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有关“先进人物”评选的话
李云青
这题目，是看了不少关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章有所感而联想起的。写出下面这些话，可能会惹一些人的指责，然实情实事，也只好立此存照，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上级下达了选“先进人物”的通知，选前就定了“比例”、“人数”。“交卷”的期限又每每逼得很紧。于是把大家叫在一起，照例是把上面拟的、稍具“本职特色”的、人人听熟了的、大原则式的“评选条件”宣读一遍，谁能敢置一辞呢？后来呢？有识者开口难；有“心”者察颜观色；无主见的大眼瞪小眼；自然也有“好心”者，天女散花式的“大点兵”；也难说没有它图者，借此邀功待赏的人物；当然，也有“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观察家”……总算耐过了这般过程，等到了主持人惯例说点“个人看法”的压轴戏了，话音刚落，“同意”之声此呼彼应。有时也“郑重”一些——虽都能动笔写字，不知为什么，其实都很知为什么——指定了举手表决法。于是，高举过头的，刚刚出肩的、免强伸出袖口的，犹如旱地里耩了多茬的高粱苗。很快，“拍板定案”的结束语，在一团喜怒莫辨的乱声中，草草收场。于是，汇总上报，张榜公布，登报宣传，开会表彰，庆贺发奖，交错参观、远游……
世上当然没有绝对“坏”的事情，此等有声有色的评选活动，总能挖出“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费掉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把众多的人投入的时间，用于“当务之急”所创造的价值相较，得失孰轻孰重？则旁观者清。
先进分子、劳动模范、红旗手、突击队……——倒插一笔，还有那难以忘却的年代造就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否必须通过“评选”一途而定？五十年代的黄继光，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八十年代的罗健夫、朱伯儒……等等，是否也是“评而选”的呢？现在是历史新时期了！该不该在全面总结利弊多寡的基础上，开辟确定“先进人物”的新办法？步鑫生厂子里的“劳动模范”，是与“生产成绩”的佼佼者同步而生的。中国女排中的巾帼英雄，与“比分牌”上得高分者是“孪生子”。“哥德巴赫猜想”，“杨张定理”，“修氏理论”，比几张夹生的“选票”，是不是更有力？听了张海迪先进事迹，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评议是否够“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笔者绝不否认科学的“评选法”，有些单位也的确评出过名实相符的先进人物，特别是墙内外都散发出蜂迷蝶恋的馥郁芳香者。只是在那些“权力即是真理”的地方，“我就是党”的单位，“领导说了才算数”的部门，特别是“先批后选”的情况下，否定“先进人物”的“先进性”、“群众性”，怕不应戴上“抗上”、“骄傲”、“自负”、“极端民主”、“吃不着葡萄就喊酸”等等恶谥吧？
到了全面扫尽各种“表面文章”的时候了！否则，我们还不知要无端地耗掉多少无法计数的时间，贻误万众齐心、目标如一、矢志不渝的四化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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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春潮曲
想起了樟子松
周文斌
雨后初晴，天空中飘荡着轻纱般的水雾。淡淡的阳光，照射着大兴安岭连绵起伏的峰峦。草木上的水珠闪着绚烂的色彩，甘河绕成一条螺钿般的飘带。河北岸绵延十多里的街道和房屋，恰如航行在万顷碧波中的一艘巨轮，给这静寂的山林平添了无限活力。放眼望去，但见烟囱林立，房舍栉比，朦胧中给人以天国仙境似的幻觉。
这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
谁能想象，这座拥有十多万人口和一百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林海新城，只是近几年才出现在我国地图上的呢！如今，“加格达奇”这个名称起于何时，已经无从稽考了。当地同志说，它是鄂伦春语，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不仅音节委婉动听，而且意思也十分精当。二十年前，当十万大军开进大兴安岭的时候，加格达奇确实还是一片松林遍地、野兽出没的笃斯甸子（沼泽地）。人们以这里为起点，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扎下帐篷，让铁路和公路伸进了千里林区，在沉睡的原始森林中建起了六十多个林场和三十多个贮木场，为国家提供了三千六百多万立方米木材。加格达奇也由荒野变成了城市，成为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我去大兴安岭，本意是想寻访一点陌生而神秘的边区风物。只是在踏上了加格达奇的土地以后，目睹那挥动着长臂的塔吊，正在加紧修筑的柏油马路，飘浮在人们脸上的欢乐的笑容，一个意念猛然袭上心头：今年9月，正好是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个意外的机遇，真使我喜不自胜。我似乎也成了那欢乐潮流中的一朵浪花，那林立的高楼中的一块砖石。我带着这样的心情，漫步于加格达奇街头，周围的一切都叫人感到异常亲切。不消说那云雾缭绕的北山公园，林荫覆盖的人民路，琳琅满目的商店，书声琅琅的校园，就连火车的汽笛和马达的轰鸣，也似乎飞动着明丽的音符。
与市区的繁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甘河南岸的田园风光。那是一片农场，绿油油的麦田泛起涟漪般的细浪，草地上的牛羊在悠闲地啃着嫩叶。好一派恬静的“江南”秀色！然而，当我们来到坐落在这里的蔬菜研究所以后，却又发现这恬静之中仍旧隐含着激流般的生活。在一座挨一座的塑料大棚里，工人们正在为白菜、豆角、西红柿、黄瓜等浇水施肥，技术人员观察着蔬菜的生长情况，记录着棚内的温度和湿度。神情专注，活象摇篮前的母亲。
离蔬菜研究所不远，是航空护林站。宽阔的机场上，排列着数架双翼机和直升飞机。它们是千里林海的钢铁卫士。同行的赫重运同志告诉我，在大兴安岭地区，这样的防火机场一共有五个，形成了对整个林区的包围圈。再加上各个林场所采取的巡逻报警、机械化灭火等措施，已基本上制服了森林火灾。
甘河大桥对面是林农工联合厂。厂长刘树清，个头高大，机灵沉着。赫重运一见面就说：“刘厂长可是个具有改革精神的人物哩。自从办厂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
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已听到了联合厂的许多传闻：河南农场建厂十五年来，共亏损三百多万元，前年交给联合厂经营，去年便盈利七万元；胶合板厂过去由于管理不当，八个月亏损了二十四万六千元，去年8月交给联合厂，到年底的四个月中，除了补上全部亏损外，尚余利五千多元，并试验成功了用落叶松生产胶合板的新工艺……
“今年，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完成二百三十四万元的利润，比去年增长60％以上。”刘厂长的口气充满自信。
我吃了一惊，忙问：“这么高的增长率，能做到吗？”
刘树清淡淡一笑：“我们还认为这个指标低了呢。实际上，我们的计划是实现三百四十四万元利润，大家满有把握！”
告别刘厂长时，我忽然想起了曾经遍布加格达奇的樟子松。它躯干挺拔，四季长青，无论扎根在多么贫瘠的土壤，生活在多么严酷的寒冬，始终生机勃勃，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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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亲和我
赵泽华
妈妈送我上学上学的第一天，我牵着金色的秋风，妈妈牵着我的小手，送我去学校。黄亮亮的桌椅后面，坐满羞怯的花蝴蝶，和唧唧喳喳的小鸟；贪婪的眼睛盯着，讲台上一摞摞，飘着油墨香味的书。它那么美丽，又那么深奥。前排那个穿红裙的女孩哭了。她干吗要哭呢？鸟儿总要飞出林子，林子是家，可毕竟太小。不知怎么，我也想哭。无意中，我瞥见一张熟悉的脸——妈妈正贴着窗玻璃往里瞧，好象是说，别怕，小宝贝……我?着泪珠笑了，一刹间我懂得了母亲的含义：母亲，她就是信任，她就是依靠。呵，妈妈，可还记得，下课后，撒欢的小女儿，怎样扑进你的怀抱？（仿佛有一颗温柔的雨点，轻轻滴落我白嫩的额角。）
我演妈妈的女儿妈妈的剧团排戏了，妈妈演妈妈，我演妈妈的女儿。一上场，我就看见妈妈被捆着，粗大的绳索勒进妈妈纤细的臂膀。我哭叫着扑上去，狠狠把“坏蛋”推到一旁。台下响起观众暴雨般的掌声。（其实，戏里我不该这样。）演完戏，妈妈在后台卸妆，我爬上她的膝盖，挺懂事地问还疼吗，那伤……？导演“爷爷”哈哈笑了，笑得胡子都掉在地上；演“坏蛋”的叔叔说：这小丫头大大的厉害。阿姨们却说：小姑娘真叫棒！我抬眼望着妈妈，妈妈捧起我的苹果脸蛋，使劲吻了一下。我知道我是对的啦！妈妈已经给了我，最甜最甜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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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曲激发民族自尊的歌
——介绍赵淑侠和她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
姜葆琛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推出几十种海外学人、作家的著作，其中，瑞士籍华裔女作家赵淑侠的作品就独占五种。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已经公开发行，短篇小说集《当我们年轻时》、《西窗一夜雨》，散文集《紫枫园随笔》和《异乡情怀》正在排印中。
赵淑侠1932年出生于北平，原籍黑龙江省肇东县人。她生长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正当民族危难时期，她在动荡迁徙中度过了童年，曾在北平、四川、台湾生活了二三十载。五十年代赴瑞士留学，毕业于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她的丈夫是震动力学专家，她们有一双子女。在山水明秀的苏黎世乡间，赵淑侠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982年曾回国探亲，除在北京、西安探亲访友外，还特意返回阔别四十余年的肇东旧居去寻“根”，把故乡的泥土和儿时有纪念意义的野樱桃树苗带到异邦，撒种在紫枫园内，以寄托游子思乡之情。
赵淑侠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其作品以反映海外的我国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大都发表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的中文报刊上。最初，从短篇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开始受到文坛的注意。它文笔细腻，朴实无华，真挚地描写了漂泊异乡的留学生对我们祖国深切的怀恋。另一短篇小说《当我们年轻时》发表后，在青年读者群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而《赛纳河之王》中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更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和赞誉，从而初步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则是赵淑侠的代表作，在报章连载时，使文坛为之一震，一扫当时流行的现代世俗小说的窠臼，作者因而被誉为民族主义作家。《我们的歌》是一曲激发民族自尊的歌，描述了炎黄子孙们远在异邦的彷徨与觉醒，生活和爱情，失败与成功，欢乐和痛苦，从冲破樊笼、挣脱桎梏到走向坚定觉醒的成熟过程。无怪《我们的歌》在报纸上连载未完时，正逢台湾校园歌曲崛起的当头，《龙的传人》与《我们的歌》双璧珠联地结合为一体了。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力作，也是她趋向成熟时期的作品。为此，1979年台湾文艺写作协会颁予金牌奖，1982年列名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妇女名人录》。
小说文笔清新、细腻、流畅，跌宕有序，既有严肃认真的探索，又有女作家特具的明丽、婉约之美。在异国中展现的中国女性的美德，她们对爱情、对友谊、对生活的美好情操，都浸沉在一片充满乡愁的氛围之中，给人们以独特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在大力执行开放政策的今天，我们必然要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走向中国。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的歌》极其有益地为人们开阔了视野，洞察了外界，让青年一代知道西方世界并非一片净土与极乐世界，只有胸怀祖国，激发民族自尊与自强之心，至勤至奋地学习和工作，才能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祖国继承和创造璀璨的文明，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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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莫做“两面人”
《阅微草堂笔记》里，写了一个以道学自任的“两塾师”的故事：
“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无疑，“两塾师”乃地地道道的“两面人”；在旧时代，此类人比比皆是。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面人”仍未绝迹。看看某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吧，他们在群众面前，总是道貌岸然，开口马列，闭口原则，天下唯独他们最革命；可是在背后，却又干着种种以权谋私、徇情枉法、罗织人罪的违法勾当。这种人自以为别人会奉之为神明，其实他的丑恶面目和脏污灵魂，人们也都清楚。难怪，常常是“会上他讲，会后讲他”。
所不同的是，“两塾师”的本相，是由于“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这一偶然原因而暴露；今天的那些“两面人”，却在整党和反对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斗争中，受到党内外群众的揭露和批判，他们“两面人”本相的暴露，是必然的！ 治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