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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析
逝川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谁要是讲究一下吃、穿，注意一下衣着打扮，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贪图享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资产阶级固然讲究吃、讲究穿、讲究玩，无产阶级难道就不该讲究吃、穿、玩？难道只有资产阶级才知道锦衣美食的舒适、可口，无产阶级就不知道？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最有权利享用它们，怎么能把一切物质享受都打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印记而却之千里呢？
把吃得好、穿得好归结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就势必会得出另一个荒谬的结论：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是有得吃，有得穿，饿不着，冻不着。仅此而已。有的同志正是这样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并把这与艰苦朴素混为一谈。这种低标准、低消费、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是小生产观念的反映。这种保守狭隘的观念，与今天我国人民生气勃勃地追求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宏图大志和进取精神相比，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简朴是一种美德，但简朴不等于安贫。艰苦朴素是我们的革命传统作风，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安贫守穷从来不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从早到晚拚命干活，所换来的物质消费资料基本上只能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更谈不上有多少闲暇时间从事各种发展自己的有益活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从而结束无产阶级在旧制度下那种苦难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取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尽可能美化自己的生活，这不但是每个劳动者的权利，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人民群众依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要求吃得好，穿得好，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乃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必然逻辑。
把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进步当作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混淆，暴露出有的同志理论上的模糊和似是而非。
什么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生活方式谈起。
生活方式，指的是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消费品和使用由他个人支配的闲暇时间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别。生活方式最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并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演变。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方式具有阶级性。这是说对立的阶级虽然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但由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同。
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众所周知，资本家用以维持个人及其家族的豪华生活的庞大开销，是通过剥夺劳动者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寄生性。由于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因而他们没有劳动人民那种对社会财富的珍惜感。所以，他们对财富的处置，往往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结果必然造成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许多人由于精神空虚，转而向色情、毒品、赌场、暴力等方面寻求刺激，导致道德堕落和各种犯罪行为。这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朽性的一个方面。
显然，我们广大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创造和追求，与这种腐朽、寄生的生活方式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区别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今天，我国的劳动者是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这就在经济来源上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划清了界限。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大可不必顾忌各种闲言碎语，别人也不应说三道四，横加干涉。第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不但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特征，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征。这种生活方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日益优越，而且是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道德品质的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友好相处，共同过一种富足而又高尚的生活，一切有损于身心健康、有碍于社会进步、不利于精神文明的生活方式都将遭到摒弃。第三，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讲究消费的合理性，讲究经济实惠。劳动者深知创造财富的艰辛，懂得怎样爱惜它们。即使将来生活十分富裕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随便浪费，脱离条件的许可和自己的需要去追求虚荣和浮华。因为他们知道，一种健康、愉快、舒适的生活并不要求消耗过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
由此可见，区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界限，不在于吃什么，穿什么，不在于人们所享用的消费资料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贫富差别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剥削制度下才有阶级对立的意义），而主要看经济来源是否正当，消费方式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认清这种区别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依靠辛勤劳动要求美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加正确而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还存在着某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倾向。有的人，不想好好劳动而欲求舒适的生活；有的人追求虚荣讲排场；有的人，从利己主义出发处理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极少数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物质欲望，不择手段，道德败坏，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资产阶级的腐败气息乘隙而入，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
（摘自1984年8月22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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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惕形式主义抬头
刘先廷 姚有志
据报载：河南省某县为召开一次小麦管理现场会，组织了一支由三十多辆轿车、吉普车、面包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县城。为了迎接这次现场会，规定车队所到的乡大小劳力都提前两个小时下地，车队不到不准回家吃饭，谁不下地就罚款。为了开这次会议，还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了庞大的服务班子，组织人力物力突击修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情并不是个别的。为了搞村镇规划，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拆房、刨树，一个村子五天之内拆房三百八十七间、刨树八百多棵。群众反映，他们那里的干部一门心思搞形式主义，农民实在受不了！
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祸国殃民的形式主义，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恢复，形式主义那一套不那么时兴了。然而，还有些人搞惯了形式主义那一套，轻车熟路，习以为常，所以，这种东西仍然不时地从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冒了出来。上级布置一项工作，交待一个任务，不管有无必要，都要开大会，作动员，组织大家讨论，人人表态，然后找一些“闪光”语言，写一些表面文章，上报下发。只要上边点头了，称赞了，目的就算达到了，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是可以不必管的。更有甚者，上级要来检查卫生，他会把突击打扫了一下的厕所不让人使用；上级要来检查食堂，他可以到外面买一些现成的食品冒充是自己食堂的“花样”；中央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可以让几个知识分子进到领导班子里去坐“冷板凳”……总而言之，本来是“败絮其内”，却硬要来个“金玉其外”者，当前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不大不小的歪风。
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是一对孪生子，也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形式主义的存在，助长“假大空”的流行，扼杀求实精神的发扬，使不干实事的唱高调者得利，使扎扎实实干事的人吃亏。它至多能给我们的四化大业添一些硕大的“画饼”，而不可能带来任何补益，相反却会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形式主义之所以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某些品质、意识、作风欠佳的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无脚踏实地之愿，有邀功请赏之念，不出力、出小力而欲出大名、得大赏。其次是领导上官僚主义，盲目地追求一呼百应，热中于表面的轰轰烈烈，习惯于看表面现象，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事迹突出（不论真假）者，统统抓过来证明自己的领导有方。因之，凡见形式上好看的东西，便点头，便称赞，甚至给搞形式主义者披红戴花、加官进爵。这样，形式主义给官僚主义“增光”，官僚主义给形式主义打气，两者“相益得彰”，于是乎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便煞不胜煞。此外，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的重言不重行的识人论人之法，也是引人追求形式主义的一个因素。
当前，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改革，研究改革，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祖国大地。改革有着丰富的内容，当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形式。但一定不要再搞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应当作为改革的一个内容，认真地加以革除。否则，它就可能把我们大有希望的改革事业葬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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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我国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对祖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抗灾救济以及投资建设，无不热诚支持，积极参加。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侨被誉为“革命之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广大侨胞更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和祖国同胞一起，同仇敌忾，英勇奋斗，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战，在财力、人力、物力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财力的支援。当芦沟桥的炮声传到海外时，广大华侨纷纷筹赈捐款，支援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南洋是华侨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加上有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所以在抗日救国的各方面工作，都作出突出的成绩。其次是美洲的华侨（南北美各国共有华侨二十多万人，占海外华侨总数的2％），抗日战争一开始，便迅速组织了“华侨筹饷会”、“抗敌后援会”、“华侨救国会”等救亡组织，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活动。参加捐献活动的不仅有资本家，还有广大收入微薄的劳苦群众。
根据历年各方估计，战前华侨（包括世界各地）汇款，平均每年二亿五千万至三亿元。而1939年至1941年，平均每年的侨汇达国币十亿元以上。
人力与物力的支援。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不仅仅限于财力方面，他们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一开始，华侨青年中止学业，或放弃原来的职业，回国从军的在万人以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特设华侨特别班。空军军官学校也招收华侨青年受训，仅菲律宾一地，就有六十二人参加了空军。许多华侨青年冲破重重难关，不远万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经过“抗大”等革命学校短训后，即奔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少人捐躯沙场。1940年4月，英勇牺牲于晋绥边区的李林（女），就是荷印华侨青年，她先后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委、一二○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她作战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贺龙将军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1938年底，广州沦陷不久，滇越铁路也被封闭，我国国际运输几乎断绝，国防军需几乎全靠新修建的滇缅公路（自云南的昆明经下关至缅甸的腊戍），该路全程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而且工程初竣，路基未固。当时国内缺乏司机，南侨总会应西南运输公司要求，代为招募机工回国服务，前后几批共三千二百多名。此外南洋各地还有许多自发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有的华侨听说八路军缴获了日军汽车，没有人驾驶，便组织服务团到香港，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开着华侨捐献的救护车，从香港经广州、长沙、武汉、西安，一直开到延安。
海外华侨还根据战时的需要，组织救护队，征聘西医，并配备药品及救护车回国服务。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战前应聘回国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他送眷属回新加坡，随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办救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一百多个救护队去各个战区，为抗战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回国参战的华侨中，还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转战广东东江一带的东江支队的华侨青年，以及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他们中不少人光荣牺牲在前线岗位上。
抗战初期，每年秋天都有征募寒衣运动，海外华侨也无不积极响应，如1939年，“南侨总会”接到电文后，仅月余就募得寒衣三十万套，折合国币五百多万元。至于国内急需的大宗药品如奎宁丸，产于爪哇，市场紧缺，“南侨总会”便转商荷印各慈善机关四十余处，购得五千万丸寄赠祖国。其它如救伤袋，仅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一处，便捐赠了十万个。
抵制日货，进行不合作运动等斗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便广泛发动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为声援祖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斗争形式。“七七”抗战后有的地区成立了“抵制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有的还组织“青年铁血团”，秘密执行对奸商的制裁。这种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使日商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美国的华侨还发动“不供给运动”，劝阻华侨及美国人士，不将钢铁、五金等战争物资运往日本。
与此同时，在日营企业的华侨工人，也纷纷罢工、辞职，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议。当时在马来亚，日本财团控制了相当部分的铁矿，雇用了大批华工，如星洲龙运铁矿公司雇有华工五千名。当华工得知铁矿石运回日本，用以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枪炮时，便集体罢工、辞职。这种爱国义举，首先由柔佛州的峇都巴辖日营铁矿的华工发动，不久，斗争的浪潮便波及其他各州的日营铁矿，使之受到沉重的打击。
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当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准备同敌人妥协。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打电报质问。待确知汪精卫坚持对日妥协时，便公开谴责他的卖国罪行，并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第二次大会，提出议案，建议确定：“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列入提案时文字上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提案很快获得通过，人心大为振奋，全国舆论皆赞扬不已。著名记者邹韬奋说过：“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冬，“南侨总会”发起组织了由南洋各属华侨筹赈机关代表组成的“回国慰劳视察团”（以下简称“慰劳团”），由六十六岁高龄的陈嘉庚亲自率领。“慰劳团”分三路深入到各个战区进行慰问视察。陈嘉庚本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去慰问。耳闻目睹，使他无限感奋，“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回到南洋后，他不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事实，赞扬延安和边区的廉洁奉公，军民合作，同仇敌忾。通过“慰劳团”的巡回报告，大大提高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思想觉悟，为尔后的支持祖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正如当时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