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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部按语：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是当前存在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这里刊登的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五份材料，确实发人深思，应引起各地对此类问题的严重注意。
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在整党中和整党后，要较多地注意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高等学校、中专的学生中吸收党员。最近，中央书记处又一次强调指出，要重视并解决好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单位为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整个看来，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主要难在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至今实际上还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些过了时的老框框老套套束缚着他们的头脑。当然，就其中大多数人而言，是思想认识问题，主要是对新时期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缺乏正确认识。但也有极少数人，至今仍在竭力阻挠、刁难知识分子，成为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障碍。此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无专人负责这项工作，也是造成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原因之一。
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同志，能否坚决克服对知识分子“左”的偏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勇于排除各种阻力和障碍，做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积极要求入党、长期被拒之于门外的优秀知识分子，及时吸收他们中已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入党。
当前，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认真检查和总结前一段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针对工作中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对工作做得好的单位，要注意总结经验，予以推广；对工作做得不好的单位，要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对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甚至刁难、阻挠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领导干部，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教育不改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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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重出身 轻表现“考验”长达三十年
唐山市一中语文教师姚瑞富同志，今年五十七岁，1949年参加工作，1955年毕业于河北师院。他从事教学三十多年，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无论是母亲病危还是爱人做肿瘤切除手术，他都没有请假，三十三年出满勤。
姚瑞富同志对学生满腔热情，对教学精益求精，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三好”活动，曾先后被评为唐山市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1983年他又获得了“全国优秀班主任”的光荣称号。
姚瑞富同志早在1953年就要求入党。1960年，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吸收他为预备党员，学校党总支某些人说他“入党动机尚不十分明确”，就放下了。1979年底，党支部再次讨论姚的入党问题，因意见不统一，仍未发展。尽管如此，姚瑞富同志并没有消沉，工作一如既往，继续申请入党。姚表示，即使不能入党，也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生。
姚瑞富同志所以不能入党的原因：
一是有的领导人“左”的思想作怪，重出身，轻表现，以姚瑞富同志“出身不好”为借口，一再“考验”，不予解决。
二是一些同志存有偏见。有一次植树，学校分配每个班一天完成五十棵，姚带领全班大干三个小时，植树五十八棵，超额完成任务。有的人就说他想夺头功，出风头，显示自己。由于支部有的领导对他有偏见，就颠倒了是非，姚的入党问题一搁又是四年。
三是有的人嫉贤妒能，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姚瑞富同志198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后，支部曾想把他列入重点发展对象，但小组讨论表示不同意。对此，党支部没有认真地去做工作，致使姚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最近，在唐山市委组织部派人帮助下，通过调查，分清了是非，已发展姚瑞富同志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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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人挟嫌报复 归侨农艺师入党受阻
归国华侨、福建省六届人大代表、惠安县副县长、农艺师庄兴发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福建农学院读书时，就提出入党申请。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又三次向党组织书面申请，并多次口头申请，但都被漠然置之。
庄兴发今年四十九岁，1956年从新加坡回国，后来当了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在涂寨化工厂当技术员。1978年3月调县科委工作，任县科协副主席。1983年底提为副县长。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有较强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业务水平高，在组织全县的科研协作攻关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为人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在本县科技界有较高的威信。科委党支部大部分党员认为庄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但为什么迟迟入不了党呢？
一、“左”的偏见。“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因庄及其爱人都是归国华侨，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不考虑他的入党要求。粉碎“四人帮”后到1983年之前，他又多次申请入党，但由于“左”的框框，支部不派人找他谈话。他在大学期间写的两份入党申请书，明明装在档案里，支委也不理睬。还有些人竟说“知识分子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还想翘头”，“想入党无非是要捞官当”，等等。
二、个别领导挟嫌报复。原县科委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陈世昌与庄兴发有个人矛盾。他散布“庄兴发不要求入党”，还多次对科委主任说：“庄兴发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在其他同志据理反驳后，他仍坚持这种说法，以致在一些干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1983年6月一次支委会上，一名支委汇报了与庄的谈话情况，并把庄的入党问题提交会上讨论，陈世昌随即表示反对，并说：“要解决庄的入党问题，首先要解决庄和我的关系问题，否则，支部通过庄入党的会我不参加。”
三、支部班子不健全。支部原有三名支委，1982年一名支委退休后，没有增补支委，支委会不能形成统一领导。后来陈世昌任支部副书记，主持支部工作，长期不开支部大会，对本单位发展党员的问题没有作过认真研究。
最近，福建省委组织部和惠安县委检查了这个单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在他们督促下，支部已经讨论通过庄兴发同志入党，报上级党委审批；并准备对陈世昌作出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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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部书记嫉贤妒能 发展党员节外生枝
银川制革厂党总支委员、科室党支部书记王继文，挟私刁难，无理阻挠工程师陈绩琛入党。
陈绩琛，四十六岁，1960年从成都工学院毕业来到宁夏，在银川制革厂任技术员、工程师，并被提为副厂长。二十多年来，她兢兢业业工作，为发展宁夏皮革业做出了贡献。今年3月初，经厂党总支研究，认为她已具备党员条件，决定吸收她入党。当时在场的科室党支部书记王继文并未提出异议。3月24日厂党总支再次开会研究时，王继文却节外生枝，以没有接到陈绩琛的入党申请书、陈的社会关系复杂、厂里生产上不去陈有重要责任、四川发大水那年陈私自批条子给本厂四川籍职工补助等为由，反对接纳陈绩琛入党。此事引起了厂里一些党员的义愤。他们联名写信给银川市委反映了这一问题。市委书记徐芊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市委组织部进行调查。经过调查，证明陈绩琛曾两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由党总支负责同志转给了王继文。陈绩琛的社会关系问题，早已清楚。陈绩琛担任副厂长后，主管羊皮车间基建，工作认真负责，使羊皮车间提前建成投产，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四川发生水灾期间给厂内四川籍职工的补助，是厂党总支提议，工会决定，陈签发的文件。这些都无可非议。
王继文为什么反对陈绩琛入党呢？王继文和陈绩琛同时被厂里上报为副厂长候选人，因王继文在“文革”中有问题，上级未批，因此王对陈提为副厂长嫉妒、怀恨，平时在工作中不仅不支持她，还处处刁难。在陈的入党问题上，王利用职权竭力阻挠。值得重视的是，该厂科室党支部五名委员中，竟有三人在“文革”中有不同程度的问题。王继文本人就是该厂造反兵团的主要头头之一，干过一系列坏事，被群众视为厂内的祸害。
5月31日中共银川市委已免去王继文党内职务，并改组了该厂科室党支部。按照党章规定，已发展陈绩琛入党。王继文在“文革”中的问题，由银川市服装工业公司党委负责查清后，再作处理。银川市委还要求全市凡有知识分子的单位，都要通过这个典型事件，认真做一次检查，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解决好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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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三不政策”八年竟不纳新
八年来，湖南常德地区基本建设设计室在知识分子中未发展过一个党员。这个室现有知识分子三十二名，其中九名知识分子党员都是在外单位入党后调入的。在二十三名非党知识分子中，提出入党申请的有九人，七人已基本上符合党员条件，却一直入不了党。
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原支部书记私字作怪，给知识分子入党设置障碍。几年来，他利用职权安排、调动了自己四个孩子的工作，给老婆调换单位、多占住房，还在群众中散布“共产党的官是买来的”等错误言论。设计室副主任、工程师林稔载曾对他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和错误言论提出批评。林稔载是同济大学1964年毕业生，政治上积极进取，业务能力强，工作有突出成绩，上级党组织根据林稔载的一贯表现，几次建议设计室党支部考虑林的入党问题。当党支部讨论林的入党问题时，这位原支部书记说：“林稔载入党是上面指定的”。他带头投反对票，结果没通过林入党，接着就以“党员通不过”为由，拖延、阻挠林稔载入党。目前林正要求调外地去工作。
设计室副主任、工程师贺大坤也因对原支部书记违反财政纪律、滥发奖金的错误提出过批评，当1983年9月支部讨论贺大坤的入党问题时，原支书说贺“政治上不成熟”，并带头投反对票，使贺大坤同志入党问题得不到解决。
设计室党支部长期涣散软弱，不抓党的工作。对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九名同志没有谈过话，没组织过学习，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也不批评帮助。这些同志说，党支部对他们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表扬、不批评、不吸收（入党）。许多知识分子对入党丧失了信心。一位工程师感叹地说：“在设计室要入党难啊！当个爱国主义者算了。”
最近，城建局党组已调整了设计室党支部领导班子，新支部正在积极做工作，准备把已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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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班子忙于扯皮 知识分子受到冷遇
贵州省歌舞团有演职人员二百五十六人，党员却只有十三人。全团有四十三人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从1960年到1982年没有发展过一名党员。有的写了七、八次申请，党支部没找谈过话。一位专业作曲人员，1976年底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支部组织委员，不久，他在废纸堆里拣到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1983年虽然发展三名党员，但没有一个是大中专毕业生。
为什么这个团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知识分子政策不能落实？据最近省里派人调查，主要问题出在领导班子中。
歌舞团的领导班子，是今年3月刚调整的，由五人组成。这个新班子上台一个月，办了四件脱离群众的事：一是团长、副团长分工，互相争管业务，不愿管行政，争执不下。二是配备中层干部，各提一批名单，人选定不下来。三是团长召开“业务骨干会”，其他副团长不知道，为此又公开争吵。四是外省一个歌舞团来贵州演出，团里四个领导人出面接待，一位副团长没有接到通知，又吵闹一场。
这个团的领导成员，或因本人有严重问题，或因文化低，或因业务不熟，或因组织领导能力差，都难于胜任领导工作。
省里正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准备对该团领导班子予以调整和加强；经过初步教育，歌舞团党支部对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认识有了提高，拟在近期内发展八名多次申请、已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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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拆掉“隔心墙”，搭起“连心桥”
广州军区司令部机关清除派性，增强团结，气象一新
广州军区司令部党委认真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司令部机关的党员干部共同团结进步。司令部党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做拆“隔心墙”、建“连心桥”的工作。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讲话，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关于彻底否定“文革”、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等文章，引导大家联系军区机关“文革”中的实际，用党的历史《决议》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那堵“隔心墙”归根结底是派性的产物，必须予以推倒。
二是把普遍教育和个别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六名在家的部领导分工到六个单位，一方面直接参加部、局的学习讨论，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找有隔阂的同志谈心，坚持疏导规劝的方法，启发觉悟。同时对实质性的问题讲明点穿，分清是非，努力做好个别人的工作，帮助他们跳出个人得失的小圈子，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部党委书记、参谋长刘存智同志除参加军区常委的学习之外，还参加编辑室的讨论，找了四名同志谈话。
三是部党委成员带头解剖自己，带头多作自我批评。部党委一名委员，在“文革”期间曾参加办过现任军区后勤政治部一位同志的专案。过去，他对办案中的错误虽然作过检查，但相互之间仍然存在隔阂。这次经过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做双方的工作，这位党委委员诚心诚意地当面向对方检查了自己的问题，赔礼道歉。对方也高姿态地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要与他开展工作竞赛。“隔心墙”被拆掉了，“连心桥”搭起来了，部队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徐令生 林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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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壮乡“牛百岁”
同志，你看过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吗？你一定被牛百岁宽阔的胸怀和火样的热情所感动吧！其实，我们壮乡也有不少“牛百岁”。广西东兰县武篆公社上圩大队党支书杜植瑞就是一个。
实行生产责任制，多数社员日子过得火红，但个别人还富不起来。党支部建立了党员联系户制度，四十名党员联系了一百零四户社员。老杜是支书，爱人是支委，他俩联系四户。这四户都是别人不敢联、不愿联或不屑联的。就说远近闻名的“浪仔”陈传金吧，他是有名的“一块扭歪了的出窑砖”。传金的父亲六十多岁，双目失明，做儿子的全然不顾，长年在外游荡。分给责任田他丢荒，自留地野草丛生。二十五岁那年，传金在圩场谈了个对象，女方提出结婚条件，要八十元购置点必需用品。无奈传金家一贫如洗，拖了四年成不了亲。杜植瑞没有嫌弃他，而是接近他，思想上教，生产上帮，生活上关心。1981年底，老杜夫妇专门开一次群众会，同大伙商量如何正确看待传金。老杜说，这里是陈洪涛烈士的家乡，如果我们连传金都教不好，拿什么告慰烈士的英灵？这样一说，全村群众都伸出温暖的手，你三元我五元，共拿出六十二元钱，三百九十斤米送到陈家，帮传金娶了媳妇，让浪子定了心。传金不会种田，按队里规定：责任田不种好，上交任务不完成，就要收回责任田。老杜夫妇二话没说，挑了自家二百六十八斤谷子替他交了公购粮，还借给他种子，送给他化肥，手把手教他犁耙田、种好田。在生活上，老杜帮他出主意，安排好家庭经济开支，农闲期间帮他联系找副业，让他爱人在家养猪。1982年传金家养猪和其他副业收入七百元，去年又卖两头猪，一下还清旧债，余款买了瓦片，掀掉茅顶盖瓦房。传金说：“没有支书叔婶的帮助，我哪有今天！”群众热情赞扬：“支书功夫到家，硬叫铁树开了花！”去年，这个“浪子之家”被评为五好家庭。老杜夫妇联系的其余三户，去年也同时被评上五好家庭。全大队有三百零五户评上五好家庭，占总户数的75％；十一个自然村，有七个被评为“建设文明村先进单位”。至于老杜一家，则被评为全国的“五好家庭”。大伙高兴地说：“杜植瑞就是咱们壮乡的‘牛百岁’。”
隆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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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别让“耗子屎”坏一锅汤
王志利执法犯法、刚上台就下台的丑剧以及上海虹口区某些菜场贪污成风的事（见本报8月7日第五版）告诉我们：不能低估那些乘改革之机违法乱纪、大捞便宜的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些人，可谓改革中的“耗子屎”，绝不能让其坏了一锅汤，而应给予严肃处理，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成都铁路局 王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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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愿更多的领导干部这样做
“党的生活”专版今年以来不断刊登一些省市领导同志的文章，读后使人深受启发。如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同志写的《多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见本报8月7日第五版），体现了我们党的干部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希望更多的领导同志能够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真正做人民的公仆。
河南 牛建军 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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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机构改革中的新课题
机构改革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以我们安徽省宣城地区为例。我们地区原辖九县一山（九华山管理处）。在这次机构改革中一分为三（一县划给马鞍山市，三县一山划给芜湖市）。现在仅辖五县，范围缩小了近二分之一。但在机构改革一年之后，我们地直机关竟出现了县级机构增加，县级干部增多的反常现象。例如：
机构改革前，部、委、办、局机构63个，地直二级企事业单位中明确为县级的16个，计79个；机构改革后，部、委、办、局机构缩减为44个，但在地直二级企事业单位中明确为县级的又上升到69个（其中县级24个，半县级45个）计113个。
机构改革前，地直机关副县级以上的干部227人；机构改革后，地直机关副县级以上的干部292人。
一个仅辖五个县的地区，地直机关竟有近300名副县级以上的干部和113个县级机构，这样一个庞大的指挥决策系统，这样一种“大马拉小车”的状况，恐怕并非宣城地区“独此一家”。
机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机构越多，办事程序涉及的部门越多，互相扯皮、推诿、互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就越发严重；机构越多，“文山会海”的问题就越发遏制不住，基层单位对来自上级的汇报、接待就越发招架不了。总之，机构越多，效率越低。
机构改革中出现这些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这样三条：
一、上级某些领导部门片面强调“上下对口”，好搭“大架子”。有些机构在省一级是有必要的，但在地、县一级就大可不必了。但有些上级领导部门并不从实际出发，既想统管，又图省事，他要设“寺院”，你就得建“庙宇”，结果机构越来越多。
二、干部能上不能下。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不能胜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也要给予横向平级的调动，这是多年来一些部门恪守的“不成文法”。能干的提起来，不能干的又下不去，只好从热线部门流向“冷线”部门，由职能机构流向虚设机构，而上面又规定了部、局级领导的比例，所以又得大伤脑筋地为“菩萨”设“庙”。这样，机构就出现了“因人而多”的状况。
三、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的“平衡”和“照顾”等思想的影响。有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为了照顾同辈人和“左邻右舍”的“情绪”，搞“安抚”政策，委之以任。所以有的内设机构象细胞分裂那样一个变成两个，成几何级数递增，算术级数升格，致使现在有的党政机关出现“帅少将多兵寥寥”的现象。
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必然给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认真研究机构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切实解决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胡群 王仲德 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