来，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和约，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所绝对接受不了的。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列宁在这一时期多次作过论述。他曾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恰好与小私有者生活的经济条件连接在一起的情感”；如果拿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动，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商业周转中”；“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反对了爱国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4页和第28卷第187页）
以上情况说明，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旧的、偏狭的爱国主义。过去的译文没有把列宁的论述的精神反映出来。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