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谱写中非关系的新篇章
——周总理非洲十国之行
季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年的外交史中，周恩来总理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的非洲十国之行，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陪同下，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这次访问，增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创了我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进入五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继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63年三十四个非洲国家的首脑举行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也正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斗争。当时，我国同一部分非洲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是，非洲一些国家刚刚独立不久，由于长期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阻隔，对我国尚不够了解。为了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打破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封锁和破坏，周总理远涉重洋，进行了寻求和平和友谊、增进知识和了解的非洲之行。
在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埃及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周总理亲自拟定出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我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是我国外交上的创举，一直指导着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总理访问马里时提出的。周总理亲自看到某些国家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实质，又通过视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八项原则之前的晚上，他通宵未眠。八项原则的主要精神是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在这次访问中，周总理打破某些常规和“禁区”，建立起同这些国家领导人和群众的亲密友好关系。加纳是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但那里恰恰发生了一起有帝国主义颠覆阴谋背景的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局势不稳。周总理毅然决定按原计划访问，同时建议主人打破通常的外交惯例，取消机场迎送仪式，并把会谈、宴会安排在当时恩克鲁玛居住的城堡内进行。周总理在休息时与恩克鲁玛打乒乓球，还特地看望了恩克鲁玛的夫人和孩子，表示慰问。这些都使主人和加纳人民十分感动，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患难之交”。
周总理非常关心非洲人民的生活。在加纳访问时，他要求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主人感到犹豫时，总理说，“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家常饭。”这在当地传为美谈。周总理在下榻的宾馆常探视厨师和服务人员。和总理接触过的非洲人都感到总理平易近人，亲如一家人。
周总理在出访中很注意学习他人之长。他用“天涯处处有芳草”，教育我国人员认真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他花很大精力作调查研究，并一再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周总理处处从大局着眼，不拘泥于枝节，又能以真知灼见，坦率地同朋友交换意见。埃塞俄比亚当时是还未同我建交的国家之一。海尔·塞拉西皇帝邀请周总理去访问，但迫于外来压力，却把会谈地点选择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但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友谊，以体谅的心情相待，仍欣然应邀往访。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访问非洲国家中，周总理就独立后如何建设国家同这些国家领导人交换了意见，仔细地听取他们的发言，然后耐心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周总理认为革命应有阶段，非洲国家还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过急。
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总理提出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耳闻目睹非洲人民在过去五个世纪中遭受的最野蛮、最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又看到非洲人民独立后热情勇敢、生气勃勃、敢于当家作主、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的立国之本”。他说，非洲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他相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非洲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论断。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时，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家，今天非洲已有五十个独立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总理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非洲的政府领导人，他的非洲之行标志着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二十年来，中非关系飞跃发展。我国同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非洲朋友称中国是他们的“患难之交”和“真正的朋友”。
继周总理之后，赵紫阳总理在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又访问了十一个非洲国家，进一步提出同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这就是“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周总理在非洲十国之行中为我们作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业精神，把同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非洲十国之行中，在青尼罗河棉花产区接受苏丹儿童敬献花环。
非洲儿童热烈欢迎周总理。在赞比亚工作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和赞比亚国民服务队队员，在稻田里一起研究水稻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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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中国，非洲革命的鼓舞力量”
——访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万布拉
本报记者 马世琨 鲍世绍
万布拉先生在他的客厅里，亲切地同我们谈起了对中国三十五年来对非洲政策及其影响的看法。万布拉曾担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近七年。在此前后，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一直热切地关注中国的一切。
万布拉先生以爽朗的声调开始：“中国有句成语，叫‘追本溯源’，就让我们从新中国诞生说起吧。”他凝目沉思，追忆着三十五年前的往事。当时，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其他国家都处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枷锁下，有着同旧中国近似的遭遇和命运。“因此，新中国的成立，使整个非洲受到鼓舞。我记得当时坦桑人议论最多的是：中国能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办到？应该使中国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非洲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蓬勃展开。万布拉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榜样和中国对非洲解放斗争的有力支持，对此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清楚记得，从1963年到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国事繁忙中，三次出访非洲，足迹遍及11个国家。访问中，周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响亮地指出：今日非洲已经不是黑暗大陆，而是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对非洲来说，这无异于激励战士冲锋的号角。万布拉详细地追述了1965年6月，周总理访问坦桑时受到空前热烈欢迎的情景，“许多人从几百里外赶到首都，以求一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领导人的丰采，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真挚的感谢。”
一提到周总理，万布拉感情的琴弦被重重地拨动了。他激情满怀地说起了使他“永世难忘”的一件事：1970年1月的一天，在他到中国赴任不久，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接见从午夜十二时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谈话的范围十分广泛。周总理对非洲及世界事务的了如指掌和透彻分析，他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使万布拉感到吃惊。说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万布拉仍激动不已。他说：“我是一个来自非洲国家四十二岁的大使，他是九亿多人口国家的总理，已经72岁高龄了，但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周总理的言谈举止，使我对中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以及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等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我同时也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能赢得非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大的尊重。”
似乎是为了深化这番议论，万布拉又谈到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的那场斗争。那年，坦桑当时的外长、现任总理萨利姆被非统组织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推荐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但遭到超级大国的反对。中国坚决支持萨利姆当选并为此不惜多次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万布拉的看法是，“中国支持萨利姆，决不仅因为他是坦桑尼亚人和中国的老朋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中国主持正义和坚持原则的一贯立场。”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在非洲，“中国是非洲和第三世界最可靠的朋友”成为非洲最流行的话题。
万布拉在中国供职期间，经历了坦赞铁路修建的全过程，因此，对中国的援外政策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说，在中国任大使期间，他访问过中国二十二个省份，亲眼看到中国还不富裕，国内有许多项目亟待建设，还要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衣、食、住、行。然而，中国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其他国家。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以其国际主义精神，在非洲人民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
当话题转到南部非洲问题时，万布拉认为，就双边关系而言，中国同南非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南非又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与中国拉关系。中国所以坚决拒绝与南非发生任何往来，是因为中国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反对南非当局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推行种族主义的反动政策。他热情地表示，“我认为，这是中国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也是她赢得非洲人民钦佩和赞赏的重要原因。”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友好交谈中，万布拉先生多次用下面的语句来概括他谈话的要旨：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挚友；中国，是非洲革命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