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实际出发 抓好农村文化建设
——江苏农村文化的新面貌
郑岩
编者按：随着农村四化建设的开展，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和领导，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江苏省有关领导把发展农村文化工作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上来认识，针对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发展农村文化，“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取得了成绩。这篇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报告内容很新鲜，指出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新经验、新路子，值得一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省农村的文化建设，出现了新的气象，打开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经验。
社会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历来是文化事业兴盛的基本前提。这几年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过去整日为温饱而奔忙的状况。社会政治的安定，思想束缚的解除，也使广大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丰富自己文化娱乐生活的正当要求。他们说：“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瓦房，看病要个好医院，看戏要个好剧场，念书要个好学堂”。目前，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乡（社）集镇建立了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有些地方已发展成为文化娱乐、业余教育、科学普及、群众体育和时政宣传“五位一体”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并走出了一条“以工养文”、“以商养文”的农民办文化的新路子。全省建有农村集镇影剧院四百多座，农村电影放映队三千多个，而村村落落的农民俱乐部、“青年之家”、业余文艺宣传队、个体电影队等等，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种农民为自己办文化的生动景象，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江苏各地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有两条是共同的。
一条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文化工作的针对性。由于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欣赏能力不同，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也不一样，就全省农村来说，目前还处在“下里巴人”的水平，但也有少数地方的农民要求看看听听“阳春白雪”了。因此，应该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搞“一刀切”。
另一条是要以青年农民为主要对象。各地注意研究青年农民在智能结构、职业结构、思想状况和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等方面不同于老一代农民的特点，舍得在提高青年农民的思想文化素养上下工夫，花精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为了适应青年农民对文化娱乐生活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各地的文化中心和俱乐部，一般都设有棋类、球类、图书阅览等文体活动设施，有的社队还举办美术、音乐训练班，成立业余文娱宣传队和业余创作组。凡是农村文化工作搞得好的社队，那里的青年风气就比较正，精神状态就比较好，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大。一些农村基层干部都很有感慨地说：“对这些小青年，磨破嘴唇皮，不如文化中心一本书、一盘棋、一台戏！”
队伍的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前仍应坚持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方针，在进一步发挥国家专业人员作用的同时，努力抓好民办文化工作队伍的建设。从各地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要着重解决这样三个问题：
一、要提高民办人员的社会地位。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脱离体力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的农民知识分子，这是农村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从根本上讲，农村民办文化工作人员，同国家专业人员一样，他们的职业与工作，都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各级领导要在政治上爱护他们，在工作上支持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农村民办文化工作人员的良好风气。
二、要提高民办人员的经济待遇。近几年来，随着集体经济力量的壮大，使一部分民办人员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但总的说来，民办人员的经济待遇水平比较低，不少地方尚未能使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家、地方、社队三方面结合起来，采取得力措施，方能解决。
三、要提高民办人员的业务素质。民办文化工作队伍最大的不足之处是业务水平比较低。今后，除了继续扩大具有中专文化水平的文化工作人员的比例外，还要由集体出资选送一批人到大专院校深造，培养更高一级的民办文化专业人员，改变单靠国家分配的状况。据无锡县统计，1982年以来有十三个公社选送了九十一名青年农民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学习、进修。现在农民中已经有了第一代不脱产的正规大学毕业生。一些社队还对民办文化人员试行技术职称制，进一步调动民办文化人员的学习积极性。
在江苏省，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农民自办的戏剧曲艺团体，还有一些民间流散艺人在各地农村演出。各地文化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要对这部分人员加以整顿，对他们演出的内容认真审查，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提高他们演出的思想艺术水平，逐步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在农村基层进行文艺宣传的“轻骑兵”。
文化建设经费应该坚持多种渠道筹集。目前，社队集体投资在整个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沙洲县1980年到1982年，采用“县里财政挤一点、社队企业出一点、自办企业赚一点、农民群众凑一点”的方法，筹集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其中社队集体对文化建设的投资占三年来总投资的30％。在这方面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向农民集资，在农民不合理负担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应该慎重对待，特别是那些社队工业不发达，集体经济力量不雄厚，直接要农民出钱的地方，尤其需要区别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的界限，不能因为替群众办好事而损害群众的利益。应该坚持群众自愿，量力而行，确定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用于文化建设。
坚持多种渠道集资，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是“文艺工厂”的税收问题。沙洲县兆丰乡的“文艺工厂”，有文艺宣传队员五十四名，几年来盈利五十万元，有四十二万元用于农村文化建设；兴化县周庄乡的“文艺工厂”，三年获利六万元，用于文化建设二万五千元，占40％以上。这类工厂虽然带有企业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为了“以工养文”。财税部门将其视作一般的社队企业收缴工商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基层办文化的积极性。各地要求有关部门考虑“文艺工厂”的特殊性，按照对待“校办工厂”的规定办理。
总之，要切实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保证农村文化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要重新学习和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把对农村文化工作的认识提高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上来，以增强各级领导抓好农村文化工作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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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精神文明与提高通俗文艺
彭定安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发挥通俗文艺在群众中的作用，是有关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通俗文艺作品成了最畅销的书刊之一，某些通俗文艺作品或刊物，发行量往往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份，如果把它的传阅、租借等情况估计在内，那么它的影响就更大了。
关于通俗文艺，有几点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由于文化程度和审美水平的限制，一个时期内通俗文艺仍将拥有众多的读者、听众，其趋势是渐进式的提高。若干年内，这个情况不会有基本的改变。
第二，通俗文学的读者群，其主要对象是农民、工人和青少年。他们不仅是我们人口中的主体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部分。
第三，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这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手段，足以把文学迅速地送到最僻远的地区，接触最广大的群众，它的传播速度、广度和频率，都比书籍、戏剧、电影要高出多少倍。
一方面是群众迫切的、大量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强大的、迅速的、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两相结合，大有可为。问题就在于我们供给什么、传播什么了。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传播社会主义的通俗文艺。因为只有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加强这种建设，才能用社会主义的通俗文艺去吸引和争取观众、听众、读者，去挤掉旧的通俗文艺，占领文化市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鲁迅和瞿秋白就曾说过，在旧社会，中国劳动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在茶馆、书场、戏院里形成的。这是说，那时候劳动人民只能在这样一些地方去接触文艺；而那时充塞这些场所的，大多是那些灌输封建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文艺。鲁迅、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大力倡导大众文学，其目的也就在打破劳动群众被这种文艺所左右的局面，以新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去提高群众的精神素质。鲁迅、瞿秋白很重视大众文艺，因为它的作用范围是工农群众和青少年的思想领域，其方向是影响他们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美学观等等。通俗文艺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为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通俗文艺的过程中，就必须扫除有害的，挤掉旧的，以新的来充填、来代替。
目前拥有相当多读者的通俗文学，近几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发展趋势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有些作品其思想内容基本上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宣扬的是旧的思想意识，旧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念等等；还有一些写爱情、写侠义的言情小说、传奇、演义之类的作品，故事情节丰富而曲折，但是思想内容浅薄而庸俗，教育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教育意义。上述的创作虽然是支流，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地对待这些情况。我们需要占领这个阵地，需要掌握最广大的读者群，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服务。我们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的指导下，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的通俗文艺。
我们需要依法取缔那些诲淫诲盗、低级下流的通俗文艺作品，但这是很不够的。更重要、更积极的方面是改造原有的通俗文艺。对长久流传、为群众所熟悉的评书、历史演义和其他通俗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和不必取缔，但要进行改造，清除其中的杂质。这是很大的工程，但做好了，其意义也是很重大、很久远的。
当然，更为积极的是我们创作新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应该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用通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历史和现实，歌颂历史上的进步人物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前只有一本《说说唱唱》杂志，近几年来通俗文艺刊物多起来了，各省、市群众艺术馆所办的杂志，基本是以刊登通俗文艺作品为主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进一步提高艺术质量，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花大力气。
我们的某些作者轻视通俗文艺，不愿写这种作品，以为这是低等的、不入流的。其实，问题不在作品形式，而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作者应该有政治责任感和群众观点。我们需要培养通俗文艺作家，鼓励作家们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
当然，为了突破原有的读者圈，扩大作品的读者圈，使作品能够吸引更多得多的青少年和工农群众，我们的作家应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化的特点，应该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的优良文学传统，使自己的作品同本民族的古老传统相衔接，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美学趣味相衔接。在这方面，老舍、赵树理这两位已故的著名作家，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的通俗文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作家们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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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有感于黄宗英再进西藏
张洁
前些日子，听说黄宗英同志从蛇口到了西藏。一问，才知是又忙着搭她的“小木屋”去了。
照我想，报告文学《小木屋》早已发表，成书，获奖，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一个作家，宗英同志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然而她又为“小木屋”去了西藏，而且将《小木屋》所得的稿费捐献给了“小木屋”（最近又将赵丹同志画集的稿费捐献给了蛇口地区托儿所）。可见她追求的并不是头上的那顶桂冠，而是真正要做些事情。
以宗英同志的才情、阅历而言，她完全可以闭门“吃老本”了。可是她不，以将近花甲之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奔波在我们蒸腾着四化建设热浪的大地上。
写文章卖不得“狗皮膏药”。你是着意雕饰自己的作品，为写而写，还是用全部心力去描绘一种精神，一种事业，一种人物，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宗英同志写文章，看得出是整个身心全部投入。字里行间，无不熔铸着她炽热的感情。她不是那种录音机式的采访者，而是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酝酿、思索（据说她的《大雁情》，从初遇秦官属到成文历时三年之久），甚至直接参与那些将要写到的事物中去。因此，她的文章下笔从容，却又感人肺腑。文思、形象、激情似从她心中喷涌而出。不象我，行文时如挤一筒快用完了的牙膏，从牙膏筒的底部，一直捋到顶头，方可挤出一厘米左右的一段牙膏，不过将就着用。更加不济的是写来写去就那么点玩艺儿，来回地倒腾。头一两篇，人家也还觉得有点新鲜，长此以往，便出现了形象干瘪，语言枯燥，开拓不深，重复自己的现象。那些小男小女，小打小闹的小摆设，我自己都烦了，想必读者也都腻味了。
我完全清楚这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年我变得懒惰了，安于现状了，深入生活不够了。我有各式各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我年纪大了，我有病，我心情不好……唯独少有宗英同志那种强烈的责任感，那种干事业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写文章也象种地一样，你出多少力，地给你出多少庄稼。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偷奸耍滑是不行的。对比黄宗英同志，我深感再不能这样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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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评论要有个性有新意
洁泯
进入新时期这几年来，究竟出现了多少有成就的作家，那数量誉之为车载斗量也不为过，不消说，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幸事。然而在此期间，倘要算一算涌现出了哪些使人注意的评论家，固然也可以列出一些，但倘与小说作家、诗人、报告文学家等比起来，就不免有屈指可数之叹了。这其实也容易理解，大凡写小说和其他作品，固然也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但要者是需卷入到生活里去，体察生活，理解生活，专心一志，不涉旁务；而写评论的人，在整个文学浪潮中审时度势，即令说不必进入“精骛八极”之境，也总需有“耽思傍讯”之实。例如看书，既要看前人书，又须读今人作，至少总要大量阅读当前的作品和评论，然后方可对之论高低，品优劣。评论作品，既要从思想性着眼，又须把握审美价值的尺度；既要省察作品的总体性方面，又须顾及其微观状态的研究；既要对作品和作家作出种种肯定和鼓励，又应提示一些更上一层楼的要求。总之，作一点有意思的评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唯其不易，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出现的人才就显得疏朗了一点。
评论文章一定要有作者的个性，也就是说，对作品，对问题，作者要善于作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评论中有一点新意，那评论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倘舍此不逮，那又何贵乎要评论？人们对说空话、叙陈言的文章是早就讨厌了的。有人说，宁可读一篇言之有物、有一点新意，同时也可能有不足甚至失误的文章，也决不愿看那种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谈问题，发议论，要求作者考虑得周密固然是对的，但一种新见解的出现，总常常会带着某种不完善，它们的不足以至有些失误倒是难免的事。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既有不足，别人就可以加以补充；既有失误，可由他人来给予纠正，如此，评论就得到了发展，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突破。为了避免出差错而废弃种种探索，效果就正相反，创作也难以受益。
据说有的作家不大看评论，到底是不习惯看，还是不屑于看，我无法判断，不过从中可以领悟到一点，那就是评论文章大抵单薄的多，厚实的少。单薄和厚实显示了评论家的理论修养和知识面的是否充实。创作要使人耐读，评论又何尝不是？而耐读的评论恰恰是很少的，这就给了人家不读评论的一种口实。文章的缺少深意，常在自己的理论修养的不足，至于握笔而感到有捉襟见肘、施展不开之时，无举一反三之工，乏触类旁通之力，恰好表现了知识面的异常狭小。对于评论工作者，阅读作品及其评论是其一，阅读理论读物是其二，涉猎广泛的知识部门是其三，就阅读来说，三者都不可缺。再深究下去，某类文章的不使人爱读，原因怕是更为复杂的。作家之不理解评论家，轻视理论，不愿听逆耳之言，这恐怕是实情。但评论家不理解作家，不知道他们创作的甘苦，不理解他们创作的追求，批评不免有失误或隔靴搔痒之弊。因而应当提倡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交心，倘不能做到“情同手足”，也至少不应“视若仇敌”。再者，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理解生活，是不是也应当提倡评论家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其中包括深入于作家中去，理解作家呢？我们提倡作家需要把握审美的新信息，以求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是不是也应当提倡评论家也需把握审美的新信息，追求评论文章的更新呢？我以为这都是当然的事。
（本文是作者为陈骏涛的文学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写的序，本报有删节。该书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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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老人仓》〔中篇小说〕
作者 矫健
载《文汇月刊》一九八四年五月号
这是一篇令人警醒的中篇。作者来不及对他的作品进行细细的琢磨和从容的推敲，一种强烈的爱憎感和责任感，驱使着他奋笔疾书。作品的主人公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县人大主任郑江东开始去沟子公社时，心中是不快的。这个公社是他树立的典型，公社书记汪得伍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新任县委书记要他到沟子去“摸摸底，看看那里究竟怎么样了”，这不是要否定他的成绩，碰碰他的老班底吗？但是，在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天之后，郑江东的怒气渐渐被另一种怒气所代替：他一向认为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汪得伍，原来是个利用职权贪得无厌地谋私的家伙；而汪得伍的忠实部下：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田仲亭，则不仅在他的独立王国里称王称霸，而且打着支持承包的旗号，利用权力肆意欺压乡里，榨取财富……。郑江东以共产党人的正气，拧断了与汪得伍等老部下连在一起的感情的链条，无情地同他们决裂了。但是，以往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感情”，究竟包涵的是什么？如何从历史高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老人仓》在把握好作品基调的前提下，敢于大胆地触及尖锐的矛盾，这种艺术勇气值得称道。（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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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
〔中篇小说〕
作者 郭米克
载《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5期
儿子在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中失踪，这个叫人难堪的“？”号，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袁茵陷入了感情和理智矛盾的漩涡。她懂得名誉的价值，爱慕它、珍视它，正因为如此，尽管她理解和信任自己的儿子，却又不能不为眼下的消息而踌躇不安，甚至是深深的自咎。小说从这里展开，既真实细致地刻画了这位母亲复杂而高尚的感情，又写出了她在尴尬的处境中，努力抑制自己的情感，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感人精神。小说对人生荣辱的思考，有助于引导人们去探索人生的意义；作品中人物感情的起伏，则在读者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浪潮。
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刻画，犹如工笔画，细腻又不流于琐屑；围绕着“荣誉”对比地写了几个人物，使作品具有较浓的哲理色彩。
（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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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读者来信
5月初，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上出现了一个新栏目：《佳作信息》。这个专栏开得好，好就好在它使信息进入了文学园地，这是必要的，顺理成章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佳作争相问世，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广大读者限于经济、时间、精力等诸多原因，不可能将大量作品都买来浏览一遍，从中筛选出佳品，细加研读。人民日报开辟《佳作信息》专栏，为读者经济地利用时间，有选择地阅读佳作提供了信息和方便。
我热切地希望在全国出版战线、文艺杂志、报纸副刊工作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都来关心《佳作信息》专栏，积极提供信息和投稿。我们更欢迎能有一批作者，以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向《佳作信息》自荐作品。只有大家共同关心，才能使这个专栏越办越活，越发令人喜爱，为繁荣文艺创作贡献一份力量。
江苏沭阳县
陈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