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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对信息时代的预见
苏绍智 丁学良
近几十年来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越来越有力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各方面。正如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普里高津所说：当代人“生活在信息技术的革命之中……信息技术革命触及到了我们文化的真正核心。”从科学学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因提出“信息社会”（他所谓的“工业化后社会”）理论而著称的贝尔，在其影响颇大的代表作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信息化，“这一发展的许多方面很久前就已被人预见到。例如，圣西门和马克思早就极为关注技术人员（在一种情况下）和科学（在另一种情况下）在社会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贝尔同时说明，这个看法并非他首创，而是采自其他学者。贝尔许多方面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个看法却是公正而有眼力的。
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马克思，对其身后来临的信息时代作过怎样的预见呢？他何以能够作出这样“天才的”预见呢？正值全国热烈探讨改革体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之时，我们理论工作者从他的预见中应该得到哪些启发呢？
马克思的预见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近代科学技术刚刚大规模应用于生产的时代。先是蒸汽机而后是电力，作为人类驯服自然力的象征，刷新了生产力系统中基础性的动力部分；人类知识的结晶——机器，以它加工的精确和速度取代了灵巧而缓慢的手工操作；化学在农业上的初步应用促进了产量的成倍增长……这一切象魔力一样创造出庞大的财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革命家——科学崭露头角。这正是马克思得以作出天才预见的客观背景。
对社会发展趋势始终持有惊人的敏感和洞察力的马克思，立即从上述现象中看到行将到来的人类文明新时代的萌芽。
马克思首先关注并探讨的，是科技进步条件下人从直接劳动过程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促使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因素在他看来有二：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有可能使社会不再把大部分成员投入生产维持社会生存的资料的部门中去。二是自动机体系的出现，在技术上使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有可能不再亲身参预到具体生产过程中去。马克思认为，当传统劳动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劳动方式的时候，“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进一步说，“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22页）。
马克思同时探讨了科技进步所展示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第二大变化趋势——劳动的质变以及相应的新式劳动者的出现：“……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同上，第218页）在传统的劳动形态中，劳动就是人直接操作着工具（它不过是被加工过的简单自然物件）对生产对象发生作用。而在现代科学进步的条件下，处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是综合了多门科技知识的自动机体系，驱动它运转的是自然界本身提供而为人所控制的种种巨大能量。这一切体现了人类理性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掌握和利用，因此，劳动表现为被人有意识地改造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对自然界发生作用。
这样一来，劳动者本身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同上，第223页）。所以，体力劳动者朝智力化方向的演变是必然的、不言自明的。
马克思从上述种种趋向中获得了有力的启发，他竭力要挖掘出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那个更深层的发展趋势。一旦把握住了这个发展前景，他立即沉浸在由衷的喜悦和激动之中。这个意义重大、深远的发展前景就是：科学、知识将取代人类的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即被加工过的自然资源）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将为智力所规划和控制。他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同上，第217、219页）
当代的现实
简略回顾了马克思的论述，再来看当代人笔下的“信息社会”。综合众多学者的经验描述（他们的某些结论自然不能被我们接受），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从事教科文和公共服务的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最大部门，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占居主导地位。美国农业劳动力1790年占总劳动力的90％，1980年降为3.6％；产业工人1950年占就业总人数的35.7％，1980年降为23.6％。这些劳动力到哪里去了呢？转入教、卫、文、财和服务行业去了。1980年，美国这部分产业人数已达总劳动力的67.3％。日本也有类似的趋势。这类数字所说明的社会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专业科技人员（所谓“白领人员”）取代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而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学者们强调，判断社会信息化的程度，不仅要看人们在什么部门工作（产业结构），还要看他们做什么性质的工作。从事智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的人数1956年在美国首次超过体力劳动者。工业文明史上这个含义深远的变化自那时以后愈益显著。到1980年，美国二者的比例达到约52％比34％。更为惊人的变化趋势是，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二倍，而较高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则达到劳动人员增长率的三倍。不仅如此，即使是体力劳动者本身，其劳动时智力支出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日本六十年代新兴化学工业中工人由体力作业转变为监视作业的部分达到76％。至于在更先进的使用电脑——机器人系统的企业里，工人作业基本上是紧张的脑力支出。
——资源结构发生变化，信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生产力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信息部门的增值占生产总值的份额日益增加。美国前总统卡特1979年3月的科技咨文宣称：“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长有30—40％是技术革新的成果。”明尼苏达大学一位教师统计，从二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美国农业产量的增加完全是提高生产率的结果，而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新的知识和信息。
——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社会围绕着科学理论知识组织起来以达到管理社会、指导革新的目的；科学的组织问题成为社会首要问题，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成为它的潜力和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当我们把马克思的预见与当代的客观趋向两相对照时，不是立刻可以发现一种惊人的呼应吗？所谓“产业结构变化”，不正是人本身得以从直接劳动过程中解脱出来吗？所谓“劳动力结构变化，白领人员的总额和增长率均超过蓝领工人”，不正是劳动的质变以及相应的新式劳动者的出现，也即智力劳动成为现时代劳动演变的主导趋势吗？所谓“资源结构变化，信息成为决定生产力和财富增值的关键因素”，不正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愈益广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吗？至于所谓“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的客观规律的充分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身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趋势就是这样验证他的预见的！
繁荣发达之源
可贵的不仅是马克思一般地预见到信息时代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他还进而揭示出该时代繁荣发达的根本途径。这一点对我们面临挑战、力争后来居上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所以，如果抛开各种外在形式，“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同上，上册第486页）他由此得出一个原则性论点：在由传统形式的劳动向现代化生产的“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同上，下册第218页）
“人的创造天赋”，“社会个人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指明的信息时代繁荣发达的源泉！如何开发它，使之能够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呢？马克思认为，基本的途径一方面是与现代化生产密切相联的科学文化教育，要对作为劳动者的社会个人进行完整而非片面的、富有启发性而非刻板机械的系统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技能尽可能多方面的积极“主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29—535页，第46卷下第113页）。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人能够摆脱漫长的直接劳动的条件，逐步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即进行多种多样的科学、艺术、体育、社会活动等等的时间，充分发展和发挥人们各方面的丰富潜能。“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同上，第46卷下第225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社会越是富裕，就能够为人们提供越多的开发创造力的自由时间和手段；而社会能够越多地提供这种时间和手段，它就可以越快地富裕发达起来。“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同上，第222页）
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但得到他身后众多民族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的一再证实，也得到当代学者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展望的有力支持：
——世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把人材的开发利用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婴儿乃至胎儿的早期教育、创造工程教育、“人才公司”、“脑库”、“人材银行”……层出不穷。凡在这方面舍得花大力气的国家就跻身世界的前列，反之，即使进口再多的先进设备，现代化也依旧“化”不起来。美国所以本世纪一直遥遥领先，地大物博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关键更在于人力开发和人才引进。战后美国从国外吸收科技人才达二十二万名，其中许多人成了新学科的开拓人、新理论的创立人、新技术的发明人、新政策的制定人。现在，美国拥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一百多万研究院毕业生，近一百万高级师资。它就是凭借这样雄厚的人才储备保持着领先地位。日本从战败国一跃而起，同样主要靠的是智力开发。以人才优势补资源之不足，由“教育大国”而走向
“经济大国”，这就是日本的成功之路。所以，在现代，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繁荣，并不单纯取决于领土的广袤、资源的富饶和人口的众多，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人民是否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是否拥有各种出类拔萃的人才。只要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资源贫乏同样能富裕，国土狭小同样能强大，人口不多同样能繁荣。否则，再大的国土，再多的资源，也只能沉睡如故，绝不会自动起来造福社会和人民。
——新技术革命造成的新局势，把这个问题推向更加突出的地位。科学家们坚信，创造工程学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宏伟的工程。“信息社会”里，不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交给自动机去做，重复的脑力劳动也可移交给电脑，人类将着重于创造性的活动。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认为，传统的学习已不能适应目前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唯有“创新学习”才能够使人们自觉地提高预见事件的能力和对决策的参预作用。1983年11月，名为“加拿大的明天”的对策研讨会呼吁：为确保在“新产业革命”中争得主动，必须增加智力投资，改变教育制度，培养“有知识、有适应能力、富于创新的一代人”。日本1969年5月情报产业部门会议的《措施咨询》就已确认，“信息社会”对于教育尤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大部分闲暇时间要用于人的教育和自我启发。日本人痛感在科技方面“有养育能力而无生育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语），在八十年代伊始展开了大辩论，进行民族自我批评。其结果由“六十人委员会”起草报告诉诸政府和公众舆论，指责近年来日本发展出现种种消极特征的“原因在于社会教育制度过于墨守成规，而且从本质上说，还束缚了真正强有力的、富于创造性的个性”。日本要找到新时代必需的冲劲，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更适宜于创造性，更适宜于个人的能力，更适宜于消除大学、工业和国家之间界限的环境”。《世界面临挑战》的作者这样概括所有力争早日跨入“信息社会”的民族必须正视的问题：“这就是信息社会的本质：它是建立在根据各人自身的能力‘充分使用各人才能’的基础上的。……信息化的特殊效能，正是在于它能够发挥个人的才能：它越促进培养、获取知识和行动等方面的个体化，就越能加速反过来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好运用的过程。”
建国以来，我国在人口智力开发方面取得不小成绩。例如，1983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一百二十万零七千人，比1949年的十一万七千人增长近十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口基数过大，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仍很低。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知识分子（大学毕业、肄业和在校大学生）占人口总数的0.6％，在全世界几乎处于最低水平，比印度还要低得多。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23.5％，而法国是2％，联邦德国是3％。如此贫乏的智力资源，已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大声疾呼：“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邓小平文选》第37页）赵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改革经济体制，迎接技术革命，推进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才。”因此必须“加强智力开发”。这些战略考虑和施政方针，可以说是真正抓住了高度信息化时代中国振兴发达的关键。
在回顾马克思对信息时代的预见时，一方面我们深感他预见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会深思：为什么他在工业化时代就能对后来的信息时代作出如此科学的预见？虽然他既没有使用“信息社会”这样的新颖术语，也不可能想象到电脑、核能这类新兴的技术。除了前述背景条件的客观原因外，根本的主观原因在于：马克思作为革命的社会科学家，从不把自己封闭在狭义的“社会理论”的圈子里，而是把社会科学也当作整个科学的一个有机部分，密切注视着各门科学最新的发展，敏锐思考和积极探讨科技的进展给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然而，与马克思所做的相比，我们现在的理论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发展的。邓小平同志几年前就已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84页）尽管如此，有的是因为知识结构陈旧，有的是因为鄙弃“奇技淫巧”的封建思想残余以及多年来闭关自守和“左”的思潮造成的思想僵化，使得一些同志对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最新潮流往往愚昧无知。对科技发展产生的交叉、边缘学科和学说，往往不能本着分析鉴别的科学精神，提取其中于我现代化有价值的信息，而是形而上学地拒斥。长此以往，我们就很难完成党和人民给予的重托。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密切地注视、公正地评价和合理地汲取当代世界各门科学最新发展的成果，以急迫的现实感和崇高的责任感，着重研究怎样搞好改革，创造出迎接和发展新技术革命成果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促进两个文明的繁荣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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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南开大学主办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今年八月一日至四日在天津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我国的九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它对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夺取全国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与会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形成的国际国内条件，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发展，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在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对根据地的支援等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张洪祥）
△杨献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