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云中走笔
雨雪风霜伴我行
黄宗英
云，你能准确计算自己的日夜行程吗？
云不回答我。
那么，我这个属云的，也不必翻查自己在颠簸的汽车里写下的天书般的笔记，爱听那伴着引擎、喇叭、对讲器、沙石呻吟的录音磁带，去详查走过的里程。在袖珍地图上，从南海边的蛇口，到大西南拉萨，也不过一指之遥，小意思！
时光，难道真的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吗？
是3月28日吧，我坐长途汽车（当地俗称“小巴”）离开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暂时离开了我的经理职务。到了广州。在菩提园大酒店葡萄藤下的雅室里住了两天，去到广州机场，登机北上，与导演蒋小松同志碰头后，一起去到成都，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小木屋》摄制组会合，开始自由式、随笔式的拍摄。我们没有剧本，只以我的报告文学《小木屋》为草图，即兴地抢拍、偷拍记录下真实的生活。全组分乘五部大小车辆，带上冬装夏服和铺盖，驰向景色奇丽、气候多变、弯道险峰叠至沓来的川藏公路北线。
5月20日，我们完成了藏东南波密森林野营生活等场景的拍摄后，兵分两路，一路东南行去察隅，继续拍摄植物生态学者徐凤翔的森林考察，一路西行往拉萨，拍摄我在“日光城”向支持科学家工作的各级各有关部门进行采访。之后，按计划应该是两路人马再会合，出藏。分手时，约定每晚进行电话联络。说来读者也许不信。才隔一日，我们与去察隅的人和车断了线。通过军用电话频繁联系打听，才得知他们中途遇大风雪。海拔四千多米的德姆拉山顶冰雪封道。他们只好在养路的道班工人住处留宿了两昼夜。路塞车堵人众，有的同志没地方困觉，钻进了柴堆里避风躲雪。当我们好容易接通电话后，我赶快问：“人都平安吧？大雪封道的镜头拍了没有？”对方高兴地嚷：“拍啦！拍啦！”看来，只要留得性命，我们是唯恐天气正常的一伙！
天公推迟了我们集合的日程，我乃有闲暇再度走笔西藏。军区招待所午夜十二时半熄灯，灯泡在眨眼报警了。我习惯地点起两支蜡烛，与白纸同度此良宵。5月底了，上海的姑娘们已经穿上露肩的连衣裙了吧？蛇口的伙伴们已经在新开辟的海滨浴场度夏了吧？北京的宾馆、饮食店、电影院都已“冷气开放”了吧？而高原上，五月雪、六月冰，依然是平淡无奇的常事。幅员广阔的祖国大地啊，我多么自庆是你的一名得天独厚的作家！
记得离开成都时，我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外衣，背上背包还冒汗。我不无遗憾地想：“这回拍不上川藏路冰雪漫道的镜头了。”前年11月底，我走川藏路回内地，一路玉树琼花凌柱，煞是壮观，唉，入西藏而无雪，终是有所欠缺。
5月2日，摄制组来到马尼干戈兵站“打尖”。中饭时，宣布下午三时半出发去新路海湖畔，准备拍摄帐篷外的篝火和湖中月影。丽日当空，一路颠簸劳累，我乃闭目小憩。才片刻，只听得淅淅沥沥。睁眼一看，窗外起大风飘冰霰了。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咋咋呼呼地吆喝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快！快！机器准备……”但，说时迟，那时快，瞬间风停、霰消、云藏、日显。小伙子责怪我：“黄老师，您一嚷，我们还以为着火了哪。”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了。我不再吭声。按时随队出发到湖边，傍晚，篝火刚刚燃起，火苗恰象向天公发出的信号，雪花儿无边无际纷纷扬扬抛洒下来。羽绒衫湿了，帽檐白了，眉发结霜了。摄影师用一把大伞遮挡机器，导演全不管柴湿烟浓风猛，熏烤得我们个个眼红鼻子酸，还让我即兴做《小木屋》歌词。年轻人弹起了吉他、吹起口琴、敲起空罐头筒，我们一直唱到积雪埋没了脚背，兴犹未尽。第二天启程时，雀儿山群峰赛披雪裘。老天爷真大方，不惜工本地为我们搭了百余公里的大雪景！
当然，行车高原，并非一直都那么愉快轻松，一次，我们的解放牌大车瘪了前轮，车身离悬崖只不到一拳的距离，司机的额上流下黄豆般的汗珠。在司机班长金巴师傅的指导下，小伙子们一起动手换轮胎、修车，才一解除危险，体格最壮实的、一路唱不停的小沈就哇哇吐开了，面色铁青、嘴唇发紫、头部剧痛，赶快扎上我的黑红花围巾，老实地躺在车厢角落里，不吭声了。导演蒋小松，因心肌严重缺血，在四川雅安就被迫含泪返程了。我们的随队医生小高，自己被高原反应撂倒了，二十四小时内，阵发三次心绞痛，被留在川藏边界的德格县的医院里。最近，才使人十分揪心地由德格医院医生沿路陪伴返回成都。但总算还好，没出大事。一路上，咱们组还和当地军、民、学生举行过多次篮球友谊赛哩！女医生小段，为了阻止赛球，急得都哭了。最后，段医生也上了，还扔进一个球哩！虽然不适应高原，每赛必输也高兴，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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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荐”应有奖罚
元惠
我们提倡“荐贤”，但从荐贤的现状看，实际上有贤，也有不贤，甚至有“恶”。我们的荐举，大量的是内荐，也就是领导班子成员向组织建议对某人委以重任，虽然须经集体研究才能决定，但那荐举实际上作用很大。其次是所谓“外荐”，即领导班子之外的人，比如下属、上司和平级干部提出的，自然也需要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荐举人的影响，却是因人而异的。再其次就是自荐了。
有趣的是，三种荐举，唯有自荐者须许以种种承诺，或曰立什么“军令状”，以表示对自己的“毛遂自荐”负责。其他两种形式的荐举，被荐者是人才、庸才？几乎与原荐人无关。这样，对于那些出自公心，善于识才，据理荐才，有功于干部“四化”建设者，未能论功行赏；对于那借机行私，压制人才，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又很少追究责任。这就容易给一些思想不好，党风不正，以权谋私之辈，乃至“三种人”以可乘之机。
荐举干部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事，对于所荐者的社会效果，理应定期进行实践检验，依据荐之优劣，对原荐人给予适当赏罚，这不仅公正，而且必要，可惜建国三十五年了，至今还没有此种章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记得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有关于赏罚保举人的规定，“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不论其本职工作干得如何，“凡滥保举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黜为农”，类乎我们今天的“开除公职”，处罚是够重的。此一规定是否妥当，当时执行得如何，我们且不管它，但我觉得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在一百三十年前在用人上能考虑到这一层，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我们是否也该从中吸取一些可用的东西呢？
许多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荐举者实行赏罚，很有好处。据报载，陈秀云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哈尔滨市二轻局党委副书记，这自然不能算什么奖赏，但谁都明白，这种做法包含着对她过去冒着坐牢的风险保举科技干部安振东这一行为的肯定和鼓励。这是一个好兆头，值得高兴。可是，对于那些“举非其人”者该如何惩罚，尚未见到实例，说明至今仍未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由于我们过去存在着实际上的干部终身制，某人犯了错误，追查其荐举人固然有一定困难，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追查一下好。比如吉林省图们市基建公司党委书记，在该公司去年承建的百货大楼倒塌后不久，被提升为市建委副主任，前不久又调任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是谁把他荐举到高位上来的，难道会查不清吗？类似这种怪事，希望在整党中一一进行追究，叫推荐失当者负着他应负的责任。
依据荐的得失，对荐者给以必要的赏罚，势在必行。难道什么都改革，惟独荐人这个方面还要不分好坏地吃大锅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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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瑞两国的文化交流
石琴娥
国际笔会会长、瑞典著名作家珀尔·魏斯特贝先生应中国笔会邀请最近来我国访问。中国和瑞典两国的文化交流正日益发展。瑞典文、史、考古科学院副院长、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于1980年把《水浒传》直接从中文译成瑞典文出版。他对《左传》、《公羊》、《穀梁》和荀子的学说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1982年10月访华时，他向我国语言学界作了《关于上古汉语表达情态的几种方式》的学术报告，受到我国语言学家的高度评价。去年马悦然教授又翻译出版了闻一多和艾青的诗选《死水与黎明》。马悦然教授的几位高足，有的专门研究鲁迅作品，有的专门研究茅盾和巴金，还有的专门研究郭沫若和冯至的诗。我们的名著被译成瑞典文出版的有毛主席诗词三十八首，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冯至的诗选等。他们对我国青年作家的作品也很注意。
瑞典戏剧家协会主席吐里·柴特霍尔姆发表过描述义和团起义的长篇小说《洋鬼子》。他的剧本《上海的妇女》是一部反映新旧中国妇女巨大变化的话剧，在瑞典上演后，引起很大社会影响。去年他又出版了描述西藏巨大变迁的长篇小说《红色的佛》。斯文·林德奎斯特是个在中国居住过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亚洲的经验》和《吴道子的故事》，为瑞典人民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作出了贡献。进步作家扬·米尔达尔1963年的《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是在我国西北柳林村实地考察了三个月后写成的。
随着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我们对瑞典已不陌生了。我们翻译出版了斯特林堡的代表作和他的戏剧选。由瑞典著名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尼尔斯历险记》改编的电视系列片长时期在我国电视中放映。此外，我们翻译出版了素有北欧高尔基之称的伊·鲁—约翰逊的短篇，介绍了工人作家埃温德·雍松的类似高尔基《我的大学》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的片段。由彼·乌·艾克斯特隆姆所著的反映瑞典农村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夏日俪影》，不久将同中国读者见面。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从1980年至1983年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的十几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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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都文化风貌笔谈
应恢复坡屋顶的地位
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陶逸钟
北京城从公元1153年的金代就是历代相继建都之地。城市布局紧凑、严谨、庄重、雄伟，充分体现了我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和历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城。可是多年来几经战火破坏，现存之古建遗物已属珍宝，对此我们要加倍地爱惜它，维护它，以传至子孙后代。
北京的建筑本来就有它的特色。宫殿庙宇体现出庄严雄伟的气魄；庭园花苑体现出玲珑剔透的秀丽风光；一般居民矮矮的青灰瓦坡屋顶的四合院则体现出安静肃穆的气氛，同时也充分地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古代各类不同的建筑物都具有它自身的格调和造型，造型可以体现出建筑物的内容。这就是北京历代建筑在建造中构思上所掌握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法则。这个法则在五十年代曾为我国设计人员所继承并有所创新，很好地完成很多任务，使北京市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但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北京城的建设走了弯路，出现了大量单调、贫乏、模式化、千篇一律平屋顶的建筑造型。这种造型，不单出现在北京城，几乎也遍及全国。此外在门户开放后的七十年代后期，国外的大玻璃窗，横线条的造型手法，首先影响到南方地区的建筑中，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相互照搬抄袭，不顾自然条件的不同，又刮到寒冷地区。此风亟待刹住，否则又要造成大量能源和基建投资的浪费。
就北京建筑来说，我认为应该恢复坡屋顶在建筑中的使用地位，以丰富北京建筑的简朴大方、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优美适宜的空间环境效果。因此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北京特色的建筑风格新途径，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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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魄力与权威
延曦
据上海《文学报》披露：中国作协会员任彦芳的住房紧张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之前，却经历了一场“持久战”。
任彦芳1946年参加革命，算得“老干部”；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堪称“知识分子”；论贡献，“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年诗人”；论年龄，恐怕也不会小于五十岁了。然而多年来，他的居室一直拥挤不堪。去年1月，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省文化局解决，没有结果。4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亲赴任的住处看望，表示关切，也没有结果。今年2月，省委常务书记（即原文教书记）再次要求省文化厅解决，仍然没有结果。4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竟让出自己一间住房给任使用！只是后来在省委第一书记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干预下，历时一年又四个月，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算算看，为此区区小事，上上下下惊动了多少领导！前前后后浪费了多少光阴！为一些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哪怕稍稍改善一点生活条件，常使人有“难于上青天”之感。可与此同时，一些“官”不大，神通却不小的人物，为自己或亲友弄房子，却“易如探囊取物”！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更值得深思的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其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可处理起这类小事，却往往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看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否迅速而有成效地落实，不仅需要领导干部的关心，尤其需要领导干部的魄力和权威。对于那些顶着不落实的人，不妨“说一不二”地办他几个！否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英明，又有什么作用！坚决把那些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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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
吉巷
这首诗就叫富。
新鲜吧——
她是从一号文件上飞来的，
她是从春的足音中跑来的，
她是从暖暖的心窝醒来的。
好讯哟，
富民政策又升了一级；
春天哟，
你的脚步也愈跑愈勤；
心田的小麦还没有黄，
希望的油菜就抱荚了。
诗人大哥，快来看，
我的秧苗长得可比你高。
不要啧啧我新添的二层楼房，
不要惊叹存款单上我的数字，
羡慕吧，
市场上我又多一方地盘。
富——应该处处受到表扬、称赞，
并且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