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看到金牌后的闲话
陈小川
有一段相声说，在李莲英大总管红紫当朝的年月，中国曾派过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这位只会喊“喳”的“小李子”不懂什么是国歌，于是以《贵妃醉酒》代替。而且选了飞檐走壁的大侠去跳高，选了皇宫里传圣旨的小太监参加短跑，找了几个北京天桥变戏法的，每人怀里揣了一个篮球去和洋人比赛，结果把篮球变来变去，不见传球，只见入网。从那以后打篮球都穿背心、短裤，就是因为吃了李莲英的亏才作出的国际性规定。这段相声曾使我捧腹不已，然而也让人觉得似有些解嘲的味儿，跟阿Q的“先前阔”有点儿相近。实际上，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是在五十二年前，运动员仅仅一员，“硕果”是一个“鸭蛋”。然而五十二年后，还是在天使之城洛杉矶，我国运动健儿夺得了十五枚金牌、八枚银牌、九枚铜牌，名列金牌总数第四位。这可不是相声，是事实。
倘要论起走向世界，大胆革故鼎新，我当首推体育界，奥运会的成就就是论据。近几年来，国运兴，体运兴，体育界突飞猛进，女排“三连冠”，跳高三破世界纪录，乒乓曾囊括世界锦标赛全部冠军……体育界冲到奥运会上去一显身手，其他各行各业也该立志冲到本行业的“奥运会”上去才是。所以，体育界几年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我以为，最重要一条就是体育界最不讲祖宗的古训——中庸之道。改革潮流之中，中庸之道是一大障碍。祖宗留下的这条古训，缚了中国人几千年，光格言便成筐成箩，诸如“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椽子先烂”等等。而体育界最鼓励冒尖，唯恐郎平太少，绝无朱建华太多之虞。比赛比来比去，无非要比出尖子来，哪有见了尖子还去砍掉的道理？这一条推而广之，各方面的人才也就层出不穷了。中庸之道的盛行，把许多冒尖人物都搞得心理变态了：钱挣到上万，反而寝食不安；创造了某个定理，记者要采访报道，反倒惶惶不可终日；冒尖、出名倒成了一桩亏心事。而有的人又专好掐尖、削尖，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认为是罪过。结果造成先进难当，冒尖遭殃的怪现象。
其次一条是体育界没有终身制，有时连终场制都没有。尤其运动年龄一过，无论明星、主力，该挂鞋的挂鞋，该退队的退队，所以体育队伍总保持最佳状态。这一条也很该推广，倘若行得通，那种“让我退就是不让我革命”的同志，恐怕会少一些。君不见，容志行、孙晋芳也还在革命。如果孙晋芳“场上队长”这个“官”也要做到做不动了为止，体育场上还有什么生机？
还有一条是环节简捷。我想袁伟民的作战方案，总不必党委会讨论的。朱建华冲击二米三九也用不着三个月前打文字报告。而我们许多战线上坐失良机，就是因为环节太多，环环都有婆婆，管得十分具体，而真正上场拚搏的人却一点自主权都没有。这样下去，“临场发挥”能好得了吗？
金牌是可贵的，体育界的启示更加可贵。这是值得各行各业深刻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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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街边的松鼠
——访美杂感
徐中玉
中国人对鼠类似乎向无好感，简直有点深恶痛绝。从“鼠目寸光”、“獐头鼠目”，到“抱头鼠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既反映了人们对其形象的厌恶，也说明了它确实作恶多端，危害严重。但是否所有的鼠类都只能引起我们的恶感呢？实际倒也不是。孩子们喜欢小白鼠，即所谓“洋老虫”，它会飞快地踏轮圈；生物实验里也少不了它。还有松鼠，那就可以说是颇受人们喜欢的了，虽然人们大都只是从图片上、文学作品的描写里，或动物园的铁丝笼里看见。文学作品里我没有看见过把它描写成为坏货的，反而可以由它来表现山林的清静，人烟稀少处仍有生命在活跃。它那条几乎同身体一样长的蓬蓬松松的尾巴，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对许多大人，也仍有不小的吸引力呢。
我没有想到，松鼠的乐园也许竟是美国，因为在美国城市的街边、路旁，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听说谁若手里有点花生米、面包屑还能引它到你身边来就食。至于在大片的草地上，住宅区的幽静树林间，它们就出没得更频繁。没有人伤害，它们是受爱护的。在山林间它们的族类会更多，生活得更欢畅，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我不研究动物学，对松鼠的生活习性缺乏感性认识，也只属于对它蓬蓬松松的尾巴感到有趣这一种人。晨间出去散步，虽然街道就在旁边，住宅区还象公园一样，一幢幢独立的各具特色的建筑，前后左右或大或小的绿油油草地，四周全有树木。麻雀，比鸽子略小，黑羽毛会闪光的不知名鸟儿到处都在飞翔、鸣叫，此外看到的便是蹭在草地上用两只前脚于嘴边乱抓，或在树干上窜上跳下的松鼠了。几次想尽可能接近它，抚摸一下它赤褐色的看去很光滑厚实的皮毛，但没有成功，只距离一两步路它就跑开了。美国城市马路上即使在大白天，徒步的人也是极少的，只有小汽车无声地穿梭来往，早上散步的人更少。这时虽身在都市中，却颇有如处郊野的异样感觉。异样在于分明纵横交错全是布满住宅的马路，可是鸟雀啾鸣之声清晰可闻，松鼠就在周围活动。这情景，在我已经到过的祖国很多城市里都没有，不知在东北林区附近的城市里有没有。听说祖国东北林区里的松鼠也很多，多数或已被称为“灰鼠”，小时候就知道有种叫做“灰鼠大衣”的服装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看得多了，又没看见它有何坏处，来此后竟对松鼠颇有好感了。想到象上海这样的城市，人这么拥挤，到处只听得见喧闹的人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几乎已没有鸟雀的容身之地，更不必说松鼠了，松鼠的存在可以说明环境的幽静，而大多数老人是喜欢幽静的。因为喜欢幽静而开始对松鼠有好感，比只能欣赏它那条蓬蓬松松的长尾巴，算进了一步。
可是偶然翻阅这里也有的一册《辞海缩印本》。在“松鼠”条下，竟发现了这样一句断语“为山林害兽”。理由是它“嗜食松子和胡桃等果实，有时食昆虫和鸟卵”。结尾倒指出：“毛皮可制衣，尾毛可制笔”。不免有点奇怪，既还颇有用处，“害兽”一语是否过火，绝对化了。松子和胡桃等果实，如果它们不吃，是否全派得了再长出松树和胡桃树的用场？昆虫和鸟卵，是否全是益虫、益鸟？再说，既然它们的毛皮、尾毛都颇有用，那么让它吃一点对人类别有用处的东西，亦未必就是损失，养猪养鸡不是也得给点粮食吃么？二十多年前我们曾参加过停工停课捉麻雀的“战斗”，因为据说“麻雀”是四“害”之一。实际除掉的麻雀极少，锣鼓声一起它们都知道飞走，生产上的损失却不少。而且后经生物学家研究，麻雀有时固偷吃粮食，有时也为人类吃掉害虫，不能匆忙、笼统下断语的。条文又说：“松鼠年产一至四窝，每产五至十仔”，打个对折，每年恐怕至少也得繁殖八倍十倍，有这么多吗？象美国这样在城市里也不伤害它，全国一年该增加多少万只松鼠？若真是“害兽”，他们受得了么？说明中还有一句：“分布于我国东北至西北，以及欧洲各地”，唯独不提美国以至美洲也有，那就显然还存在个知识性的问题了。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断言这条说明一定存在多少问题。只是偶然联想到，对分明可以利用科学研究来下判断的问题，我们过去往往太容易轻下绝对化的断语了。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这些很好的方法论教育，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时常未能贯彻。不能不承认这是造成工作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人对松鼠是否有点偏爱、溺爱了？请美国科学家去讨论吧。我看，即仅约定了不要伤害松鼠，大家果然就不去伤害甚至不去妨碍它，这种精神看来也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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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铺花的旅程
野曼
鸳鸯树
——写于丹霞山因为爱，互相拥抱得紧紧，才接通了彼此每一根神经。身与身已为缕缕情丝编织，血流也在加倍的交流奔腾。爱得彻底才能溶为一体，使一根一叶都焕然一新。于是欣然为人们捧出一树新花，擎起一片芳香的绿荫……
红叶题诗
——写于长沙岳麓山慢步山头，枫叶纷飞。我无心吟哦杜牧的诗句，（注）倒是满心欢喜，从一片红叶，捕捉了诗意：寒流虽然可以封锁大地，抛给人们衰草，落叶，枯枝；但是时间却并不因此断裂，生命的跃动也从未停息。霜雪恣意扑面来，春风的脚步更迅疾。满山红叶沤沃土，新的根须传递着春消息。我，这才欣然命笔，红叶题新诗！
注：杜牧《山行》中有“霜叶红于二月花”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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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务室里（外一首）
贵州 陈春琼生龙活虎的他是属于采面的，作痛的腰是属于他的，撑着腰他笑谈着；采面还他一个胜利的昨夜，欢乐在笑声里流溢。医生的责备是柔柔的，米兰花的香是柔柔的，纤细的银针，也柔柔地和神经吻在一起。白色的被单，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淳静，织一个白色的夜晚。鼾声，轻敲着医务室柔柔的静谧。
青春煤层，又浓又厚的乌云，被切割机一片一片撕下。撕下汗水渍成的岁月，撕破了忧惧与艰辛，撕碎了我和风枪几十年的合同，撕开了硝烟和我几十年的交情。啊，孩子们不是说我已经老了？纵横的泪光中，矿山和我，分明正值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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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遗忘的脚印》小引
魏荒弩 吴朗
这是一本二十五人的选集。作为一段历史的缩影，我们希望多少能展现西南地区四十年代一群诗作者的创作面貌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两年多来，出于友人的敦促和对几位死者的怀念，我们分途在西南几个省市和京、沪、杭等地图书馆，查阅了一些行将湮没的残存期刊和史料。粗略统计，从1938年8月创刊《战歌》，相继编辑重庆、成都、西昌、芷江、沅陵等地《诗焦点》，从出版《枫林文艺》、《百合诗丛》（昆明）、《诗文学》、《火之源》（重庆）、《诗月报》（璧山）、《黎明》（遵义）、《浪花》、《火星文艺》（昆明）到《诗地》（汉口）、《诗播种》（昆明）、《诗与木刻》（长沙）。十年间，在这群诗作者中有的或为主编，或参予编务，共出版诗和文学期刊三十一种，诗丛书十种，诗创作专集五十三种，译诗集八种；诗文论集十三种。至于当时的报纸副刊所发表的大量诗作，就无法一一罗列了。不容置疑，这个事实至少是一个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怎样对它作历史的估计，我们无力妄加评说。为了提供一些资料线索，我们仅收录了每个作者的一份小传。
在这些作者中，无论是“左联”老战士，还是初学写诗的新兵，都在抗战初期经历过一段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活。他们有的作为“文协”成员，参加了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彼此交往，切磋诗艺，结识亦各有先后。虽未聚集于一地，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民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的四十年代中期，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政治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抗战胜利后，他们又都投身于反内战、反饥饿、反美蒋的斗争中。直到解放战争后期，部分人先行经香港进入解放区，有人受国民党通缉，一度逃亡海外，其余仍坚持在江南白区工作和斗争。有的被捕，判以死刑，幸西南一些省市和平起义，得免于难。就其创作风格而言，各都有所追求，谁也没有把自己的艺术观强加于人，更没有标榜过什么流派。他们当时认为：从“五四”兴起的新诗运动，要取得丰硕的果实，开创一个局面，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只能分别尝试和实践，不宜先确定一些模式。过早的树旗立号，反而会捆住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今后新诗的发表和繁荣。赫罗克里斯故事中那位企图卖掉房子的学究，顺手从墙上取下一块砖，当作样品到市场去兜售，谁都说那是愚蠢而荒唐的。
本书以作者出生年月为据，我们采取了“长幼有序”的编排。李广田、蒂克、以滔、叶淘已在十年浩劫中含冤辞世，幸存者中也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历史误会。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死者得以平反昭雪，生者才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其中常任侠教授如今已是八十岁高龄了，当年的小萝卜头也将步入花甲之年。“人皆悔其少作”，但作为他们学诗的起点，是总有些纪念意义的。何况从辑选的这些旧作中，依稀还可以辨认出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他们风雨同舟、寻求真理和光明、追随中国共产党所留下的足迹呢？题名《遗忘的脚印》，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它曾被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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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左”毒难消
有朋自远方来，倾谈终宵，都是“知识分子”，彼此深有所感。他从自身在二十多年前尽人皆知的不幸谈起，历数坎坷，以迄于今，尚有若干条不成其为问题的“尾巴”，原单位还不愿替他割掉，云云。
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其实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时就已开始，不过那时投身革命的青年们热血沸腾，容易接受，毫不怀疑，身体力行，往往对人对己一样“左”，“左”得“可爱”。此种思潮发展到“文革”，可算登峰造极。原先很“左”的人，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左”的人的迫害，渐渐清醒了。但也还有人自己吃了“左”的苦头仍不觉悟，过了几年，伤痕养好，又忘却了那些血的教训，继续向别人抡起“左”的棍子了。
肃清“左”毒之艰难，就难在有人虽受了它的害，却至今还对它一往情深，舍不得丢掉它。 王赫基
“据 说”
“据说”是个常用词，但也不能乱用。比如，“据说‘禹入裸国亦裸而游’……”起码是要有“说”可“据”，至于远古有无“裸国”，大禹有否脱光衣裤“而游”，责任全由“说”者负，“据”者是没有责任的。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人才的商调，干部的提拔，以及其它需要对一个同志的调查，作为反映情况的组织部门或有关领导，就不能轻易地使用“据说”。如果是真实的情况就只管实说，无须再“据”；如果是道听途说、未加查实得来的闲言碎语，就不足为“据”，更不该随意地“说”。现在往往由于一些代表组织的“据说”，便将不知哪些人臆编的故事变成“铁铸的确说”，这实在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其责任应由“据”者来负的。 舒恩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