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了光明的明天
——纪念阿合买提江等革命烈士遇难三十五周年
赛福鼎·艾则孜
三十五年前，即1949年8月27日，三区革命（指1944年至1949年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爆发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阿布杜克里木·阿巴索夫、达里列汉·苏古尔巴也夫，以及罗志等同志代表新疆人民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在苏联贝加尔地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牺牲。
三十多年来，我以敬仰的心情一直缅怀着这些领导者、战友和朋友们的生平和业绩。他们英雄的形象、刚毅的性格，以及他们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我怀着同样的心情，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
1949年9月3日，我因为要审阅《前进》杂志的一篇社论，
中午比平常提早来到了办公室。下午二点正，我办公桌上的那架军用电话突然响声大作。这是一架只用于紧急事务的电话。我一把抓起耳机，立时传来了值日军官的声音：“报告赛福鼎同志，苏联领事馆说，有要事相告。”
放下电话，我将审阅过的稿子交给等候的编辑，立即同苏联领事馆取得了联系。我的汽车穿过喧哗的街道驶入苏联领事馆时，一位工作人员已在门内的草坪上等候着我。他客气地将我引入领事馆客厅。使我感到诧异的是，领事、副领事和一位领事馆高级职员严肃地站在客厅的中央。见我进来，他们急步地迎了上来，但是却没有平日那种热情的寒暄。领事和我握手后，请我入座。不等我开口，他便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电文，语气沉痛的说：“我们收到了莫斯科的一份急电。”接着他用俄语向我宣读了电文：“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代表团所搭乘的飞机，途经伊尔库次克市，飞抵外贝加尔山附近时，由于气候恶劣，不幸撞山，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
听到这个噩耗，如雷击顶，顿感魂失魄散。刹那间，我只能隐约地听到他们在对我说着什么，模糊地分辨出他们沉痛的面部表情。我失去控制地跃然而起，大声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说着，从领事的手里几乎是夺过了那份电文，飞快地默读。搭乘这架飞机的，除了代表团的五位成员外，还有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艾尼、阿布杜·热西提、乌斯曼江等三位同志。其余是莫斯科派出的三位陪送官员和六名机组人员，共十七人。
我匆忙离开领事馆，立即驱车去邓力群同志下榻处，告诉他这个噩耗。力群同志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震惊了。他神色突变，木然而立，半晌，热泪盈眶，近似自语地说：“不幸的消息。太不幸的消息。”
理智终于克制了悲痛，我和力群同志商定，立即由力群同志向中央电告这个消息。等候中央的指示。同时决定，暂时要绝对保密阿合买提江等同志遇难的消息。除了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纳比江等同志外，这个消息不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当时伊犁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那时人们都以为阿合买提江等同志是去阿尔泰视察工作的。
当晚，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回电对阿合买提江等同志的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要求立即组成新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北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经与力群同志以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讨论，决定以我为首与涂治、阿里木江三人组团。
繁忙的临行准备工作，也没有打断我对阿合买提江等同志的追忆和缅怀。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即8月18日我们全家正在避暑胜地果子沟的柯克沙拉消夏。一天，赛甫拉也夫同志带着阿合买提江同志的一份亲笔信来到我们的住处。信里要我立即返回伊宁市，说有要事相商。我把家眷安排了一下，当天随同赛甫拉也夫同志返回了伊宁。到达伊宁时，已经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径直到了阿合买提江同志家里。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拜克、热合木江等人正在等候我们。
我向大家略作寒暄后，阿合买提江兴高采烈地说：“您来的正好，告诉您一个重大喜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的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已经到达伊宁。黎明已经开始，曙光很快就要照临天山南北。”阿合买提江同志讲话时，表情庄重，精神振奋，声音铿锵。阿巴索夫接着激动地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为之奋斗的解放、繁荣、强大的目的，就要实现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高声的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实现中国人民、新疆人民宏伟理想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请看这封信”。阿合买提江同志将一封信递给了我说：“请看看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的革命给予了何等的评价！”我双手接了过来，急切地默读了起来。
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的全文如下：“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 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
接着，阿合买提江同志宣读了以他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的复信。
复信说：“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信中所提的问题是我省全体人民长期所
盼望的。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也是我省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
我们无限感谢您来信中所提的问题，同时，我们高兴地表示同意派代表去北平。
顺致
敬意
特区人民代表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
我表示完全赞同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复信。深夜十点的时候，阿巴索夫同志陪同我去伊斯哈克拜克的宅院拜访了力群同志。这是一个秘密的住处。力群同志是8月7日携带一部大功率的收发报机，以及四位报务员，取道莫斯科来到伊宁的。我们走进力群同志的卧室时，力群同志正在认真翻阅资料。阿巴索夫同志将我们互相介绍给对方后，我们同时伸出了热情的手。力群同志，风度潇洒，性格豪爽。我们一见如故。他向我简单地说明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我向力群同志表达了自己读过毛泽东同志的信之后的激动心情，并表示热烈欢迎力群同志带来如此重大的喜讯。我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经过短暂的谈话，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们向毛泽东同志发出复电后，立即讨论决定了代表人选，并着手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8月22日晚七时，代表团在浓浓的夜幕中分乘几辆汽车，怀着胜利的心情，带着炽热的希望出发了。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去继续走完这段征途，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
1949年9月8日早晨六点十五分，我们来到伊宁机场。在登机之前，苏联领事向我介绍了一位中等个头的中年俄罗斯人。他姓“列索夫”。他是昨天从莫斯科专程前来陪送我们去北京的。
飞机发动了，只有五六个前天送行的人向我们挥手告别。尽管我们这次开始的是一次遥远和不平凡的航程，但是不能有更多的人前来送行。因为我们这次的行动仍然是保密的。
飞机的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响声，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我已经沉思在往事之中……
三区革命是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武装斗争。然而，革命初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反动封建上层攫取了部分领导权，打出了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鼓吹泛伊斯兰主义，鼓吹大土耳其主义，使革命一度濒于夭折。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里列汗等同志的卓越功绩就在于，他们勇敢的驱散了反动势力，严厉的抨击了反动思潮，坚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使革命进入正确的轨道。特别是在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方面，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同志的表现尤为卓著。
阿合买提江同志以阿·伊犁勒克的署名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严厉的批驳了封建上层在民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荒诞谬论。他提出，我们的革命绝对不是反对汉族人民，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诬陷三区革命是分裂活动，要把三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阿合买提江同志在张治中先生面前慷慨陈词，痛斥谰言，连张治中先生都不得不为之感动。阿合买提江同志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三区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着我祖宗的地方。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乡。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解放、自由和平等。”
我完全陷入沉思。我的眼前又浮现着阿巴索夫那强悍刚毅，而又充满活力的姿态音容。我的思绪突然回到了1937年。那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我们从塔城入境后，当地政府安排我们这批留学生搭乘马拉货车去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数天之后，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安集海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埋锅作饭的时候，一批从乌鲁木齐回伊宁度假的学生也在此落脚休息。他们中间的一位身材单薄的小伙子过来向我的同伴打听谁是赛福鼎。我不认识这个小伙子，于是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小伙子高兴地扑上来拥抱了我，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叫阿不杜克里木，姓阿巴斯。这才使我想起，他原来是我的一门亲戚。
我们互相问过平安以后，他问我从苏联带回了些什么书，能不能给他几本。我问他：“你需要什么样的书？”他毫不犹豫的说：“讲革命的，讲哲学的，讲无产阶级的。”我送给他几本理论书籍。他如获至宝地将它们用双手捧在怀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巴索夫。
在三区革命领导人中间，阿巴索夫是最年轻的。他的知识、他的大度、他的果毅、尤其是他富有政治感的头脑。总之，他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界限。他还是三区革命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直接领导过武装起义。阿巴索夫最卓越的贡献是，他热忱地向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他亲自用维吾尔文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对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间传播中国共产党，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已成定局。在三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新疆的前途问题，三区革命的前途问题，日益成为谈论的焦点。其间，也时而有沉渣泛起，蛊惑人心，一股反动思潮若明若暗地蔓延起来。1949年初，经阿合买提江同志同意，由阿巴索夫同志主持，在伊犁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召开了近二百人参加的座谈会（实际是一场辩论会）。经过激烈的辩解，阿巴索夫同志为首的一大批进步同志的正确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会议的最后一天由我主持并讲了话，阿巴索夫同志作了长篇的总结性发言。他严厉地批驳了种种错误观点，明确地指出：“新疆一定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一部分，新疆的问题，只能这样解决，而且必须这样解决。”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大是大非的面前，阿巴索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斯哈克拜克，他那魁梧的身材，潇洒的军人风度闪现在我的眼前。他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同志，出生在新疆乌恰县。1945年，三区民族军正式组建后，他被任命为民族军总指挥，对民族军的建设和成长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达里列汉是阿尔泰的哈萨克族同志。早年参加过反对盛世才的武装斗争。由于他作战勇敢，并有指挥才能，不久便成为一支游击队的指挥官。后来，他率领游击队在吉不乃一带继续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三区革命爆发后，他便毅然率部加入了三区革命，被任命为民族军的副总指挥。
罗志同志是一位汉族同志，是“战斗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是一位忠于马列主义，忠于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献身的精神而忘我工作的好同志。“战斗社”以乌鲁木齐为据点，积极配合三区革命，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和秘密的斗争中，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飞机下滑而产生的倾斜感，打断了我的追忆思绪。飞机降落在伊尔库次克城附近的一所军用机场。
第二天黎明我们又起飞了。飞机从伊尔库次克城的一侧向南飞去。这时，东方刚刚破晓，大地尚未苏醒，夜空繁星点点，地上灯光寥寥。我们飞行了一程，抵达贝加尔湖上空。我们在三千米的高空飞过了黑沉沉的浩淼湖面。飞机继续上升，准备飞越贝加尔山脉。当飞机上升到四千米高空时，机下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林带和深山峡谷。这时，列索夫将我带进驾驶舱，他向我指了指一处山谷说：“这就是飞机失事的地方”。说完，他递给我一个望远镜。我用望远镜望去，只见山谷一处不大的地方，树木已烧光，象是在一块绿色的地毯上抹上一片黑墨。列索夫也在用望远镜观看。突然，他紧张地说：“你注意看那几个黑点。”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零星散落的黑点。就是不知道它们到底是尸体呢？还是烧焦的树干呢？机长尤来波夫告诉我说：“那些黑点可能是尸体，那些再远一些的可能是飞机的残骸。”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神情恍忽地走出驾驶舱，木然地坐在了靠舷窗的一个座位上。
第三天，改乘火车继续南行，抵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后，受到从北平专程前来迎接我们的同志们的欢迎。
到了北京后，第二天周恩来同志便接见了我们。第三天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除了毛主席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也在座。当我们走进客厅时，他们都起身肃立，为牺牲的烈士致哀。致哀毕，毛主席说：“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不幸牺牲，不仅是新疆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烈士们的沉痛哀悼，尤其是毛主席给予他们的高度评价，使我深受感动和安慰。
我们参加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后，行将离开北京时，毛主席为烈士们写了碑文。
1950年初，我随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政府通知我们说：烈士们的遗体已经从山区运出并作了整形处理。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我们说：“运回新疆去。他们的遗体应在新疆安葬。要为他们修建陵墓。要让新疆人民永远怀念为他们而牺牲的英雄！”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烈士们的遗体运回新疆，安葬在伊宁市人民公园内，并修建了陵墓，雕刻了毛主席写的碑文。碑文中说：“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拜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同志、达里列汉·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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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
——缅怀赵辉楼同志
赵光远
赵辉楼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四年了。回忆往事，他的身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在石家庄以东地区，奋起组建抗日武装，率领数千家乡子弟，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的战斗行列，对晋冀鲁豫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革命战斗实践中，他完成了从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历程。
赵辉楼同志1894年生于河北省宁晋县。在青少年时期，他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和官僚豪绅的反动统治，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从学校结业后，他毅然从军，到齐燮元部下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旧军队的行伍生活使他深深体会到，靠军阀和国民党救国救民，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于是，他放弃了副团长的职位，解甲归田。回到原籍后，他利用拆庙宇办学堂，邀请进步青年任教。在这期间，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的介绍，他读了些马列主义书籍，逐步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1937年8月间，赵辉楼同志在自己家里秘密召开有二三十人参加的会议，发起成立了抗敌后援救国会。他还创办了《抗敌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9月初，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他明确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和我商定共同抗日。10月，辉楼同志联合赵县、宁晋、晋县及束鹿县的部分群众武装，攻打盘踞在赵县边界的伪军一部，取得了初战胜利。11月，在八路军骑兵团工作队和友邻部队配合下，打下辛集镇。不久又解放了伪军盘踞的束鹿县城。
1938年初，我们与党组织联系，根据党的指示，部队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并接受了一部分党员干部作为骨干，按照八路军的组织形式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赵辉楼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5月，冀南区党委李力同志通知我到南宫去向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主任汇报。我根据大家的愿望。提出了把部队编为八路军的恳切要求，按照徐向前同志指示，确定了部队的新番号，领取了新的印章。返回后，我将上级的命令和首长指示，详细地向辉楼同志作了传达，他表示完全拥护。他说：“我只想把部队交给党，使部队成为八路军，成为一支真正抗日力量，至于我个人只要求党给一个学习的机会。”不久，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又派来了工作组，帮助我们进行工作，并调来几十名干部充实到各团。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部队的改造过程加快了。
辉楼同志经常注意和政治机关保持密切关系。他提出部队的政治工作，要学习和仿照八路军的做法。那时候，自卫军政治机关办公室里，都张贴着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政治部印制的传单、漫画，都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编印的。在此期间，师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对我们进行了多次具体帮助。辉楼同志请他向营以上干部做了一个政治报告，讲明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努力工作，英勇战斗，并明确指出了部队发展的光明前途。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之一的七六九团，来到辛集附近的田家庄，和我们部队一起行动。老部队丰富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自卫军宣传队和七六九团宣传队一起，频繁地到部队和附近各县进行宣传活动和联合演出。
同年8月，民众抗日自卫军开到滏阳河以南的新河县地区和部分老部队一起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队，共编了两个正规团和一个独立营。赵辉楼任司令员，汪乃贵任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另外留有一个第三团，在原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活动。
整编后，第一个行动是配合七六九团顺利地占领了宁晋县城，并袭击了高邑方向鸭鸽营车站之敌；消灭了宁晋县东汪镇赵勤甫的反动部队。第二个行动是配合另一支兄弟部队在大陆村设伏，歼敌一部，击毁敌卡车四辆；接着又在宁晋县的大杨庄打了一个硬仗，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缴获山炮一门。在当时日寇极其嚣张的情况下，这是我们首次缴获敌人的重型武器，使日寇受到很大震动，因而荣获了一二九师的通报表扬。
1939年2月中旬，冀豫支队奉命调往太行山区。平原战士第一次远离家乡，难免有些思想问题，辉楼同志亲自向部队进行动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部队的素质好，又有一些红军老同志作骨干，使部队跋山涉水穿越敌战区，于3月5日顺利到达目的地。在辽县地区，经过短期休整，正式编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赵辉楼同志任副旅长。旅长陈锡联同志，代表党组织对辉楼同志热情欢迎，处处关怀照顾，部队同志们对他也很尊重，使辉楼同志感受到无比温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愉快。不久，辉楼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对赵辉楼及其武装部队的关怀帮助，对辉楼同志和这一部队的迅速成长进步，起了决定作用。记得辉楼和我及其他领导同志在一二九师党员轮训班学习期间，刘师长、邓政委曾亲自接见我们，刘师长仔细地询问了部队情况，讲解了有关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党员个人如何进行思想修养等问题。邓政委针对我们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的倾向，详细讲解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指示我们要把所有离队的知识分子，尽量找回来，不要把他们作为开小差对待，不要处分，不要歧视，而要热情相待。后来决定由我带一些干部回到京汉铁路以东原来活动地区，收回并重新动员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这些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长期战斗锻炼，成为一批干部人材。
辉楼同志任三八五旅副旅长期间，在百团大战和以后敌人迭次大扫荡中，他都亲自参加了指挥，后期他指挥后方梯队，与敌人转战游击。每到一地，他总是亲自布置侦察警戒，检查部队的准备工作。遇有危险情况，亲自指挥掩护部队，保障后方梯队安全通过和转移。
1943年，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去看望他，他滔滔不绝地讲他学习整风文件的体会，使我深受教育。
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从不搞特殊。解放后不久，他由山西省军区调河北省政府工作。在这期间，他和老伴一同来北京看病，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他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自己租了一间小平房住下。我和很多老同志前去看他，劝他搬到机关或部队招待所住，都被他谢绝了。他说：“（国家）刚解放，百业待兴，各方面都需要钱，咱们应该节省一点是一点。”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工作职务从不计较；对个人生活待遇，从未提过任何要求。令人惋惜的是，正当他日益臻于成熟，可以运用他丰富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时候，却不幸于1960年9月28日因病逝世，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