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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爱国老人陈叔通先生
胡子昂 孙晓村 张敬礼 冯和法
陈叔通先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也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我们都尊称他为“叔老”。
叔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走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清朝的翰林，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进而成为一个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战士。
叔老的高风亮节，耆年硕德，使我们受到熏陶；特别是他晚年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事业尽心竭力，作出优异贡献，更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一）
叔老于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以清廉著称，时称止庵老人。叔老名敬第，字叔通，行三，辛亥革命以后以字行。
叔老幼承家教，对古文词赋造诣颇深。他在二十六岁时（1902年）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失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痛恨清廷腐败。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号召推翻清廷；康有为纠集在京举子，“公车上书”，要求革新。1898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百日维新”。叔老当时感到兴奋，认为“维新万口说津津”，国家振兴有望。那知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惨遭屠杀。叔老受刺激很大，曾作诗悼念被杀害的维新志士，尤其推崇“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曾有“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魁杰，未留身以有待，惜哉！”的悼念。1900年义和团起义，惨遭帝国主义镇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山河破碎，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叔老面对危局，忧心如捣，但还没有完全抛弃对清廷的幻想。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日强，希望我国能借鉴之。1904年，叔老东渡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开始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但他仍希望维新事业能够得到成功。1906年回国后，他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在公余之暇，根据日本法政大学讲义，编写成《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具名陈敬第，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在资政院的时候，叔老看到大小官吏尔虞我诈，昏愦颟顸，没有振作图强的迹象，开始对维新思想发生怀疑。当时志士奋起，纵论救国之道，主要的有康有为的保皇党，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叔老对于清廷统治感到绝望，逐步倾向于革命党。他曾是梁启超所组织的宪友会的会员，参加过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
叔老为振兴中华，热心于启迪民智，他创办了杭州第一个女子学校（后来改为有名的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了杭州《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叔老还是上海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
（二）
1911年革命军在各省兴起，翌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时叔老三十六岁。他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拥护，而且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北京日报》经理，为国事奔走各方，对共和国抱有很大希望。但袁世凯很快篡夺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复辟称帝。叔老极为愤慨，积极投入反袁活动。袁世凯为收买人心，曾托人以每月六百元高薪，笼络叔老，遭拒绝。陶成章被刺后，叔老曾和黄群（溯初）发起成立民国公会（会员很多是浙江、上海人士），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国民之权利，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不久，民国公会与共和协进会及民社合并，组成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林长民等，在议会中是除国民党外的第一大党。袁世凯曾一度利用进步党，但称帝阴谋暴露后，进步党的议员即密谋倒袁。以梁启超为首，叔老和黄群、陈国祥、蹇季常四人是进步党内的反袁重要人物。他们和蔡锷取得联系，积极争取各方支持，进行反袁活动。蔡锷潜往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计划，事机泄漏，袁世凯即将加害，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才免遭于难。这时（1915年）叔老得到同僚知友张元济（菊生）的邀请，到了上海，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蔡锷潜往云南，在云南举起讨袁义旗，梁启超等分赴各省发动起义，叔老在上海活动。
袁世凯死了，叔老当时对国家寄以希望，认为从此可以振兴起来。但是，现实同叔老的愿望相反，接踵而来的是各省军阀连年混战，争权夺利，舞台上此去彼来，如走马灯一样，多为民贼。叔老陷于苦闷之中，感到“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
（三）
1915年叔老应张元济先生邀请，到了上海后，怀着做好出版、教育事业的心情，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工作，达十年之久。叔老在上海这段岁月中，经历了“五卅”惨案、北伐胜利和“四·一二”大屠杀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目睹爱国青年和革命工人横尸南京路，鲜血染红了大街，他悲愤填膺，同情当时罢工罢课罢市等抗议运动。他对北伐胜利寄以极大期望，但很快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人民和共产党人，狠毒不下于旧军阀，希望又遭破灭。他当时虽对共产党还没有充分认识，但对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高贵革命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
叔老在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任内担负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认真负责，极有建树，在社会上卓有信誉。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为了拉拢社会上著名人士出来为他们装饰门面，曾不止一次由吴鼎昌等人来“邀请”叔老到南京担任“要职”，都遭到他的谢绝。他多次向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不愿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在一首咏严子陵的诗中有“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之句。他以“有所不为斋”命名寓所，寄情诗画，遣兴花草。他以赞赏梅花表达自己的节操。
（四）
“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将东三省大好山河拱手让敌，叔老的“隐居”生活顿时掀起巨波。接着冀东特殊化，华北告急，叔老忧心忡忡，焦虑非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认识到自己再也不能“有所不为”。“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他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但蒋介石强逼十九路军后撤，淞沪抗战又以签订一个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叔老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感到绝望，但谁能挽狂澜于既倒呢？他注意到共产党发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激发了他对共产党的敬佩之心；而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首先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招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的罪行，极度愤慨，在《芦沟桥行》一诗中，他愤怒喊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
“七七”事变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界人士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叔老虽没有直接参加，但对救国会的领导人常有往来联系。他对全国救国总会“七君子”被捕事件，非常痛心。全面抗战爆发，他与张元济、项揆一等一批友人积极支援抗战，募捐劳军，不辞艰辛。在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的罪恶政策下，我军后撤，上海成为孤岛。自从“九一八”事件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到全面抗战这一段艰苦岁月，叔老面对山河破碎，国运如丝，感到痛苦万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叔老不得不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环境更为险恶。敌伪认为他是清朝翰林，又是日本留学生，企图用作号召，一再向他施加压力，逼他出任上海维持会会长。先是由汉奸作劝说，叔老横眉相视，屹然不动，最后日军头子亲自出马诱逼。叔老知道形势危急，而又无法脱离上海，想去重庆，又无法实现，只好到友人处隐藏起来。
叔老在苦闷中，特别关心国共合作问题。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国在欧亚各战场上不断地失败，终于在1945年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捷报传来，叔老老泪纵横。他想起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共产党的团结抗日，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自溃，共产党军队的英勇杀敌，以及国民党在大敌当前还不断掀起反共的罪恶行径等等，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叔老更加增强了对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信念。
（五）
“明知后事纷难说，纵横惭颜喜欲狂。”叔老对抗战胜利既满怀喜悦，但对形势发展又怀着忧虑的情绪，事实证明叔老不是杞人忧天。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上海，骄横暴戾，贪污腐败，路人侧目。叔老认定国民党的“党质已变且腐朽”，“怙恶勿悛”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向共产党进攻，在人民还没有喘过气来的时候，全面内战爆发。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叔老挺身而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满怀激情，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行列。有人问叔老，你这样高龄，谁给你这样勇气和力量？他断然回答说：“中国共产党！”这时候，他同中共领导同志接触逐步增多，对共产党的信念更加坚定。谁能拯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这是叔老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和当时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帮助分不开的。
叔老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组工作，又在原赵主教路（五原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先生家中，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双周聚餐会，以聚餐为名，讨论形势，交换意见，不时请专家学者一起，分析研究时事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达解放战争的消息，对鼓舞大家的斗志，提高思想认识，起了重要作用。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沈子槎、陈巳生、胡子婴、王纪华、邱文奎等。周恩来同志曾到聚餐会讲话，给予大家极大的鼓舞。中共代表团撤离后，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同志派李正文同志以大学教授名义，参加这个聚餐会，常给大家介绍、分析时事形势。张志让、宦乡、曹未风等同志也曾先后被邀请作过报告。叔老在聚餐会上发言激昂，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示了拥护和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大家称赞他焕发青春，老当益壮。
全国各地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正义斗争，要求团结、反对分裂，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叔老与民主人士采取各种办法，予以支援。叔老当时靠出卖家藏字画，弥补家用，但还是想方设法，并向友人募捐，救济学生、革命青年和群众。1947年5月，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分子嫌疑”的莫须有罪名，肆意逮捕大批无辜学生，引起上海各界愤怒抗议。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负责人张志让、沈体兰、李正文等请叔老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叔老立即联络了九位著名老人，亲自起草了抗议书，分送反动当局吴国桢（上海市市长）、宣铁吾（上海市警备司令）、张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十老都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而其中如张元济、唐蔚芝都已八十以上高龄。各方对“十老上书”纷纷给予支持。文化界的宦乡又请叔老声援被捕学生，叔老又联络张元济等，向各界提出有名的“呼吁书”，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迫于舆论，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这是当时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的一个很大的胜利。这年暑假，国民党反动派以教师指使学生“闹事”为名，强迫各大学解聘了三十余位进步教授，使他们生活陷于困境。叔老知道后，立即商请张元济，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名义，拨出一笔款，按月补助生活有困难的教授，回击反动当局的迫害。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推动的上海各界人民和平请愿代表马叙伦、吴耀宗、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等晋京请愿，在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血案。叔老悲愤地、热情地慰问受伤者。这个时期，叔老不顾自己高龄，不知疲劳地为民主斗争而奔走的精神，受到了社会上很大的尊敬。
1947年夏，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宣布所有民主党派为非法，使许多民主人士被迫潜赴香港或转入地下斗争。叔老留在上海，经常同在香港的友人秘密通讯，与马叙伦通讯为更多，研究对时局的对策。当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圆券，强令人民将一切金银外币向国家银行兑换，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时，叔老在给马叙伦的通讯中指出，这一掠夺，只是为渊驱鱼，有利于加速解放的进程。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支持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大膨胀、大掠夺的反动经济政策的斗争；他多次热情地资助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
许多朋友怕叔老遭反动派的毒手，要他离开上海，但他认为还有事要做，表示要坚持下去。当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以同乡关系写信给叔老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勾去。今后你若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叔老一笑置之，反而托人捎口信答复他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大势已去，却又妄图退保长江天险，放出南北分治的空气。曾有一时，“南北朝”之说甚嚣尘上。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政客还发起所谓“千人通电”，要求停止战争，恢复和谈，并请叔老签名。叔老严词拒绝。他作诗说：“姑息终贻他日患”，“未除元凶肯投戈？”叔老常对人说，步枪加小米的共产党军队能够打败比自己强几倍、几十倍、以美制飞机坦克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前者深得民心，后者失尽民心。他坚信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定会成功的。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双周聚餐会上，叔老率先表示坚决拥护。地下党的同志邀请叔老到解放区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叔老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立即同意。他在离沪去香港时，曾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有人劝叔老，你已年过古稀，向不做官，现在何必冒险远行呢？叔老毅然回答：“七十三前不计年”，生命今日才开始。他把一生愿望的实现，完全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
（六）
1949年1月叔老经香港辗转到了解放区，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热情的欢迎和亲切的会见，并征询他对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地点，有人主张在较早解放的石家庄。叔老建议：“石家庄是地区性的，以在北平召开为好”。在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号问题时，叔老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他又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改用公历。叔老的卓见得到党的重视。
上海解放后，叔老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由北京回到上海，向上海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在解放区的见闻，对大家起了鼓舞作用。他又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叔老认为是终身难忘的大事。在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城楼上，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等领导人身旁，面对百万豪情沸腾的人民，真是心潮汹涌。感动得老泪纵横。他热情奔放，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叔老认为，他过去对人民事业很少贡献，现在一定要补上去。他向党的领导人表示，“你们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认真去做”。党和国家是极器重他的，新中国成立后任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解放初期，叔老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不顾古稀高龄，不辞旅途辛劳，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我国边境，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他动员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持各界人民赴朝慰问。由于年事已高，未能亲赴前线，他引为憾事。党提出每一个政策方针，叔老总是认真学习，认真贯彻。例如党提出“火葬”，一般人认为年老人不易同意，但他却是坚决拥护的人之一，认为这是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叔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顾年高，不知辛劳，经常主持会议，不时接待外宾，而且认真参加有关文件的起草与讨论，并多次代表政协常委会向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他还经常出外视察调查，参加座谈，作报告，鼓励大家要坚决跟党走，为祖国做出贡献。
叔老在工商业联合会工作上，花了极大精力，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负责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和成立，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均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密切联系会员，深入调查研究，对党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认真学习，不时向党的领导同志求教，同一起工作的同志讨论问题。他多次提出，要早日制订各项法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实现法治。他在工商业联合会工作中对于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是非常认真的。他对全国工商联发出的重要文件和通知，一般都亲自审阅，一丝不苟。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他都出谋献策，向领导部门提建议，并把党的政策方针不知疲倦地向工商界同志宣传阐释。对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叔老的一份功绩是大家不会忘记的。在1956年底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叔老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他精神饱满，热情洋溢，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周总理称赞他的报告内容好，有真情实感。在企业改造基本完成后，他根据党的政策，提出建议，要求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七）
叔老把自己晚年寄托在党的事业上，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出自衷心的爱戴。他同毛主席和党的一些领导人接近机会较多，有的是在开会时间，有的是单独会见，他总是虚心听取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教导，同时秉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陈述他的意见。有一次毛主席称赞他在反动统治时期，能够一尘不染，实属难能可贵。他却说：“我没有起来和他们斗争，是很大错误”。叔老认为自己“秉性耿直，欲言即言”，曾对友人说，“我从实践中深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意见的，我们要以当家作主人精神，对国家前途负责，没有任何可以顾虑的”。
叔老一生谦虚好学，能够团结群众，得到大家的爱戴。他自认对于党的学说政策，都是解放后才学习起来的。他非常认真研读党的文件，认真领会精神实质。他说，他晚年不做笔记，主要是靠想、听和问。他说，对于不懂的事，在思想上搞通了，也就记住了。
叔老生活一贯简单朴素，平日一般素食，除欣赏书画、养些花草，很少其他消遣。别人说他生活太俭朴了。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太好了”。他不论在家还是在外视察，从来不动用规定以外的公款。三年困难时期，他很少接受国家的照顾，更不以他自己受到的待遇用于照顾家属或亲友。他不仅用言教，更用身教来勉励后辈。他曾有几首示子侄诗，如：“政策无夷夏，善者我所师；风俗非尽善，奢侈尤大疵”，“量入以为出，有余备不时”；“教子身作则，因材视其宜，各令执一艺，衣食系于斯。岂唯衣食系，报国此始基。”他重视劳动人民，要他的子女认识一衣一食来之不易。这里可以看出叔老的高贵意境和情操。
叔老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笃深。他在对工商界同志谈话和写的文章，不止一次地要大家认清形势，“这形势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他勉励大家要学习雷锋，“到处皆宜献此身，真诚为国为人民”。他不喜积聚，只有一些图书字画和一些金石文物。解放后，他把全部珍藏都捐献给了国家，包括他的百梅画幅在内。他曾经强调说：“只有把自己和自己后代的前途寄托在祖国的前途上面，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豪迈地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为新中国的一个公民，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和幸福”。
1966年2月17日叔老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在他病危的时候，刘少奇主席（并代表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许多党的领导人先后前往医院看望。他逝世后，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由周总理主祭，邓小平、彭真等陪祭，刘宁一致悼词。党和人民对于叔老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叔老离开我们已十八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十年混乱的坎坷的道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工商联的会员正在为祖国伟大的四化事业作贡献。叔老生前未及看到的愿望，现在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日新月异，前途宏伟远大。
叔老有知，对这盛世景象当会捋须欢笑，尽情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