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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进行流通领域经济效益大检查
揭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
省委指出：绝不能让腐败无能的人、官僚主义者继续占据领导岗位
本报讯 记者张述圣报道：5月底，甘肃省委经济工作部、省政府经委通报流通领域经济效益大检查的情况，公开揭露一些单位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负责同志指出，对那些由于官僚主义严重、企业管理混乱而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领导人，要严肃处理。
甘肃省流通领域经济效益大检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商品积压。据省级财贸、工交厅局12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库存积压商品三亿多元，不少基层单位积压商品占库存的40％—50％。
财产损失。据商业、供销、医药三个系统统计，1982年和1983年两年，损失财产六千万元，如果把自然灾害和商业削价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金额在一亿元以上。
不正之风。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东乡族自治县民贸公司经理马明山将公司库存的棉布交女儿加工服装近一万件，领取加工费四千多元。加工出的服装又小又难看，没有销路压在仓库里。他还把公家的汽车交给儿子拉私货，不交运费，车辆小修报大修，去年仅车辆经营，就亏损一万二千九百元。金昌市供销社将进货不久的一百台日本进口二十英寸爱迪牌黑白电视机、二十台立体声四喇叭三洋收录机削价处理。电视机削价50％，收录机削价70％，由该社和基层商店大小头目瓜分，影响极坏。
损失浪费。一些单位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负责任，损失浪费十分惊人。去年11月，甘肃省供销社天水购销站，从四川、湖南购进蜜桔三十五万斤，其中二十八万斤在产地就发现出水、上霉，调进后又推销不力，霉烂九万三千九百斤，损失二万八千六百元；削价八千六百斤，损失二千七百元。甘肃省经贸厅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有关人员严重渎职，1982年和1983年，有一百八十二吨白兰瓜、一百○六吨大蒜、二十吨百合干，发往港澳市场后霉烂报损，三项共计损失五十六万七千元。还有一个副科长竟擅自作主给港商赔款四十一万元港币。甘肃省供销社徐家湾仓库，商品丢失无人过问，霉烂变质不作追究，仓库管理极为混乱。这次检查中发现，烂掉了八万二千多盘卫生香、八万把笤帚、七百多个拖把。仅卫生香一项就损失五万六千元。一个由两名管理干部、七名待业青年经营的石化产品销售服务部，在三年的时间里共损失商品二十三万多元。
省委有关负责同志说，要将这次大检查引向深入，把所有的问题都揭露出来，选择典型，重点突破，解决流通领域不正之风和糟踏国家财产问题。对已查清的重点单位和重点事件，要限定时间作出处理，绝不能让那些腐败无能的人、对人民财产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继续占据领导岗位，坑害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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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败家子可恶
水工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败家子呢？今天本报发表几篇报道，揭露流通领域里惊人的损失浪费。那些掌握着人民给的权力，而又把人民的财产当儿戏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败家子。
流通里的损失浪费，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量的是管理方面的，即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请看：甘肃省供销社徐家湾仓库，商品丢失无人过问，霉烂变质不作追究；浙江宁波市去年烂掉苹果六十九万斤，水果批发部主任赵岩、副主任葛善祥，副食品公司经理潘静，严重失职，眼看水果烂，不采取措施。工人、农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白白地糟踏在这些人手里，岂不可惜，岂不可恶！
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败家子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何能够存在下来？过去讲“大锅饭”养懒汉，说得对；其实“大锅饭”也养了一批败家子。干多干少一个样，懒汉安然；干好干坏一个样，败家子无恙，
“大锅饭”成了培植败家子的温床。这是一。二，过去虽然对这些损害人民财产的败家子进行过一些揭露，但往往处理得很不力，一些人即使被迫作点检查，也是在“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的大帽子下溜之大吉；有的人受一点“处理”，常常是从甲地调到乙地，甚至官还当大了。这不仅不能教育本人，也不能以儆其余。
一个家庭出了败家子，败的是一家一户的财；当人民家的人成了败家子，危害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于这样的败家子，当今之计，一要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彻底打破“大锅饭”；二要象甘肃省委提出的那样：不让腐败无能的人、对人民财产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继续占据领导岗位；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应该进行必要的制裁。让败家子的日子不好过，人民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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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波烂掉苹果六十九万斤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市纪委，于5月20日严肃处理了该市副食品公司和水果批发部烂掉苹果六十九万斤，造成经济损失十八万六千元的严重事件。负有责任的批发部党支部副书记、原主任赵岩被撤销党内职务，副食品公司原党总支书记、经理潘静及批发部原副主任葛善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们在得悉苹果受损失时，既不采取措施，又不及时向上汇报，任凭大批苹果在车站腐烂变质，最后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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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土产进出口公司
一起“榨菜事件”国家损失百万元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1982年上海土产进出口公司不作慎重考虑，通过一家零售商店到四川向重庆山城副食品商场购进上千吨出口榨菜。因到货霉烂变质，全部不能出口，也难以作内销处理。造成金额达九十四万多元的货款悬案。土产进出口公司为了补偿这笔巨额损失，又用所谓“补偿贸易”方式，再通过该商店到外地去组织出口商品，从商店收取的手续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赔款。但是，进仓的商品合格率不高，缺重严重，又给国家造成损失。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某些人接连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一错再错，但时至今日尚未查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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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鸣县标营粮库百余万斤粮食霉变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道：武鸣县标营粮库防化员严重失职，粮库负责人官僚主义，使一百三十七万斤粮食全部霉变，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二万多元。有关当事人已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对防化员黄锡乐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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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营活 换代快 拚劲足
——记破土而出的上海街道小厂
本报记者 章世鸿 吕网大
编者按 上海市这几年新办起来的不起眼的街道小厂，生产发展快，经济效益好，超过了许多全民所有制的大厂。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无“大锅饭”可吃，职工也无“大锅饭”可吃。看来，城市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打破两个“大锅饭”。谁这样做了，谁就进步快，发展快，就能较快地富起来；谁不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墨守成规，谁就要落后、被动，最终被淘汰。大厂和小厂，集体和全民，改革的途径可以不同，方法也可以不一样，但改革的原则，改革的目的是一样的。
原来不起眼的上海一千一百多家街道小厂最近很引人注目。1978年到1983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5．79％，其中集体所有制工业（包括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发展快，每年递增18．8％，而集体企业中递增最快的是一千一百多家街道小厂，每年平均递增29．4％，五年来上交税利翻一番。今年4月份，上海街道小厂的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48％，大大高于全市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
商店的橱窗是最好的见证。现在，大商店的橱窗中，街道小厂的产品同国营大厂的产品并列。凡热门货，如电视机、电风扇、四喇叭录音机，街道小厂也都在装配生产。电视机，小厂一年就生产三十万台，以价廉取胜，同样供不应求。
这一千一百多个街道小厂由街道自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死盛衰决定于企业自身。它们不拿国家资金，又无人、财、物计划渠道，面临的困难很多，处于劣势地位。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国家不管了，加在它们身上的条条框框也少了，经营自主权反而比国营厂多些，活动余地开阔些，这正是它们的优势。街道小厂这几年所以出现高效益、高速度，秘密就在这里。
这些小厂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快、活、小。
快，是指产品调整和更新换代快。为了求生存，这些小厂对市场信息特别敏感。国营大厂掉头困难，转一次产，开会、扯皮、公文旅行得几个月，往往坐失良机。而街道小厂“婆婆”少，决策快，行动快。他们的资金靠街道自己积累，因而手中有财权，物资和供销渠道面向全国。长宁区华阴街道工厂原来很穷，只有二十八万元资金。他们择优投资，决策果断，企业兴旺发达，五年内产值和利润猛增十倍，成为全区最富的街道小厂。这些小厂有了信誉，银行也给贷款，外商也同他们搞补偿贸易，发展越来越快。虹口区有四个小厂同外商搞出口业务，从签约到投产，短的只有二十天，长的不过两个月，深受外商称赞。
活，是指分配上、用人上有很大的灵活性。从1980年起，上海街道企业实行“全额利润提成奖”，奖金同经济效益挂钩，上不封顶，这个办法对近几年来街道工业的迅速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静安区延中街道成立了以复印机为主要产品的工业公司，公司试制新产品都同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签订承包合同，如期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发给超额奖，完不成则扣奖金。这样一来，这个公司五年内产值和利润增加五倍，每年有四五种新产品上市。公司经理说，搞好分配才能刺激生产，让一部分有贡献的人多得到报酬。其实得利最多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
在用人上也搞得活，可以招聘，借用，凡有用之才都可进厂，多多益善。街道闲散人员中就有不少能人贤士。这些人进不了国营厂，街道小厂对他们开门，小厂也充分利用社会科技力量，同外厂技术人员搞“业余承包”。各街道厂的人才也可以流动。过去技术人员都不愿进街道小厂，现在不少国营厂的技术人员愿调到街道小厂。道理很简单，一些大厂人才积压，加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难，个人的本领施展不出来。一到小厂，人尽其才，很快出成果。
小，是指小厂的机构精简，层次少，矛盾少，官僚主义少，办事效率高。
“开拓、创新、发展”，这是一家街道小厂的口号。也可以说这是上海街道小厂五年实践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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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抗洪救灾
因民矿全面恢复生产
本报讯 遭受特大泥石流灾害的云南省东川市因民矿，在上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发扬舍己为公，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仅用了十九天时间就恢复了生产。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多钟，因民山区由于猛降暴雨，百年不遇的泥石流从黑山沟奔腾而下，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灾情发生后，矿区的干部、群众在抗灾指挥部领导下，奋力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行列。在他们当中，有的同志不顾自己房屋被洪流卷走造成的艰难；有的同志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全力扑在抗洪救灾工作上。全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老工人和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前来支援的同志们，争先恐后地战斗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疏通了长达三公里的河道，并加固了危险河堤一千多米，恢复了公路运输和风水电系统。全矿所有坑口、车间在六月十五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目前，矿区商店、粮店已正常营业，学校已经复课。抗洪救灾指挥部一手抓生产，一手组织力量，进一步安置受灾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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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旺的西丽湖度假村
深圳经济特区西丽湖度假村，充分发挥经营自主权的作用，住房收费实行浮动和优惠，主动在香港和内地组织客源，增加服务项目，使旅游业四季兴旺，日益发展。1983年接待旅游者达三十三万人，是1981年的三点三倍，赢利增加九倍，成为全国旅游部门的先进单位之一。下图为度假村全景；左上图是经理部经理林谭煌在工作。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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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死补贴为活奖惩
西流乡实行干部岗位联产合同制
编者按 潞城县西流乡打破干部补贴“铁饭碗”，变死补贴为活奖惩，干部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农村基层干部分配方式的一个有益尝试。
目前，农村中不少地方基层干部的报酬办法同“双包”以后的形势很不适应，有的仍然是不问工作多少和好坏，一律定期领取补贴；有的脱离当地的生产水平和农民的富裕程度，给干部发高工资，群众意见很大。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应该把农村干部的报酬同工作的好坏、同农民的收入多少紧密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签订岗位联产合同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本报讯 通讯员刘建平报道：最近，山西省潞城县西流乡同六十四名村干部签订了岗位联产合同，变死补贴为活奖惩，解决干部补贴上的平均主义问题。现在，潞城县委正在全县推广这一作法。
过去，西流乡的村干部一直是领固定补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也没有改变。这种补贴方式，调动不了干部的积极性，弄得许多群众急需办的事没人管，而干部中却又有好多人感到没事干。针对这个情况，西流乡党委决定变死补贴为活奖惩。具体做法是：各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干部补贴总额不超过承包收入百分之二和人均补贴不超过中等劳力收入水平的原则，确定干部补贴额。然后定出不同干部的工作任务及要达到的主要经济指标，协商后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年终考核，完成得好的可以多领补助和奖金，完不成的不仅不能领补贴，还要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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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原哈尔滨市南岗区国营文明食杂中心店的党支部书记和副经理等九名干部，其中七名是党员。上月中旬，这家有一百四十五名职工的国营商店进行了“国家所有、承包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改革，中心店被取消了，原来所属三个门市部实行独立承包经营，由职工民主选举经理。结果，原来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和两名副经理全部落选。不仅如此，他们三人和另外六名管理干部成了三个门市部谁也不要的“编外”人员。
这件事给九名干部带来了几十年来思想上从未有过的巨大震动。1945年参加革命的党支部书记崔文祥是行政十七级干部，副经理袁玉义和高克功也都是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干部。落选后，他们和其他几名党员干部思潮翻滚，各自怀着惭愧、痛苦的心情陷入了深思和反省：为什么群众不选我们？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一夜之间就成了多余的人？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就失去了职位和权力，在亲戚儿女面前怎么交待？那几天，他们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的想找上级评评理，有的年纪大一些的想提前退休算了。可是，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工作确实没有做好，商店经营管理不善，近三年就亏损了六万多元。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过去长期躺在“铁椅子”上，端的是“铁饭碗”，反正商店办好办坏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无关，上班时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了也是指手划脚多，办实事少，也不去钻研经营管理知识，真是问心有愧啊！
几天以后，九名干部凑在一起商讨开了：既然改革已经改到了自己头上，“逼上梁山”，只有一条路：挺起胸来干！权失了志不能失。我们也有两只手，完全可以自谋生路。干脆把办公室改成营业室，打开大门自己开个新店。他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也得到同行业的帮助，开店的准备工作一路“绿灯”，不到半个月，小店就开业了。
现在，九名干部每天穿着洁净的白大褂站柜台，从过去坐着喊到现在站着干，既是营业员，又当采购员，还是装卸工和值班员。他们延长营业时间，走出商店卖货，清晨四点赶早市，笑脸相迎待顾客。开业后头八天，营业额就达七千多元，预计到年底可向国家上交税利两万多元。九名干部在改革中经受了考验，开始了新的长征。人们从他们身上，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能“官”能民，能上能下，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优秀品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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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反应
近来，本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批评大明眼镜店的店风。一个老店，技术基础又好，为什么这么多顾客有意见？店里的领导人、职工，该是好好地想一想了。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企业都要努力改进服务工作，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营水平，以此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大势所趋，名牌老店也不例外。许多实践都证明，不为顾客着想，不以信誉第一，最终是要倒霉的。 ——编者
这是“大明”的老毛病了！
贵报1984年5月29日刊登《“大明”何时放光明？》的来信，勾起了我心中一段不愉快的往事。那是1981年，我在该店配眼镜，发现配的右眼镜片有一米粒大小的泡状物，当即提出换镜片。可服务员先说不影响质量。后来“重做”也仅仅是把泡状物磨去了，右镜片比左镜片薄了许多。我提出意见，服务员反斥责我：你说的问题不存在就行了！不一样薄不算问题。日子长了，那镜片的左上角竟爆了一个洞。眼下到处都吹荡着改革之风，大明也应改掉老毛病，换换新风了！
北京市服装一厂 刘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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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反应
我有同感
读了姜波的来信，颇有同感。过去进“大明”，一感拥挤混乱，二感服务态度不好。眼下新的营业厅虽然宽敞明亮，服务质量却依然如故。本来“大明”这块招牌历史是很久的，可十年来我配的几副眼镜，总是不很合适，甚至没法戴。不注意提高服务质量，好招牌也会倒的。 陈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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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反应
大明来信编辑同志：
看了姜波的信，我们感谢他的批评。我愿亲自接待姜波同志，了解验配眼镜的情况，以便配上合适的眼镜。我们欢迎顾客来信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大明眼镜店党支部书记 王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