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国对外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教育部长 何东昌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受人欺凌的历史，也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而对外教育交流则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即着手进行对外教育交流。五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同苏联和东欧少数几个国家互换留学人员，以后逐渐增加到六十多个国家。可是，十年动乱使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受到极其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对外教育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交流的规模日益扩大，形式日益多样，内容日益丰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互学习，平等互利，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我国对外教育交流的基本原则。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国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主要目标。
三十五年来，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同各国教育界、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联系，活跃了我国学术空气；接受了一百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智力支援；通过交流，向各国介绍了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当前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正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学习各国的长处，为我所用。而通过教育交流，向外国介绍我国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仅最近几年，出国和来华的教育团、组，每年都超过一百起，人数在千人以上。为了培养人才，从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决定向外国增派留学人员。六年来，共向五十四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两万多人。这个数字，超过“文革”前十七年一倍还多。党中央、国务院对在国外留学人员的学习和生活的关怀，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勤奋攻读，取得良好成绩，其中不少人成绩优异，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们之中已有一万人先后学成归国，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还有一万一千多人在国外继续学习。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有七千多人，国家对于自费留学人员同样寄予厚望。
我国在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的同时，也不断创造条件接受外国派来的留学生。1950—1965年间，共接受了六十个国家派来的留学生七千二百多人；1973—1983年间，共接受了一百零五个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六千一百多人。他们分布在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所高等学校学习。此外，在近五年中，短期来华进修汉语的（少数是进修针灸或建筑的）有八千四百多人。
近几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学者、教师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与外国同行相互进行讲学，相互到对方大学任教。1979—1983年五年中，我国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近七百次。我国高等学校也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仅去年一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就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好评。“文革”前十七年中，我国只有十八所高等学校聘有外国专家一百三十四人，现已增加到一百八十七所，聘请专家七百多人。在1978—1983年间，仅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聘请来华短期讲学的学者即达二千人次。与此同时，我国有九百多人应聘出国任教或讲学。我国高等学校授予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丁肇中、陈省身、吴健雄等国际知名学者名誉教授的称号。我国著名学者周培源、谢希德、李国豪、张光斗、高尚荫、吴富恒、蒲蛰龙、张维等同志，也被外国大学或学术机构授予名誉科学博士或国外院士的荣誉称号。
我国高等学校同外国相应学校开展校际之间的交流，是近几年来对外教育交流的新发展。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已有一百五十多所高等学校同外国二百五十多所相应的学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校际联系。
校际交流已成为我国对外教育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校际交流的主要内容是互换学者和教师，互换留学人员和进修人员，互换图书资料和学术论文，以及双方商定的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合作等。我们深信，今后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团体和友好人士，热情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财力和物力方面的帮助。我们也对一些亚非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回顾既往，令人欣慰。展望未来，满怀信心。邓小平同志在不久前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根本指导思想。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我们计划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继续做好派人出国留学、进修的工作，对有条件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一般应予以支持。三十五年来，公费、自费留学人员总计还不到四万人，接受来华留学生包括短期来华进修人员，总共还不到二万五千人。今后这两方面都应大力加强。
其次，继续贯彻多种渠道的方针，今后特别要帮助中央工业部门、地方政府以及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打开对外教育交流的渠道。我国教育界成立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有些省（市）也建立了相应机构，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深信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在协调推动民间对外教育交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放宽我国经济特区以及开放区的对外教育交流，以利于这些地区培养人才，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热心祖国教育事业、自愿在这些地区投资办学的海外华人，在可能范围内均予提供方便。
最后，要继续加强教育、学术情报信息工作，及时了解国际学术新动态，沟通国内外科研发展新成果。这是对外教育交流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我们坚信，在未来十年内，我国对外教育交流事业，一定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新路。
第7版()
专栏：
求同存异的典范
黄书海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山城万隆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这是由已经独立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共同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它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会议的精神和它所制定的原则，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会议的参加国，新中国为使会议获得成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亚非会议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和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紧张局势正在趋向缓和；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亚洲组织军事集团，从而使亚洲出现了新的紧张因素。
针对这一形势，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1954年4月在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同年6月，周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向尼赫鲁和吴努明确表示我国支持召开亚非会议。12月，毛主席又向吴努表示我国希望参加这个会议。经过我国同有关各国协商以及发起国的多方努力，1955年1月，我国接到正式邀请，派遣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对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不能不以沉痛的心情指出：会议开始前，美国即利用蒋帮特务在香港进行暗杀我国代表团的活动，妄图以此阻止我国代表团与会，达到破坏万隆会议的目的。它们用定时炸弹炸毁我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飞机，致使我代表团工作人员、记者十一人牺牲。这是我国为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付出的血的代价。当时我国一方面对美蒋的罪恶活动予以强烈的谴责和彻底的揭露，同时表示我国参加会议的决心毫不动摇。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我们采取了慎重、恰当的态度，从而没有使会议受到影响。
我国代表团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代表团认为，这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开创我国和平外交新局面的极好机会。我国代表团在会上高举实现和平、反对战争的旗帜，广泛同亚非国家交朋友。我们平等待人，顾全大局，多提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大力支持亚非国家的正义斗争和要求。新中国鲜明的外交政策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受到与会各国代表和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和赞赏。
会议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会议开始后，有些与会国代表，或因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挑唆，曾在会上以挑衅的姿态相继提出反共口号，并对我国进行诬蔑攻击，使会议濒临分裂边缘。面对这一复杂形势，周总理机智沉着，作了精辟的补充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并在一开始即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指出，我们本可提台湾问题、联大代表权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那样将使会议陷入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接着他就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说明我国的立场和政策，说明这些问题不应妨碍亚非国家之间求同和团结，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还表示欢迎所有与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指出中国并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总理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语调平和而中肯，字字句句拨动着与会代表的心弦。他发言一结束，会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场为之沸腾。主持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总理和许多代表离开座位，竞相前来和周总理握手、拥抱。甚至一些在会上攻击过我国的代表也主动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和歉意。周总理的讲话，击败了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破坏，扭转了会议的形势。
在会议转入实质性会谈中，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尽量尊重和支持别国的提案，决不强加于人。比如，当时有些国家反对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没有同他们争辩，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从而在实质上把五项原则精神贯穿到十项原则中。周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令不少代表赞叹不已。
最后，在会议临近结束时，美国又唆使某些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妄图制造事端，破坏会议。周总理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进一步阐述我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总理说，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简短的声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排除了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设置的最后障碍，导致会议胜利结束，并发表了以十项原则为中心内容的联合公报。亚非会议所形成的万隆精神自此一直成为亚非反帝反殖运动的推动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
万隆会议距今已近三十年，而周总理代表我国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证明，国家不论大小，在交往中都必须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有可能很好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7版()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中国是巴勒斯坦革命最可信赖的支持者”
——国庆前夕访阿拉法特主席
本报记者 辛树蕃 吴文斌
在阿尔及利亚东部边界附近，我们访问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个军事训练基地的司令部。办公室里，头缠标志巴勒斯坦革命的黑白格头巾、身着墨绿色军装、腰挎他那支有名的手枪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亚西尔·阿拉法特，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谈起二十多年来他与中国领导人交往的情景。
刚才还谈笑风生、不时挥动着那双有力的臂膀同我们谈论中国新闻界情况的阿拉法特，当话题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和他对中国的感受时，却突然沉思起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的东方，似乎思绪把他又带到了二十年前初次访问中国，与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会谈的情景中。阿拉法特把眼神移向我们，讲起了那段使他“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的经历。
“那是1964年我们决定发动武装斗争的前夕”，阿拉法特主席以他那浑厚有力的音调告诉我们：“我和阿布·杰哈德（巴解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等兄弟到中国去。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和深入细致的会谈后，把我们引见了毛主席。我告诉毛主席，我们准备在1965年发动武装斗争，想听听他的意见。毛主席听后说，你给我几天考虑的时间吧。在这当儿，承周总理精心安排，我们参观了历史博物馆，特别是革命博物馆。有关人员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武装斗争的数十年历史经验。
“几天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是在盛产石油的地区，也就是在世界最敏感的地区发动武装革命，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你们除了要面临敌人的巨大压力，也会有来自阿拉伯内部的困难。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们相信，你们迟早会胜利的，阿拉伯人民总是要支持你们的。我们中国人民会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讲到这里，阿拉法特主席忽然向我们发问：“什么叫英明？”不等我们回答，他又挥动双手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当我们在贝鲁特和在特里波利被围困时，想起毛主席和周总理说过的话，给我们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在稍稍平静自己的情绪后，阿拉法特主席继续说：“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就在困难的时候，今年春天我去北京进行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邓小平主任、胡耀邦总书记以他们卓越、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向我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使我倍受启发。”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对北京的访问是紧接着美国总统访华之后进行的。这表明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革命及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种支持极其宝贵，因为中国的支持恰在巴勒斯坦革命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正象阿拉伯谚语所说：“‘患难知挚友’。中国人民从我们打响第一枪的那天开始，一直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兄弟和最可信赖的支持者。”
阿拉法特主席特别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无论在政治上、道义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了他们巨大的支援。而且，中国领导人总是强调援助是相互的。这种从不以大国自居的高尚风格，真是绝无仅有，“这正是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得人心之处……”
告别时，阿拉法特主席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请我们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向中国党政领导人，向兄弟的中国人民转达他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敬意，衷心祝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就。（附图片）
今年五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应邀访问中国。图为赵紫阳总理和他在欢迎仪式上。
第7版()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我和中国：心和心的交流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国际笔会副会长 井上靖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今，已经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在这三十五年间，中国接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回顾往昔，1957年10月我首次访问中国，尔后二十七年来访华约二十次。记得最初的三次是绕道而去的，那时到北京需要四五天时间。1974年9月29日日中两国通航，我乘坐首航班机直达北京，到达北京机场时的兴奋，至今仍时时涌上心头。
两年后的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先后与世长辞。我曾数次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那年10月我去北京，只觉得象是挽钟的声响，不知从何处传到耳际。
到1978年8月12日，日中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今年是条约缔结六周年。抚今追昔，令人感慨至深。
我几乎都是因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而访问中国的。虽说是文化交流，包括的范围却很广泛，涉及音乐、戏剧、文学、学术、体育、出版等等。我觉得，无论在哪一方面，其根基归根结蒂是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交流。相互之间只有萌生理解与友情，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才能得到发展。
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今后，我们应该在这一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我认为这是以庆祝中国国庆三十五周年为开端，两国文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年轻时代，我曾写过十来部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但都是在没有实地看过历史故事发生地点的条件下写成的。自从应邀访问中国之后，在中国方面的盛情关照下，我有幸踏上了小说中历史人物活跃过的土地，如愿以偿。1963年9月，我访问了小说《天平之甍》中留下日中两国僧人足迹的扬州；1978年5月，又前往与小说《敦煌》有关的敦煌地区，作为作者，真使我感动不已。
此外，象《楼兰》等几部作品，都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一带为舞台的。1977年、1979年和1980年，我连续三次周游了从天山南麓到昆仑山山脉北麓一带沙漠中村落的遗迹，恍如进入梦境。
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许多小说被介绍到中国，有不少人阅读。在两国的合作下，《天平之甍》搬上了银幕。这是作者的荣幸，也是小说《天平之甍》的荣幸。谨向有关人士再表谢忱。
还有，今年5月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期间，承蒙以会长巴金先生为首的中国笔会中心的许多会员先生亲临大会。大会的各项议程进展顺畅，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得力于中国笔会中心的支援。借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谨以日本笔会会长的名义，代表日本全体会员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