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大地
重返大别山
叶君健
大别山是横贯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边界的一条山脉。它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由于地势较高，平均海拔有一千来米（它的主峰天堂寨达到一千七百多米），土地相当贫瘠，交通不便，非常闭塞，过去从不是官僚政客所觊觎的区域，更非兵家必争之地。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它却意外地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鄂豫皖边区，就是在这里创建的。我的故乡红安县（原名黄安）也属于这个山区。它过去默默无闻，但在近代却产生了大批革命军人，军级以上的指挥员，据说就有两百多名。
革命军人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上述的数字说明这个地区战斗的频繁。战斗总要牺牲人。这也间接说明这里牺牲的人很多，而且还是生命力旺盛的年轻人。大别山的斗争，实际上在1926年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3年成立了“黄安县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者是董必武同志的弟弟董觉生。到北伐战争的前夕，就已经有了十二个农民协会，与封建地主及其有关的旧势力展开斗争。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后，斗争就公开化了。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别山农民就在当年11月举行了“黄麻起义”，夺取了县城，建立自己的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从此开始的。从此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不断地出现。他们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大都是放牛娃出身。他们是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战争的确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真是不可数计。牺牲不一定全是武装农民，普通人被屠杀的也是成千上万。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附近有个名叫八里湾的小镇，蒋介石派来的一营杂牌军队，营长姓杨，在那里刚一扎下营，一天，有个路过镇上的外地小商贩，路经此镇就被他当作共产党抓起来，钉在城外用两根木柱做的十字架上示众。那时正是1928年的冬天，这个可怜的无辜者露了两天两夜才咽气。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现在仍感到毛骨悚然。
我是1929年春天离开故乡的。那时乡下的人口已经锐减，男子的数目寥寥可数，真正所谓壮丁，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亏了他们，革命的红旗一直没有倒。他们所进行的艰苦的、残酷的、长期的斗争，终于改变了整个大别山区的面貌，而且汇合进其他地区的革命洪流，最后给全中国的人民带来新生。我早就想回返大别山区，瞻仰故乡的新颜，但只有最近才得有机会成行。和我同去的是一位刚离休的老将军——我的一位小同乡。他小时在我们那个贫瘠的乡里放过牛，我小时也在那里放过牛，当然他的经历要比我丰富得多。他南征北战，两次走过草地，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指挥过抗美援朝的战争和反击越南的入侵。和他一道回返故乡，重看半个世纪以前的旧地，倒真使人有点象幻游奇境的感觉。
故乡已经完全换了新装。我离乡时那种人烟稀少的凄凉景象已经成了历史。我出生的小村，现在已经是人丁兴旺，男女老少一大堆，都出来向我招呼。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颇有一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味道。只有当我问起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的小名，我才能辨出他们是哪一家的后裔。上面说的那个小镇八里湾，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城镇企业的基地，直属县管。它有小型工业，有卫生院，有学校，有新华书店。到了县城——“黄麻起义”的爆发地点，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是县委负责同志递给我的一杯茶和一支烟。这些都是原来很穷的这个小县的新产品。我记得我小时在家里喝的是从安徽六安运来的茶叶末，味道苦涩。但现在的这杯茶却很鲜美，泡开的茶叶细长而碧绿，不亚于龙井。它现在的产量那么丰富，据说还有二十多万斤存货未能销运出去。那支名“赤壁”牌的过滤嘴香烟，无论从质量或外表上讲，也都可以与外国的名牌媲美。但最使我感到新鲜的发现是，县委的第一把手是我的一个同学——武汉大学毕业生，但比我低三十多班。他是个年轻人，精力旺盛。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中还有三个大学毕业生。基层领导班子的知识化，这是新近机构改革的成果。
我瞻仰了董必武同志的故居和当年称为“列宁市”的七里坪镇，在那里和一些老红军进行了一次座谈，获益不少。接着我又去了将军辈出的二程和高桥两个区，陪我同行的那位将军就是二程区人。高桥区是李先念同志的故居所在地。我还访问了在一座小山旁边他小时候住过的小屋。那是一个土筑的结构，很简陋，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外，只有墙上挂着他少年时用过的劳动工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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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后难说”与“以后再说”
曲平
一幢职工住宅楼尚未竣工，黑灯瞎火，呼呼啦啦搬进几户新主人。职工群众迎着朝霞眺望，个个瞠目结舌——新户主都是厂头头！人们哗地走远了。
老字号的出来说：“老X，你这是何必哩，盖好了再搬嘛！”新户主笑笑，神秘地说：“老伙计，以后难说，新班子快宣布啦……”老字号的愕然。新字号的站出来说：“你们当头头的，还顾不顾一点群众影响？”新户主两手一摊，说：“整党的时候，我检讨。”
又是刮风，又是打雷，当北京的文件传到这里时，S咬咬牙宣布把多占的一套房子交回，S这个光荣的名字上了报纸，流进了电台。但钥匙仍在他腰间叮叮作响。儿子向老子要钥匙，准备在那招待朋友，老子瞪儿子一眼，说：“不行，以后再说。”儿子不服：“老是以后再说，以后到什么时候？”当妈的向儿子悄悄透露：“别嚷嚷，机关整党结束，你就搬过去……”儿子首肯。
“以后难说”与“以后再说”八个字，六个相同，只有“难”与“再”字音、形、意均差之甚远，但X、S把“难”与“再”都以“改革”者的气派将它们变成了一个大写的“我”字。
整党的春风所到之处，吹倒了不少多年来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那堵高墙。X、S究竟将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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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悲鸿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
萧阳
1939年冬，王莹随新中国剧团到新加坡巡回演出，宣传抗日。剧团带去的十几个剧目中，《放下你的鞭子》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目之一。王莹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香姐。每次演出，她的真实动人的表演都激起观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在马来亚轰动一时。这出震撼人心的街头剧在新加坡演出时，适逢徐悲鸿为抗日捐献来新加坡举行个人画展。郁达夫、徐悲鸿等多次观看了演出。郁达夫先后写了三篇文章称赞王莹的表演艺术，并书录古人诗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赠给王莹，赞美她为“冬天的梅花”。徐悲鸿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和对王莹的深厚友谊，拿起画笔，精心绘制了不朽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这幅画高四尺五寸，宽三尺二寸，画中的王莹身穿白底蓝花滚蓝边的中式长袖布袄布裤，腰系红绸，正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完成这幅画以后，考虑到王莹的艺术成就不仅在国内有巨大影响，而且在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中也赢得很大的声誉，乃将下款改题为“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
为了保存这幅珍贵的油画，在日寇占领新加坡前夕，由侨领陈嘉庚、黄曼士等将它深埋于地下，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挖掘出来。
1942年王莹得到组织批准和周总理的指示赴美国学习，并争取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在美国组织了中国剧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接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在白宫演出，将大洋彼岸伟大祖国的抗战戏剧带到了金元帝国的殿堂。美国总统罗斯福等白宫高级官员及各国驻美使节观看了演出，十分赞赏，罗斯福夫人还与王莹合影留念。
徐悲鸿去世后，周总理指示筹建徐悲鸿纪念馆，有关人员多方查找《放下你的鞭子》这幅名画的下落，一直没有结果。1955年王莹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应邀出席侨委为庆祝司徒美堂九十诞辰在颐和园仁寿堂举行的宴会，董老拉着王莹的手对梅兰芳说：“你的小学生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刚从美国回来。”梅兰芳、周信芳、田汉等十分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入座后，梅兰芳问起王莹在白宫和美国各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情况。董老问及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的下落，说周总理很关心这幅画。1960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饭店宴请电影界代表，发现没有王莹，特地派人把她请来。周总理亲切地对王莹说：“你在美国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得很好。”在交谈中，周总理还问王莹，在国外这么多年，是否知道徐悲鸿画的《放下你的鞭子》在什么地方。王莹答道：
“听说到台湾去了。”周总理环顾四周说：“一定要找到它！这幅画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最近谢和赓接到海外友人寄来《南洋联合会晚报》关于徐悲鸿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重新回到新加坡的报道。原来这画后来落到一位姓潘的福州籍华侨手中，他又将此画携至美国等地，辗转四十四年，现在，才重新回到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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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人与历史
赵日升他走在路上，从明丽的今天，走向五十万年风雨的昨天。我曾多次地对他说过，当初一定有一群猿人，从山顶洞走出来，变成了我们的祖先；可是，他却用长长的烟袋，敲我的脑袋——你再让我看看，把一只猴子变成人！我曾多次地听他愤然指责那些无忧无虑又唱又笑的男女
青年，以及那些叽里咕噜说话的外国
人——参观，参观，没事闲的，钱多烧的！不就是那几块骨头和烂石片？我没有理由嘲笑他，他和许多与他一样的农民，不需要历史的喂养，历史也不需要他的崇奉，他只需要洒干汗水和辛酸，换回几颗聊以果腹的粮食。但是，他终于要去看看了，重孙子的历史课本第一页就写
着的，站在家门口就能望见的，那个以往不屑一顾的地方。劳动创造了人，这道理说得真对！乡长说，明天有外宾来，访问他这个治愈了风湿症，直起了佝偻腰的老头子，还要参观他创办的奶牛场。他走在去周口店的路上，盘算着，外宾一定会问他，用什么创造了他的今天？他应该面对历史和世界，骄傲地作出属于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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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左邻右舍
阻碍改革的“左”的影响和框框条条已经不少，有人又把“照顾左邻右舍”作为“盾牌”来使用。“还不看看左邻右舍，人家不冒险，我们何必去闯祸？”“左邻没有改，右舍没有动，我们承包多拿钱不是要影响人家？”有的改革者因为顾虑左邻右舍而迟疑不决。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篇中有言：“左支右绌，困不可忍”。那是讲因财力或能力不足而穷于应付。在改革中，要求与条件各不相同的左邻右舍“排好队，齐步走”，同时富，岂不也要陷入“困境”？不突破顾虑左邻右舍的障碍，一味地怕担风险，怕摆不平，新局面怎能开创？
左邻右舍是要看的，但要看邻舍中已掀起的改革浪潮，而不要仿效那“春风不度”的角落。 吕德雄八十年代的……
在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有位同志提出：要着力写八十年代的农民。这几年农村的形势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八十年代的农民的劳动、生活、思想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五、六、七十年代大不一样了。前几年还在说：农民想过的是“土改后，公社前”的日月。现在这样的话也不合时宜了，因为八十年代的农民既喜欢那刚刚形成的“大锅”，也不满足于那种“三十亩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
着力写八十年代的农民，着力写八十年代的工人，着力写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这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是离现实生活远一点”的思想既不合乎潮流，也不顺乎民心。 叶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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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蓬莱仙阁 〔中国画〕 皮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