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鲁迅与《三人》译本
林默涵
钟石韦同志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三人》，现在重新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有一段颇不寻常的经历的。
据译者告诉我，这本书是他在1932年被国民党抓去，关在南京监狱时，从英译本转译的。1934年出狱后，由他的朋友欧阳山同志送请鲁迅先生校正。经过几个月工夫，鲁迅先生根据日、德文本校订完毕，在退回译者的书本里夹满了审改意见的纸条。这是确实的，在《鲁迅日记》中，1934年7月12日有这样一则记载：“晴，大热。晨至下午校读《其三人》译本……”。《其三人》是鲁迅先生对英译本书名——《Three of Them》的译法。可惜那些纸条在抗日战争中全部丢失了。
这件事，使钟石韦同志十分感动，并受到很大鼓舞；而对鲁迅先生，则是极平常的。在鲁迅并不很长的一生中，为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介绍发表，帮助出版，写序言，作后记，找插画，代领和转寄稿费，这类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他常常深更半夜，当嚣闹的城市已经入睡时，还在给青年写回信。
鲁迅先生曾经单纯地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人总比老年人好。后来，大革命失败的血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偏颇。他目睹青年中有人或者告密卖友，或者助官捕人，拿别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原来无论青年老年，是分属两个阵营的，他从进化论进到了阶级论。从此以后，他对于革命的青年就特别爱护，对于被反动统治者所逮捕、虐害的青年，更抱着最深的同情和关怀。他的《写于深夜里》，就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落到他们黑暗牢狱中的革命青年的残酷迫害。我想，鲁迅先生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来校阅一个狱中青年的译稿的吧。
鲁迅先生热爱青年，无私地帮助青年，但他从来不谄媚青年，不迎合青年的缺点。相反，正因为爱之愈深而要求也愈严格。他说：青年作家可以被骂杀，也可以被捧杀；而被捧杀的往往比被骂杀的多。作品受捧，有各种情况：有的是囿于识见，滥发溢美之词，这需要提高批评的水平；也有的是文风不正，互为交易，投桃报李；还有的是存有私心，讨好青年，以捞取某些益处。诸如此类，特别是后二者，群众甚为不满。不过，日子久了，这套把戏总是会败露的，这样捧起来的作品，也决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对待青年的作品，鲁迅先生从来是有好说好，有缺点说缺点。他最厌恶人们封他为“青年指导家”，但他却默默地、切切实实地真正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们，虽然有时候也受到一些青年的误会甚至于攻击。
《三人》是高尔基早期的著名作品。其中写了十九世纪末俄国一个小城市里三个青年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和最终所走的不同道路：一个走进了剥削者和吸血鬼的圈子，但又不满于周围生活的虚伪，最后沦于自我毁灭；一个虽然憎恨周围环境的恶浊，却又没有勇气跳出那个污秽泥沼；一个则断然和黑暗社会相对抗，终于在革命者中间找到了应走的道路，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可见在同一社会里的青年，而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选定的。在污泥中有腐草，也有挺立的香花。
石韦同志的译本，经鲁迅先生校阅后，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现在重印，是根据高尔基最后删定的俄文本校订过的。
1984年6月23日
第8版()
专栏：
眼底沧桑二十年
——南行随想之一
邵燕祥
这一回重来广州，上距六十年代初期跟随一个剧团到这里“跑码头”，已经二十年了。城市因繁华而显得年轻，前度游人分明已经老了，转眼沧桑，难道只是互道一声“别来无恙”吗？
记得当时，造访陈家书院（祠堂），那磨砖对缝的青砖长墙，刻工细致的砖雕木雕，民族形式并有南方特色的庭院屋宇，使人难忘；今天在市区已经耸立起多处高层现代化的建筑物，使城市于平铺直叙之中出现了警句。城北三元里，不再仅仅是凭吊平英团英雄史绩的使人兴悲的故垒，就在三元里路口茶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港穗合营企业，珠江进口汽车维修服务中心。全部人员一百一十人，只有脱产管理人员十一人，去年每个职工平均收入近两千元，而提供给国家的税利达两万多元。白云山上曾是以干部农场和干校为名迫害知识分子的场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造成多种经营、百业繁兴的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东江纵队老战士，在这里种下第一批树苗的郑江萍，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党组书记，这回陪我们故地重游。
我想起自己，那年在广州，冬令街头，无叶更无花、但依然风骨铮铮的木棉树，曾经使我得诗四句：
木棉挺拔木棉高，
不识人间有折腰，
待到三春花事好，
盛于焰火艳于桃。
直到1969年夏天，这首诗还受到振振有词的批判。
物换星移，二十年间，我们每个人都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道，经历了十年浩劫，又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复苏，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面临着中华崛起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在6月6日一次招待会上，非常高兴地听到任仲夷同志在长篇讲话中说到，在经济上开放、搞活的同时，我们对宣传文化战线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我想，这正是正确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后的十分明智的做法，我们相信广东省的宣传文化以至各方面工作，一定会健康地卓有成效地发展。
任仲夷概括广东在中央指示下实行的政策，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放”政策，提纲挈领，响亮鲜明。
任仲夷强调，“排污不是排外”（污是指污秽的污）。他说，现在人们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论对社会主义物质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开放使人们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多方面的信息，增加了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成果的接触，从而在思想上和精神面貌上引起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大量事实证明，在今天，中国人民愈是了解世界，就愈是热爱自己的祖国，愈是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愈是能够增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决心、责任心和紧迫感。
任仲夷这段精辟的话，是为邓小平同志到广东和深圳特区视察后提出的“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直接作了注脚。
开放和改革，是我们当前全党全国的两件大事，是人民的意志，时代的精神。正是因此，对于违背人民意志和时代精神的，例如经济工作中一些人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看成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胡耀邦同志把这些称作“愚昧”的现象。还是胡耀邦同志说得好：“应当向愚昧作斗争”。
六十年代初期，广州就有了第一座立交桥，当时香港还曾经派人来参观。我们白白地耽误了二十年。香港已经建成了从空中到地下的市内交通网络。而广州海珠桥等通衢大道还不时发生车辆梗阻的不愉快的事情。这只不过是随手拾来的小例。假如我们不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出于公心，图强奋进，破除“左”的影响，推进开放和改革，使祖国尽快地迎头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是抱住“左”的东西不放，抱住过时的框框套套不放，抱住自己的愚昧不放，甚至自设路障，自乱阵线，那就无异于自毁长城，坐失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后人，也对不起我们缴了昂贵学费的、应当让我们从中汲取宝贵教训的过去的那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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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摩托卖花女（外一首）
柯原一阵香风，一只彩色的凤凰，从宽阔的海滨大道飞过。卖花女真神气，茶色的风镜，红色的头盔，浅绿色的夹克。满筐刚摘的鲜花，散发着田野的气息；颗颗晶莹的露珠，诉说着花农的欢乐。农村与城市距离更短了。鲜花刚离开花畦，顷刻间飞进层楼，染香大厅，插满花瓶，摆上餐桌。一辆又一辆送花车，彩色的鸟群在唱歌，卖花女开足了马力，在打扮时代，美化生活。
渔家女放下船桨，脱下玉镯，换下两色补缀的渔女衫，生活呵，向她们展示了新的海岸线——穿起雪白的工作服，坐在电子元件流水线旁边，着上整洁的西装裙，把一盘微笑端到顾客面前。攀登脚手架，白云当围巾，让大厦崛起在昨日的荒滩；戴上白手套，旋转方向盘，载一车南国的艳阳天……只是当她们，回到阿婆、阿妈身边，拿起金梭帮助补网，把童年的渔歌重温一遍，这时才会发现，她们依然是海的女儿，眼睛里闪耀着红日碧波，阵阵风涛在歌声里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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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操的求才令谈到接班人的德才问题
严秀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派遣一批人去控制党和政府某些部门，并且在他们严密控制的某地加紧训练一批骨干，准备时机一到，就去接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重要部门。同时，他们从1973年起又大搞尊法批儒运动，为他们的反革命班子上台作准备——因为他们都是“法家”。其中有一件微妙而值得注意的事，是他们把曹操的用人标准——只管才，不管德——拿出来大肆宣传，旋即在种种“法家论文选”上，又是介绍，又是表扬，作为他们的反革命骨干上台接管党和国家大权的一种舆论准备。这伙人也实在蠢得可以，他们以有“才”自居（这一点，人们哪个相信呢？），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这帮人十分缺德。这是一场反革命的自我招供，十分可笑。
据中华书局《曹操集》所载，曹操现存的求才令共有四通，都是强调“才”而否定“德”的。他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把献帝从流亡中载迁到许都（今河南许昌）重建汉廷起，直到建安二十五年他病死止，二十五年间，他绝对控制住汉廷的全部权力。可是他的地盘和力量在开始控制汉廷时却并不很大，经过了十来年才消灭了割据今河北山西的袁绍父子的势力。可是离许都不远的西面、西南、南面和东南都是其他一些军阀们的地盘。天子是被他“挟”住了，但却“令”不了一个诸侯。他在中原，自然举足轻重；可是四面被围，又无日不在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不择手段以求加强自己的实力，于是，他屡下这种命令，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曹操名义上的祖父是大宦官曹腾，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朝廷中各种大官几乎都做到了顶点。可是曹嵩出身微贱“莫能审其出生本末”，曹操则被人骂为“赘阉遗丑”。在东汉末年门第高于一切的社会政治状况下，曹家的社会地位还是高不起来，因此，曹操同情和愿意提拔那些“出身不好”（它的含义同现在正好相反）而有能力的士人出来做他的文武僚属，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操在第一道《论吏士行能令》中说，“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第二道《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第三道《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第四道《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今天下得……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从文字上看，曹操可谓把“只要才，不要德”的理论发挥到极点了。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东汉末的“德行”或“品行”，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品行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只重门第，名门贵族之家的子弟在家中高谈阔论或做迂阔腐儒，固然可以称为饱德之士，即使在乡里中鱼肉百姓，也照样可以称为富有德行。所以那时的所谓有“德行”，有时既可以是地方豪强也可以是无用废物的代词。曹操要打天下，当然不能用这种人。曹操下这么多求才令的目的，无非是表示不拘一格用人才之意，并不是专门要收罗坏人来作他的部下。他在这里似乎在提倡“不仁不孝”，其实他杀孔融的口实就是说孔融有过不孝父母的言论，“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说的仍是儒家的东西。在实际上，我们从《三国志》和《后汉书》上，并未看到曹操用了多少德行特别坏的人。刘备手下的人才比曹操少得多，但德行不好的人，印象中似乎比曹操手下的这类人还多一些哩。
所以，曹操的那些偏激之论的重点在求才而不在收罗坏人（他的几道求才令中并不是没有值得参考的地方）；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借用曹操理论的重点，则在收罗坏人而打击和消灭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哪里做得了曹操！
今天我们对所有的接班人，则是德才都要一齐强调，缺一不可。“德”指一个人是不是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改革和创新，关心群众生活，为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能够殚精竭虑、不怕牺牲等。因此，“德”是前提，没有这样的德就不具备接班人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说：其“必廉士而后用之”。可否因为现在需才孔亟，特别需要有进取、改革、创新精神的人才，就可以把“德”的标准放松一点呢？我认为绝对不可以。如果“德”不足取而办法多、“干劲”大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他们干起坏事来岂不是更加放手大胆了吗？我们需要的接班人是“有行而又能进取，进取又必须有行”。曹操是为个人争天下，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目标根本不同，手段自也大异。但要搞“四化”，也决定少不了真正的才，因此，“才”是接班人的必备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岂不是谁都可以进入领导班子吗？当然，对于什么叫“德”，也必须打破某些同志存在过的一些不正确观念。例如，有的人把听话驯服、因循守旧、“左”倾成习等作为“德”的标准，把这些事情说成是组织性强、工作稳健、立场坚定等，这显然是一种积弊，把“德”的标准弄错了。今后，正确的进取改革精神、魄力、办法，就不但是“才”，而且首先就是很可贵的“德”。不进取，不改革，不上进，这叫中人以下，有什么了不起的德？干部问题上的积弊太深，太久，我们需要的就必须是也只能是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闯将。对那些丧德、缺德的人，不管新老，一个也不能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