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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吉林省领导成员在整党中努力改进作风
深入调查研究 扎扎实实改革
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成员在整党中努力改进作风，深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领导全省人民进行城市改革。
为了抓好工业战线的经济改革，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强晓初、张根生、赵修等，分头深入工矿企业调查，同时组织近千名干部分赴全省七个市、地、州和所属企业了解情况。通过对全省一千多家预算内企业的分析，省委、省政府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三百八十多户年盈利二十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实行利改税结合目标管理的办法，对内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年利润二十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办法；对一百八十多户亏损企业，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经营性亏损企业实行扭亏包干，政策性亏损企业实行单亏递减包干、减亏留用的办法。正确的决策调动了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全省工业企业在连续二年实现产值、税利和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出现三个同步增长的好势头：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9％，税利增长12.7％，财政收入增长32.9％。
吉林省近年来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比较多。为适应粮食逐年增产的新情况，并把粮食优势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吉林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现有的轻工业布局进行调整。为此，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粮食、畜牧、商业、食品、饲料加工、财政、税务、物价等部门及部分地、县负责人座谈会，在税收、物价、扶持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使全省城乡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食品、饲料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目前，全省已新建、扩建县以上饲料加工厂三十三个，农村三分之一的乡镇兴办了饲料加工业，生产能力大增。
吉林省领导成员注意纠正不良倾向，正确把握城市改革的方向。如，有的企业本来亏损，还大手大脚乱花钱；有的单位打乱正常工作秩序，组织职工旅游，还美其名曰“改革”。对基层出现的这些不健康苗头，省委、省政府注意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及时纠正，引导城市改革健康地向前发展。陈明星 苏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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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宁可得罪“官” 不能辜负党
“铁会计”周建华勇斗歪风
湖南省临澧县房产公司女会计周建华在工作中“宁可得罪‘官’，不能辜负党”，同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人们称为勇斗歪风的“铁会计”。
周建华于1978年担任会计。由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她得罪了个别领导人。1980年，她被无缘无故解除会计职务。1982年3月，房产公司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冲破阻力，恢复周建华的会计职务。周建华激动地说：“党组织这样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她恢复会计工作不久，发现公司出纳花六元四角钱为出纳本人和单位负责人刻高级私章。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报销。周建华提出批评意见，但出纳仗势大吵大闹，单位负责人也专门召开大会，要她当众检讨。有人劝她说：“领导签了字，你只管报，出了问题领导会负责。何必为这点小事得罪领导呢？”周建华说：“我要严守财经纪律。谁违反了，我都不客气！”
去年4月底，周建华发现一张一千五百多元的发票公章模糊不清，便产生了怀疑。她知道，这张发票经手人的“后台”硬，查起来会有许多困难。但她不信邪，先后几十次跑到二十多个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历时五个多月，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这是一起内外勾结开假发票合伙贪污的案件。她把情况详细向县基建局和房产公司领导作了汇报。谁知，公司和局里组织的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却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接着，当事人扬言要杀掉她；七封揭发她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匿名信寄到上级有关部门；虽然她的帐目一清二楚，上级却四次派人来清查她的帐目；她转干的资格被取消了；群众评她为先进个人，报上去却批不下来……。但周建华无所畏惧：
“只要我当一天会计，就决不让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得逞！”她顶着重重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现在，此案已真相大白，案犯已锒铛入狱。周建华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赞扬。
汪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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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讲究示范
邵培华
长途汽车站售票口前，曲曲弯弯排了好多人。队列中，我发现有几位熟悉的县市领导同志，上前打听，得知他们要到省里开会。领导干部排队买票坐大客车，事属平凡，很有意义。
有人当场议论：“当领导的带头排队买票，不讲排场，给我们作了精神文明的示范！”这话颇有道理。示范，不管事情本身的大小，都不应视之为“表面的文章”，实际上它是一种高尚精神文明面貌的闪现。领导示范，不一定都表现在震动人心的大事件上，大多数贯穿在日常普遍的生活之中。
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所谓示范，指的是：领导要求别人做的，自己要先做；领导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模范行动感染、带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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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公道正派的原则
——（学习《陈云文选》笔记）
何载
“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文选》第一卷一百五十八页）。
四十三年前，王明管理着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中央书记处决定调出一半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未清算，在党内外还有影响的王明，不愿意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陈云同志写信，要把调动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对此，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义正词严地表示了上述态度。
在对人的问题特别是干部政策上，坚持公道正派，一视同仁，这是我们党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陈云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有很多篇幅讲党的建设，特别是精辟地讲干部队伍的建设，而在讲干部问题时几乎都讲到公道的原则。比如，讲到加强党的干部的团结时，他说：“党组织要主持公道，任何偏袒都是错误的。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这是加强干部团结的正确办法。”（第一百五十一页）谈到正确对待非党干部问题时说：“政治上除党员在党内所有的义务和权利以外，非党干部与党内干部应同等看待。”（第一百八十页）讲到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时说：“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第一百五十二页）谈到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第五十六页）讲到健全党内生活时说：要“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第二百四十二页）总之，学习《陈云文选》可以看出，公道正派是党在干部问题上的重要政策，是党的工作者必须树立的作风，也是“各级领导者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了在干部问题上拨乱反正，端正党风，为了公道评价历史和干部，作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还要看到，至今仍有少数人消极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自私自利之心上升，公道正派之志淡薄。他们在分房、调级、提干等问题上以权谋私，在对人处事上拉关系、讲亲疏，搞不正之风，个别人甚至贪赃枉法，堕落为
“房老虎”、“电霸王”、“吸血鬼”。还有的人，口头上拥护公道正派的原则，但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过或支持过自己的人就亲近、信任、重用，对反对过自己的人总是耿耿于怀。尽管中央多次重申“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两派造反组织都是错误的，两派中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都有坏人，但他们在清查和清理“三种人”时只在某一派中进行，而选拔中青年干部和第三梯队时则都局限于另一派内，这显然不是公道正派的作风，是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
陈云同志专论干部问题的文章，《陈云文选》第一卷收入四篇，第二卷收入三篇。这些文章，特别是1938年9月的《论干部政策》，从“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四个方面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我党的干部政策。陈云同志告诉我们，不主持公道的人，做不到正确地了解和使用干部，没有正派作风，谈不上气量大和爱护人，也不能团结和教育干部。
公道来自无私，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正派。陈云同志对王明不执行书记处决定时的严正立场和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典范。我们无数革命前辈，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民大公无私，对己要求严格。他们对待干部是非分明，功过清楚，奖惩得当；遇到不公正的事，挺身而出，正义凛然；为了主持公道，即使遭到冷眼、诽谤、打击报复，仍然坚定不移。他们代表了我们党的正气，因而深受人民的爱戴。但有的人，是非不分，一味“多种花少栽刺”，当干部受到非难、诽谤、甚至被诬陷时，不挺身而出说公道话，主动澄清问题，保护应该保护的同志，批评和处理诽谤、诬陷者。他们在原则问题上
“和稀泥”，做和事佬，当老好人，结果既丧失了公道之心，也丧失了党性。也有的人，在群众面前一本正经，但遇到上司、熟人却头低三分，理短八尺，明明是非问题，却装聋作哑或模棱两可；明明应主持公道，却上推下卸或绕道而行；明明功过清楚，奖惩分明，却该奖的不奖，该罚的不罚，态度暧昧。这些人自以为能方能圆，有韬有略，实际上丢弃了党性原则，没有把本来可以制止的歪风邪气及早刹住，却使之蔓延成灾，使国家和人民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在谈到怎样管好公共事情时，提过三点要求：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把厚着脸皮的熟人、上司拦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住一个公字。这话虽然是几十年前说的，但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领导者坚持公道正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我国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的包拯，就是因为能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主持公道，秉公办案，被誉为“包青天”。被人们称道的诸葛亮，有七条考察、用人的办法，第一条就是“考其是否公”，他并以身作则，对部属实行“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当然，包拯和诸葛亮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公无私，公道正派，是我们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必然要求。
公道正派和歪风邪气水火不相容。压不倒歪风邪气，公道正派就树不起来，这里需要敢于碰硬和顽强战斗的精神，有时还要有牺牲精神。黄克诚同志在讲到同败坏党风的人、组织和现象作斗争时说：过去毛主席要我们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现在还要不怕撕破脸皮，不怕打黑枪。当前我们要搞好四化建设，更要发扬这种精神。人民群众是最公道最正派的。人民要求我们公道正派。我们要办好人民的事业必须公道正派。
陈云同志讲的公道正派问题，实际上是党风问题，而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每个干部、党务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办事公道正派，在整党中荡涤一切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提高思想境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更光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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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乐东县党员干部热心公益活动
广东海南岛乐东县党员干部富了不忘办教育。县委副书记关义荣、冲坡区党委书记吴清桂分别捐款一百元办学，山荣区只微乡党支书张亚东（黎族）带头捐款五百元给乡小学建校舍。今年3至6月，全县有三百多位党员干部带头捐款献物。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县捐献现金六十二万三千多元，红砖一百一十七万块，石砖二十八万多块，片石七百多立方米，桁条三千多条，折合人民币五十五万九千多元。这个县利用这批款、物，维修了中小学的一批危房，新建了一批教学楼。此外，许多学校还新修或扩建了图书室、实验室、运动场，改善了教学的条件。
广东省乐东县 许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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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多登一些教育青年党员的材料
我是“文革”中入党的青年党员。你报刊登的教育青年党员的报道文章，使我大受教益。有的文章，我作了摘录，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希望多登一些教育青年党员的材料。
上海市杨浦区 黄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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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一得集”实为“众得集”
“党的生活”版“一得集”专栏办得很有特色。《我对克服派性的认识》（6月12日）、《我卸掉了思想包袱》（6月19日）等文章的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写出了真切的感受，文字也不罗嗦，读来亲切，名为“一得”，实为“众得”。希望多看到这样的“一得集”。
山东省驻军某部 赵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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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党的纪律不能“松绑”
当前，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中，有人要求党风让路，纪律“松绑”。有人甚至对纪检机关啧有烦言：“就是你们过不去，让你们来试试看。”好象是党的纪律卡了关、捆了绑。显然，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发展经济，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搞歪门邪道。对那些违法乱纪和经济犯罪活动，不但要卡，要捆，而且要严肃处理、坚决打击。这样做，正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原载《解放日报》
改革用人之道要有气魄
南京市工交部大胆改革用人之道，突破求全责备等旧框框，起用有胆有识的人才。他们这种“任尔东西南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改革气魄，就是好。好就好在他们咬定四化需要，说干就干；好在对人作具体分析，把握长处和主流，扬长避短；好在有识有胆，力排众议，开拓前进。
原载江苏《党的生活》
也要写好“小文章”
改革固然要抓大的方面，“先立乎其大者”，如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等，但许多小的方面，如具体措施、方案等也必须跟上改革的步伐。“大文章”往往是由一些“小文章”组成。努力做好“小文章”，如广泛发动群众，人人提小建议，个个搞小改革，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方法，努力提高劳动效率，改革这篇“大文章”就不难成篇了。
原载《四川日报》
挂空名并非真正重视
有的单位不管开什么会，搞什么活动，都要领导光临，作指示，讲讲话，到到场。领导空名挂得很多，看来人多势众，实际上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这样的挂名风，结果是使得领导穷于应付，叫苦不迭。如此挂名，并非真正重视。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不要拉领导撑门面，二是领导同志要坚决辞掉“空头职务”。
原载《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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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谁逼她走上绝路
本报记者 朱习华
今年3月24日上午八时许，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材料科保管员李金珍，在副经理佘保同办公桌对面服下了剧毒农药敌敌畏。李金珍当即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李金珍在遗书上写道：“佘经理，我是被逼得走头（投）无路而无法活下去了。”
李金珍今年三十岁，年华似锦，为何走上绝路？省建设厅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经过三个多月调查，确认“在全公司材料保管人员尚缺的情况下，将一个干了近十年保管工作的业务人员强行决定下去当白铁工，是导致李自杀的主要原因。”
去年12月间，公司决定将保管脚手架、钢模板等周转材料的工作人员调往各处。按规定李金珍应调往一处。可是，一处主任却公开表示“我们不要李金珍”。李金珍的调令被一处退了回来。
元月中旬，公司党委书记宋福堂和经理于兆田到一处检查工作，谈及李金珍工作问题，材料科副科长宋学修说：“（李金珍）这个人懒，管全处周转材料不行。”宋福堂问：“到工地当材料员行不行？”宋学修说：“才不行哩！”一处主任说：“小李的事多。”宋福堂当即表态：“真不行，下班组当工人也行。”不久，李金珍即被公司领导强行决定到一处去当白铁工。
李金珍到底怎么样？事实胜于谎言。1975年7月，李金珍的父亲年迈退休，她从插队四年多的农村进城顶替上班，被分配到公司材料科总库担任保管员。1978年转正定级时，工人小组对她的鉴定是：“进厂后能积极学习，努力钻研本职业务，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能独立工作。”去年调资考核，李金珍的成绩、劳动态度项均得九十分以上，贡献大小项得两个百分，一个九十八分。李金珍自杀后，联合检查组与仓库负责人、保管员们座谈，大家都反映李金珍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老实。
既然李金珍表现不错，某些负责人为什么信口雌黄呢？原来这里有一桩“交易”。请看李金珍自杀前在日记中的悲愤控诉：“今年周转材料下放，某些领导让我改变工种，是我工作没有尽职尽责吗？否！只是因为他们关系学的需要！”今年年初，李金珍在一处保管钢模板的工作岗位，被一名姓朱的女钢筋工占据。材料科总库保管员也不够用，可是人家宁可从合同工中起用一名姓宋的女搬运工，也不愿安置她这个有九年工龄的老保管员。原来那两位女工，前者是一处生产股长的女儿，后者是公司党委书记的女儿，而李金珍只是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女儿。李金珍就成了这种“交易”的牺牲品。
有关负责人不是说李金珍“事多”吗？李金珍生前笔记中记述的一件事，也是令人深思的：“在我管水泥时，有一次康俊甫（材料科一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宋学修要借水泥，并让人带了一张借条，我当时就发给了来人，留下了借条，后因我催其还时，宋恼羞成怒，借故找岔，寻机报复。”
自元月初李金珍得知让她下去当白铁工后，她曾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李金珍自杀的前五天上午，她同姐姐找了四个部门申诉，均无效，最后到副经理佘保同办公室，一口气谈到中午十二点半，依然无效。佘保同说：“你再不去一处报到，就以旷工论处。”几十次申诉，结果还是“维持原判”，绝望的李金珍走上了绝路！
李金珍以自杀的方式来表示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的抗争，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一严重事件说明：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害死人，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