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读长篇小说《两代风流》
萧华
作为军人，我对描写高级将领的文艺作品有着一种偏爱。世界各国有许多成功地描写高级将领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海军上将乌沙柯夫》、《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巴顿将军》，甚至象日本十几年前拍摄的鼓吹军国主义的电影，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等，也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的高级将领的形象。其中有的作品政治上是反动的，艺术上却是成功的。成功的艺术常常为本阶级政治任务的完成而发挥巨大作用。
看人家成功的作品，有慨叹，又有一种遗憾和不平：我们自己的呢？很长时间来，我一直在期待，期待着能有一些正面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作品，而且是成功的作品。这意思是说，以前也有类似的作品，但成功的不多，特别成功的尤少。这种现象，与我军丰富的历史和火热的生活是不协调的。一次，我在看了一部情节虚假的国产战斗故事片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涌现出来的名将名帅象星星一样多，他们在军事史上占据了席位，可又有几个在文学画廊里也占据了席位呢？这个画廊里只有拿破仑、蒙哥马利、巴顿（也许还有古代的关云长？），我好不甘心！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
上个月，有人向我推荐：有部正面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长篇小说《两代风流》（刘亚洲著），值得一读。然而，说实话，我是带着冷峻的、清醒的，甚至有点审慎的眼光去看它的。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是我熟悉的，正因为如此，我自信有一些发言权。我将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它描写的人物、环境、生活以至细节进行挑剔。
然而我被打动了。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两代风流》很有特点。读时，有如遥望千山万壑，一重一重地波延过去，很壮阔。作品开拓性地正面描写了八十年代我军的高级将领，正面描写了我军高级将领家庭生活，而且是用细腻而深沉的心理描写的手法来塑造高级将领的，这算不算个新尝试呢？作者很大胆，也很清醒。只有清醒，才能大胆；只有大胆，才能清醒。
主人公李辰是个英雄，但更是个人，是个真正的人。当他作为英雄出现时，我被吸引、被打动；当他作为人出现时，我却被震撼了。英雄易写，人难写。与读者距离最近的还是人。谁能忘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煮牛奶和用坏书垫脚的情节？谁能忘记《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里拿破仑量身高时悄悄把脚尖踮起来的情节？当你写一个英雄时，先要写一个人。如果把英雄写成神，他就在地面上呆不住了。
李辰属于个性独具的“这一个”。他有血有肉，立体感较强。从他的出场到幕落，我一直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种发烫的东西。读毕全书，与他分手，我甚至涌上来一片依依之情。
我认为，李辰这个人物比较独特的地方，是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气魄，大军统帅的气魄。作者把这一点写得很足，而这恰恰是以前一些描写高级将领的作品中所缺少的。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显然受益于西方一些著名将帅的文学形象。他写出了李辰与他们的相同。但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与他们的不同。李辰的气魄是中国式的，共产党员式的，而且是八十年代的。这种气魄，只有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在我们这个继往开来的改革的时代才能有所体现。这种气魄是一种民族自尊，是强兵、强国，奋起直追、不甘寂寞、不甘落后的精神的凝聚。象开篇他与某大国军事代表团巴索夫大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无疑是根据当年周总理的一件真实事情改编的，但在作者笔下又被赋予了新意，写得相当生动。第十四章更有一段精彩的情节：大风中，军车迤逦，开往边境。李辰的轿车被阻，和群众一起站在路旁观看车队。一辆车上的指挥员认出他来，一声高亢的“向右看”，无数钢盔唰地一下扭转方向，向他行注目礼。后来，战士们一起高歌。大风，歌，猛士，好一幅壮丽的画！他情不自禁地对群众说：“你们听，多嘹亮的歌声。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胜仗？”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站起来，压抑不下心头的激动。我好久不曾这样激动了。我完全懂得作者想通过这个情节表达什么。军威、勇气、祖国、长城、大军、统帅，凝成国魂。除李辰外，其余几个高级将领也写得气概非凡。我认为，今后我们的作家在进行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时，特别是在描写我军高级将领时，要突出地写一写他们的气魄。几十年的战争，几十年的建设，他们和群众一起挣出了怎样一个锦绣江山！这才是大手笔！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应当用大手笔呢？
李辰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改造自己的勇气。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难，改造主观世界更难。尤其象李辰这样的人，出生入死，战功累累，客观世界就是在他们手中改造的，而在他生命的晚年，竟能大胆地正视自己，解剖自己，并改造了自己，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作者用心很巧，也很机智，每每写到这里，就把他推进生活的漩涡。作者并不回避李辰的性格弱点：有些自私，还有些嫉妒心，在感情上一直与妻子不融洽。他的种种正确的举动后面，又有着种种并不一定正确的动机。如“文化革命”前，他不让妻子写小说，怕妻子“犯错误”（反右后的余悸？）；“文化革命”后，他又不让女儿出国进修，反对女儿的婚事（因为女儿男朋友的爸爸是一个在“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而这一切，都为他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妻子病重去世，女儿的男朋友在作战时英勇牺牲，女儿也在与流氓的搏斗中负了伤。家庭的种种不幸，使他再次置身于生活的漩涡和情感的狂澜中。这冲击着他的心灵，促使他产生了痛苦的思想裂变，从而达到灵魂的净化和升华。他认识到，象他这样革命了一生的人，身上仍存在着许多个人主义的东西。若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将个人主义的东西全部摈弃。这其实是唯物论者的自白。他在思索中反省，又在反省中思索，终于做出了改变自我、支配自我的决定。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不是退，是一种前进，思想的前进。他的一生，得到的那么多，失去的也那么多，然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失去的是思想上生锈的链环，得到的却是革命者金子般的品德。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在晚年也象李辰这样认真地思索自己的一生，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这个人物特别使我动情的是他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心态。作者写这一心态，写得有味，有情，有喜，亦有悲。李辰七十了，但他时时盼望自己是十七。他一直认为天会老，地会老，自己不会老。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却酷爱自己的事业。当他意识到自然法则不容改变的事实，当他看到新的一代风流正走上历史舞台时，那脚步象鼓一样在他心中震响。他心慌啊！他竭尽全力来表现自己是精力充沛的，是不老的。由于作者擅长心理描写，把他的心态，那份不服、不甘、不信，甚至有点无奈，娓娓道出，十分细腻生动。有些地方把笔触深入人的内心最隐秘部分，让你不由不为之震颤。动员大会一场戏，是绝好的文字。李辰看到别的同事那么年轻，暗自悲哀。他故意迈着年轻的步伐走向讲台，却被电线绊倒。读到这儿，我心下涌上来一阵酸痛。而当他大步走到讲台后，扫视全场，用铿锵的声音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时，他征服了全场听众，也征服了我。这是一种抗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可贵！
形势发展飞快。今天，党的事业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做，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党内那样多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同志，都以大局为重，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我敢说，他们没有几个不栈恋自己的事业。他们热望能再为党做贡献。当他们懂得，今天的离休，就是一种贡献，一场革命，于是他们离开了。可以说，他们离开事业就象离开自己的亲人。他们是含泪的。因此，这种心态写得愈生动，愈完整，才能愈体现出他们高尚的品德、纯洁的党性。《两代风流》写这种心态，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达到了和谐统一，是颇引人注目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大喜欢菲菲这个人物，也许作者的本意就是叫我不喜欢她，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她很美，但不可爱。她在李辰那个三口之家里是根“别扭杆”。她不仅没有给上了年纪的双亲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常常在这个本已很冰冷的家庭里浇冷水。诚然，她小时候曾受到父亲的冷遇，但成年之后也用冷淡来回敬，这不是一个女儿应尽的本份，何况这时的父亲已开始对她放出最大的热量。她在家庭中表现得很不可爱，在家庭外同样也表现得不可爱。她善于夸夸其谈，有股看破红尘的味道，有时还表现得有些轻狂。她完全不顾别人，一心按自己的意志办。她的一些言语也很生硬，虽然有不少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那多少是作者赋予的。她既不具备耿爱国那种强烈的进取心，也不具备玉美的温柔。爱国假如不牺牲，恐怕也不会长久地爱她。这些是我的看法。
我听说《两代风流》的作者今年只有三十一岁，感到很振奋。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厉害了。我祝愿他今后写出更好的作品，并深信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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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杨荫浏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
黄翔鹏
1984年2月25日，中国民族音乐学家、音乐史家、乐律学家、八十四岁高龄的杨荫浏先生因病逝世了。
“五四”以来，在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古老传统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中，首推王光祈、刘天华和杨荫浏先生。王、刘虽然在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的创作与演奏方面建立了开创之功，不幸竟以盛年谢世；荫浏先生得以沐浴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接受新的思想影响，享有更优越的工作条件，所以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就。先生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贡献，是民族音乐研究、史学、乐律学诸方面的全面的贡献。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创成果，则有亲手开拓的古谱译解工作、古乐器考证与测音工作、传统音乐的普查工作、民族乐器改革工作，以及“语言音乐学”的创立等。
中国的近代文化史表明，早在清末已出现古乐失传问题。古、今之间的鸿沟加上中、西之间的隔阂，脱节现象就更为严重。
“五四”以来致力于民族音乐理论事业的杨荫浏先生，以民族音乐为基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在古今和中西之间架起了宏伟桥梁。他是在各种见解极其分歧、中西学术各持一端的情况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即使在建国后思想认识大体趋向一致的情况下，仍然不免遇有不被理解的时候。他曾对学生讲玩笑话：“有些老先生常把我当作‘洋鬼子’；你们这些洋学堂学了音乐的，又把我当‘老封建’、‘老古董’。”
先生戏谑地称之为“洋”、称之为“古”的两种倾向，当然早已不象“五四”时期那样缺乏共同语言了。但仍反映出两种学术体系、两种基本训练在探寻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互相沟通。杨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历史作用，类似于一个通晓西医基本理论的老中医的作用。中国民族的音乐学面临的历史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很象中医、西医间在医学理论问题上的历史境遇。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需要有尊重和发展民族音乐的艺术实践，把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牢固地建立于民族的基地之上。杨荫浏先生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桥梁作用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家。
杨先生在治学思想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于实践。
“五四”时期的荫浏先生已经被公认为“天韵社”的最后一代传人。少年时代，他就在这个严格讲究传统技艺的传授，又严格讲究词、曲音韵的音乐社团接受熏陶，这为他日后的民族音乐理论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但先生不自守门户、故步自封，仅以“天韵社”的古典音乐为限。从家乡十多岁的小道士到久历沧桑的艺人阿炳，他都学习；从文人学士的古诗吟诵到琴家的演奏，自民间的丝竹乐、十番锣鼓、河北吹歌到北京智化寺、山西五台青黄庙等寺庙音乐，自品种繁多的戏曲音乐到说唱音乐，他都潜心学习、搜寻，或深入调查研究，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
先生从青年时代以英文写作第一篇《中国音乐史概要》的论文，从在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讲授中国音乐史时开始，已经立志要把中国音乐史从文字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富有实践意义的、谱例宏富的历史。从四十年代写作的《中国音乐史纲》到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他为中国音乐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生在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提出的许多创见也是发自音乐实践的产物。实践出真知，使他不为传统理论所惑。远在二十年代，他就提出了第四级为纯四度的音阶是一种客观存在，至今学界沿用的古音阶、新音阶的命名即出自先生此说之创始。先生闻名中外的、对于南宋词人姜白石旁谱的翻译，得力于他对西安鼓乐的古谱研究，这更是通过存活着的民族音乐实践，从而解决古代疑难问题的一个范例。
先生研究古代乐律以及民族乐器的改革问题，更是以躬亲实践作为基础的。为了研究晋代的荀勖笛律、明代朱载堉的异径管律，他亲手制作律管从事实验，而不是把律学研究限制在文献与数学计算之中；为了解决横笛制作的音准问题，他学习民间的制作经验，总结出尺寸数据的计算方法，把它传授给乐器制造的从业人员；其他如琵琶品位的排列问题，也都通过自己的实践，制成图表而使乐器工厂便于使用。
杨荫浏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宝贵的音乐财富却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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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难能可贵
胡德培
《沉重的翅膀》又要再版了。这是张洁的第四次修订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的。
写长篇小说是一个大工程，认真修改一次非常不易。可是，张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竟连续修改了四次，其中的苦辣与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特别值得我们提到的是：从《十月》杂志1981年第四、五两期连载到出书，一次就改动了一百多处；最近一次，几乎改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不仅文字反复推敲、润色，而且内容也有增删修订。经过大幅度的去芜存菁功夫，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张光年同志在《〈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序言》中说：“在中青年作家中间，一部长篇作品发表出书后还下大功夫进行反复修改加工的，如今并不多见。这种艺术上认真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今文坛上，不少作家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篇作品的初稿完成了，他们不是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就交刊物或出版社，而是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初稿上反反复复地进行修改，直至小样出来了，还要改个“大花脸”，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提倡。
但是，也有一种现象应当引起注意：当今刊物林立，各编辑部竞相争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作家不加琢磨，就把构思不够成熟、文字亦很粗劣的“毛坯”匆匆“售出”；更有甚者，当编辑对某部书稿善意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有些是明显的文理不通或讹错），个别作家依旧坚持一字不改，要求原样付型、出书……。在此种不良创作风气之下（尽管是个别的，但其不好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洁等同志在创作发表后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反复复地推敲、加工，扎扎实实地增删、修订（当然我们更提倡在发表之前认真加工修改、力求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是值得人们珍惜和肯定的。
实践证明，自重者，才能受到人们的加倍敬重；对读者负责者，必定会赢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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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圣陶的《我与四川》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老的日记、书信、散文、诗词的合集《我与四川》。这是他抗战期间流寓四川和重游四川时写下的文字，是研究这位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思想、生平和创作的宝贵资料。
本书具有史料性。收入本书的文字，内容丰富多彩：或倾吐对彼时辛苦艰难的忧愤之情，或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反映当时教育的真实情况和坦露自己的见解，或记述文化、出版界人士的交往与活动……无不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和生活，又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这本书给人亲切感。这次出版时，作者为了“存真”，只删去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琐事和作了少许修润。其他一仍其旧。
本书体现了作者一贯的文学风格——朴素、平实、自然以及语言的凝炼精致。 （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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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丛成立编委会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二卷已经出版，收入这一卷的有论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的文章和评介以及外国文艺理论家的著作。
为了办好这个论丛，新近设立了编辑委员会，并聘请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陆梅林、程代熙主持论丛的编辑工作。
（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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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培尔·金特》的演出
冯亦代
把一个需要八小时才能演完的五幕三十八场的戏，压缩成为五幕二十一场，每场戏又作了删节，使整个戏能在三小时演完，且使观众能跟着剧情的发展，进入一个梦幻的境界，这实在不是件易事。这里有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七九班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勤劳动和导演们对于原剧的深刻理解的功绩在内。上演易卜生的剧本，解放后恐怕还是第一次，而且上演的是易卜生戏剧中“最难为人们所理解的一出戏”，很难得到任何参考材料，也没有录象可资借鉴，其所花的精力，实使我们观众为之赞叹。
易卜生的戏剧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他为妇女打抱不平的名剧《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时更名为《娜拉》），三十年代出现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时，曾扣动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心弦。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日帝侵略、反动派的暴政统治之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笼罩在男男女女的头上，如果说易卜生当年提出了一个伦理的命题，那么剧本在中国上演，则给中国的青年派生了一个政治上的命题：中国的“娜拉”——年轻人的象征，走出了家庭，同时也走向了光明，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帝的侵略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悄悄地离开了家，不是易卜生给娜拉安排的不可知的前途，而是到人们心中太阳升起的地方——延安和抗日前线。
八十年代的中国舞台上演了易卜生的又一名剧《培尔·金特》，对那些专搞不正之风之流，倒也有个针贬。易卜生通过培尔·金特这个人来抨击极端个人主义，从而探索人生的奥秘。但是，他的剧本一出世，就受到了敌意的批评，不为人们所承认，而且招致反对。易卜生之遭受责难，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远远超出他所处时代之先。他暴露了旧社会蓄意隐藏，而不令世人所知的事实。他要在剧本里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想，他要解决的是人性的善恶和一个人在世上究竟为什么的问题。培尔·金特具有双重的人格，一面是善，一面是恶；不过善是他基本的东西，而邪恶则由于外界的影响。培尔·金特对于慈母的爱恋，对于索尔薇格的倾心，都是出于内心的真挚感情。但是在另一时候，他又是为邪恶所玩之于股掌之上的可怜虫。邪恶的念头，使他认为人生只是在为名为利，于是他的纯真本性就为至高无上的“自我”所控制，而终至成为逐臭之夫。他在村里是无赖，引诱婚礼上的新娘，玷污了她又抛弃她。他堕入了山妖之国，险些由人变为猪，幸而母亲与索尔薇格敲起了教堂的钟声，搭救了他免于沦入畜道。后来他远适他乡，浪迹江湖，这时他性恶的一面来了个大发展。富贵是他一向孜孜以求的，在浪迹中他驸马做过了，巨富做过了，被一群疯人尊为“皇帝”的日子也过过了，但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不得不赧颜回去挪威。可是他的恶并未至此而止，在返航故国时，中途风暴遇难，他为了一己的生命，竟做了覆船中同命人的凶手。他徒然叹息自己的一生只是一个零，但要他改弦更张为时已晚，他到达故国时已穷困不堪，只有坚贞的索尔薇格尚在等他的归来。恶只是一个惊叹号，而善才是一个句点。培尔·金特到头还是个胜利者，因为他得到了索尔薇格纯真的爱，而他也恢复了一个人应有的良知。
中央戏剧学院在排演此剧时，做了个有益的尝试，即除了总的导演之外，又有分场导演，集众人的智慧于一剧，这样便使各幕的戏演得分外出色。至于培尔·金特由宫晓东和魏晓平二位前后分饰，一个角色由二人扮演，而且剧情又是那样地大起大落，居然没有使观众感到有分隔参差，实在难能可贵。
易卜生的戏剧，中国译本较多，如《玩偶之家》就不止有一个译本，但《培尔·金特》则还是首次移译。萧乾虽然没有按原剧以诗译出，但他将原诗改写成散文，且保留了易卜生走笔原剧时的精髓，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