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三十年风雨心声
——读《谢觉哉日记》
马连儒
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是一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价值的好书。
这部书记年久远，珍贵翔实。它记录了谢老从1919年到1949年（中间有的日记在战争中佚失）三十年间漫长的革命生涯，以中国革命的发展为红线，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熔为一炉，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真实地记载了中国革命史上特别是党史上重大的事件、重要人物的言论和行动，诸如辛亥“长沙反正”、“五四”爱国风潮、1921年新民学会会务、《湖南通俗报》始末、大革命时期湖南政局民情、北伐进军与湖南农运兴起、马日事变前后事态、《上海报》和《红旗报》的出版、洪湖苏区的“左”倾危害、长征的艰苦卓绝、抗战初期兰州的统战局势、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在南泥湾、“三三制”政权、边区参议会、中共“七大”的召开、抗战胜利前后形势、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为新中国起草宪法、筹备建国等等。1921年6月29日关于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日记，则是我国目前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记载。
这部书忠实地记载了谢老前大半生的所历、所闻、所感，展示了他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斗历程，也是他一生成长、发展、成熟的真实记录。谢老出身于湖南宁乡一个偏僻山冲的农民家庭，十六岁时还在求神拜佛，二十一岁时遵父母之命考中了清末最后一科秀才。但他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很快抛弃了有神论。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探索和复杂斗争，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逐步地从一个反封建的秀才、爱国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四十二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照例，人过四十，是走下坡路了”，“然而我不同”，“四十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历史事实证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如日记中所记载的，他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历史考验，包括失败的挫折、被捕坐牢的磨难、敌人的血腥屠杀、“左”倾错误的迫害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正是在这复杂、尖锐、曲折的生死搏斗中，锻炼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阶级品格、革命胆略、领导才干和崇高思想。日记中收录了他撰写的许多亲历记、回忆录、自我反省笔记等，如《六十自讼》、《洪湖蒙难点滴》等名篇，都是研究谢老思想发展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谢老作为我党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先导、人民政权制度的奠基者、优秀新闻宣传家，他在这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都在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谢老晚年在一首诗中写道：“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展读遗书，如承面教。日记向读者打开了他心灵的窗口，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激发起人们一种炽烈奋发的感情，愿追随谢老的足迹，向更加艰难的高度攀登。
这部书充分反映了谢老勤奋、好学、深思的一生。不论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里，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论是在艰难跋涉的长征途中，还是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他坚持看书学习数十年如一日。他读书的范围极广，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法律、文学、农牧、医学、水利、地理、天文等类的书，无所不读。在日记中，他广采博引，包孕丰富，片语中綮，精见时出，经常给人以启迪。
这部日记中征引了谢老撰写的大量政论、杂文、随感、游记以及多种形式的诗、词、歌、赋、题联、悼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他实事求是、表里如一、谦虚厚重、平易近人的思想作风。各种作品深入浅出，感情真挚，常常是以平等友善的态度，谈家常的方式，掏出肺腑之言，与人赤诚相见，说的是真心话，没有官腔官气，朴实无华，情趣盎然。书中有宏篇巨制，但大多仅寥寥数语，却发人深省，让人回味。他特别善于引古论今，以小见大，在平淡中显出深刻，在谈笑间寓有哲理，随手拈来，不拘一格。他的诗词风格多样，清词如海，健笔凌云，重叙事，而有以事明理、情寓其中的特点。这些作品显示了谢老的深厚文学修养和精湛的艺术才华。
谢老日记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真实记录，是他呕心沥血、刻苦辛劳的结晶，是用他的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他十分珍重自己的日记，为自己一部分日记的佚失而深深惋惜。在长征途中，组织上多次要求轻装，他宁愿扔掉防寒必备的毛毯，却把宝贵的日记紧紧捆在自己的腰间；在敌人侵犯延安的转移途中，他叮嘱家人和警卫人员，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一不能丢掉日记，二不能丢掉孩子”。在十年动乱中，谢老怕人将日记“抄”走，曾先后几次转移存放地点，最后将日记全部塞进一个沙发里头，自己睡在上面。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仍然以自己久病而残存的生命卫护着自己的日记。他深知，这些日记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而且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是属于历史的。
谢老日记象一尊自雕像，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后会显得更加挺拔、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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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起飞的准备
张洁
最近我跑了一些地方，无处不听到经济改革的呼声。改革的浪潮，正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滚滚而来。不少中心城市和经济区，也都在纷纷召开会议，热烈讨论经济发展战略，认真地在探索一条如何迅速地振兴当地经济的新路子，这，令人欢欣，催人奋发，促人前进。
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充满苦难、奴役、耻辱的中国农村，似乎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撒下的甘露下，突然翻了个个儿。流落他乡的花鼓手变成了万元户，被秋风所破的小茅屋翻盖成了小洋楼，披麻袋片的姑娘们穿起了轻飘飘的柔姿裙。中国农村出现的奇迹，就连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童话的作者，也写不出这样神奇的故事。象我这个被称为作家的人，在我的形象思维细胞堆里，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一番新陈代谢。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说具体一点，就是：农业生产大包干，家庭经营、联产计酬的承包制、专业户、专业村、乡镇企业，以及各种形式的农工商联合体——这一系列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形式，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了。这说明，只要有一条适合国情的方针和一套正确的政策，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象迸发的火山，直冲云霄。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几年所走过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新路子，既感奋，又引人深思。
这一次，是哪位圣人贤士首先拿出了一套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最佳方案？没有！
依我看来，万无一失或最保险的最佳改革方案，是不可能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今天最佳，明天可能不那么佳，只有劳动者的实践，才是检验经济决策的唯一标准。
因此，城市经济改革，也必须一心一意地依靠城市中的脑力、体力劳动者的改革实践，才能踏出一条原本没有路的新路来。
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
改革，需要一支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军。因此改革者不应是个个体的称号，而应是一个大群体的概念。自称为改革者固然无此必要，而封某某为改革者更可不必。更不应在广大的劳动者和干部中划分谁是改革者，谁是不改革者。在势如排山倒海的农村大改革中，并没有象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划什么线，排什么队，而是前前后后
（因认识程度不同而有先有后）地一齐向前进。
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在今后城市经济改革中，也必须认真地吸取。
当然，我丝毫无意否定各行各业中都有一批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物。在我的社会活动中，就曾遇见过一个个、一批批社会主义企业家，他们一般都具有战略的眼光和冒险的胆略；热切地追求新的现代的经济与科学知识；扎扎实实地工作，力图使每一步改革措施都立于不败之地。这些人的形象，并非总象一些文艺作品（包括本人的拙作在内）所描绘的那样，都是慷慨陈词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气质、风格、作风是大相迥异的。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所献身的事业，远非以
“悲壮的失败”而告终。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改革大军必将是伟大的胜利者。
无可否认，毋庸讳言，我们改革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笔直的。坎坎坷坷，苦辣酸甜，悲欢离合，可能都有。站在改革最前列的个别人，也许会象战场上的黄继光烈士那样，为扫除前进途中的障碍，使后继的大军胜利前进，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眼。这类壮举，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的环境中，是有可能出现的。
中国要振兴，中国要崛起，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换一句流行的话说，中国要起飞。这可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史上将会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在八十年代后一半时期内，我认为，只能是一个起飞的准备时期。我所谓的准备，包括当前人们所说的资金、技术、装备，以及智力投资、知识更新、人才积累……等等。在这一切准备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准备，是形成一支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劳动者的改革大军。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主体。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也理应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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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简介
由南京大学等单位筹备与发起的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于5月5日至10日在南京举行。与会代表二百多人，收到论文八十余篇。
今年年初，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在台北发表讲话，表示“希望透过间接方式，将当年流落于大陆的国民政府史料逐一补齐”。3月5日，本报曾经报道了此事。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施宣岑以该馆负责人身份通过中国新闻社表示：愿意把收藏完好的民国档案史料向台湾学者开放，欢迎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和其他史学工作者来该馆参观、查阅和利用馆藏民国档案史料，相互交流，互为补充，共同为收集、保存和整理民国史文献做出贡献。4月12日，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向台湾史学界同行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这次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
李新同志在开幕词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次提倡开展民国史学术研究。自1972年近代史研究所建立民国史研究室以来，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中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加，研究课题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协作不断加强。近年来，出版的民国史专著、论文和资料不断增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重视。他指出，研究民国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昨天，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工作和斗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要使民国史成为科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必须充分开展百家争鸣，必须搞大协作。他赞同在广州、南京和北京建立三个民国史的研究和资料中心。希望大陆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史学界同行广泛建立学术友谊，共同探讨民国史领域的一些课题。
李侃同志提议编写一本《民国简史》。他说，民国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王朝史、断代史，因为它有许多新内容、新特点；也不同于通行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因为它有许多特定的对象和内容，所以，问题很多，难度很大。他认为研究民国史要着重研究民国时期的战争史，注意民国时期的国际环境，外交关系，特别是中日、中美关系，搞清民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他建议在编写民国史时要附一些统计表，要改变过去以政治为主，少写经济，基本不写文化的状况。
这次会议围绕民国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诸如：1928年东北易帜和蒋介石的“统一”；新军阀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与旧军阀的区别；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合作方面的关系；两个战场的发展变化情况；1938年10月前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变化概况；蒋汪的区别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会祝贺并在讲话中再次表示，竭诚欢迎台湾史学界的同仁前来南京参观、查阅、研究、利用南京三个档案馆保存的丰富的民国档案史料，欢迎他们前来参加学术讨论。 （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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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三次运动（下）
拒款运动
“二·二八”运动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领导了旅欧华人反对中法反动政府之间秘密借款的运动。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中国代表到法国谈判借款三亿法郎（后增至五亿法郎），一是为维持因经营不利、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二是为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竟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这一出卖国家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顿时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周恩来以及旅法华工领袖袁子贞等积极奔走，组成“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发出通告，指出朱启钤、吴鼎昌“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拒款委员会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向国内各团体及海外各国华侨团体发通告，呼吁共同斗争；直接通牒吴鼎昌，警告他：“公如不自取销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向法国朝野各界分发拒款通告一千余份，以争取支持；同时积极筹备召开拒款大会。爱国旅法华人纷纷响应。
第一次拒款大会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参加者达三百余人。会议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的阴谋，号召爱国华人联合法国人民，共同斗争，取消这一借款。大会收到了各地华人团体全力支持这次爱国运动的电报函件，并赢得了法国舆论界的正直人士的支持。这次大会不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对中法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法秘密借款谈判被迫暂停。
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陈箓和吴鼎昌充当中方经办人。周恩来对这一举动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将其黑幕一一披露，再次写成长篇报道发往国内，使国内各界迅速了解这次借款的真相。7月底，法国报纸揭穿，中法借款已于7月25日秘密草签。8月13日，旅法华人再聚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事前，大会通知陈箓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态度蛮横，拒不答复与会者所提问题，反而指责参加拒款运动的人是“多事者”，并不时以拳敲桌向大会示威。与会群众愤怒之下，包围并痛打了王曾思。王被迫代表陈箓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在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倘若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广大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决与卖国政府进行斗争，使中法秘密借款被迫中止。长达两月之久的拒款运动取得了胜利。
争回里大运动
拒款运动的胜利大大触怒了法国统治阶级。还在拒款运动处于高潮的8月初，法方用送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入校读书做条件，企图诱使部分学生退出运动。但爱国的学生们识破并断然拒绝了这一“好意”，以更坚定的态度投入到运动中去。于是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和银行家要求法国政府停止向勤工俭学生发放维持费。9月3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与此同时，国内又传来消息，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官僚贵族子弟一百余名，将由校长吴稚晖带领，于9月下旬入校。里昂中法大学本来是以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由南方政府和其他方面捐款所办。此时吴稚晖完全否认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甚至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蔽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杜绝了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希望。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七八百少年们因为反对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
在双重高压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积极响应，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不久，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生大团结的愿望。
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发布通告：凡入校生必经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得知通告内容，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9月17日，一百多名代表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由赵世炎、蔡和森主持。会议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绝对不承认考试”三个口号；还决定派代表到里昂和校方谈判。正值此时，吴稚晖带领的国内学生即将到达、9月25日里大正式开学的消息传来了。谈判已来不及，只有直接行动一条路了。9月20日晨，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发出《紧急通告》，宣布：除留五名代表驻巴黎外，大会于通告发布日即移里昂办公；组织先发队一百多人赴里昂占据里大；各地“援里队”随后跟赴里昂。在赴里昂的问题上，公使陈箓持默认态度。是夜，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罗学瓒、李立三等为首的先发队乘火车赴里昂。驻巴黎的五名代表负责联络，争取舆论支援并与公使馆谈判。21日晨，先发队到里昂，占据了校舍。校方和里昂当局勾结，派警察包围学校，许进不许出。先发队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傍晚，当局派人收走先发队同学的护照和居留证，形势十分严重。但学生们坚持斗争。22日，法国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强行押解学生到一个兵营囚禁起来。留驻巴黎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找陈箓谈判。他们提出陈箓应立即出面向法国外交部交涉，无条件释放被押学生。但是陈箓大耍无赖，不谈他默认先发队占里大的事实，竟强加给学生们四条罪状：不得主权者许可，擅入人室；侮辱市长；散发传单；接近共产党新闻记者。为拖延时间，陈箓又推卸责任于吴稚晖，实际上加紧和法方勾结，策划遣送先发队员回国。谈判未获结果。当学生们热烈爱戴的进步教育家徐特立、黄齐生找到吴稚晖，希望他能出力帮助困于绝境的学生时，吴又推责任给陈箓。为抗议中法当局的反动行径，被囚学生于10月10日宣布绝食一天。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法国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同情。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多次介绍这次斗争情况，谴责法国政府迫害无辜中国学生。然而中法反动当局不顾舆论，终于在10月13日晚，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动用大批军警，将一百零四名先发队员武装押解到马赛，强行遣送回国。除赵世炎为返回巴黎联系营救工作，在同学掩护下逃出军营外，其他人如蔡和森、李立三、陈公培、张昆弟、罗学瓒、贺果等均在遣送之列。
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宣告了工读主义的破产。但是这次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运动的组织者们已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贯彻到斗争中，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摆脱了工读主义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生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已臻完成。 （侯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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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出版
《中国文化》是我国新近出版的一种专门研究文化史的学术性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史室负责编辑。《中国文化》主要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以及有关文化史的范围和对象、文化形态、文化传统、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探讨等方面的论著，发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具体问题的论文、札记等，包括社会思想史、学术史、科学史、文学艺术史、民俗史、宗教史、民族文化史、民间文化史、文化运动史、文化事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比较史等；另外，也刊载有关中国文化的历史资料，包括近代学者的手稿，当代学者的回忆录，国内外研究中国文化史论著的文摘、书评，国内外研究中国文化史各种动态的报道等，以期推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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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文学艺术史话》和《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出版
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出版、卡尔金斯主编的《美国史话》一书选译的《美国文学艺术史话》和《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小丛书中的另外四本：《美国科学技术史话》、《美国社会史话》、《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美国建国史话》将在近期陆续出版。这套《史话》是知识性读物，它提供了过去我国出版物中很少介绍的史料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