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彭雪枫同志
张震
雪枫同志英勇殉国四十周年了。我在雪枫同志领导下工作了近十年，其中有七年与他朝夕相处，并肩战斗。每当我看到他赠我的照片和他的题字“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由地引起对他的无限怀念。
雪枫同志逝世于1944年9月11日。他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牺牲时只有三十七岁。雪枫同志短暂的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战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已成为我党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1930年秋，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时，雪枫同志首先率队攻入城内，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口头奖励。1932年他任红军二师政委时，所部有一个团被敌隔断，原师长企图叛变投敌，雪枫同志不畏艰险深入敌后，同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突破重围把部队带回，保存了主力，受到党中央的奖励，授予红星奖章。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克娄山关，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雪枫同志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前锋，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抗日战争前夕，为团结西北军、晋绥军共同抗日，雪枫同志奉党中央命令，不怕危险和困难，到华北各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当蒋介石在日寇进攻面前仓惶失措，在花园口决堤放水、汤恩伯所部溃退时，雪枫同志奉命开辟豫东游击根据地，带领两个连的兵力、连同机关不到四百人，深入敌后，仅仅一年就发展成为一支万余人的强大抗日队伍，象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胸膛。1944年，他率领新四军四师奉命西进，经过三周战斗，全部恢复了豫皖苏革命根据地，使敌人溃不成军。为开辟新战场，他又率部队攻克河南夏邑八里庄伪军据点，直至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他牺牲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同志在挽词中赞扬他“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雪枫同志在山西、河南敌后工作期间，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停止内战、共同对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能把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密切地结合起来。他不分昼夜地与各界人士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以真诚的态度、令人悦服的言词，取得许多地方实力派对我党我军的同情和援助。早在西安事变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秘密前往太原，和阎锡山谈判。这对争取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保持中立和以后为我军进入敌后开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一件事，1938年，蒋介石曾派一个团到被称为“小延安”的河南确山竹沟镇，企图与我兵戎相见。雪枫同志正在那里工作，他不畏强暴，与对方谈判，晓以大义，说明只有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这个团长为雪枫同志的真诚所感，报告上级说，新四军竹沟办事处只进行抗日活动，没有不轨行为，随即自行撤走了。在他们撤走时，雪枫同志又组织热情欢送，从而与这支部队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这样做，不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教育了国民党军队中愿意抗日的士兵，而且在当地士绅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在这期间，雪枫同志还针对一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即认为某些人同我接近就是“投机”的片面看法，耐心地做工作说：“他们投革命之机、抗日之机，有什么不好呢？”在说服了这些同志之后，党在当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很大进展，确山一带各种抗日团体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部队进入豫东之初，处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险恶环境之中，雪枫同志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各界爱国人士联合抗日，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中原抗战的新局面。
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雪枫同志同样是十分重视的。他在山西临汾举办学兵队，在河南竹沟举办教导队，在新四军四师举办随营学校、抗大第四分校，广泛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亲自授课，亲自兼任校长。他在工作中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坚决革命，努力自我改造，积极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在他的主持下，新四军四师以老红军为骨干、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较快地建成了一支富有朝气、非常活跃、新老干部团结好的坚强部队。当年参军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现已成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骨干。
雪枫同志非常重视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尤其重视研究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打歼灭战”的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根据自己在实践中的学习心得，编写了《游击战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的教材、讲义，写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文章，很受部队的欢迎。他经常教育部队，在敌人“扫荡”时要采取“敌退我进”的方针；敌人“蚕食”时，采取“蚕食反蚕食”的方针。由于我军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伪联合进攻的“扫荡”与“蚕食”淮北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又发展了沿津浦线和陇海线的游击区。他十分重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突击力，根据平原作战的特点，亲自组建了骑兵团，成为四师在战斗中的一支重要突击力量。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及时推广，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写工作总结、起草讲话稿他都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他人。由于来自实践，他写的文稿通俗流畅，气势磅礴，他的讲话深入浅出，有声有色，人们都爱看彭师长写的文章，爱听彭师长的讲话。他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虽然身为军事指挥员，却在办好党报和剧团上面倾注了不少心血，当时人们熟知新四军四师有“三件宝”，即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雪枫同志亲自参与《拂晓报》的编辑工作，使这张报纸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部队战斗意志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表扬《拂晓报》办得好。“拂晓剧团”是淮北军民共同称赞的好宣传队。
雪枫同志自幼家贫，以后又因参加革命，几次被迫停学。他曾对我说，未受过系统教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但他具有高度的求知欲，刻苦读书，从不懈怠，即使在戎马倥偬、战斗紧张之际也没有中断过。1941年党中央委派邓子恢同志到四师任政委，雪枫同志的工作紧张程度稍稍缓和一些，他便利用时间，抓紧读书。他读的书很多，涉猎的方面很广，除马列著作、军事著作外，还看了不少文学著作和历史、地理书籍。他的记忆力很强，象《孙子兵法》他能成段地背诵。
雪枫同志一生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生活简朴，公私分明。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做上层工作时，尽管经常出入富豪之家，处于灯红酒绿之地，他始终粗衣布履，洁身自爱，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的革命本色。他担任指挥员时，按规定应吃小灶，但他却和干部战士一样吃高粱馍、白薯，并诙谐地说这是“牛肉干”和“香肠”。他有严重的胃病，有时工作到半夜，负责管理工作的同志给他送来个白面馒头，他不吃，给他加点菜他也严加批评，并立即把东西退回。他虽有马，行军时常常不骑，自己还背个包袱走路。他的衣服破了自己缝补，但十分整洁。他经常说，军人要威严整洁，只怕脏，不怕补。在河南竹沟时，同他分别多年的老父亲远道来看他。临走时河南省委负责同志送了二十元路费，雪枫同志拒不同意，经我们再三劝说，才收了十元。雪枫同志牺牲后，组织上清理他的遗物，发现只有两套军衣，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全身上下没有分文。雪枫同志严于律己，但对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却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同志们非常热爱他，称他是“我们的好师长”。他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参加劳动，为当地人民群众兴修水利。经常教育部队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当四师部队换防时，人民群众曾在街头摆上桌子，放上一碗水，一面镜子，以示我军“清如水”、“明如镜”。淮北人民给他送“德政碑”、“万民伞”。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所表达的热爱之情。但是，雪枫同志不同意给他个人立碑树伞，一再说明，帮助群众，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子弟兵应尽的责任。
雪枫同志虚怀若谷，严于解剖自己，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十分注意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每到一地都要召开座谈会或找人个别交谈，有时还拿着本子到同志们中去征求意见，直到别人把话谈完为止。1941年皖南事变后，汤恩伯大举进攻我豫皖苏边区，雪枫同志率部队进行了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按党中央指示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对路西反顽斗争的失利，尽管有其客观原因，雪枫同志却勇于承担责任，虚心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他的自我批评发自肺腑，开诚布公，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在悼念彭雪枫同志的诗中写道：“整风事不易，自省为更难，洗濯冒冰雪，钦君不畏寒”，对雪枫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当同志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雪枫同志总是给予热情的安慰鼓励和耐心的启发。同样，每逢打了胜仗，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表扬干部、鼓励部队；遇有战斗失利，他主动替下级承担责任。雪枫同志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这里，我只是挂一漏万地列举了这几点，与同志们、青年朋友们共同学习。
今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要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都应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做一个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优异的成绩，用“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敬爱的雪枫同志！
第5版()
专栏：
怀念侯振亚
董谦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侯振亚同志，在十年浩劫中，因蒙受“六十一人”冤案的株连，被“四人帮”迫害而含冤去世已整整十年了。我和侯振亚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围困沁源斗争的火线上。那时，他先任县委副书记，刘开基同志调延安学习后，他又接任县委书记。我作为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副社长，在两年半的围困斗争中，几乎都是随着沁源围困指挥部进行采访活动。我们就是这样结为“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的。侯振亚同志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凡与他共过事的同志，现在每逢提起他，莫不表示衷心的钦敬和深切的怀念。
一
侯振亚同志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沙河县北俎村一个中农家庭。二十年代末，中国革命虽处于低潮，但由于内忧外患，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在侯振亚这样一位农村青年的心灵里，便开始滋长了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和苦无出路的情绪。
1929年，侯振亚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名第七师范后，有机会借阅一些进步书刊，并经常与知心好友在一起交谈对时事政治的看法，逐渐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些苦闷，从而开始了对革命的憧憬和追求。1929年秋，侯振亚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又经马宏灿、魏万昶两同志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身分，跻身于革命者的行列，这时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
侯振亚入党不久，就先后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部宣传委员和大名县委秘书等职务。到1931年暑假，党组织派侯振亚回沙河县成立县委会，并任中共沙河县委书记。他回到沙河后，就在两名党员的基础上，很快发展了几名新党员，把县委正式建立了起来。他还特别提出今后要注意发展农村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就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那一天，由于叛徒的告密，侯振亚在课堂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即押往邢台监狱。国民党特务使尽了一切威胁、利诱、逼供的花招，都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一点关于党组织的秘密，最后只好把他作为政治要犯，由邢台押往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我党重要骨干力量，监狱里虽然戒备森严，但关不住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心。侯振亚被关到这里后，非但没有因人地生疏而感到孤独，反而如同走进了新的集体，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他很快与狱中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集体向党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狱中，侯振亚积极参加狱中党支部成立的学习委员会，认真阅读进步书刊。后来，侯振亚同志回忆起当时在狱中学习马列主义书籍这一段情况时说，那时在外面都难以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如《列宁主义概论》、《论民族问题》、《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书籍，他却在狱中都看到了。
草岚子监狱虽在东北军法处直接统辖下已是法西斯式的统治，它却又接受了国民党南京军人反省院的办法，即每六个月对政治犯进行一次“审查”，经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可是任何恐吓都吓不倒经过考验的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除了一些本来就是动摇分子，如韩麟符等一些人叛变投降外，所剩上百位同志都一直坚持到底。侯振亚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监狱当局一而再地简化出狱手续，只要求在事先印制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获释”出狱。坚定的共产党人，认为按手印就是叛变，仍拒绝履行，没人去按手印。宁可坐穿牢底，也绝不屈膝投降！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红旗出狱”，意即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解放。
1936年夏，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华北原野，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迅速营救草岚子监狱这一大批党的骨干出狱，去领导和开辟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已成为一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共北方局征得中央的同意，两次指示监狱里的中共党支部，可按监狱释放政治犯的一般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出狱，指示并说：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做得对的；现在形势变了，不履行这个“手续”，就将犯大错误。侯振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其他难友集体出狱的。后来，侯振亚谈起他这段斗争生活时说：“我们坐了四年监牢，如同上了四年党校，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马列主义，懂得了党中央为什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都提高了一步。”
二
1936年12月，出狱后的侯振亚，正在前门外一户居民家里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安子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来对侯振亚说：“山西有个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个统一战线性的抗日组织，现在薄一波同志已同山西当局讲好条件，由他主持这一工作。现在，组织上决定你去太原参加这一工作，去后可以和薄一波同志取得联系。”
侯振亚去太原后正式参加了牺盟会，并担任了总会宣传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太原失守前，侯振亚被派往晋东南沁县牺盟中心区开辟工作。不久，晋冀豫区党委成立，又委派侯振亚担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他在辽县期间，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建立了辽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并通过该组织进行了动员、组织、武装群众，以及解决部队、游击队的粮食供应等工作；在旧县长临危逃跑后，建立了抗日政权，维持了社会治安；在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的工作深深扎根于农村。侯振亚在辽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日寇侵入山西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同志亲自起草，由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农会组织章程》，很快掀起了农民抗日参战高潮。二战区司令长官本来跟薄一波同志有约在先，牺盟会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抗日。但及至太原失守，广大群众奋起武装自卫时，阎锡山又惧怕群众起来控制不住。在1938年2月临汾会议上，他就犹豫起来，说：“农民组织起来是乱子，不组织是个空子”。针对阎锡山这种思想状况，侯振亚以牺盟会宣传委员身份，通过报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宣传斗争。他先后编写了《亡省后的东北》、《东北义勇军》等通俗读物，在《上党战旗》上发表了《牺盟会的作风问题》等文章，对发动群众坚持山西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1年秋，侯振亚调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沁源县，先后担任沁源县委副书记、书记。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是沁源围困最艰苦的岁月。在对敌围困中，老侯日日夜夜带领难民群众转战在深山密林，风餐露宿。特别是在他接任县委书记后，肩上压着千斤重担，许多关系到沁源人民命运的大事需经他运筹画策。就在他接任县委书记的当年秋季，已被日军占领一年多的沁源，又遭逢万余日军的“铁滚扫荡”，敌人象决堤的洪水一般，从沁源北部向南部滚滚压来。这时，我正从沁源围困指挥部转向地方采访，与老侯和县长张学纯一起，迎接了这次急风暴雨式的“铁滚扫荡”。我们已来不及靠近任何武装队伍，身边只有跟随张县长的一个通讯员。面临着这样危急的情况，老侯临危不惧，多谋善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扫荡”沁源的日军已进至距县城二十里远的郭道、韩洪一线时，我们还在距县城十几里远的猴神岭的一个山庄上。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容不得半点犹豫。老侯当机立断地说：现在只有冒着风险迎着敌人的“扫荡”，就近向县城西北的大林区转移了，说不定还会和敌人的前哨部队遭遇。说完，我们一行三人，背起背包，拔腿就走。从猴神岭穿过西大道由新章村侧进入大林区中心地带时，天色已近傍晚。大林区人烟稀少，老侯到一个猎户家里传达了敌人“扫荡”的消息，用炒面充饥后，我们三人就分头钻到山沟的林波里。第二天黎明，敌人已从韩洪镇进据大林区的各条山梁上，大肆搜山，中间夹杂着汉奸的“老乡们，快出来吧，敌人已经退走了”的吆喝声。我们坐在山沟底下的林波里，屏息静听和辨别着山上敌人的吆喝声和脚步声。直到中午时分，广阔高深的大林区，又恢复了寂静。据观察分析，日军的“铁滚扫荡”已经“滚”过去了。下午，我们三人胜利地会合在一起。老侯精神还是那样抖擞，他和张学纯又在计议着反“扫荡”后的安抚救济工作了。他就是这样不知疲倦、不知危难地和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对敌作战二千七百三十余次，实施地雷爆破五百八十余次，歼灭日伪军共四千二百多人。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称赞沁源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作为沁源县委主要负责人的侯振亚，在围困沁源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沁源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三
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照常理说，这时，国家需要和平，人民需要民主，国共两党也需要合作建国。但在战时一直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却急于抢夺胜利果实，执意反共，拒绝和平，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只有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了。随着自卫战争的胜利，解放区迅速地扩大，新区急切需要大批干部。1947年，侯振亚从沁源调到中共太岳区党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长，很好地完成了选调干部这一繁重的任务。全国解放后，广大新区更需输送成批的干部。1949年3月，组织上决定调侯振亚带领一个地区的班子南下福建，先后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侯振亚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党务工作。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更为优异的成绩。1982年冬，我出差到福建时，和一些熟悉老侯的老战友谈起他的处事为人，莫不津津乐道这样几件事：
一是他虽是“老”字号的干部，但思想并不僵化，他比较了解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和爱护知识分子，并亲自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1957年反右派时，在省委组织部的年轻干部中，过去曾给领导提过意见的人顾虑重重。这时，老侯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帮助他们解除顾虑，一方面自己主动向上级承担责任，最后省委组织部没有一个同志被划为右派。更值得令人怀念的是，他利用各种机会，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并多次过问和帮助解决了科技、文教、卫生界一批专家、教授的入党问题。这些难能可贵的做法，在十年动乱中，却受到无理的批判，成了他“招降纳叛”的弥天大罪。
二是说老侯当“官”没有“官架子”，始终保持和干部群众的联系，堪称人民公仆。平时，找老侯反映问题的人特别多，在办公室有人找，回到家里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为了把干部工作做到家，他还总结了一套经验。他常对党务工作干部说：“做组织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严于律己，待人诚恳热情，使别人体会到党的温暖。”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无论什么人来访，无论谈话的时间多么长，他从来不随便插话，而是一定要让别人把话讲完。即使别人讲得不对，他也十分耐心地听下去，然后再从爱护干部的立场出发，讲明自己的意见。1955年，侯振亚搬进新居，新居的地板上都铺有草席，既能防潮，又十分雅致。但老侯动员家人把它撤掉了。他说：“地板上铺席子，客人进门还得让人家脱鞋，这不是叫人家以后不要来找我吗？”
三是对干部的考查，不是靠档案，也不是靠听汇报，而是靠认真调查研究。解放初期，考察干部的任务非常繁重，到闽东和闽北的交通也很不方便。他每下去一趟，大都是靠两条腿步行，有时在路上要连续走几天。到福安地委所在地，需要翻过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飞鸾岭，年轻人爬一趟都很吃力，而老侯却往返爬过好几趟。短短几年时间，侯振亚走遍了闽东、闽北各县，当时同志们都一致称赞老侯说：“他是来考察干部的，实际上他给干部带来了好样子。”
这样优秀的党务工作干部，正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老侯也难逃揪斗的命运。在省委领导同志中，他受到的折磨是最重的一个，子女也受到了株连。但老侯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对党却始终一往情深，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他不仅自己坚信“历史是会还其本来面目的，真理永远在正义一边”，还勉励其他受迫害的同志说：“党是伟大的，个人受些委屈没关系，早晚党是会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真相的。”在偷偷塞给探望他的女儿的小纸条上，老侯写道：“必须看到光明前途，不要想我，……你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1974年8月22日，侯振亚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人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十一人”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侯振亚的沉冤也得到了昭雪。今天正值我们党开展全面整党的时刻，我们以十分沉痛和敬佩的心情纪念侯振亚逝世十周年，这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品德和精神，搞好整党和改革，当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