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未晚谈》代序
夏衍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他对“这位名噪文坛的杂文巨擘”，为什么在他垂暮之年才出“第一本杂文集”而“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青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1944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作“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1985.7.25）
第8版()
专栏：
金莲姑娘
李丰祝
塞外深山里，有一位名唤金莲的姑娘。她写得一手好诗文，年方二十岁上下，已在十几家报刊发表诗作和散文了。
她已经小有名气了。
乡亲们都很喜欢她，是她把家乡的美告诉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但是，人们又在担心的议论：“金凤凰迟早要飞，山沟是留不住的。”
未出所料。不久，金莲被送进市里开办的文学大专班进修，结业的第二天，她对我说：“老师，谢谢您的教诲，我留在市里工作了；怪想家乡的山和水，想回去看一眼，顺便取点东西，就来市里上班。”看得出来，她很兴奋，很快活，就象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遇到坦途，一双激动的眼睛竟然盈满了晶莹的泪花。
“我知道老师喜欢金莲花，我一定到山里采一束回来，献给您！”她说。
此后，我便一直盼望着金莲姑娘为我送一束金莲花来。老实说，这种生长在高寒山区的金莲花满山遍野，并不珍奇，然而它却着实令人喜爱；每年7、8月间，到这里消暑、欣赏塞外秀丽风光的人很多，总是对它一见钟情。它那一叶叶张开的花瓣，就象一片片金子，组成了酒杯大小的、圆圆的、黄得透亮的、十分精巧的花盘；花盘托起金丝般的花蕊，俨然是一位柔情的、含羞的姑娘的笑脸；微风吹拂，它向游人点头、鞠躬、致意，并把淡淡的芳香送给他们。人们甚至这样说：“如果没有金莲花来点缀这满目青山，塞外的风光便逊色了。”
我到塞外旅游过，自然同意这说法的。
然而，时间过了很久，金莲姑娘也没有来市里上班；我盼望得到的那束金莲花更没有踪影。纳闷之间，一位到塞外出差回来的同志对我说，金莲把市里的工作辞掉了，决定继续留在家乡。他还告诉我，金莲回乡后，跑到山坡上去为我采金莲花，尽管她把它插在了装满清水的瓶子里，金莲花还是很快枯萎了，她生气的把它丢在了路边上。
又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金莲姑娘给我寄来了一篇她新近创作的散文，说是请我批改。只见文中写到：“……塞外青山，高耸入云，白雾缭绕，每当太阳喷薄欲出的时候，它就象一位披上轻轻的白纱的少女，是那么神奇，那么朦胧，那么飘逸和潇洒，确是‘佳人初试薄罗衫’的一番意境。再说那开放林间的金莲花，点点金黄，宛如一颗颗翠珠，镶嵌在少女的裙衫上。我忽然想起，金莲花为什么这么美，为什么它对人们有这等魅力，一句话：这里有适宜它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这里有青山绿水和它浑成一体；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它的色彩就显得单调了，而且它会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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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们擦着橱窗
程宝林孩子们擦着橱窗，擦着城市年轻的脸庞。他们以清悠悠的歌声，把玻璃擦得象蓝天一样；他们知道，挟着心爱的诗集，象一阵快活的风，少女们那些美丽的大姐姐，会跨出商场，迈向广场，走向爱情和梦的故乡。她们青春的笑声啊，会在纤尘不染的玻璃上，悄悄感光。他们以黑闪闪的眸子，擦着少年宫的科普长廊；他们知道，电脑快要更新祖国的心脏，不能让蒙着灰尘的玻璃，把未来的现代化弄脏。孩子们擦着橱窗，擦着城市年轻的脸庞。擦吧，把中国擦得干干净净，擦吧，把中国擦得亮亮堂堂。大街上流来的目光，在每片玻璃上聚焦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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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纵横集
杂文刍议
李欣
老实讲，我所写的某些小文短论，杂谈散议，是否可以叫做杂文，或能否被“大家”承认是“杂文”，我也并无把握；并且对此有些漠然。从个人体会来讲，我最初写杂感，发议论，作“补白”，列“专栏”，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写成什么文体，更没有立意撰写“杂文”。有感而发，有此需要，“写”就是啦！甚至依我愚见所及，鲁迅的战斗“杂文”，也不是他立意要创新一种文体；只要符合形势和斗争要求，投枪、匕首、短剑、长枪、银针、解剖刀……什么工具适用，就用什么工具。杂文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事物，它现在也仍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以“杂文”命名的花圃里，最好允许百花纷呈，争芳斗艳；自然要讲求品种，注意质量，但似应不拘一格，把有利于振兴中华大业、服务国计民生放在首位；沿着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与如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大道，逐步补益并丰富新时代杂文的特色。
关于现代杂文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对之要作具体分析。消极情绪我也偶而发生过，但总觉得，应从催生、促进、强化着眼，有什么问题研究解决什么问题。例如，我和几位同道老友有一些共同感受，即杂文难写。写什么，怎么写，应不应写，敢不敢写？的确是作者下笔前常反映于脑海中的浮波微浪。这并非心血来潮，无风起浪。象我们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以所谓“杂文”著作被打成“三反分子”的人，存在这么一点难以磨灭的淡漠心情，也许是可以谅解的。一位老友给我来信，就有这么一段话：“杂文是很不容易写好的，稍有棱角，即为‘大人先生’所不容；如果温温吞吞，于世道人心无补，又何必浪费笔墨纸张呢？但写总是要写的，在‘尖锐’与‘温吞’的夹缝里乱钻就是了”。难处，确实是存在的。文章棱角来自作者的胆和识；也来自正确的观察和善于反映。但棱角能否显示，批评起不起作用，那还要靠社会舆论风气的影响、监督和有关管理法制渠道的协同配合。我认为不可夸大杂文的作用。“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一篇或几节杂文有多大扭转乾坤之力！但写还是应当写的，也是要写的。因为它还有那么一点作用，因为它是我们正从事的伟大事业中可以发生微小的、但却是它物不可代替的效用的一种文学工具。
我从来主张，不必在文体队列或作品评奖方面为杂文争什么席位。要争取的，是社会效益的有无，大小，好差，久暂。地位是一定空间和时间形成的客观存在，自有其高低大小。抹煞不掉，争也无济于根本。杂文的作用应当充分发挥，这里需要主观能动性，也需要经验和勇气。客观上，它有用；主观上，我们应该提高运用它的能力，努力强化其可能起的作用，尽可能使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哪怕是微薄的贡献。这也正是一些热心于杂文事业的人的主要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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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读书界的一件幸事
——谈谈《民国时期总书目》
陈绍伟
近几年来，为编著《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和《诗歌词典》，往返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面对浩如烟海的藏书，真有如深山挖宝之感。寻得一本有价值的书，可谓不亦乐乎！也说实在的，书籍分藏全国各地，没有一份国家总书目，找书有如大海捞针，无效劳动太多了！
书目太重要了！读书、做学问离不开书目，是一点儿也不过份的。所以，自有出版史以来，历代藏书家、学者都极为重视书目的汇编工作。我国远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了书目巨著《别录》和《七略》。以后，几乎每一朝代，都象修史书一样，编辑前一代的总书目。这些总书目，是考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的重要依据。不用说，这也是文化积累的重要建树了。
从辛亥革命（1911年）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出版书籍十万种以上。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但是，过去仅有过一些小型书目，所收的书目残缺不全，显然是不能反映我国重点图书馆的藏书实况，难以满足读书界需要的。六十年代初，文化部决定出版《民国时期总书目》。1982年，全国图书馆规划工作又把这列为全国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之一。二十多年来，几经周折，在北京图书馆等图书馆专家、工作人员努力下，终于初步完成这一件有特殊意义、工程浩大的工作。现在，《民国时期总书目》第一分册（语言文字）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总书目》共二十卷，收书目约十万种，占民国期间出版书种（报刊除外）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以上。它是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藏书为主的，兼收一些别的图书馆藏书书目。这虽然还不能说已万无一缺，但在当前已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国家总书目了。有许多早被人们遗忘了的诗人及其作品，又得以和读者、研究者见面。看着这一套洋洋大观的《总书目》，我对在图书馆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肃然起敬！他们默默无闻、不畏艰辛，在从事一项既有“人梯精神”，又有开拓意义的事业。
《总书目》以学科分卷，每一条书目均有详细的版本记录，藏书编号。更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一一查对原书，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包括该书的篇章总数、主要篇章名称、序跋情况等等）。这样，读者寻书就得心应手了。
遗憾的是，因人力、物力所限，特别是出版周期太长，《总书目》二十卷全部出版，还得令人们焦急地等待！能不能想方设法，力争《总书目》早日全部问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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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好事办坏两例
例一：应《女子文学》之约，我去某厂采访一位“女能人”，没想到，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让写。原因是，自去年被厂里评上“女能人”之后，“女能人”三字就成了带有挖苦、讥讽性的绰号了，领导这样叫，群众这样喊，常喊得她难以抬头。现在见我又要把“女能人”三字登在杂志上，自然要反感了。
例二：为大龄青年男女引线搭桥，这本是件积德的事，然而在某市举办的“鹊桥联欢会”上，很有些得到入场券的青年没有到会。原因呢？“鹊桥”二字太扎眼了。“好象我们成了处理品，不经人搭桥就注定一辈子过单身。”
我并非一概反对搞“女能人”评选和“鹊桥联欢会”，而只是说要考虑周到一些，除了考虑主观动机外，也得考虑实际效果。否则，因为一个提法、名称弄得不好，也会产生副作用。假如以上两例中采用“模范”、“青年联欢会”之类便于人们接受的提法，那效果恐怕要好得多。
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