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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彭明
重视人物传记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传记占了一百一十二篇，即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是人物传记。因此，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纪传体的通史。它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去揭示当时的政治状况，说明和判断历史问题。我国历代修史，都很重视《史记》这种体裁。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
在国外，一些史学家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共四巨册，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的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传记的重视了。
在国内，海峡两岸都很重视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台湾出有专门反映传记的大型杂志；一些民国人物传记的专著或回忆录，也出版不少，如曹汝霖在他所写的《一生之回忆》一书中，对研究五四运动史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虽然书中到处可以找到作者为自己辩护之词，但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参考研究价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的《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完成大半，公开出版已达三集，发稿则已达七集；再有若干年，便可全部完成。民国人物的专著，如《孙中山传》、《袁世凯传》等，也都出版有许多种。至于一些通史、专史或教材性的书籍，涉及到民国人物评价的，那就举不胜举了。
我个人读书不多，了解情况很不全面，现仅就所见、所闻、所想，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宣扬天才论、宿命论。特别是在评价正面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
我谈一点个人的回忆和感受。1948年，我在东柏坡，当时萧三同志在那里修改他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一本书。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聊天。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诫他，在写毛泽东本人的传记时，不要象国民党给孙中山写传那样。后来，我才了解：1948年春，晋察冀出有一种小学课本，书中说毛泽东从小时候就打菩萨，破除迷信。毛泽东看后对周恩来同志说：这个课本说的不是事实，我小时候不仅不打菩萨，反而为了母亲的病去拜过菩萨。进城以后，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到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国民党是怎样写孙中山传记的呢？我只记得小学课本上也有说孙中山从小就打菩萨的事。1976年，有机会读到了一些解放前出版的孙中山的传记著作，才大开眼界，懂得了什么叫天才论、宿命论。
许多书都把孙中山描述成一个从小就具有革命思想的神童，有些书从翠亨村周围的风水来解释他的成长。最妙的是有人从孙中山的相貌上来解释，说凡是人的相貌长得象母亲，性格又象父亲的人，都可以成为伟人！
这难道是科学的吗？当然不是。
解放后，我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当然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过去的影响并非一下就能消除的。有些传记著作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宿命论、天才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我们应该从社会条件和实践活动，来研究一下伟大历史人物的成长。
此外，在评价正面人物时还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好话不怕说过头（因为“大方向”没错），缺点、错误不能讲。这几年，看党史人物传记，这一点特别突出。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的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我们历史地分析一些伟大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更加可尊，更加可信、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脸谱化。特别是在评价反面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
什么叫脸谱，古典戏剧中，红脸是正面人物，白脸是反面人物，小丑鼻子上画着一块白。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好人、坏人。正如小孩子看戏一样，一出场就要问是好人，还是坏人？
戏剧艺术可以这样，作为历史科学，就不能这样。
但是，我们的一些传记书籍在描写人物时也往往脸谱化。先端出一顶定性的大帽子，然后在帽子下面塑造人物，引证材料。只要是反面人物，从一生下来就是坏蛋，没有一点是处，甚至使用一些谩骂、讽刺、挖苦的词句，而不注意科学性。比如说，在讲蒋介石时，相信郑三发子的传说，追求趣味化，把他和孙中山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说成是投机活动，等等。现在经过调查，郑三发子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说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关系什么都是投机活动，这不仅是批蒋介石，而且也贬低了孙中山。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曾经对蒋介石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的工作。现在看来，有些史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那时还不可能去全面地研究和科学地叙述蒋本人的历史。
我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首先弄清事实，然后从中总结出规律。
王首道同志讲如何评价党史人物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人民日报》1983年12月9日：《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我觉得文中的观点和原则，在评论民国人物时，也是适用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写了汪精卫和杨度，比较实事求是，反映很好。汪和杨是民国史上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一个是由好变坏，一个是由坏变好。我们并不因汪的后期变坏而否定他在同盟会时期的功绩，也不因杨的后期变化，而否定他在筹安会时候的劣迹。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才能使读者从科学的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同是军阀，也不一样。新军阀和旧军阀不一样，就是旧军阀，各派系的人物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要把各派人物的特点写出来，不要写得千人一面。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切忌简单化。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前人。那当然是只能一概否定。如说“宋教仁是个议会迷”，这显然是袭用了六十年代批判修正主义时的说法。翦伯赞同志生前就对这个说法很反感，他说宋教仁是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不搞议会，又搞什么呢？的确是这样。在当时，议会民主比较封建专制总是一种进步吧！
民国史的研究上必然会遇到一个广大的中间阶层、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中间阶级、中间党派是客观存在，中间路线是主观意图，它们不是相同的概念。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和中间路线也不是一回事，要作具体分析。当着国共两党斗争激烈，又是一方暂时强大、一方力量较弱，而暂时强大的一方又走向法西斯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中间政治主张的出现并不是坏事，它对法西斯化起了削弱和牵制的作用。所以法西斯主义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当解放战争达到进行决战的时刻，弱的一方已经变强，进行反击和进攻，而原来强的一方的统治将被推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再出来宣扬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批判中间路线只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对极少一部分人讲的。
因此，在全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处于统一战线中的各中间阶级、势力、民主党派所起的作用，应给以具体的分析和估价，特别对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分别立传，使其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在修史，建议民国史的传记工作者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共同研究。当然，首先还是要加强征集和丰富这方面的资料。
写好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传记，使其在民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各卷，都给予了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篇幅，这是很对的。今后还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这是作者在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
的发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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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序言
黎澍
吴晗（1909——1969）是个勤奋、正直、诚实的历史学家。1934年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讲授明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南下，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学历史系。以后，又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一贯爱好自己的工作，以研究明史有名于世。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肆无忌惮地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对。全国性民主运动随之高涨。吴晗也不再埋首书斋了。他握笔奋起，为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呐喊、反抗。明史这时成了吴晗手中的战斗武器，他在1943年写了一本讽世的历史著作，名为《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四十年代末，又改写为《朱元璋传》。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许多后来编入《历史的镜子》一书中的借古喻今的短文，极力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他和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和进步学生结成了知心朋友，在黑暗中寻求着光明，由一个勤奋的、正直的学者，奋起而为反法西斯的爱国战士，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了著名的民主人士。
全国解放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并在1957年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这是吴晗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转折。他担任副市长，当然工作繁忙，但并未因此放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活动。他是新中国历史学三个大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重绘中国历史地图的发起人之一，他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同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历史教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历史学界许多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他同历史学界的联系，对普及历史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普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以富有远见的精神主编了两种历史小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每本一二万字，他自己写的《海瑞的故事》就是其中一种。1966年以前，《中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一百四十七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五十九种，多由他亲自组稿和改稿，可谓煞费苦心。普及工作所需要的渊博的知识和勤勤恳恳的办事精神，在他身上都获得了突出的表现。
吴晗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多年时间里利用余暇改写《朱元璋传》，自谓原书“指桑骂槐”，缺乏历史态度。改写宗旨在充实内容，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一本翔实的科学著作。对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很用了一番功夫。有人讥讽他改写此书，“无非是要稿费嘛”。实在太冤枉了。试问一个作者前后费二十年时间，四易其稿，最后写成一本只有二十多万字的著作，所得能有几何？因为拿了这点微不足道的稿费，竟受讥于人，其实何损吴晗！适足以为说者自身的写照而已。此外，他还经常为报刊撰写知识性随笔，有时积极响应号召，写些配合政治需要的历史论文，如《论海瑞》等。
吴晗最后成了悲剧人物。一些戏剧界的朋友大概因为他常常参加一些关于历史剧的讨论，鼓励他写剧本。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写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历史剧，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由于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他才破门而出，以历史学家而从事戏剧的创作，几经修改，终于写成。这个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以廉洁和正直敢言闻名的清官。剧本写了这个清官。可是这个剧本在现实舞台上却成了一个大悲剧的序幕，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用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借端，吴晗在这个大阴谋下被罗织罪名，大张鞑伐，致以身殉。当年提倡学习海瑞，本来意在用一个封建社会的直臣作榜样，鼓励发扬民主，批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响应这个号召而招杀身之祸，构成举世震惊的文字狱，忠良见嫉，情理反常。吴晗的悲剧就在这里。这个悲剧的动人心魄，使人深感遗憾，也在这里。
吴晗去世以后十年，冤狱平反，人们思念他，惋惜他，同情他的遭遇。为发扬他的史学成就，过了十四年，即1983年，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并以纪念今年他诞生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全书四卷，约二百余万字。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选集，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吴晗曾将自己手订的一个集子取名为《春天集》，表示了他对祖国美好前途的向往。尽管十年内乱造成了巨大的曲折，“四人帮”倒台后又经历了三年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毕竟春回大地，百花争艳。吴晗的这部选集，不愧是花丛中绚丽的一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将是类似的悲剧的结束，永远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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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夺取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中心——上海而发动的英勇斗争。这次起义震惊了全国和全世界，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1926年9月初，北伐军向江西推进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就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归附北伐军。这一事件影响加速了起义的进程。17日召开的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进一步部署了起义行动，决定以罗亦农为起义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为公开总指挥。
10月23日下午5时，上海区委发出了起义的动员令。起义的计划是：第一行动，制造局；第二行动，闸北；第三行动，南市；第四行动，浦东。各区听到信号后，即夺取警察署和向孙传芳军队驻地进攻。但此时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我的变化。首先是夏超兵败，23日孙传芳军队进占杭州，夏超于余杭公路上被击毙。其次是起义消息泄露，市内敌人已作戒备。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区委根据外文报纸报道：九江已克复，叶开鑫倒戈，仍决定按原计划发动起义。到预定时间，由于作为起义信号的军舰炮声未发出，以致大部分起义队伍没有发动起来。南市的起义工人袭击了警察署，但因孤立无援，不得不很快停止行动。起义中，优秀的共产党员奚佐尧、陶静轩被捕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党总结了教训，以更大的勇气准备第二次起义。
1927年2月11日，上海区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为起义规定了正确的方针。2月18日，北伐军进占杭州。同日上海总工会正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时，忽然传来北伐军已打到镇江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举行总同盟罢工。从19日起，四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十六万。罢工实现后，全市电车停驶，轮船停开，邮局关门，百货公司停业，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
工人的罢工遭到了军阀的残酷镇压，孙传芳派出的大刀队在街上到处残杀革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从21日起，工人自发地起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局部的战斗。于是，党决定把罢工转为起义。22日，北伐军占领了石湖荡，前锋离松江只十二里。下午4时，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于晚6时“全上海动员暴动”，同时，宣告正式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这次起义以停在黄浦江中的建威、建康两舰开炮为起点，随即开始了工人夺取武装的斗争。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又由于此时总罢工已延续了四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群众已感疲惫，一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大。因此，23日晚，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作出了停止暴动的决定。
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与第一次起义不同，这次起义把武装起义同总同盟罢工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经受了锻炼，从而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月23日党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在决定停止暴动的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九条方针，主要是：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地打击右派。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八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夺取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党从各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准备：第一、利用孙传芳兵败、鲁军毕庶澄部接替孙军防守上海而出现的间隙时机，迅速恢复了被打散的组织。第二，成立了宣委，出版了《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通讯》等多种刊物；组织了宣传队，散发传单，举行演讲，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第三，加强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召开了全市工人紧急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工人武装自卫、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等二十二条斗争纲领。第四，进行了市民政府的筹建工作。3月12日，召开了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推选出由各阶层代表三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第五，特别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从购买枪械、调查敌情、训练和整顿武装起义队伍到制定起义计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组织并训练了三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
3月17日，松江方面的北伐军向浦南进攻，孙传芳军队向上海退却；苏州附近的吴江也为北伐军攻占。在此形势下，上海人民革命斗争情绪空前高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纷纷倒戈投降。守备上海的军阀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归附北伐军，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接着率领停在吴淞口外的三艘军舰驶赴九江；毕庶澄也秘密派人与北伐军接洽投降事宜。
起义的时刻临近了。19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作出了21日全市“一致动作”的决定。下午2时半，罗亦农发布了起义预备动员令，命令各区、各产业总工会作好准备，随时等待命令。
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龙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根据党的决定，21日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决定从中午12点起，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八十万人。总罢工实现后，起义队伍迅速按预定地点集合，在租界的工人也纷纷涌向华界。从下午一时起，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七个区的工人起义队伍同时向敌人进攻，经过激烈的巷战，很快攻下了除闸北区外的各警察署和兵营，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切断了敌人的电源和水源，于当晚全部胜利地结束了战斗。最后，决战集中在闸北区。
闸北区是敌人防御力量最强固的区域，上海五千守敌，主力集中于此。起义开始后，集中在闸北的起义队伍，除本区外，还有沪东和沪西的工人共十余万。群众进攻的重要目标有七处：北火车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五区，广东路和中华新路警察分署，天通庵车站。敌人用大炮向市镇轰击，在鲁军中的白俄兵也以铁甲车开炮射击。一时炮声密集，巷战遍及全区。至下午4时，工人占领了各警察署和湖州会馆。起义目标就集中到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处。为了各个击破敌人，指挥部决定先对北站取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攻势。
起义队伍于22日中午首先攻下天通庵车站。当场被俘的敌人有三百余人。
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敌人人数虽不多，但拥有机枪和大批炸弹。纠察队曾写信劝降，未果。起义队伍在攻下天通庵车站后，即发动对俱乐部的猛攻，至22日下午4点，敌人终于投降，一部分敌兵换上便衣企图逃跑，被工人活捉。
战斗最后集中在北火车站。由于敌人纵火焚烧民房，使北火车站一带成为一片火海，造成起义队伍在巷战中进攻的困难。但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冲向北站，形成围歼之势。战斗中工人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顽强搏斗。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陈独秀派人送信给罗亦农，要工人停止战斗，向大场方面撤退，被罗亦农拒绝。下午6时，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上海工人阶级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攻下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后，3月22日第二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共产党员占了九名。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后，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上海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金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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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出版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但没有人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