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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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多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
李子奇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整党对照检查告一段落之后,大家分头下去了解情况。我到平凉、庆阳两地区,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调查。中央(1984)1号文件传达后,农民勤劳致富的劲头更足,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使人感奋的是,耀邦同志去年夏天视察甘肃工作时提出的我省农业要“反弹琵琶”,唱“草木经”,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的路子,已经深入人心。广大群众把“草木经”视为“致富经”,积极种草,踊跃植树。各县都提前一季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种树任务,并涌现出一批种草种树、发展畜牧,在两三年内致富的先进典型。他们大胆调整农业结构,在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退出一部分耕地还林还草,种草同养畜结合,种树讲求经济效益。从群众的创造实践中,我对“草木经”的认识更丰富、更具体化了,路子更清楚了,从中看到了甘肃经济发展的潜力与前景,坚定了改变面貌、治穷致富的信心。
这次陇东之行,天天同群众接触,犹如走进了生机盎然的大森林,觉得空气新鲜,神志清醒,精神振奋,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深感转变领导作风,深入第一线,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对于增强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增长领导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都是非常必要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要实现的总任务、总目标,是非常艰巨的,更需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对于我们这些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自觉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且形成制度,坚持下去。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力求集中体现人民的意志,符合群众的心愿。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陷入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间接了解情况。一定要从
“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统筹安排,经常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直接听取群众的呼声。主要负责人,不能因为担子重、工作忙,就不下去。越是工作忙,越应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多挤出一些时间到基层去。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掌握群众的脉搏,抓住主要环节,加强针对性,避免盲目性,扎扎实实地把事情办好。今年是甘肃念“草木经”的起步年。为了迈好第一步,去冬今春,在深入贯彻中央有关指示和(1984)1号文件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划了“三荒地”,制定了一些扶持林草发展的优惠政策,并且通过层层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还登报、广播,同群众见了面。可是这次到陇东调查,却发现不少地方的集体林场,还没有实行省里规定的承包办法,仍在继续吃“大锅饭”,经济效益很差,群众很有意见,说“只叫种树,不叫用树,封得象罐头瓶子一样。”这充分说明“左”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必须深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进一步开创新局面。
经常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基础。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决不是说对中央的文件照抄、照转,当“收发室”就可以了,而必须把中央的精神同当地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只有坚持这个根本的工作方法,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甘肃地域辽阔,地理、气候、物产差异大,各类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条件,就领导农业生产来说,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而不能搞“一刀切”。比如,泡桐生长快,经济价值高,适宜在海拔较低、雨量较多、气温较高的陇东、陇南栽植。河西地区灌溉条件好,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的甜菜品质好,产量高,适宜大量发展。农区养畜应和种草种树紧密结合,推广良种,提倡舍饲。牧区养畜,则应着重改良畜种,改造草场。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有所认识,有所前进,今后还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农村的改革方兴未艾,城市的改革浪潮正在兴起。我们应当到群众中去,从勇于改革的先进分子身上汲取智慧,增长才干。对改革要求最迫切的,是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农民和科技人员。经常向他们请教,就能了解到哪些应当改,哪些急需改,妨碍改革的症结在哪里,从而选准突破口,为改革扫清障碍。我们这些老同志,一般来说,经验都比较丰富,这是可贵的。但是,我们要切忌用老经验来对待新问题,用老眼光看待改革者。改革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革命实践,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开拓前进,发展,完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及时总结传播先进经验,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长。
多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就能使我们视野开阔,头脑清醒,思想感情和群众息息相通,永葆革命者的青春,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到群众的心里,群众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和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克服官僚主义,坚决纠正以权谋私的歪风,我们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四化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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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整改新事

冲破了“左”的偏见,知识分子入党就不难。请看:内蒙古农牧学院党组织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纪实——
他们能否入党?
整党开始后,内蒙古农牧学院各级党组织,就如何按照党章规定吸收新党员,在全体党员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而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冲破了种种“左”的偏见,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畜牧系遗传繁育教研室主任税世荣,是四川人,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留校后就提出了入党申请。近三十年来,他对党忠心耿耿,埋头工作,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是全国统编教材《骆驼学》的副主编和《家禽育种学》的编写者之一。
但对他入党,有的持有异议,理由是“他缺乏斗争性”。
有没有斗争性,关系着党员的政治素质,是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党组织反复展开了讨论:
——要弄清税世荣是不是缺乏斗争性,首先要弄清斗争性的含意和怎样才算有斗争性。在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斗争性意味着能上纲上线,遇事就摆出一副“斗”的架式。现在,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不能再用这个“老皇历”来衡量一个人的斗争性。
——税世荣对“文革”那一套看不惯、想不通,没有参加过派性活动,潜心钻研科学知识,足以说明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讲原则的,有斗争性的。有一个时期,四川农学院、荣昌畜牧兽医学院都邀请他去,有人认为这是巴不得的好事,他却婉言谢绝:“那里生活是安逸些、舒适些,但我是研究畜牧的,我的事业在内蒙古,我不能离开这里。”显然,他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
——税世荣主持教研室工作,总结工作或评选先进时,是非面前不含糊,能善意地给同志提出意见。
——有没有斗争性也不能只从政治上看,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实践中,不畏艰难,百折不挠,也是可贵的斗争精神。离开这一点,他能在骆驼学这门学科里取得那样的成就吗?
是非越辩越清。同志们认为,虽然税世荣的组织能力较弱,但基本上具备了入党条件。他的入党愿望实现了。
5月底,草原系教工党支部接到副教授李鹏年的入党申请。
说起李鹏年,上下左右都对他敬佩。他积极跟党走,1950年入团,1953年从山东大学自愿来到内蒙古。他试验成功的条头撒播毒饵灭鼠法,是国内外首创,对草场、森林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
何止学术上有成就,他还是个律己甚严的同志。评工资,他让过指标;晋升教授,他数次推辞。他深入基层工作,总想法不住高级宾馆而住办公室。1982年,他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去年光荣地出席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位历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把党的关怀和信任化为前进的动力,在政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参加政治学习,认真阅读新党章,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摆条件,没说的。有的党员只是担心,刚刚写了申请就发展,是不是快了点?最好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一个人能不能发展为党员不在于提出申请迟早,关键是看他是否具备了党员条件。李鹏年过去三十年的行动,足以证明他是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是红、是白,昭昭在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看一看呢?
李鹏年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时,深情地说:“我更加体验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我绝不能给党的脸上抹黑。我一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内蒙古《党的教育》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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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云南省商业厅党组抓准问题切实整改
落实改革方案 整改不走过场
云南省商业厅党组最近在对照检查中,着重检查本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受“左”的影响,厅领导成员存在着因循守旧、求稳怕乱的思想,抓改革行动慢,步子小。具体表现在,对改革商业体制,一方面觉得现行体制不适应;一方面又觉得这种体制是多年形成的,改革起来牵扯面大,搞不好会出乱子,因此总想等等看。供销社的体制改革不力,行动迟缓;对批发体制的改革,长期以来担心胜于决心,怕放下去搞不好;实行承包责任制几反几复,年初承包,年末又告吹,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集体管理以及改革粮食经营体制,迟迟没有行动。
针对以上问题,厅党组决心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开创商业工作新局面。他们集思广益,拿出改革方案,切实整改,使整党不走过场:一是进一步抓好农村供销社体制改革,把全省供销社工作会议制订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落实到基层;二是抓好城市商业体制改革,把省的日用工业品二级批发站下放到所在的中心城市,现在先将昆明百货、文化、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二级批发站下放给昆明市;三是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企业(包括商办工业)实行集体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四是在大中型商业企业(包括商办工业)内部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另外,对粮食部门如何从管理型转向经营型,以及进一步放宽禽蛋、水果等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等问题也正研究制订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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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从“笑眯眯”到“嚎啕大哭”
张铭清
广州市郊“房老虎”叶卓,仗势弄权,为所欲为,直至戴上手铐,依然笑容可掬。此人有恃无恐到这般地步,令人发指。他究竟“恃”的什么?
且听他的“高论”:“中央距离我们这么远,怎么保持一致?最实际的是和顶头上司保持一致,其他都是废话。”他们那个小圈里的一致,是与党中央的一致相对立的。他们之间越一致,与党中央的“距离”就越远。
叶卓等人自作聪明,可是在最根本问题上却很愚蠢,这就是:任何违反中央的路线、方针的人都不会有好结局。请看,到头来,叶卓和他那些顶头上司还不是都在被告席上站“一致”了么?叶卓认为“最实际”的东西,也成了一钱不值的“废话”。他终于变“笑眯眯”为“抱头嚎啕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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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栏

索贿受贿 钱也要 物也要 唯独廉耻不要
执法犯法 刚上台 就垮台 乃是丑剧一台
王志利今年四十四岁,1983年11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984年2月7日被任命为河北省完县法院副院长。王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明目张胆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1984年3月4日,案犯刘秋月、刘秋明之母,找王志利为其儿子求情,要求轻判。王志利暗示:“是认罚还是认判?”案犯之母说:“愿罚不愿判”。当日下午,这两个案犯的父亲给王志利送了两瓶酒和九斤花生米,次日早晨,又给王志利送了现金七十元。3月19日,案犯吕永泽之父找到王志利,要求王志利说说情,对其儿子轻判,王志利问道:
“是花个钱出来还是判?”案犯之父说:“只要让小孩出来就行。”当天就给王志利送来现金二十元。4月3日,案犯段大吉之兄和案犯段卫国之父,找到王志利求情,王志利露骨地说:“你们得破费点,花几十元钱,我给你们运动运动”。案犯亲属当下给王志利送了一条玉兰烟、五瓶啤酒,一斤点心。4月5日,王志利收受案犯家属送来的现金500元。王志利仅在一个月零一天的时间里,向五名案犯家属索要现金五百九十元,香烟一条,酒七瓶,花生米九斤,点心一斤。
最近,中共完县县委决定,取消王志利预备党员资格。有关部门给予其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
机构改革以来,大批年富力强的有知识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创新,开拓前进。但也有极个别人,刚走上领导岗位,就忘乎所以,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完县法院副院长王志利就是突出的坏典型。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都应以此为戒,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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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廉洁清正的原承才
解放军空军某部副部队长、共产党员原承才,做后勤供应工作二十四年,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在兰州空军召开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受到表扬。
凡到过他家的人都知道,他家里现在使用的一张小桌和小柜子,还是结婚时爱人家陪送的嫁妆。一次,一个施工队准备给原承才做两个箱子和一些生活用品,他知道后,坚决拒绝了他们的“照顾”。
原承才常说:“我们做后勤工作是为干部战士服务的,要廉洁清正”。他下基层从不吃请。家属孩子来探亲,他也从不要公家照顾。
原承才被人称为“红管家”。一次,部队的一项工程承包给了地方某建筑公司修建。这个公司的某些人以为部队的同志不懂施工,不懂核算,想在这个工程中捞一把。原承才发现后,立即组织了核算小组,自己除完成其它工作外,业余时间也学起“检算学”来了,对照资料查找原因。同时,派出小组成员走访了地方有关部门,和同志们一起对二十七个项目的图纸进行了复查核算,对五百多份决算清单细查细算,终于弄清对方在工程定额核算中采取不法手段,多领五十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三元的工程费用。经过几番交涉,把这笔钱扣了下来,为国家节省了军费开支。
原承才有很多老首长、老下级,凡是合乎原则的,他都热情相助。凡不合党的原则和财经规定的,他都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前些日子,技术站搞基本建设,上级拨给他们一些经费,站里不经请示,擅自买了九对沙发和五十把折叠椅,到财务科报账时被原承才发现,他当场指出这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责成他们深刻检查。有人说他是“六亲不认”,他说:“我不认的是那些不按原则办事,败坏党风的人。”原承才廉洁清正,受到人们的称赞。
蔡善武 王喜民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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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突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
读罢7月10日《知识分子入党难七例》,颇有感慨。一些很有作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长期拒之门外,主要是某些单位自行规定的条条框框太多、太苛刻,如有的竟规定知识分子申请若干年后才能发展。要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就应该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准,突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
国家科委科技口整党办公室 张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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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愿“七例”之类不再发生
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本来是他们要求进步、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表现。可是,很多知识分子因“莫须有”的过错被长期挡在门外,山东农机学院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我希望类似“七例”的事情不再发生。
  山东 沈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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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且看场店“蛀虫”的新活动
上海一些菜场、副食店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管理跟不上,“蛀虫”活动频繁,缺斤短两严重。
虹口区一家菜场共三十名职工,有贪污行为的多达二十八人。一天贪污十几、二十多元是平平常常的,多者一天贪污四十元。尤以卖鱼卖肉的营业员为甚。有的菜场实行抓一罚百的办法,有个肉柜营业员偷两元被罚两百元。他全部认罚,但请求别调出肉食柜,结果,过不多久又全数捞回。虹口区一个肉柜营业员偷两元,被罚了四百元。罚款交齐后不到三个月,他居然又捞回一千五百元。
实行责任制后,本应在管理方面更为严密,管理不严,反而造成新的漏洞。过去各肉柜营业员共管一只钱箱,一起点交。联销计酬后,各管各的,以便计算工作量,但却同时为贪污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好肉搭些差的,瘦肉掺些肥的,加上短缺斤两,一天下来后,按领出的猪肉交足定额,余下的大多可装进个人腰包,无人知晓。去年上海肉类调价前一天,肉食店生意特好;长宁区组织检查组突击检查,发现肉柜营业员营业所得与领出猪肉斤数的实际价值相比,最多余款数达五十二元。卖鱼“油水”更足。进货是统货统价,分类出售就可以获得超过进价的钱款。一般仍按进价上交。菜场去水产公司进活鱼时,一般无法过秤,用水斗车拉去,卖得多少算多少,结果有人从中做“手脚”、贪污。有家菜场有一次连水产押车的人一起参与,共贪污两百元,大家吃喝一顿,余款瓜分了事。
水果、南货店贪污者也不少。水果篓装或袋装出售时,往往以次充好,一袋一级的塞进一些等外的。有些人通过这种办法,悄悄把钱塞进了个人腰包。有一家南货店简单地实行少钱大家罚,同柜营业员分担一半,店里负担一半,没捞的跟着连坐的办法,结果老实人吃了亏。有个柜组六个营业员,一个月少钱竟达三千二百元。
上海市财贸部门的同志还反映,由于价格政策不合理,还造成“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的现象。群众欢迎的大饼油条,还是五十年代的价格,做得多、亏得多。有的劳模承包后,为了满足群众要求,继续做大饼,结果包得多赔得多,连奖金都得不到。大众化点心少了;酒席和利润高的品种越办越起劲。有的酒席利润高达60%。因此,有的区饮食公司动员基层多办酒席,连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店也大办酒席,并说,“只要不露天就行了。”
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却错误地以为,实行承包责任制,不吃大锅饭,就是解决了党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党员搞好承包就行了,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没啥可搞,结果,问题接踵出现。上海财贸战线的一些党的工作者呼吁,要加强承包后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商业部门党组织面临的任务之一应当是切实保障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犯。
本报记者 郭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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