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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稳步前进 新的开拓
——漫谈一九八三年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
江晓天
1983年是党的十二大之后的头一年，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努力开创新局面。文学艺术在过去的一年里稳步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回顾去年的文艺创作，首先不能不提到文学。
去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们更多地把艺术的聚光灯对准着伟大变革的新时代，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作品逐渐增多。短篇小说《围墙》、《阵痛》，中篇小说《市场角落的“皇帝”》，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等，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我国城镇正在进行的改革，表现了在大变革面前各种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农村变革的作品，也有着和前几年不尽相同的特点。它们已经不满足于点染一下责任制贯彻之后出现的新气象，而是努力勾画改革在人们灵魂深处所激起的火花和波澜。中篇小说《河的子孙》，短篇小说《抢劫即将发生……》、《沙灶遗风》等，比较深入地展现了当前农村出现的种种新矛盾。中篇小说《玛丽娜一世》，刻画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农业创业者形象。令人欣喜的是，不少表现工农业改革的作品，艺术上有了深化。它们不是简单地在那里写事件、写过程，而是着力刻画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形象，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去年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军事题材的创作，去年有着突出的进步。短篇小说《兵车行》等展现了八十年代战士新的精神面貌。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大胆揭示了部队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从和不正之风的斗争中展现了冼文弓这个优秀基层干部的鲜明个性。这个人物的出现，无疑为我国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典型人物形象。报告文学在去年也有着可喜的收获。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被人们誉为“全景性的报告文学”。在这里，宏观的历史勾勒和微观的心理描写，雕塑式的刚健笔触和工笔画式的细腻刻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了引滦入津工程的宏伟图景，揭示了引滦战士瑰丽的精神境界。
去年的文学在注意反映变革的新时代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主题、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性。题材方面有新的开拓，其中以婚姻、爱情、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的作品，数量也很不少。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以知识青年回城为背景，展现了一批知青矢志留在边疆建设新农村的感人事迹，塑造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热血青年形象。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描绘了知识青年在下乡落户中和当地群众血肉相依，抒发了对老根据地人民深切的依恋之情。它们在表现历史的挫折的时候，都没有沉溺于抚摸伤痕，而是着力挖掘人们心灵中美好的东西，写出历史的挫折对人们的精神磨炼。中篇小说《美食家》、《烟壶》，选择了很别致的生活素材。前者以一个好吃的房产主为主要人物，反映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批判了“左”的错误。后者描绘旧社会里的一个没落贵族，在经历了种种坎坷之后，成为身怀绝技的民间工艺家。作品对于世态、人情、风土、景物的描写，都颇见功力。小说《迷人的海》和《芦花虾》，把现实主义精神和象征手法结合起来，通过描绘渔民和大海的搏斗，体现了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独特的意境、浓郁的浪漫气息，使它们别具一格。
拥有最大数量欣赏者的电影，去年的进步是很显著的。和文学一样，这一年的电影在反映新时期的斗争生活上也有了深化。特别是表现农村的变革，收获是很突出的。《不该发生的故事》、《咱们的牛百岁》放映之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不该发生的故事》描写了由于历史的失误造成的党群关系的严重不正常——农民在分组承包的时候，居然不愿意要党员。共产党人通过改正自身的缺点，通过模范地执行党的新政策，终于使群众恢复了对他们的信任。影片的勇气不但表现于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也表现在坚定地肯定了生活的前进。矛盾的展开和矛盾的解决都富有真实感，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咱们的牛百岁》，描写了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几个被人视为落后的群众共同致富。影片通过作业组中发生的曲折的、复杂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农村大变革中农民精神面貌和命运的巨大变化。曾经被生活所冷落的普通人，在大变革中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影片把轻松幽默的喜剧风格和严肃深沉的思想内容结合起来，在艺术上颇有独到之处。去年出现的写工业改革的影片《血，总是热的》、《在被告后面》，写当代青年的《十六号病房》、《大桥下面》、《夕照街》，写学生生活的《女大学生宿舍》、《青春万岁》等，都受到观众不同程度的好评。
戏剧、电视剧、美术、音乐、曲艺、舞蹈、杂技等，去年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进步。
去年的文艺创作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少数作品表现了错误的创作倾向。或者宣扬错误的社会思潮，或者宣扬庸俗低级的情调。诗歌《诺日朗》、话剧《车站》等作品问世之后，引起不少读者和观众的不满。一些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它们的失误。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在个别艺术门类中，时代精神有所削弱，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较少。戏曲在这方面比较突出。据统计，北京市1983年第四季度的戏曲舞台，共演出二百零五个剧目，其中现代剧目十四个，只占6．8％。其它地区的情况相类似。某些文艺团体放弃推陈出新，把经过较好整理加工的传统剧目，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甚至新加上若干荒唐低级的内容。戏曲剧目中的某种混乱状况，需要引起注意。
三、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至今仍是个薄弱环节。去年出现了一些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战争的作品，但还没有出现质量很高，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少数作品错误地表现革命历史，甚至以革命斗争为由头，大写革命者搞“打斗”、搞三角恋、搞种种在地下斗争中所不可能出现的离奇“机关”。如何提高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需要认真研究。
去年的文艺理论是比较活跃的。对美学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对文艺史的研究，对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对外国文艺的研究，对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研究，对当前文艺创作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新开拓。同时，文艺理论界还就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展开了论争。
一、关于文艺是否必须走现代主义道路问题的论争
去年年初，《崛起的诗群》一文，明确提出中国的文艺应当走“现代主义道路”，并片面强调文艺就是表现“自我”，应当向“理智和法则”挑战。有些报刊也发表了若干相共鸣的观点。不少同志不同意这样的主张，论争至今尚未结束。
许多不同意走现代主义道路的同志指出，分歧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而在于中国的文艺应当走什么道路，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现代主义道路？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指导我们的创作，还是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美学体系来解释生活和指导创作？讨论中，不少文章对那种否定现实主义、否定民族文艺传统、否定无产阶级文艺传统的虚无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剖析了“表现自我”的口号和反理性主义的创作主张。一些文章指出，文艺创作反映生活是能动的，它不能不带上作家自己的个性。因此，作品中不可能无“我”。我们鼓励作家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但是“表现自我”是一个特定的口号，它把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因此是完全错误的。一些文章指出，文艺创作是一种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脑力劳动，它需要激情和直感。在创作过程中，理性的指导要比抽象思维表现得更隐蔽，更曲折。但创作不可能离开理性的指导。作家只有深刻地理解生活，才能写出深刻地概括生活的作品。现代主义鼓吹靠下意识、潜意识进行创作，甚至认为艺术是“梦呓”，是生理苦闷的发泄。这不是尊重文学艺术，恰恰是降低了文学艺术。
二、关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论争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长期来“左”的错误，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重大的偏颇，不应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应当对它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有一些同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肯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甚至要用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作为我们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新时期文艺的主潮是人道主义潮流；有的同志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人道主义；有的同志认为共产主义可以等同于人道主义。不同意上述观点的文章指出，人道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它起过重大的反封建作用，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反对法西斯主义中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思想体系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用改良人性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应当实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是不能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如果用人道主义来否定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更会导致政治上的错误。
文艺理论界对异化问题也展开了讨论。
三、关于典型化问题的论争
去年，有文章明确提出，典型应当从“人物化走向超人物化”，文艺的发展规律是从具体走向抽象。不赞成这种意见的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对典型的理解有过片面性，典型即本质、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曾经对创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不能因为对典型的理解存在着偏颇，就怀疑起典型化理论的正确性来。文学是人学，不塑造人物形象，还有什么文学呢？文艺应当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不要典型化，不要概括提炼，那岂不流于照相，流于漫无边际的场景展览和心理流动么？社会主义文艺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但不能取消叙事艺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必要性。
（本文由《中国百科年鉴》供稿，原题为《稳步前进的1983年文学艺术》，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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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奔涌的潮头》〔报告文学〕
作者 钱钢 江永红
载《昆仑》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翻开这篇来自改革第一线的真实报告，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正当南京军区决心改革干部制度的时候，上海警备区守备某师“闻风”自己开始行动了。针对干部制度上存在的“神秘化”和“个人说了算”的倾向，以及多年沿袭下来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他们锐意改革，勇闯新路，把对干部进行的“立体考核”和“民意测验”结合起来，根据工作成绩升降赏罚，同时调整物质待遇。这一改革，向一切旧观念、旧习惯提出了挑战，就象海风刮来，在宁静的港湾里掀起了滔滔白浪。提职的能不能胜任重负？降职的会不会节外生枝？上级赏识的，群众能不能通过？群众信任的领导会不会同意？有“背景”的硬钉子敢不敢碰？部队搞民意测验会不会乱？一连串问号都随着改革的浪潮奔涌而来。
作者以挟潮带浪的气势，勇敢正视现实，大胆揭露矛盾，指出了干部制度的改革时不可待，写出了改革带来的一派生机：有人在用生活的雕刻刀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有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释放出越来越大的能量，有一大批人从中受到了警策，得到了激励，而改革者自身也在多种考验中得到更新……，这一切，生动地显示了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作品有全场的俯瞰，也有细致的特写；勾画了站在前台的高级领导者的风采，也描写了改革中多种人物的命运；有起伏跌宕的场面描写，也有叫人动情、发人深思的议论抒情……。多种音响，多种节奏，多种色彩，组合成了一部豪壮深沉的交响曲。
（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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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培养尖子演员
常香玉
5月16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彭真同志在湖南厅赞扬了我们老戏曲工作者带青年的做法。他高兴地对我说：“要培养接班人，培养青年人，只有这样，咱们的事业才大有希望。”听了他语重心长的谈话，我很激动。
中华要振兴，没有人才不行，没有接班人不行。戏曲要振兴也是一样，不培养人才也不行，特别是不培养尖子演员不行。没有尖子演员，再好的剧本，再好的音乐唱腔，再好的舞蹈设计，也无法在舞台上体现出来。
现在剧团的情况不是没有青年演员，也不是没有好苗子。据我了解，在全国一些戏曲剧团中，都积压了许多中青年演员。但是不少演员的演出征服不了观众，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戏好看，没唱好听，也可以说是尖子演员不尖，或者是尖子演员不能展其所长。因此，要想使广大观众爱听爱看，非培养尖子演员不可。
所谓尖子演员，就是说在生、旦、净、丑之中，或者在唱、做、念、打方面，要有比较突出的艺术造诣，在本剧团、本地区是前几名，甚至在本剧种是前几名。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剧种的尖子演员越多越好。尖子演员越多，越说明我们的戏曲事业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怎样培养尖子演员？我认为要抓三个渠道：一是戏曲学校，二是剧团，三是老演员、名演员收徒传艺。
首先，戏曲学校是全面培养戏曲演员的地方，学的知识比较全面，基本功也较扎实。但在业务学习上，偏重于普遍培养，不太重视培养尖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旦、净、丑，唱、做、念、打各方面不敢分头、二、三名，怕思想工作不好做。二是对于有条件的好苗子，不敢给她（他）吃偏食，多下功夫，下大功夫。目前在我们豫剧中，男青年尖子演员很少，这是个重要原因。所以戏曲学校在抓普遍培养的同时，要抓尖子学生的培养，对于一些好苗子，要分给重点教师专人负责；对于教出尖子学生的教师要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对于勤学苦练而有突出成绩的学生要发给奖学金，师生都不吃“大锅饭”。
其次是剧团，特别是国营剧团，由于吃“大锅饭”的弊端，造成了大批有才能的中青年演员得不到演出实践的机会，形成了人才大量积压的现象。许多由戏校分配到剧团的好苗子，因为得不到艺术实践，几年过后，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要成为一个尖子演员，因素很多，但有两条是必不可少的。头一条是本人的勤学苦练；第二是加强舞台上的艺术实践。前者靠自己努力，也得靠剧团领导；后者则要全靠剧团了。因为敢不敢大胆培养尖子和让尖子演员挑大梁，这都是剧团领导的事。所以，我认为应该把有无尖子演员和拥有尖子演员的多少，列为剧团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检查剧团工作成绩好坏的一个标志。
第三个渠道就是名演员、老演员带徒弟。在旧社会里这种形式有很多糟粕，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但是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青年演员可以在短期内学到师辈们在艺术上探索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从中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今天这种收徒传艺的形式已经很少了，少的原因不是没有成效，而是存在困难。比如要传经验，传方法，传技巧，就得练表演、练唱，这就得有司鼓和琴师，还得有配角来排练。等到学生的戏学会了，还得有一个实践演出的场所，以及和剧团的结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关领导来安排和帮助解决。实际上只要一个剧团的领导，或者一个地区的有关主管部门热心青年一代的培养，关心拜师传艺这种形式，上述困难是容易得到解决的。
总之，在培养尖子演员上，如果能够从戏曲学校、剧团和收徒传艺这三个渠道共同努力，具体切实地抓起来，我相信我们的戏曲事业，一定会人才济济，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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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下来一看 文思不断
李满天
最近，我干了件冒险事。
四月中旬，去河北衡水地区访问专业户、重点户和联合体。由于时间紧迫，只在一个村里待了两天的工夫。回来以后，不能自已，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写了一篇八千多字有关这村两户一联的报告文学。
我向来主张，在作者的生活仓库里，应该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打仗，打三百人的仗，手里起码要有一千人的兵力，未必能胜，但总有一定的把握。三百人打三百人的仗，就很悬乎；三百人去打一千人的仗，就更悬乎。两个前途：一是全军覆没，一是以少胜多，但后一种情况总是少有的。
这一两年，我去农村少了，对农村变化的印象，大多是从报纸上得来的。这次接受任务下去，心情自是兴奋，但又不免有些惶惑。近年来，以改革为题材的小说、电视日渐多起来，从中看到改革者大都遇到诸多困难，遭受百般磨难。有的甚至发出慨叹：历史上的改革，成功者少，改革者的下场亦不美妙。作品中反映的大多是工业方面的改革，农村情况自然有所不同。农村改革，一马当先，势不可遏。但是无论如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我的心目中，改革之风不可逆转，改革之难也是惊心动魄的。这可能也是时代的特征。要掌握这一特征，短时间恐难奏效，欲出新意更难。既少把握，又难免要担风险，此所以惶惑者也。
可是下去一接触，竟大非原来之所拟想。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农村改革并非没有困难和挫折，但有中央的方针、政策导航，群众蕴积迸发，一旦冲决，便千倾万涛。真是“百姓百姓，各有其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然而有一点则是同一的，两个字：致富。说具体点，就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农民群众千方百计勤劳致富。
“与君谈一夕，胜读十年书。”下来看一天，胜于关在屋里冥思苦想一年。唱起赞歌来，居然文思泉涌，竟如神来之笔。当然，泉涌之源在于生活，不是神来，而是百姓各性拱上笔端。扑面而来的生活本身是万花竞艳的，无比丰富多彩，你想公式化、概念化，也叫你公式化、概念化不了。因此痛感闭门造车，车不适轨；坐而论道，道不适情。生活既如此召唤于我，我何不投身拥抱于她。补亡羊之牢，为孺子之牛。
于是，排除冗务，我又二下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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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出版者与编者作者读者的联系
本报讯 近几年来在出版工作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湖南人民出版社，为加强出版部门与编者、作者、读者的联系，利用在京参加《延安文艺丛书》发行仪式的时机和采取其它方式，主动地、虚心地、多方面地听取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意见，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适应四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5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和北京市新华书店联合举行《延安文艺丛书》发行仪式，随后举行了大型座谈会。湖南省出版局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同志珍惜这个机会，在售书和座谈过程中，主动地征求作家、读者对他们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5月28日和29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芙蓉》编辑部又分别邀请在京部分新闻界人士和中青年作家举行座谈会，在不拘形式的气氛中，大家就如何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和出版事业的新局面交换了看法，新闻界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对如何多出好书和办好刊物，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分别参加这些活动的负责同志和作家有邓力群、黄华、荣高棠、冯文彬、丁玲、艾青、李伯钊、魏传统、从维熙、刘绍棠、刘宾雁等。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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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囚歌》是广大读者熟知的一本书，其初版荟萃了解放前囚禁和牺牲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十六位革命者的二十八篇诗作。最近，编者与重庆出版社又以新征集到的大量资料作了增订和注释，全书共辑有四十八位烈士的一百一十四篇诗文。
（陈初蓉）
△《新观察杂文选》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新观察》编辑部一九八○—一九八二年发表的部分杂文作品。
（边）
△胡文彬选编的《红楼梦子弟书》，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子弟书》是《红楼梦》问世以来，民间艺人和曲艺作家根据小说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改编的唱段。本书共选编二十七篇，是难得的曲艺资料。
（沈楚）
△李汉平的长篇小说《梦·泪·梦》，描写一位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女青年季百凌三十年的生活道路，她为理想顽强奋斗的精神，能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鼓舞与启迪。
这部小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