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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两级平衡、集中管理”
上海港压船现象明显好转
国务院已在各港口推广上海港的经验
本报讯 记者吕网大报道：上海港从去年年初起，对外贸运输实行“两级平衡、集中管理”的办法，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上海港货压船、船压港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变，港口基本上保持畅通。国务院已从今年年初起在全国各港口推广上海港的经验。
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吞吐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上海口岸实行“两级平衡、集中管理”的办法以来，做好中央和地方月度运输计划的平衡，集中管理，港口、运输等部门对外贸运输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各个环节互相衔接，减少扯皮，提高了工作效率。各类船舶也基本上按计划均衡到港，为港口有节奏地组织装卸创造了条件。今年上半年，外贸船舶在港泊期缩短将近五分之一。
上海港根据“先计划内后计划外、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对内外贸船舶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根据港口的实际能力和码头泊位的专业分工，确定每天船舶的开工数；对计划内的船舶优先接运，使船舶到港后能尽早进行装卸作业。计划外的到港船，则根据实际情况，申请补充计划后，再予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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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指挥灵了，效益好了
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 马胜利
我厂是个中型国营企业。1981年以来，三年没向国家上缴一分钱。
今年3月，我贴出承包决心书，保证从5月到年底实现利润七十万元，力争达到一百万元。有人说我是“异想天开”，“有个人野心”。
搞承包，并不是我“一时冲动”。1981年我是基建科副科长，我曾自荐当销售科长，提出了二十四条改革措施。1982年，虽然厂里亏损十六万五千元，但销售业务搞上去了。亏损的原因我心里一清二楚，就是因为吃“大锅饭”。当时我只管销售科，无法左右全厂局面。1983年3月，我自荐当厂长，要求承包全厂，但遭反对没干成。今年再次提出承包，我是对全厂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作出决定的。我制定了“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的办厂宗旨，并订出三十六条具体改革措施和七十二个变通办法，而中心的一条就是要除掉“大锅饭”。
我们的承包“军令状”规定：立状人和承包组行使厂长和厂部的权力。如全面完成承包利润指标，立状人年终加奖五百元，承包组成员加奖二百五十元；完不成指标，分别扣发立状人和承包组成员当年四个月和两个月的工资，如果企业连续亏损三个月，酌情追究立状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在工厂内部对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也实行了承包，即按照产量、质量、成本、消耗四项指标逐级承包。由于各项承包指标与经济利益挂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5月份，我们包给三个车间的生产利润总额是十四万元，而实际完成了二十九万元。
为了改变过去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我们颁布了“职工奖惩条例”，实行重奖重罚办法。违反厂规厂纪者一律罚款，立功者当场予以奖励。有个打浆工没有严格执行工艺条件，装浆浓度超过0.2％，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但现在按规定被罚款十元；一名锅炉维修工闻到电机有异味，马上找来电工修理。电机保住了，我当场拍板，奖他二十元。
过去在奖金分配上搞平均主义。1982年一车间没完成生产任务，奖金仍发50％。我们分配奖金则突出“三个第一”，即技术人员第一、销售人员第一、生产一线工人第一。厂对车间实行指标包干，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结果5月份得奖最多的达到二百一十七元，有三人被扣除了部分基本工资。这样一改，我们指挥灵了。
在革除“大锅饭”的同时，我们确立多品种、多渠道、多加工、多市场的经营思想，使企业由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型。过去只顾埋头生产，冬天生产冰棍纸，夏天生产水果纸，不重视销售和市场变化；现在我们注重产品更新换代和适销对路。拿卫生纸来说，已由只生产猫球牌大卷纸发展到生产手帕纸、擦手纸，目前准备投产妇女卫生巾、涂布纸。过去只向香港和东南亚出口，现在在欧洲也打开市场。过去，造纸原料旧棉的收购只局限于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每吨五百元，而且货源难保；现在及时掌握信息，到农村去收购，每吨只需二百五十元。
通过以上改革，我厂经济效益大大提高。5月份实现利润二十一万元，一个月就超额完成原订全年十七万元的利润指标。实践说明，企业改革必须从革掉“大锅饭”入手。
石家庄造纸厂原来三年没向国家上缴一分钱，实行承包后，一个月就完成了原订全年利润指标；上海两家烟杂店经过承包面貌很快大变，人们说“老爷店”变成了“便民店”。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办好企业，搞活经济，必须破除“大锅饭”。这是当前城市经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
公开说吃“大锅饭”好的人不多了，但由于平均主义搞惯了，相当一些人头脑中还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他们对打破“大锅饭”后企业分配中出现的差距窃窃私语，甚至忧心忡忡，提出了异议。读者吴开远同志的来信提出了几个问题，比如改革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应不应该提倡？工资分配要不要统一规定一个比例？要不要照顾左邻右舍？这很值得展开讨论。当然，工资的标准必须同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挂钩，脱离了这个基础，或者是采取坑害消费者的办法获取利润来提高职工工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原则的。
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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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的太多了
送上一份剪报（6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附后—编者），请看上海两家烟杂店在承包中，工资超过现在一般工人工资的三四倍，一家个人月薪平均为二百二十二元，另一家为一百九十四元。我认为，如要这样搞，其它单位也仿效，那么，你工资四百元，我工资五百元，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能有保证吗？
承包、改革，是要改进工作态度，改出责任心，改出工作成效来，而不是工资越高越好。象上海这两家烟杂店的职工收入那样高合理吗？值得提倡吗？
工资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要照顾到左邻右舍。那种只顾本单位利益的改革，还不如不改好。 北京读者 吴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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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摘要：
两家烟杂店承包果然灵
普陀区烟糖公司和胶州烟糖中心店一年多来顶着压力，在安联、友谊两家烟杂店坚持改革，不断完善两家烟杂店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收入都有上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集体烟杂店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承包后的十七个月，友谊店的月平均营业额比承包前的1982年增长三点六倍，国家收入增长近五倍，集体收入增长十倍多，个人收入增长二倍半，个人平均月薪达到二百二十二元零四分；安联店承包后的月平均营业额比承包前增长一点四二倍，国家收入增长一点七七倍，集体收入增长一点九四倍，个人收入增长一点五九倍，个人平均月薪达到一百九十四元三角一分。国家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个人收入的比例。
去年年初，安联、友谊两家烟杂店首次实行个人经营定额承包责任制，一个月内，商店面貌大变，营业额、经营品种、资金周转等项指标均创同行业新纪录，‘老爷店”变成了“便民店”，个人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后来胶州中心店把两家烟杂店的“定额承包”改为“定率承包”，即算出平均销售毛利率，将毛利率分解为国家税收、上缴集体、个人收入三个部分，每月实际毛利率超过定率部分，个人可得一定比例。实行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收入都有上升。两家烟杂店经营品种从承包前的七十多种增加到一百三十多种，“友谊”店的营业时间从九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前店后家的“安联”店的营业时间长达十四小时，夜间还开设服务小窗口，顾客随叫随卖。“友谊”店坚持为老、弱、病、残居民送货上门。两家店还张贴“缺一补十”的告示，有关方面对他们多次进行物价检查，没有发现一起短斤缺两的现象。周围的一些老顾客评论说：烟杂店的方便、公平、热情的传统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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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购销网络 掌握市场信息
赵县经委改革购销人员管理体制
本报讯 通讯员张四海、刘统销报道：河北省赵县经委改革购销人员管理体制，把所属各企业的购销人员组织起来，建立购销信息网络，促进了全县工业的发展。
赵县经委所属二十二个工业企业，近几年，不少企业出现买难卖难的问题。赵县经委在改革中认识到：搞好县办工业的关键，是及时掌握市场信息，疏通产品流通渠道。
购销信息网络打破了购销人员各自为政、各管一方的状况，使各企业的购销人员由一员变成了多员。现在每个购销人员手中都有一本全系统的物资购销目录，不管是本厂的任务，还是外厂的急需，都千方百计去办。县造纸厂购销员袁建华过去只管推销本厂的纸张，不久前，他了解到二轻公司急需钢材，就顺便为之采购了二十吨。购销信息网络自5月初成立以来，购销总额达四十三万一千多元。5月份，县经委所属系统工业产值和利润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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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筒裙到“丽人服”
——访重庆市服装个体户刘文志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他自产自销的“丽人服”不仅占领了重庆市场，且打入了西南市场，由个体户变为批发商。他就是重庆市闻名的服装个体户——三十二岁的刘文志。
三年前，他还是一个默默地在街头卖小百货的个体户，一天卖不出两样货。商品怎样由家拉出来的，几乎原封不动地再拉回去。小百货不赚钱就卖服装，从国营商店套购紧俏货加价出售，刘文志也走过这条路。可他觉得赚这种钱不牢靠，亏心。
刘文志看到人们的穿着样式比较沉闷，很难买到称心如意的服装。1981年夏天，他开始自产自销。当时筒裙很流行，可国营商店进货很少。刘文志研究了女青年的心理，在面料和颜色的选择上动了脑筋。自己家的人动手裁、做，卖了二百多条筒裙，赚了四百多元，初战成功，坚定了他自产自销的信心。
投顾客所好，细心研究人们对服装的审美要求，这是小刘的成功之道。平日小刘细心观察街上行人的穿着，订了许多中外的时装杂志，加以揣摩，看电影也不忘研究服装式样。去年重庆放了一部香港电影《白领丽人》，一个女演员的上衣触动了刘文志，他预料这种样式如加以改进，在市场上肯定有竞争力。
于是他根据人们喜欢衣着要有层次变化的心理，选择了富于立体感的涤纶灯芯布做面料，扣子用钥匙环做成，他设计的“丽人服”一问世，马上占领了当地的个体服装市场，去秋至今春，重庆出现了“丽人服”热。“丽人服”的流行，使刘文志名声大振，重庆的个体户几乎家家都来刘文志的摊上接洽业务，成都、昆明、贵阳、遵义的个体户和合作商店也纷纷订货，刘文志想不到竟成了一个批发商。一个女工裁剪、两个待业青年缝纫，两个社会闲散人员做辅工，加上小刘，六个人，今春批发“丽人服”四百多件，零售四百多件，盈利三千多元。
“丽人服”的自产自销使刘文志干出了“味道”。过去服装流行的空间距离是三个阶梯：上海、广州——重庆、武汉——西北内地。每个阶梯的跨度在一年左右。刘文志大胆设想：非拣广州和上海的式样，我不能创造刘文志的式样么？
有人称刘文志是“冲击波”，狠狠地把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冲击了一下。作为个体户，他的优势就在于市场信息的反馈空间不到两公里，时间不到两天（即家到产地不到两公里，搞一个服装新款式不超过两天）。产品迅速投放市场与顾客见面，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直接听到顾客的反映，判断销路，决定取舍。
刘文志说：个体户面临着两座大山——国营和集体的商店，同时也面临着同条街上个体户的挑战。我是一抔黄土，怎么在重大压力下求生存呢，怎样在经营致富上立于不败之地呢？第一是要竞争，第二还是要竞争。
你去刘文志的服装摊上看看，对他的生意经便可略知一二。他的摊上挂着介绍新产品的“参考消息”广告，摆着一台立体声录音机，放着最流行的歌曲——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新华路一百九十多个服装个体户，数他的摊子前挤的人多。你不得不服气，他的经营方式很吸引人。最令人叹服的是他的服务态度，“欢迎批评”，在刘文志那里绝非一句套话。有一位妇女到他的摊上看衣服，拿起来照着自己的身材比试比试又放下了。“您是否喜欢这种款式？如觉尺寸不合适，我们可以为您量体裁衣。”小刘立即抓住了对方的心理。这位妇女感到惊讶了，竟有这样的事，买衣服不合适还可以定做！
“我是重庆开往上海的列车员，后天早上跑车，明天能为我做好吗？”“可以。”第二天列车员穿上了浅灰色法兰绒的“丽人服”。可过了十几天，她又回来找刘文志：“这件衣服胳肢窝小了些，我只穿了两天，能否退掉，再给我做一件。我们铁路职工都在为买新样式的服装发愁，说实在的，去上海也没买到一件可心的衣服。”机灵的刘文志，立即意识到这位挑剔的妇女是他的一个活“广告”，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随之又来了一大串列车员、站台服务员、货场上的工作人员……
前不久，刘文志自费乘飞机去安徽合肥参加“新的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步鑫生与他共同认为，凡是出产品的单位都应该创牌子。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
一个个体户，怎样在改革中创自己的牌子、走自己的路子、闯自己的特色，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能否从刘文志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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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目前最高的大型旅游饭店——西苑饭店土建工程基本竣工，7月4日经有关部门检查验收，认为工程质量好，达到了设计要求。
本报记者 萧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