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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令人痛惜的“内耗”
——一部重要医学著作为何拖延六年修订不了？
受到国内外医学界重视的《临床血液学及细胞学图谱》（以下简称《图谱》），其主要编著者中国医科大学（原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副教授刘志洁在六十年代耗费五年时间写成问世，而在八十年代里，尽管医学界急需，他奔走呼喊六年后仍然无法修订再版。《图谱》共计四十三万五千字，而刘志洁为了该书的尽快修订再版写了六十六万字的申诉材料。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才智与精力，日复一日地浪费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纠纷之中。这是一场叫人揪心的“内耗”！
历史的荒唐
出版于1967年并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产物的《图谱》，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后，命运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桩桩怪事接连发生了：到全国和辽宁省科学大会领奖的，不是为编著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几位原作者；而准备着手修订再版的，也是与此书不相干的人。
对此，《图谱》主编郭蔼然（原该校附属一院内科主任，已卧病多年，不能工作）和承担《图谱》主要编著任务的刘志洁（原附属一院内科血液室医师，现附属三院副教授）一致抗议。这个抛开主要编著者的《图谱》修订计划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校方这样解释：在我们的观念中，《图谱》是学校的书。正是这一错误的观念为《图谱》的修订埋下了纷争的祸根。
《图谱》正式出版前的196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致函沈阳医学院，了解郭蔼然和刘志洁等人的政治表现，征求署名意见。当时的校党委复函说，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刘“对党有仇恨”，极力主张把个人署名改为“沈阳医学院《图谱》编绘小组”的集体署名。
荒唐岁月中的荒唐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医大党委不但没有为《图谱》的编著者正名，反而制定排斥原主要编著者参加的《图谱》修订计划，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党委竟这样决定
对《图谱》修订这样的学术问题，中国医大党委该不该管？暂且不论。这里只说既然管了，却管得是非不清，没有主持正义，按党的政策办事。
依照惯例，对《图谱》的修订，在原主编郭蔼然因病不能主持的情况下，理应由其主要编著者刘志洁主持。可是，有人却离间郭与刘的关系，致使曾经同刘志洁合作过尔后又在十年内乱中同时被抛在一边的郭蔼然，在某些人的授意下来了个大转弯，在病榻上提议由与此书毫不相干的附属一院内科某主任代其主持《图谱》的修订。对此，党委毫无原则地表示同意，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医大党委为解决《图谱》修订的争执，开了七八次党委会，每次一开就是半天，前后派出三个调查组，做过四次党委决定。可由于好几次都不公正，不得不朝令夕改。即使在省、市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干预下，做出过的较为公正的决定，也因不敢排除干扰而落空。
1982年7月，党委决定由郭蔼然和刘志洁共同担任主编。郭、刘均表示同意。出版社也接受这个意见。起初，《图谱》的修订工作进展顺利，新增加的一百幅彩图已绘制完毕。部分图谱需要与原标本核对，但原标本存放在附属一院内科，某主任坚持不给。党委对某主任的做法不敢批评。拖到1983年5月，在未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党委做出关于《图谱》绝版的错误决定。一位党委领导向刘志洁传达说：“让某主任做主编你不同意，让你做主编某主任不同意，标本在他手里，他不拿出来，你也修订不了，只好绝版。”这种貌似公正的决定，使得曾经为《图谱》付出艰辛劳动的刘志洁悲痛欲绝。
在党委内并不是没有人坚持原则。医大原校长李亭植和原党委副书记吕文轩就始终坚持由原作者修订的意见。可惜啊，一个去世了，一个意见得不到采纳，以后又离休了。中国医大老校长、卫生部顾问王斌也曾多次写信给院党委说：“党一直在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书是谁写的，谁付出的劳动最多，就是谁主编。坚决反对不劳而获，沽名钓誉，剽窃他人成果等不正之风。”省委第一书记郭峰看到刘志洁申诉信后批示：“如情况属实，实难容忍。”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也指出，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用以教育大家，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责成沈阳市委科教部部长王东生调查处理。原市委书记李铁映到医大调查后，多次催促医大党委排除干扰，支持刘志洁等原作者尽快把《图谱》修订出来。然而，医大党委没有把这些正确的意见付诸实现。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某些同志仍然坚持对刘志洁的错误看法。
他还在“另册”中
四十年代末毕业于中国医大的刘志洁，背着“特务”和“偷烈性菌苗”等莫须有的罪名（均已彻底平反），度过了三十多年的艰难岁月。在一些人眼里，他是一个可以欺侮的“窝囊人”。
但是，在血液学教学和研究上，刘志洁竟显示出才华。他早在1950年就翻译《卫生化验提要》，以后又编著或与他人合著《实验诊断学》、《内科医生手册》、《血液病实验诊断学》、《内科讲座——血液学分册》……从1960年初到1964年底，刘志洁在眼花缭乱的人体细胞世界中度过了近两千个白天黑夜；查阅二十一部国内外血液学图谱和专著，设计每幅图的细胞种类及数量，精选符合设计要求的骨髓等涂片标本，在显微镜下描绘细胞底图，并为每幅图写出详尽的说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部包括三百一十幅彩图，计四十三万五千字《图谱》中近90％的编绘任务。
就是这样一个遭遇悲惨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受到歧视和压制，仍然是“另册”里的人！刘志洁1978年2月调回母校时，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整过刘志洁的内科某党支部委员，两次找校党委，拒绝让刘回一院内科血液室。刘志洁分到三院，关于他的谣言很快传到那里，刘三次报到均吃闭门羹。他修订《图谱》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他用于绘图的唯一的显微镜，院领导多次要收回。用于实验和写作的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小仓库，也有人几次催促他搬出。长期主管学校教学工作的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某，对刘志洁持有严重的偏见。他毫无根据地散布“刘志洁是在锦州医学院呆不下去了”（事实是锦医多次挽留），认为“不该让刘回到医大”。他曾对人说：刘志洁再告状，就把他踢出去（指的是不让刘参加《图谱》修订）。内科某主任与某支委当着记者的面继续散布刘志洁“偷过烈性菌苗”的谣言，就是李某传播给他们的。
刘志洁在冷漠的目光中生活惯了。他经常吃住于斗室，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曾两次晕倒在实验室。“一见细胞解千愁！”刘志洁说。要是可能，他多么愿意只生活在细胞的世界中。
双手拎着两大捆，装的都是书籍、手稿和材料。腰弯得低低的，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这就是我们见到的刘志洁的形象。他逐本翻开日、美等国出版的血液学图谱著作，同我国的《临床血液学及细胞学图谱》进行比较，眼含泪水说：我们的《图谱》达到甚至超过现有世界水平，可人家也在进步，如不尽快修订出版，我……对不起中国人民啊！
在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今天，刘志洁本该早就可以挺起胸膛。可是，他还是每天低着头走路，还照样生活在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中……这位五十五岁的知识分子的才智难道还要在某些机构的官僚主义和不正常的人事关系网中继续被耗费殆尽吗？
《辽宁日报》记者 秦杰民
《沈阳日报》记者 田 丹
本报通讯员 刘大任
本报记者 李新彦
洪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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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左”的偏见助长了“内耗”
一部医学专著，受到国内外医学界重视，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修订再版，理应一路绿灯。然而，《临床血液学及细胞学图谱》的主要编著者刘志洁却奋争了整整六年，最后还撞上了宣布“绝版”的横墙！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耗”似乎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一场纠纷，领导者仅仅是是非不明、软弱无力而已。可是如果追根溯源，这样分析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1966年，《图谱》问世前夕，它的主编和主要编著者被分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党有仇恨”的帽子，于是堂而皇之的“编绘小组”取代了他们的名字。1978年以后，如果校党委清除“左”的流毒，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原来的主编或主要编著者主持修订这部著作，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纠纷。遗憾的是，他们先后做的几个决定，或由不相干的人主持修订，或把主要编著者排斥在外，或宣布“绝版”，始终贯穿着政治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业务上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尊重的“左”的观念，这不是十八年前那个错误决定在新时期的翻版吗？
现在，有些单位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一个原因是那里的领导用知识分子之间的是非与矛盾来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问题，甚至为“左”的一套开脱。知识分子本身难免有一些毛病，出现一些纷争。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的领导不仅不扶正祛邪，反而站在错误意见一边，压制、刁难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联系到刘志洁这几年在编书以外的遭遇，学校党委难道没有责任吗？卫生部、省委、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批示，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推托、拖拉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也许，撤销对《图谱》的“绝版”令并不难。但是要使“左”的政策、“左”的观念“绝版”却艰巨得多。为了使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物免遭“绝版”的厄运，也为了使许许多多有益于社会的新事物的“出版”不被压制，我们对肃清“左”的流毒决不能有丝毫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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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厚良要求空军各级领导干部
摒弃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的观念
本报讯 记者蔡善武报道：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高厚良最近在一次党的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干部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他要求空军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摒弃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的观念，大胆启用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他说，当前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有五种“担心”：担心他们“骄傲”、“翘尾巴”；担心他们能说会道，不好领导；担心他们实践经验少，不能胜任领导工作；担心他们“压不住台”，老同志不服气；担心重用了他们，会影响其他干部的积极性。
高厚良说，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担心”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他们看到个别刚走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出了点毛病，就片面地认为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这种“左”的思想不肃清，我们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就难以实现。
高厚良最后指出，空军各级党委和团以上领导干部，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是衡量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能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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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有改进
试行基准分与浮动分相结合办法
本报讯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今年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评阅试卷工作即将开始。为尽量减少语文考卷中作文评分的误差，今年试行基准分与浮动分相结合的办法。
根据今年作文评分标准规定，作文分数等级分为四类，每类确定一个基准分（四十五分、三十五分、二十五分、十五分以下），并在每一类中规定了加分或减分的条件和幅度，对分数作适当调整。今年这样做，目的在于尽量减少评卷者个人好恶和其它因素的干扰，进一步限制作文评分中因有随意性而造成过大误差，以便更准确地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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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业余发明家刘忠笃又出新成果
本报讯 至今流落在外的云南省昆明市橡胶二厂业余发明家、“科技铁汉”刘忠笃最近将一项生产多功能对讲机的新技术转让给北京丰益电器厂，于7月2日向厂方提交了样机和技术资料。去年10月以来，刘忠笃在不安定的环境中陆续完成了几项科研成果，如低噪音电话机就是他和弟弟刘忠宪在北京一个地下室旅馆里研制成功的。前不久，他被温元凯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和合肥市庐光新技术开发公司聘任。最近他又被北京市黄河新技术实业公司聘任为总工程师和技术开发经理。为了将他的发明设想尽早变为实际成果，该公司积极为他创造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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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新发现三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手抄本
据新华社西宁7月9日电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新发现三种《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它们是：《征服北方格拉国》、《征服北方妖魔国》、《征服白拉国》。这三种书总共有二十四万字，都用藏文写成。
著名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叙述中国古代藏族地区一位国王格萨尔降妖伏魔，抗暴除奸，保卫家园，为人民谋幸福的英雄业绩。目前，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说唱史诗。我国现在掌握有关《格萨尔王传》资料约六十多部，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其行数、字数都比著名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还要多。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把《格萨尔王传》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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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行政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杨百揆报道：七月二日至七月七日，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法学会、天津市行政学会，在天津联合发起召开我国第一次行政科学学术讨论会，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科学和如何在改革中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四个单位、八十多位从事行政学、行政法学科研、教学和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同志。张友渔致开幕词，马洪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会议闭幕时，发出尽快成立全国性行政科学学术机构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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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即将送往法国的中国儿童画在京展览
即将送往法国的一百零七幅中国儿童画展览七月九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这些画是从七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创作的四百多幅作品中评选出来的。作者最小的只有三岁，最大的十五岁。他们以自己的想象描绘了法国的风土人情。
为了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对外友协和法中友协发动两国中、小学生参加儿童画比赛。中国将从今天开幕的画展中选出五十幅获奖作品同法国儿童画比赛中获奖作品一起，分别于今年十月和十一月先后在法国和中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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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驯养的丹顶鹤两岁开始产卵
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人工驯养的丹顶鹤，其中一只两岁雌鹤已经产卵，目前在正常孵化中。这一科学实验的成功，为繁殖珍禽丹顶鹤开辟了新的途径。中外鹤类专家历来认为，丹顶鹤三岁以上才有繁殖能力，在人工驯养条件下，自然繁殖更加困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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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医院眼科医生钟齐芳，多年来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防治眼病。图为钟齐芳正在宁南场镇上为彝族农民诊治眼病。 冷登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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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简化手续“招贤”开“快车”辽宁营口加速人才流动 片纸就新职
打破禁锢“捆草”让“饿牛”上海分院出借科技人员 智力下基层
《辽宁日报》△营口市简化科技人员流动的调转手续，只需用人单位开张“同意调入”的介绍信即可到市人事局办理调动，被群众称为乘“特别快车”。半月内有五十八名科技人员乘“快车”调到能发挥专长的单位
《经济参考》△把“捆着的草”让给“饿着的牛”，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优惠条件向各地科研部门或工厂、企业出借科技人员
《湖北日报》△武汉市汽车研究所以生产养科研，科研促生产，五年中不要国家分文科研费，却收入六百八十六万元，获科研成果十六项
《解放日报》△上棉十七厂、上海机床厂、上无二厂开始实行全面配套改革试点，三年内工资总额实行包干，并随上缴利润的多少而上下浮动
《宁夏日报》△宁夏引黄灌区一百五十多万亩小麦到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经济日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对自行车行业生产管理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扩大名牌自行车的生产，压缩杂牌车的生产，在三年内使名牌车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中国教育报》△全国各类成人高校今年招生五十四万余人，比去年增长近三分之一，成人高校在校生总数将达一百三十六万余人
《重庆日报》△重庆市建工局系统十四个企业推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一百二十四个工程项目实行栋号工程全面承包责任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众日报》△山东省委、省政府做出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十六条规定
《陕西日报》△旬邑县三官乡干部患“红眼病”，见七位农民承包综合厂后个人收入超过干部，就强行撕毁合同。县长出来为承包户撑腰，使合同兑现
《四川日报》△乐山市把三十六家人数三十人以下、年利润五万元以下小型国营商业企业，改为集体经营
《内蒙古日报》△自治区劳动人事厅积极改革劳动人事制度，为城市经济改革开绿灯
《福建日报》△福建省花卉已遍栽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长江日报》△武汉国棉一厂食堂兼办菜场，夜班工人下班后不用上街就可买到排骨、猪肝、鲜鱼和豆制品等，方便了职工生活
《湖南日报》△人民银行今年在省内发放一千二百万元专项贷款，扶助民间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中国机械报》△安徽淮南石油化工机械厂靠引进国内科技成果发展自己，五年来只花引进费用十一万元，创造利润二百万元
《天津日报》△今年上半年天津已签订中外合资企业合同二十八项，利用外资额逾七千万美元
《贵州日报》△安顺地区农村科研试行有偿合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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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奥运会之窗
美国队教练谈中国男排
新组建不久的中国男排6月中旬到美国进行了几场访问比赛，中国队连续几次输给美国国家队，只胜了美国大学生队一场。中、美男排比赛结束后，美国队教练道格·比尔对中国男排的优缺点发表了个人看法。
比尔说，中国队的后排防守不错，很严密，救起了不少险球，比老阵容有进步。但是，中国队的拦网比较薄弱，很容易突破。此外，中国队的发球也不够强。比尔说他不喜欢中国队的跳起大力发球。
谈到进攻方面，比尔教练说，中国队中间三号位进攻很好，速度快，变化多，但是四号位的强攻不强。他认为中国队主攻手5号张友生和11号赵铎应该有较多的攻击机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尔认为，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配合还不够默契，有时出现不应有的失误。
比尔还谈了他对中国队在奥运会比赛的展望。他说，中国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从奥运会男排比赛方法上说，一个队只要输上一两场，就会使其它强队取得较好名次。中国队所在的一组中有日本队、意大利队、加拿大队和埃及队，这几个队中没有一支显著的劲旅，中国队如果发挥得好，有可能进入小组前两名，参加半决赛。
伊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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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奥运会之窗
全国体总和中国奥委会电贺我国青年摔跤队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今天打电报给中国青年摔跤队，热烈祝贺该队选手黄文贵和邓学文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古典式比赛中荣获冠军。
贺电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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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奥运会之窗
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
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诞生。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会前，我国清朝政府曾收到邀请，但未予答复。
1912年：我国与菲律宾、日本共同建立远东体协。
1920年：国际奥委会承认远东体协。
1922年：我国的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建立联系。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时，我国曾派三名网球选手参加非比赛性表演。
1928年：中华全国体协派宋如海观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
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唯一的运动员是刘长春，教练宋君复，领队沈嗣良。
1936年：我国派出较大型体育代表团以及武术表演队和考察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8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立即组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某些人的阻挠，我国大多数选手未能赶上正式比赛。
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但仍保留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
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时，国际奥运会在某些人操纵下，继续制造“两个中国”，我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宣布不参加大 会。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某些人一意孤行，拒不改正错误作法，中华全国体总发表声明，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
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1980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由于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我国与其它一些国家没有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
1984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第十四届冬季奥运会，并将派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