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致日本读者
欧阳山
我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日译本快要在日本出版了，我觉得非常高兴，又非常激动。这不仅仅因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增加了一个渠道，使我们两国的人民有了更进一步的互相了解；同时还因为，通过这本小说的发行，使我在日本获得更多的读者，结交到更多的日本新朋友。
1979年5月，我曾经随同以周扬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访问团到日本访问，到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箱根、仙台、大阪、千叶这许多地方，饱览了你们的美丽的河山之外，在短短的三个星期之中，我还结识了日本文学界、评论界、美术界以及工人、农民中的许多朋友，得到了很多的教益。这回，我的小说在日本出版了，必将使我结交到更多的日本男女朋友。他们和我虽然不一定见过面，但是，他们可以从我的作品中理解我的可爱的祖国，我的可爱的同胞，我个人的感情和我个人的心灵，因此，也就成了我的朋友。这难道不是使人十分高兴，又使人十分激动的事情么？
我上次离开延安，是在1947年3月。阔别了三十年之后，1977年3月，我又回到了延安。旧地重游，乍一相见，竟使我瞠目结舌，连声惊叫：“几乎认不得了！几乎认不得了！”延安的树木多了，建筑物多了，延河上面的桥梁多了，延安城里也非常热闹。——延安是向现代化扎扎实实地前进了几步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经一扫而光了。这也使一个中国人象在其他的城市看见面貌改变的情景一样，觉着兴奋和自豪。后来，我接触了更多的延安人，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和青年的男女朋友，在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高生亮一般的人物。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高生亮的精神在延安散播了，开花结果了。只要有更多的人具备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的祖国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现代化，我们的城市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昌盛，我们的人民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文明和幸福。日本朋友如果要了解中国的情况，预测中国的未来，那么，从了解高生亮这个典型性格的精神特征入手，恐怕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吧！
最后，我对于给这本小说作插图的古元先生和用她的辛勤劳动把这本小说翻成日文的多田正子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古元先生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替这本书作了封面画与七幅精美的插图，那真实性跟艺术性都达到了如此的高度，真是令人看起来不忍释手。
多田正子女士为了翻译这本小说，读了有关这本书的许多资料，和作者本人作了多次的通信和谈话，还亲自到延安市柳林子去访问从前南区合作社的旧址、当时南区合作社的干部和附近的群众，她的辛勤劳动花费了她大量的心血。在她通过这些访问想尽可能多地获得一些感性知识的过程当中，她还在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看过《高干大》的原稿，并且搜集和研究了当时的民间器物，如三山刀，驮铃，各种银元和羊腿巴子烟袋等等。这种一丝不苟地认真求实的精神，不单是难能可贵，并且是令人十分敬佩的。
象这样在两国文学界中互相翻译作品的文化交流工作，我希望能够连绵不断、并且日益扩大地逐步开展。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世世代代继续下去，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子孙后代的和平与幸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1984年4月23日在广州梅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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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年来的心愿
〔日本〕 多田正子
中国著名作家欧阳山先生的小说《高干大》的日译本，已经由诚文堂新光社出版，和日本读者见面了，我二十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我作为译者，兴奋之余，总觉得应把这本书的翻译经过告诉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1963年，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小说《高干大》。尽管书中有很多陕北方言土语我不怎么懂，但是书中的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我一口气读完了它。
《高干大》描写的是在四十年代的延安一位叫高生亮的农民，依靠群众，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创办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主人公高生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到哪里都可以见到的一般群众。他时时依靠上级，却敢于和上级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斗争；他有时也相信鬼神，甚至很怕鬼神，却又能帮助一些落后的群众和愚昧、贫穷、迷信进行斗争。他废寝忘食、带病工作，心里装的是群众的事业。他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象个小孩，真可敬可爱。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人。我很喜欢《高干大》这部小说，我热爱高生亮这个人。
我想，能写出这样感人作品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恨不得马上见见欧阳山先生。我立即给他发了信，不过当时他给我的信却半途失去了。
过了十五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我从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文章中，看到“欧阳山”三个字，又惊又喜，不能相信，就半信半疑地给他写了信，不久竟收到了他的回信。欧阳山先生熬过“文化大革命”还健在！现在竟给我回了信！他的信在我的生活中点亮了一盏灯火。以后，在他的同意和亲手帮助下，我开始翻译《高干大》。
因为我不是职业的翻译家，生来第一次译书，中文水平也不高，所以在翻译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如陕北的地形、方言、生活习惯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公粮、公债、公盐、变工队）等我都弄不明白，只好硬着头皮向欧阳山先生请教。我知道他工作很忙，眼睛不好，很不方便写信，但他每次都给我作了认真的答复。有时一次问不明白，还要问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直至完全明白为止。他总是很详细地解释当时的社会情况。
三年来，欧阳山先生就这样解答了我提出的一共三百多个疑难问题。由于是口述笔记，他的助手谭方明先生很辛苦。我想，在中国原著作家这样亲手帮助翻译出版日译本的作品，在日本是没听说过的。这使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
为了帮助日本读者了解延安，加深对《高干大》一书的理解，插图就显得非常重要。我想到了中国著名木刻家古元先生曾经参加过延安南区合作社的运盐队，南区合作社是《高干大》的故乡，那么请古元先生画插图不是再好不过吗？我鼓起勇气通过欧阳山先生向古元先生提出了正式请求。当时我心里真是提心吊胆，不过令人觉得意外的是他非常平易近人，他给我写了亲笔回信，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给了我封面画与七幅插图，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根据我在延安时拍的几张相片，修改了两幅画。由著名作家亲手帮助翻译，又由著名画家特意画插图，这种情况在日本是连想也想不到的。
《高干大》是作者以延安南区社主任刘建章等人为模特儿创作的一部小说。参观南区合作社，拜访尚健在的当时的工作人员，了解当时的情况等，就成了我的夙愿。1980年夏天，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周扬先生的帮助下，我访问延安的愿望实现了。
在延安，我结识了原南区的书记刘世昌先生，原南区社的运盐队队长封世友先生与原南区合作社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王耀明先生。他们给我详细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历史。特别是王先生（小说《高干大》中描写的张四海的原型人物），和刘建章一块风雨同舟，亲如手足。他专程来延安，给我介绍了刘建章的为人，对我理解高生亮这个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我感动的是他把刘建章1958年去世前夕，在西安看望他时赠他的一张相片转赠给了我。回日本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张连刘建章家属也没有的最后的唯一半身像，使我又感激又觉得十分过意不去。
回国后，我和王先生的儿子王增祥先生开始通信。我就《高干大》一书中的方言土语与当时的情况和他交换了意见，他总是很热情地回答我，我非常感谢他。
为了加深日本读者对《高干大》一书的理解，我想写一篇南区合作社的略史附在《高干大》之后，介绍给日本读者。延安报社的主编、《南区合作社史话》的编者之一苏若望先生，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帮助。
回想1963年第一次看到《高干大》盼望见到作者的激动心情，和1969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取了“亮一”的名字来纪念高生亮的那一天；今天在我最尊敬的欧阳山先生的亲手帮助下，能够翻译出版《高干大》，不禁感慨万千！《高干大》书中描写的一些人物和帮助我翻译的中国朋友都已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怎么也不能忘记。
最后，我用在我离开广州时，欧阳山先生全家在机场送我时反复讲的话来结束本文，表示我的感谢：“真没有想到你竟能到我家来，希望你再来。广州冬天最好，有花市。我家的月季冬天最好。你春节时既然可以休息，一定再来。”
我一定再来，向指导、帮助过我的中国诸位先生和朋友当面致谢。
1984年8月10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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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文集》将出版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事业领导者之一周扬同志从三十年代迄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在理论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很多论著，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周扬文集》是他的文艺论著的总汇，所收文章，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分为五卷。一九四九年前的为第一卷；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间的为第二、三、四卷；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为第五卷；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所存政治性或政策性问题，均由作者在原文后加附记性的说明。
《文集》一卷，将于近期出版。本集选收了《新的人民的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等文章共五十六篇。其余各卷，计划在一两年内陆续出版。 （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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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黄河东流去》代后记
李凖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1979年6月，下集一直拖到1984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我一直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想“以水代兵”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造成了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的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七户普通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通的细胞。它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象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份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1942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那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1949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团圆”的抱头痛苦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作“黑帮”，于1969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侉，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很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的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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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发人深思的两个“未尝”
丘峰
1932年12月，茅盾在《我的回顾》一文中检讨了他五年来的创作——他对社会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他的技术有没有独创之处？他说，对于这些，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的，“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他强调指出：这两个“未尝”，正是他“五年来一贯的态度”。
读着茅盾五十多年前写下的充满感情而又意味深长的回顾文字，令人心情激动，更启迪人们思索。我想，茅盾的这两“未尝”，也应该成为我们时代作家为人作文的标帜。
文艺创作是一种高尚的又是艰苦的精神劳动。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就要怀着高尚的目的，兢兢业业地工作，精益求精地写作，这样才能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裨益。遗憾的是，我们的某些作者对这一点淡薄了，他们热衷于名利，创作上粗制滥造，敷衍成篇，却以创作“丰富”自娱。茅盾当年在写《幻灭》等作品时，全靠稿费维持生计，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他尚且洁身自好，不为金钱而粗制滥造。今天我们的作家生活安定，不为生存而发愁，有的人却为求名生财而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这与社会主义作家的称号是不大相称的。例如，有的人写作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当然，并不是说这种速度写出来的作品一定不好。我是说，如果只赶速度，不问质量，那就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写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高尔基极为赞赏的《大修》作者索波列夫的话：“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只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一件东西——粗制滥造的权利。”
与作家的创作态度相联系的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如茅盾所说的不要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在于它与时代同呼吸、同脉搏。今天，党和人民给我们的作家以面向现实、表现新时代的权利，我们的作家要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生活，感受生活，表现新生活。我们的许多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作者忘记了作家的责任，他们热衷于写什么“三角”、“四角”，热衷于写一些无聊的“身边琐事”，或者脱离时代，钻到“自我的心灵”里去挖掘什么“诗意”……。对这样的作者，我想，茅盾五十多年前的话是使人深思的：“我们唾弃那些不能够反映社会的‘身边琐事’的描写；……我们唾弃一切只有‘意识’的空壳而没有生活实感的诗歌、戏曲、小说！”
茅盾在为人作文方面是我们的典范。牢记他为人作文的两个“未尝”吧，这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