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毛泽民同志
钱希均
毛泽民同志遇难已经四十年多了。要不是理智提醒我他早已被盛世才杀害，我总不以为他离开了人世，而认为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战斗、工作……。
舍家为国为民
追溯往事，我深深地陷入回忆之中。1926年6、
7月间，我在上海杨树浦怡和纱厂做工会工作。一天，我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派遣，来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机关——新闸路培德里，在一幢石库门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个叫“杨经理”的人。他正在伏案工作，听见带我进来的同志说“杨经理，钱希均同志来找你”时，他即转过身来，上下打量着我。我把中组部尹宽同志的信交给他。他看完信，热情地给我搬来凳子，让我坐下，向我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还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的工作，除了搞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做这一工作，要谨慎灵活，保守机密，还要减少社会活动，少与外人来往……。”我边听边点头。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着纺绸短衫，身材魁梧，真有些“老板”风度。他眼角已有几道明显的鱼尾纹，一双大眼睛泛着光，充满了朝气；宽宽的前额，嘴唇稍厚；举止庄重，显得朴实、老成。他的相貌很平常，又有点特别，使人见上一面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已知道老板杨杰原是毛泽民同志，是我们中央发行部的经理。从这次接头后，我就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由于共同的斗争生活，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于年底结成了革命伴侣。
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泽民幼年只读了四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因受父亲的影响，他还能写会算。父母在1919和1920年相继去世，当时大哥毛泽东同志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所有的家务和对兄弟的资助的重担，便全部落在泽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遗留下来的二十来亩田地种得很好，家务管理有条有理，过着温饱的日子。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尤其是地主豪绅和族权的横行盘剥，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对不合理的事情爱打抱不平，对贫困的农民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但面对旧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则迷惑不解。1921年春节，毛泽东同志因事回家乡，又讲起国难当头的情况，说民生多艰的根本原因是旧社会的制度不好，只有大家一起来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劝泽民舍家为国，舍己为民。大哥的一席话，使泽民懂得了要革命，要推翻旧制度，才能救千千万万穷苦农民的道理。但又不解地问道：离家后不劳动，怎能有饭吃？大哥又给讲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泽民还想到家里的财产问题。大哥说：这些都好办，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都不要了。泽民完全按大哥的意见，迅速妥善处理了家务。几天后，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长沙。
在长沙，泽民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任校务，同时在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泽民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泽民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直到最后牺牲。
在上海创业维艰
1925年底，泽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赶到上海，接任我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当时发行部仅发行《向导》一种，接收的资金，仅七十元三角零八厘。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报》、《民国日报》登广告就需费用七十二元，因中央经费缺乏，每月只拨给广告费六十元，其余一概不管。发行部的一切经费，纯靠本身收入开支。经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八万份，其中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有四万份。《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数达三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预约价”的好局面。后来，我们还印发《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红旗》、《红旗报》、《实话》等，以及其他马列主义小册子，还印党的文件、传单。几乎是同时，泽民在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有我们的书店，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我们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我们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我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使用。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泽民向陈独秀总书记请示，请陈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印刷发行扩大的需要。陈独秀回答：没有钱可借，只能自己想办法。好在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人们都知道还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泽民向亲戚朋友借，向进步书店预支，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白色恐怖很严重，特务、便衣、“包打听”四处活动。发行部有个直接领导的印刷厂在爱而近路春晖里，名叫“协盛印刷所”。1928年的一天上午，一伙巡捕房的外围人员“包打听”突然闯进了印刷厂，发现了正在印刷中的我党的宣传品。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要经受盘查。同时在厂里进行大搜查。在二楼，他们看见沈巨章同志穿着咖啡色的哔叽长袍和一件青色马褂，不大象工人的样子，就把他当负责人抓了起来。又搜查到三楼，见三楼是个办公室摆设，发现毛泽民穿西装，很有气派，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人，又把他抓了起来。泽民当时正在楼上拿钱，准备出去买纸。敌人闯进来时，他完全可以跳窗而走。前不久，一个包订商带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堵住了我们住的里弄，要找泽民包订业务，这时，我们的工作已转入地下，不能再与他们来往。于是，我赶紧打掩护，向泽民发出暗号，泽民就是跳窗而走的。可这次他没有这么做。他对
“包打听”说：“我是老板，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问题跟我谈，把工人们都放了。”这帮家伙对泽民说：
“你印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共党分子……”泽民若无其事地回答：“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我给人家印传单是为了赚钱。我得养活工人。人家给大价钱，又是现金交易，我就干了。不信，你们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个知名的人。”
后来，这帮家伙把泽民带走了，在一个旅店里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起来，反复进行盘问，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最后提出要泽民拿出几万块钱赎身。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也得放我出去呀。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钱我可以给你们凑，但我得出去向亲戚朋友借，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说话算话的。“包打听”无奈，又想要钱，只得把他放了。
泽民出来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中央认为泽民和印刷厂都必须转移。为蒙蔽敌人，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广告，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厂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信以为真，认为泽民在筹集赎金，对我们放松了监视。就是在这时，我们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厂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方知上了大当。而我们也已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苏区理财有方
1931年深秋，我们来到瑞金。毛泽东同志让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1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
泽民担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是因为泽民工作能力强，善于创业，忠厚老实，还因他搞财政工作经验丰富。他任发行部经理近六年，相当部分工作是经济理财。再说，他从投身革命起，就做党的经济工作。那是1922年下半年，受毛泽东同志的指派，他来到安源，参与组织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担任过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合作社是为工人开设的，股本由工人凑集，几个铜板，几块光洋，钱不论多少都可以入股。经泽民艰苦努力，奔走宣传“实行平价，廉价出售”，使合作社不断发展。经营范围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和进步书刊等。泽民建立了店规、簿记，还发动店员到各地购买经济适用的物品。他自己亲自跑到长沙、汉口购回工人们急需的物品。合作社的商品价格比私人商店的便宜一半到一半以上，工人们可以拿钱购货，也可以用土特产品兑换货物，生意越办越兴隆。工人们踊跃入股，入股总额由开始的几百块光洋上升到一万三千多元，几乎人人有股金。由于价格便宜，品种较全，工人都到合作社购廉价适用的物品，致使安源街上的米店、钱摊无人问津。这可气恼了奸商，他们妄图用抢购套购的办法破坏合作社。泽民识破奸商的伎俩，又采取向工人发放购货卡片的办法，实行凭卡购货的措施，挫败了奸商的阴谋。合作社一直稳步地向前发展。
泽民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
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
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
仅仅用了二个多月时间。开始，银行的全部人马，只
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
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来银行工作的同志
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泽民就手把手地教这
些同志记账，点钱。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
曹菊如同志，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泽民还组织创办训练班，培养财会人员。他给同
志们讲，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
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谈得上打反
动派呢？！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
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在泽民等同志的培
养教育下，同志们很快提高了业务、思想水平，陆续
地补充到了各级银行。随着人员的充实，在泽民领导
下健全了银行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首次建立了单
据、票证、传票等制度。建立了国家金库（即国库）
和金库制度。统一发行了苏区货币，建议发动了苏区
的首次储蓄运动。泽民虽然有理财经验，但在建行初
期，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每当这时，他就找敌我双方
资料参阅，与邓子恢同志商量，向毛泽东、林伯渠同
志请教，还发动部队在作战时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
行制度的书籍、账簿、单据、报表与实物等，以供参
考。
为统一发行苏区货币，首先要解决票币纸张问题，
这种纸张到白区也不易搞到。为此，泽民组织兴办造纸厂，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烂鞋等，用水泡、用石臼捣，用木棒捶打，综合做成纸张，解决了纸币用纸的困难。纸币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的，上面有列宁头像和泽民的签字。泽民还积极物色绘制票面图案的人，当他了解到福建有个黄亚光，擅长画画、绘图，写得一手好字，但被当作社会民主党、AB团的嫌疑分子关押着。泽民认为亚光同志被关，是王明路线的缘故，便向当时
中央保卫局长邓发同志建议：“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个黄亚光，你下命令把他放出来，我们要用。”有人与泽民讲，黄亚光有问题没有弄清楚。泽民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也可以控制使用嘛。”就是这样，黄亚光同志到了国家银行，免遭了杀头之难。亚光同志后来还说：毛行长救了我，要不，我可能被杀头了。
苏区货币不光有纸币，还有铸币。铸币分银元，两角的毫子，五分的铜板。银元与光洋的成色、含银量一样，可到白区使用。这几项工作完成后，统一了苏区财政，改善了苏区财政状况，支援了红军作战。对后来我党和政府的银行财政工作也奠定了基础。
泽民在苏区不仅是银行的领导，还兼第一任钨矿总经理，扩大了三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一千八百吨，1934年产值达二百多万元。他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之一，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宁都暴动后，一下子增加一个军的人，毛主席决定打漳州解决军需问题，泽民被委任为财政特派员，从红军大学供给班，挑选了二十名同志组成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筹款。我们听说，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有些同志对国民党的东西很仇恨，全盘否定，把缴获的伪法币都烧掉了，把钢笔芯拿出来扔掉，只留个外壳装人丹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批评过这种事。泽民很注意这些事情，说这是做傻事，缴获国民党的东西，只要能用的，我们都要利用。漳州打下后，泽民白天找商人谈话，作商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与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互通有无，还逐个了解资本家的财产应该没收多少，没收是否按政策办的。晚上参加研究颁发没收布告和金银财物运输问题。这次收获很大，筹集到很多银元，有带袁世凯、孙中山头像的，也有一条龙的。请了不少挑夫，挑回银行。（每个挑夫挑一千枚，约有七十斤）。还筹集到许多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布匹、医药、汽油、食盐等等，缓解了苏区供给紧张的问题。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敌人对我加强经济封锁，我们的财经状况很是困难，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泽民很着急，向我说过几次：“这怎么行？！必须尽快想个办法，提高苏区纸币信誉。”为此事，他又一次跑到前线筹集物资，还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没收的物资统统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光洋、银元，公开兑换苏区纸币。严格规定十角纸币兑换一元光洋，不得抬高光洋兑价。一天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银行的同志很担心，几次向泽民提出：“毛行长，光洋不多啦，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金融。”泽民说：“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三天后才停止了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并有适量的食盐出售。但规定，只收苏区纸币，不要光洋。要买货物者，须到银行或兑换所把光洋换成苏区纸币。老乡们议论说：“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拿光洋兑换纸币，卖东西还专收纸币呢。”于是，人们熙来攘往纷纷到银行用光洋兑换纸币，购买所需物品，有不买货物者也去兑换纸币。结果，收回的光洋比兑换出去的还多。同志们都说毛行长有办法，主意多。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一段时间闹盐荒。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一面就地挖硝熬盐，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到白区贩盐。我记得泽民让一些同志把棺材改成双层底，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同志们装成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材，有哭的，有送丧的，有吹吹打打的，敌人见这阵势和闻到臭味，捂着鼻子，不检查就放过去……。对久缺食盐的瑞金军民，真是雪中送炭！
长征进入陕北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泽民任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
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
和全部供给工作。林老年事已高，泽民的担子自然就重
些。十五大队是个运输大队，带有整个国家银行的金
银、珠宝贵重物资，共有二百多担，前后都有战斗部队
保护，一般不与敌人正面作战。这似乎减轻泽民一点
担子，但偶然的遭遇战，他必须指挥战斗。有一只小
铁箱，装的是金条，他为了安全，一路上都是他亲自
带着。泽民沿途还负责整个部队的筹粮、筹款，保证
红军供给问题。在过雪山、草地时，他帮助同志挑担
子，那位同志感动得流着泪说：“毛行长，我，我能
行。你已病得吐过血啊！”在筹集到谷子，没有东西去
壳时，泽民带头用瓦片搓谷壳。他规定每人搓一份，
炊事员和伤员的一份由干部负责，手搓红了，渗出了
血点。同志们都劝他，你工作忙，身体又不好，这些
事就让我们做吧！他笑笑说：“炊事员最辛苦，要同我
们一起行军打仗，还得背锅打前站。到宿营地，同志
们可以休息，他们还忙着为大家烧水、做饭，我们应
该减轻他们的负担”。泽民这种模范行动，鼓舞着同志
们前进。十五大队没有丢一两金银，在相当程度上，
保证了红军的供给。
到陕北后，泽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为了打开局
面，泽民大胆启用有能力有知识的干部。有的被“左”
倾机会主义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遭到冷眼看待，泽民
给予了坚决抵制。蔡子伟同志被错误的肃反运动停止
了党籍，并被关押过，差点送命。泽民让他任秘书长，
还推荐他参加延安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子伟同志
说：“我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好去呢？”泽民说：“没
关系，你是秘书长，你去吧！我已与洛甫（张闻天）
同志说好了。”使子伟同志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我们刚到陕北时，正值寒冬季节，同志们都是衣衫褴褛，那挡得住夹着鹅毛大雪的北风。陕北地广人
稀，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
弄不到布匹和棉花，严重地威胁红军过冬。泽民担负
了解决红军御寒过冬的任务，他对出去采购的同志说：“同志们在挨冻，都盼着我们弄回棉花和布匹，我们绝不能辜负同志们的希望。”他指示清涧县马筏坪部队的同志们：要设法做河对面敌营长的工作，以便疏通物资运送的渠道。经同志们努力，购到二万八千匹布和许多棉花，通过敌营长的关系，运回了物资。泽民又找边区妇女主任，发动妇女赶制了近万套棉衣，使同志们度过了严冬。
泽民一边着手解决红军的军需供给问题，一边抓边区的经济建设。当时高登榜同志是工矿科长，泽民带着登榜同志到定边、盐边、延长等地视察，并立即组织人员扩大瓦窑堡背后的煤矿开采，还扩建了延长的油矿，开采出不少石油；又到定边整顿扩大了盐池，后来盐池产盐很多，整个红军也用不完，还组织到白区去换物资。他还扩大造纸厂，兴办难民工厂和纺织学校，难民工厂可以纺线，织毛巾，袜子，做肥皂等。这几项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在陕北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了。
泽民这么忙，仍没有放松对勤务员郝学明的文化教育。小郝八岁当了红军，到我们这里才十二岁，衣食住行，冷暖琐事，泽民都关心他。泽民教他每天学习五个字，一要会认二要会写。泽民忙不过来，就交待我或请谢（谢觉哉）老教他。小郝进步很快，一年左右能读书看报和写信。泽民和我介绍他加入了列宁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要离开延安，胡耀邦同志来看泽民，泽民向耀邦同志推荐，让小郝进了延长青年救国会青年学校学习。我们到上海执行任务，泽民还让我买了鞋、牙膏、牙刷、手绢等东西带回延安送给他。
重返十里洋场
1937年初春，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了上海。这是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募集的。要使这笔巨款发挥作用，必须兑换成当时通用的法币，运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换成部队急需的物资，转运各根据地。当时，蒋介石虽被迫表示抗日，但骨子里仍不忘反共。因此，兑换和运送捐款的工作相当困难。中央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泽民同志，要钱之光同志协助，还有任楚轩、危拱之和我等几位同志。泽民事先设想用“合法”的方式，在西安办一钱庄，将钱汇往钱庄。但几经周折，仍未获国民党批准，我们只好秘密行动。
2、3月间，我们又来到上海。及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我和泽民住在愚园路永昌里，别的同志另行居住。在选租房子时，泽民告诉我，仍要象以前那样，注意既僻静又四通路口。于是，我们便在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为掩人耳目，我们把我的侄女钱宛正从老家接来以掩护机关，料理家务。安排好后，泽民从潘汉年那里分批接过巨额捐款，由他和之光设法兑换成法币。泽民为把美钞兑换成法币，有时扮作老板身份到银行兑款；有时扮作商人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股票，下午又脱手换成法币；有时出入交易所买空卖空。他对十里洋场早已熟悉，身穿哔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行动极为机谨、周密、不留半点破绽。我们多次往返于西安、上海之间。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泽民亲自奔波和部署下，我们安全地完成了兑换和运送捐款的任务。“八·一三”以后，泽民才撤离上海辗转回到延安。他对我说，他到火车站时，车上车下，一遍混乱，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全是难民，连车门也堵了个严严实实。泽民急中生智，声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要了解难民情况，揭露日寇罪行，便拨开人群从窗口爬上了火车……
年底，泽民积劳成疾，胃病更加严重，身体极为虚弱。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养病和学习，让我陪同。我们取道新疆去苏联，但到了乌鲁木齐，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暂断交通线，未能成行。当时，盛世才正要求我党派干部建设新疆。于是，中央批准我们留新工作。泽民先担任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为新疆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在新兵营工作。1939年底，因抗日前线很需要人，我申请回到了延安工作。没想到这次与泽民一别，竟成永诀。1943年9月27日，泽民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结束新疆人民受奴役受剥削的历史，壮烈牺牲。
（毛树成 整理）
第5版()
专栏：
火样的热情
侯御之
杜重远的挚友、战友邹韬奋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十周年了。人常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最好良药”。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时间丝毫没有冲淡我们失去韬奋的伤痛和对他的怀念。韬奋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热爱事业，火一样的热情，始终燃烧在我们记忆之中，鼓舞我们继续斗争，激励我和我的后辈都要为振兴中华，献身四化而奋斗！
韬奋生于中国人民苦难的年代。他一生颠沛流离，二十多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他的精神将长在人间，他的著作将永垂不朽。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他光辉的一生中，种种高尚品质，为国为民献身的事迹，举不胜举。重远就是在他的精神感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今重病在身，不及详述，仅回忆一粟往事，以见沧海，以志纪念。
韬奋同志于1935年8月27日第一次流亡回国，时值重远为“新生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韬奋在国外听到这一消息时，义愤填膺。待他从海外归来，船到上海码头，他将行李交与家人，未及与来迎接他的妻子儿女说一句话，便驱车直奔漕河泾监狱，探望重远。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他鼓励安顿好重远，又来慰问我。当时我从江西来上海，无处存身，为照顾重远，住在监狱附近一个香火早断的破庙里，除了一张旧床，四壁徒空。我为营救重远，日夜奔波，抗告法院，上诉驳回。困在破庙，正处忧急之时，见韬奋挥汗赶来，我一时沧然，涕下。韬奋同志以长兄般的关怀，热情鼓励我：“困难越大，决心越大。任何难时，任何逆境，不能消极悲观……”。直到我精神振作，他才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想到他离家两载，未进家门，竟先来看望我们夫妇，不禁感叹，何等情谊，何等热情！
韬奋同志的火样热情，来自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来自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来自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如今我们建设祖国，献身四化，正需要这样的革命精神和火样的热情。韬奋同志安息了，但他已将火把交给了我们。火把千千万，一熄万千亮。
（本文作者为新补的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杜重远烈士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