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收山林竹石于一盆之间”
——读陆文夫近几年来的小说
曾文渊
陆文夫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位中年作家，茅盾曾经赞扬他“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城市生活，人物绝大多数是苏州小巷里的“善男信女”，艺术上有着浓厚的苏州风味。过去有人曾讥诮他的作品为“苏州盆景”，陆文夫却以此自豪，说苏州盆景“收山林竹石于一盆之间”，艺术上要达到那种境地是极不容易的。我以为，“苏州盆景”、“小品”这个比喻确切地道出了他作品的主要特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清淡而深远，幽默而隽永。读他的作品，起初感到有趣，继而心情沉重，最后是陷入深思。这种艺术风格同他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和艺术爱好有关，是他创作个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符合时代和群众需要的。
陆文夫的创作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是作者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某些事件的触发，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而后创作出来的。近几年来，随着作者对生活观察的锐敏、深入和艺术上的日趋成熟，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过去更有着明显的提高。中篇小说《美食家》写的是食客朱自冶大半生的经历，作者给他笔下的人物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把他放在同饭店经理高小庭的纠葛中去表现，这样通过朱自冶的遭遇，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朱自冶这号人在当前形势下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解放前的境况及解放后不同时期的表现；不仅可以看到资本家及其家庭生活之一斑，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对服务行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作者笔下，朱自冶那种好吃成性、为吃奔走，时而抖抖瑟瑟、时而神气活现的精神面貌是被写得栩栩如生的；作品概括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贯串其中的则是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及拨乱反正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作者不满足于平面地、单纯地反映生活，而是追求多侧面、立体地描绘生活面貌，力求把思想锋芒射向更多的生活角落。由于作者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反映过去的生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描绘今天的现实，因此，作品也就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
同样是努力反映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陆文夫作品有别于另一些作家。他善于从凡人凡事中挖掘出不平凡的东西，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概括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贩世家》以朱源达的遭遇为情节线索，写出了几十年来个体小商贩的命运，其中有给人以温暖的描写，也有催人泪下的场面，更包含着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尾写朱源达为一家人都拿到“铁饭碗”而庆幸及作者就此而发的议论有着震聋发聩的作用。陆文夫长期生活在苏州，熟悉那里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包括三教九流在内的各种人物他都有所接触，冷峻而又含笑地观察生活，个人富有幽默才能，分析他的创造个性和艺术特色，应当充分注意这些情况。
陆文夫写的大多是活跃在苏州小巷里的平凡人物，普通工人、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小商小贩，等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忠于生活，真实地写出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处境和想法，错失和觉醒，给他们以准确的评价。《唐巧娣翻身记》里的唐巧娣，解放初期做过不少工作，但由于受到轻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潮的影响，把“不识字”、“大老粗”当作“保险马达”、“防弹钢盔”，还在家里宣传“一字不识，工资八十”，结果在她影响下儿子不肯学习、缺乏教养，弄得家里不得安宁。这样来写一个普通女工，立意十分严峻，但作品不是写到朱老师落难时唐对他满怀同情、给他雪中送炭吗？最后不是还写到唐在事实教育下意识到过去的过错，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勤于学习的女儿身上吗？陆文夫说，作家在生活中要“努力做到与众相同，与众相通”，否则，无法同群众“推心置腹，开诚相见”；创作时则要“居高临下地来审视你的生活”，否则，无法做到以小即大，增加作品的“内涵以扩大它的外延”。这些话触及作家和群众、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值得玩味！
除了《崔大成小记》外，陆文夫近几年来的作品反映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了人民群众身上的一些弱点和短处，旨在解剖社会的痼疾，以给人启发、促人奋进。他对他笔下善良人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为他们没有摆脱沉重的精神负荷而焦急，更为他们的觉醒和进步而欣喜，态度与人为善，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清谈误大事，实干招是非”，短篇小说《围墙》的主题富有强烈针砭意义，作者在歌颂马而立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同时，对坐而论道的清谈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但正象有些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马而立的那个设计方案吸取了古典派黄达泉、现代派朱舟、取消派何如锦等人谈话的某些合理因素，这说明作者对这些清谈家们还不是完全否定的，仍然期望他们有朝一日改掉恶习，切实作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即使对于《特别法庭》里的汪昌平，一生无所作为，“轻烟般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者也并未笼统地以坏干部视之，而是发出了“是谁铸造了汪昌平的思想？是谁纵容了汪昌平的行为！难道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毫无责任，而责任全是汪昌平的”的设问。陆文夫的幽默才能表现在逗人发笑而自己又不动声色，面带笑容背后隐藏着滚烫的热泪，这对于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对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是适宜的。
文学创作不能“无我”，没有“自我”也就没有创作个性。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我”，而在于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别林斯基说过：“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陆文夫就是在正确对待现实、对待群众的前提下来发展“自我”的。陆文夫以前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要说“伤痕”，他的“伤痕”不算少，但他很少去表现，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的“伤痕”。他还现身说法地劝青年作者，思想感情不要停留在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个人孤独和痛苦上，眼睛要盯住飞快发展的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值得称道。
陆文夫近几年来不少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写法，作品中的“我”固然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但其中的确有他自己的影子。《美食家》里的高小庭是个有强烈革命要求而又受过左倾思潮影响的人物，是个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基层干部，其中某些情节和细节就含有作者亲身经历的成分，思想发展脉络同作者更是相似。高小庭从自己对包坤人其人的重用及其在文革前后的表演中认识到包手里捏着的刀柄一半是他作成的，从饭店由丢掉到恢复传统特色中花去二十年而感到心里“不好受”，不仅表明他认识提高，更含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小说批评高小庭其实就是批评作者自己。《特别法庭》结尾处提出“谁纵容汪昌平的行为”时毫不含糊地写了“包括我在内都是毫无责任”的反问，更是包含着自我批评的精神。严于解剖自己是鲁迅先生极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陆文夫继承了这个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解剖自己时仍然体现出他的创作个性，不是血淋淋地写灵魂如何搏斗，也不是愁眉苦脸地好象天下痛苦集萃他一身，而是笑容可掬，言词恳切，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
创作个性对文学创作来说至关重要，能否形成和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是作家艺术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个不断学习，乃至摸索的过程。陆文夫早在1953年就开始写作了，那时他的创作以歌颂新人新事为主，由于对文艺的特性缺乏深切的理解，除少数作品如《荣誉》外，大都有见事不见人的毛病，谈不上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1956年，他和江苏一些青年作者一起探求人生、探求艺术，把目光注视到苏州的“小巷深处”，描绘了一个旧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解放后如何获得新生及其对爱情的渴望，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显露出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不幸的是这篇小说却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作者也因此及参与“探求者”活动被下放劳动。陆文夫在回顾过去的创作时曾自谦地说，他当年“曾左冲右突，企图有所长进”，留下的却是“歪歪斜斜的足迹”。十年动乱中，陆文夫和其他作家一样被迫搁笔，但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仍然用艺术眼光去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并提高到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去认识。他创作个性的真正形成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几年，这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关，同他个人刻苦努力有关，是他经过长时期的、多方面的探求之后形成的。他的作品博得广泛好评，多次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说明他的创作个性是健康的，符合时代和群众需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塑造高大英雄形象和描绘惊心动魄斗争而要求他改弦易辙、转换题材，那样做将束缚他的创作个性，不利于创作。陆文夫曾说过，所谓个性与特色，“无非是要求作者认清自己的生活、思想的特点在哪里，从而有意识地用己之所长，舍己之所短”。既然陆文夫已经“在可靠的基础上”发现了他自己，希望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扬长避短，加强同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写出新时期苏州小巷的风貌，深刻地刻画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品的苏州风味也更为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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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评论
评论家与生态学
翟墨
一
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改变分工过细和只熟悉自己工种的闭塞状态。
信息成为无形的宝贵财富。大一统下的过细分工，将被职务的扩大化、复杂化和多样化所取代。
我们的文艺评论也存在着分工过细、职能过狭的状况。
不仅文学评论与艺术评论各顾一方，而且文学评论又以体裁分；艺术评论又以门类分。各擅一职，互不搭界。
评某一作品成败得失者多，就一批作家作品、特别是不同门类之间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对比，寻找规律、预示趋势者少。
通讯卫星抹去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世界变小了，人应该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全局在胸，焉能投下一着好棋子？
为此，建议评论家要具备一副宏观的战略头脑，从另一角度来鸟瞰文艺现象。比如，从生态学的角度。
二
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看文艺，可以形成一门边缘科学——文艺生态学。
马克思关于精神的太阳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不能强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一芳香的著名论断，就是从文艺生态学角度提出的。
党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一句谈花，一句说鸟，也是把文艺当做生态的园地来看待的。
从生态学看文艺，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
三
生态平衡问题。
大自然的生态新陈代谢、相生相克，有着内在的科学规律。人破坏了这种规律，将会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文艺亦然。
“四人帮”在百花园里驰马，使得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造成精神饥饿的后果有目共睹。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文艺复苏之后，人们发现，各种文艺形式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中篇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而长篇小说和诗歌的读者群却在渐渐缩小？青年人为什么不喜欢节奏缓慢的戏曲，却爱听音乐、看美展和体育表演？典雅细腻的昆曲为什么反而不及粗犷热烈的地方戏更能招徕观众？人们期望的歌剧为什么如此地难产？电视剧和电影又将如何既分工又合作？……
心中装着这些问题，在我们评论某种或某一作品时，才能弄清哪些是该淘汰的，哪些是该抢救的，哪些是该改革的，哪些是该创新的。才能象技艺高超的老花工那样精心培育出文艺的茂林嘉卉。
四
优生问题。
自然界生生不息地发展的奥秘在于不停地新陈代谢。在此过程中人们能施自己的才智于优生，将会不断提高生物的品性，改善生态的面貌。
近年来，文艺新人成批涌现。评论家在对优秀文艺人才的发现、支持、培育与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对文艺新苗既不可拔苗助长，也不可任其自生自灭，要做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此，评论家就要同青年作家、艺术家交朋友，既从创作中汲取理论营养，又给创作以理论指导，从而发现其潜力，预见其趋势，及时为其呐喊助威，鸣锣开道。评论家与评论家之间也要多交流，互相做朋友，经常交流人才信息。
麦收农谚说：“七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七成收”。文艺新人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他们在七成熟时正是需要鼓励、支持、促其脱颖而出的关键，评论家要“有胆识骏马，无畏护良才”，而不要等到他们十分成熟了再去雨后送伞。
生物界的品种是不断出新的。文艺新潮也滔滔汩汩，决不陈腐。所以，评论家面临着一个不断知识更新的问题。否则，拿着旧套子去套新事物，将会“好心好意地”把新苗扼杀于初萌之中。
文艺新人不仅包括创作家，也应包括理论家。青年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成长困难更多，周期更长，但却常常被忽略。
五
环境保护问题。
“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生态的繁荣也相应地会出现一些枯枝败叶。评论家要研究怎样为文艺创作和批评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怎样把枯枝败叶巧妙地转化为“护花”的“春泥”。
文艺生态学就是要使评论家从客观的活的有机整体去把握文艺的发展变化，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片面性，使新时期的文艺园地保持百花竞放、百鸟争唱的生态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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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电脑厂长》
〔报告文学〕
作者黄云澍 载《文汇月刊》1984年第7期
“三十六人小厂造出了微电脑六百余台”的消息上了中央党报的头版，这个占全国人口的十亿分之三十六，却生产了占全国微电脑产量百分之五左右的小厂创造的奇迹，怎能不叫人震惊？
被誉为“电脑厂长”的浙江省永康无线电厂厂长范汝才，是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位有“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好胜的信念、主人翁的责任感”的企业家。虽然，他出身放牛娃，仅读过两年多书，当历史的浪潮把他推到了知识密集、发展迅捷的电子工业战线的前沿阵地时，他以勇于改革的气魄和目光，攻克了一个个进击的目标：他在仪表厂，研制出特种计数器，解决了控制导弹、火箭发射后“飘移”的难题；还是在国营企业“大锅饭”神圣不可动摇的1979年，他顶着各种帽子的压力，雷厉风行地实行改革，奖勤罚懒；当工厂生产的“双喇叭”台式录音机颇受欢迎时，他从热潮中看到了潜伏着的危机，“急流勇退，另择航道”，选取了生产单板电子计算机。于是，一股电脑旋风，从小县城刮起。
作品在着力描绘范汝才敏锐的目光和坚毅顽强的性格的同时，也描写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作品饱蘸着激情赞颂了在企业改革中先进人物的睿智和谋略，对于那些阻碍改革的习俗也给予了揶揄和讽刺。 （王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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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日程紧迫》〔中篇小说〕
作者刘心武 载《花城》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一次全国性的S·Y方面的技术情报交流会在风光如画的W城举行。有关方面等待着这次会议的可靠情报，同外国进行S·Y方面的技术引进谈判日程紧迫。
本来，X省参加者是S·Y研究所的马继程，他要在会议上作重点发言，可是竟被顶头上司某局薛局长取而代之。这位不懂业务的局长光临W城后的种种表演，令人侧目：先是恼怒于派来接他的是一辆小吉普（这还是会议主持人通过关系借来的），而后以为两人合住一间房使他在亲戚面前“丢了身分”；为显示他的地位，他建议成立会议临时党支部，可是支部成立后，他因没有入选，又觉得支部“摆脱了自己的领导”。更为讽刺的是，他带来的马继程的学术报告稿子，被拉下了好几页，会议主持人焦急地要寻找的马继程，竟被派去植树造林了……
作者以讽喻的笔调描绘了薛局长“科技官僚”的卑微心理，鞭挞了那种居功自恃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淡漠反感的思想作风。作品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弊端，结构紧凑，情节跌宕有致。不足的是，主要人物刻画还有点概念化的痕迹。（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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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从《文艺研究》难买说起
阿加
因工作需要，我想买一本今年出版的第二期《文艺研究》。没有想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杂志的邮局、邮亭、书摊何其多，却难得买上这本杂志。问东单邮局卖期刊的售货员，答曰：没卖过。问六部口专营杂志的期刊门市部，回答：去年卖过，今年没进货……。
《文艺研究》是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办的，可谓有较高学术性的大型杂志。据我看，撰稿者也大都是文艺界的专家、学者或在某一方面的研究确有独到见解者。文章质量虽也有高有低，但从总体看，还是耐读的，有理论色彩，有学术价值。然而，在销售上却遭到如此的冷遇，连某些地方上的小型刊物都不如。
据说，和它同类型的《文学评论》等等，也都被发行部门划为不受欢迎的刊物。
由此，又联想到，文艺理论书籍出版之难，印数之少，专家、读者对此早有呼吁，其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不赚钱，恐怕是问题症结所在。所以，电影、体育、武术之类杂志可有数十种之多，内容重复，不管；趣味不大高，也不管，似乎卖得多、有赚头就行。目睹首都的一家最大的期刊门市部的柜台，一些小城市出的杂志都有，武术杂志赫然摆了五、六种之多，我就想：难道就不能在其中给《文艺研究》挤出一个小小的地盘？唉！到底是该看重书的价值，还是看重书能否赚钱？如何对待一些虽不一定赚钱却有价值的书刊？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其实，读者口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近一二年来，人们求知欲增长了，所以一些讲座、辅导、知识、理论方面的书刊颇受欢迎。面对这些新的信息，发行和出版者再以老眼光看事情，也似乎不妥。
话又要扯回来。当然，象《文艺研究》这样的有学术价值的刊物，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为此，编者、作者、出版者都要负起责任。但发行者呢？售书者呢？是否也应热心地出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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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曲艺论集》（一）出版发行
曲艺是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说唱艺术。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优秀书目、曲目；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曲艺艺术家。但在我国，至今，对于这门群众性极强的艺术却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研究力量薄弱，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国曲艺出版社特地编辑了一套大型、系列和专门性的曲艺研究丛书《中国曲艺论集》，暂定分为十集陆续出版。目前，这套丛书的第一集《中国曲艺论集》（一）已经正式出版。
《中国曲艺论集》（一）共收入各类曲艺理论文章一百零八篇，计有五十五万余字。书中收有陈云同志关于曲艺工作的重要谈话、通讯和文稿，有周扬、阳翰笙、周巍峙、林默涵、傅钟、陶钝、吕骥、罗扬、吴宗锡等同志的论述，以及王朝闻、赵景深、谢添、高元钧、侯宝林等同志的著作。
（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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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论创作》出版
《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中的《鲁迅论创作》，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鲁迅关于论述自己的作品、评析古今中外作家作品和泛论文学创作问题的文章一百六十篇，达五十二万字。
（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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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彦涵插图选》出版
《彦涵插图选》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十多年来，彦涵同志曾先后给鲁迅、巴金、赵树理、李季、刘白羽等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创作了数百幅插图。该画集编选了画家自一九四三年以来的木刻插图一百五十四幅，其中套色木刻插图《王贵与李香香》等十六幅，黑白木刻插图《祝福》、《李大海》和《小二黑结婚》等一百三十八幅。书中附有作者小传和序文《彦涵的插图艺术》。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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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来祥三本美学著作出版
《美学问题论稿》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审美关系为轴心和中介，对美、审美和艺术进行综合地分析，在东西方美学的比较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性质和特点。《论美是和谐》和《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美学规律》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一本较集中的美论专著，全面地论述了美是和谐的思想。后者对艺术、艺术活动作了总体上的概括与综合的描绘。
（马龙潜、郭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