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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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谈

江苏教育厅党组对照检查严肃认真
自我批评敢亮思想帮助别人不兜圈子
江苏省教育厅对照检查中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党组一二把手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剖自己敢亮真实思想,帮助别人直截了当,不兜圈子。
他们首先在厅领导之间个别互相谈心,征求意见;然后集体坐下来,对每个同志互提意见和看法;在上述基础上,正式进入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这样反复谈心和征求意见,不仅进一步摸准了本单位以及个人在整党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且也相互沟通了思想,为对照检查创造了良好气氛。
对照检查中,党组书记、代厅长罗明率先在党组会上进行个人检查。他敢于揭露问题,给大家启发很大;但同时大家对他检查时没有摆脱集体检查的框框,缺乏个人特色和深度,提出了批评意见。罗明同志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后,对自己的检查内容又作了充实修改,在党组会上作了第二次补充检查。他勇于亮思想、说真话,给大家带了好头。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吴椿是不久前从基层调上来的,也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问题作了认真深刻的解剖,给一些新调进机关的同志搞好对照检查树了样子。
有位原党组成员、副厅长,过去对党组书记罗明领导作风不够民主有意见,从来没有直说过,这次在个别谈心和党组会上,他不兜圈子,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从而消除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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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供销社联合社找差距定措施
改“官办”为“民办”以整党促改革
四川省供销社联合社在整党中,紧紧围绕党的总任务和本省“富民升位”的战略目标,查找党组思想、工作、作风上的差距,采取措施,边整边改,推动全省供销社改“官办”为“民办”,使供销社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
整党中,他们边学习,边调查、讨论,社党组初步找到四条差距。其中主要是“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在改“官办”为“民办”,开展独立自主经营方面还没有大的突破。针对这些问题,党组发动全体党员进行了讨论,又多次征求了省级有关部门和县、基层供销社及专业户的意见,确定了以改革供销社体制为中心的十条整改措施。
他们决定,业务活动、劳动人事和财务计划,都由社员代表大会审定。做到一切从当前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把业务做好、做活、做大,千方百计扩大农副产品推销,解决农民卖难、买难问题;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按照集体企业原则改革财务、基建制度。他们还决定放手吸收农民入股,扩大社员管理供销社的权力,扩大供销社的服务范围,活价促产,参与市场竞争,开展市场调节,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生产责任制,加快改革的步伐。同时,他们还从解决化肥“走后门”和以权经商入手,坚决纠正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并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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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集

我对克服派性的认识
郭东义
过去,一谈起派性,就觉得别人有派性,别的群众组织有派性。而自己不仅没派性,而且“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是派性的受害者。所以一提起反对派性来,慷慨激昂,可惜全是“手电筒式的——照人不照己”,往往是越照派性矛盾越多,对立情绪越大。
经过学习整党文件,特别是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提高了认识,冷静地一想,发现自己不是没有派性,而是受派性的影响很深。比如,过去我一直认为,虽然“文化大革命”错了,但是我这派大方向正确,即使有错误,我这派也比你那派错误少一些。这不正说明自己没有摆脱派性的小圈子吗?又比如,我和过去一派的同志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而对另一派的同志,接触就少,存有戒心。这种以派分亲疏的现象,不是明显的派性表现吗?刚开始检查派性,双方可能都有些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受过迫害,现在又当了领导干部的同志,姿态应该更高一些,更主动地带头检查派性。
有一位同志过去在“清队”中,出于派性原因,打过我两下子。后来,听说他对打人问题缺乏认识,更觉得这个人派性严重,不承认错误。因此,平时很少与他接触。在这次整党学习中,自己到底找不找他谈呢?开始我的顾虑较多。随着整党学习的深入和谈心活动的普遍展开,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文革”期间受过迫害的同志,现在处于主动的有利的地位,检查派性的顾虑或包袱可能小一些,应该带头放下包袱,作自我批评。而“文革”期间整过你的同志,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欠了帐,抬不起头来,或者想法很多,顾虑重重。这时候,受过整的同志,如能主动找他们谈心,主动检查自己的派性,就容易感动对方,顺利解决问题。特别是过去受过整的如今当上了领导,带头这样做,影响就会更大。于是,我主动找那位同志谈心,主动地检查了自己存在的派性表现。没想到,谈得非常融洽。一开始,他就主动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谈谈心了,我过去打过你,总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想跟你谈谈心又不好启齿。”我俩连续谈了四个多小时,把多年积存的误会和想法问题都端了出来。(编者按:主动谈心,检查自己的派性,这样做很好。凡是派性严重,互相争得面红耳赤的地方,大概都是没有公开彻底否定“文革”,不敢当众检查自己的派性表现,这本身就违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违反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我感到,要彻底消除派性,还要做细致的疏导工作,弥合感情的鸿沟,特别是要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尤其要做到这一点。
今年春节期间,我利用假日,走访了电台五十多位同志的家,特别是过去由于派性关系很少交往的一些同志,这次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同志对我非常热情,我很受感动,相互间的感情,更加接近了。电台编辑部有一位老主任,由于和我过去是两派,相互间思想隔阂较深。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前后楼相隔不到五十米,可是十几年来,没有任何来往。1981年我爱人不幸因车祸去世,许多同志都来看望,他却没来。以后他身患重病,做了大手术,在家休息,我也一次没去。这次整党学习中,我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平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现在虽然身患重病,仍坚持参加整党学习。对这样一位可尊重的老同志,我怎么能因为纠缠着派性而不与他搞好团结呢?特别是自己现在是台长,更应该主动拆除两人之间关系上的“围墙”,填平感情上的
“鸿沟”。于是我主动去他家看望,征求他对我的意见,询问他对治病还有什么要求。后来,他病重住院,我仍然经常去看望,并积极解决他的实际问题。这位老同志临终前,特地让家属找来电台领导并让带着录音机给他录下了弥留之际的肺腑之言,他说:“咱们厅和电台的领导班子,我很满意,很放心!”又把他的儿子叫到面前,指着我说:“你郭叔是个好人哪,这人很正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吧。”听到这位老同志的临终遗言,我激动不已,感慨万分:派性至今十几年,给党的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失,给同志们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如果这次整党再不彻底消除派性,不知有多少同志还要把成见埋在心里,甚至含恨九泉。
(作者是辽宁省广播电视厅
党组成员、电台台长。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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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刀手
湖北省宜昌市服务公司修脚工、青年共产党员陈祖珍,九年治疗脚病患者二千多人次,两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剜去足底的厚茧、病根,
剜去眼中的偏见、浅薄。
世俗的痼疾在刀下丧胆,
崭新的观念在刀上塑造。
邓永福 摄影 碧森 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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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栏

“官太太”搬家记
有位领导干部因公调北京工作,全家随后也搬到北京去。
这位领导干部的爱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总算收拾停当。她托运的行李中,除必要的衣被和家用器物外,还有新打的成套家具,床柜桌椅等一应齐全的达五套之多,据说不仅一家用不完,就是子女将来结婚需用的家具也一应齐全了。最奇怪的是还运去一大堆焦炭,几百斤土豆、大米,这种东西运到北京的运费就高达几角钱一斤了。甚至连破扫把也带去。如山的东西只好专要了一个车皮,而且她不让找个车皮挂货车走,而要随她坐的客车运走,结果使国家在这运输任务如此繁忙之际,为她提供一个车皮,机关为此花去托运费用一千五百多元(原单位报销不了,北京新单位却报销了)。
干部调动工作、家属随调,要托运一定数量的家庭必须用的家什是应该的。但是家具是否需要带那么多?烧不完的焦炭、吃不完的大米和土豆也要大量搬运到北京吗?难怪去接车的那位领导干部严词批评她。协助办理托运的机关的群众对此议论很多。有的说,如果这运费由她自己掏腰包,她愿意吗?这简直是“官太太搬家”。而且听说这位女同志调到北京去已经升任某单位的处长。看起来,这位共产党员的处长,如果不在这次整党中用《党章》和《准则》对照检查一下自己,人家给她戴上的“官太太”的帽子,恐怕是不容易摘掉的,而她应该明白,“官太太”和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相距又实在太远了。
(四川《支部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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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天天开“窗” 天天照“镜”
——湖南临湘县委书记赵纯烈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朱金何
“人民来信、来访,是了解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窗口’,是端正党风,改进工作的‘镜子’,透过它可以得到会议和文件上难以听到、看到的东西。”这是临湘县委书记赵纯烈的经验之谈。他自1980年10月担任县委书记以来,共阅处人民来信二千一百多件,接待群众来访二千四百多人次。
今年3月,羊楼司中学一位教师给赵纯烈同志写信,反映他的入党转正手续已上报五个月,至今杳无音信。老赵看后,随即批示县委组织部:“该同志为什么不能转为正式党员,是条件不具备,还是我们工作拖沓?如果是后者,那么,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这么不负责,从何谈起关心知识分子,关心干部。”老赵还亲自来到羊楼司公社了解,派人从报送单位查到批准单位;弄清事由后,督促主管部门及时补发了转正批复。随后,老赵又给这位同志写了一封道歉信,并热情鼓励他加强学习,努力执教,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长塘公社有个回乡青年,先后给老赵写了十四封信,老赵对每封信都认真阅批,使来信件件有回声。1982年5月,这个青年对农村现有经济状况提出了几点看法,老赵认为这对搞好当前经济工作很有作用,经他建议,县政府在《经济工作参考》第八期上原信转发。这个青年在几次来信中,还流露出对自己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同时,呼吁基层党团组织关心农村青年进步。老赵多次交待有关负责同志下去找他谈心,耐心帮助鼓励他,并亲自写信给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叮嘱他要关心农村青年的成长。现在,这个青年进步很快,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群众来信来访,有不少是反映少数干部违法乱纪和不正之风问题的,老赵总是和县委同志一道旗帜鲜明地进行处理。
去年正月初一,沅法公社万竹大队社员谭雨生五兄弟来访,反映有个公社干部搞逼供信,肆意捆绑群众。老赵听后十分愤慨,表示要迅速查处。原来该公社一名干部,轻信一个小孩说的话,采取逼供信的办法,栽赃谭雨生五兄弟偷了大队部的树木,并把他们抓到派出所关押审查,处以罚款。当他们到公社上访,公社党委又偏信这个干部的一面之词,轻率地作出维持原议的决定。查清了事实真相,县委对违纪干部进行了通报批评;给受冤者平了反;对真正的偷盗者给予了处罚。问题得到解决后,谭氏五兄弟感激不已,逢人就讲:“‘县太爷’明镜高悬”。编后
开窗,使人明目、清心、远望;照镜,使人“知兴替”、“明得失”、“正衣冠”。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就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情况、检查工作作风的“明窗”、“明镜”。领导干部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可以体察民情,为他们排难解忧,同时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赵纯烈同志的事迹,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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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一位离休干部的“家庭阅览室”
山东省掖县苗家乡东罗台村离休干部、共产党员李海山的“家庭阅览室”越办越红火。这几年,李海山订报刊买书籍花了七百多元。最近,他又自费购了书桌、书架和十几个凳子,还花五百多元添了一部电视机,前来读书学习的人与日俱增。
“家庭阅览室”一开门,读者纷纷到来。一些离休、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来这里读报纸,放学归来的小朋友来这里看图书,就连不少外村的青年也来这里查资料,寻求解答生产技术上的疑难问题。
山东掖县 孙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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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要大力报道勇于改革的党员
“党的生活”专版热情讴歌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使我很受教育。不足的是报道改革中既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又雷厉风行进行革新的闯将太少了。希望今后加强这方面的报道,表扬各地涌现出来的罗心刚式的共产党员(影片《血,总是热的》中的厂长)。
北京市崇文区服务公司 谢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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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批评要有下文
“党的生活”专版揭露了一些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的人和事,在读者中反响很大。但是我们还希望知道,这些反面典型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理?请你们今后对此有所交待,以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浙江省杭州市 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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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比“三十条”更宝贵的
张铭清
轻工部赴浙江省海盐衬衫厂的帮学小组,对该厂提出了三十条改进意见,一改对先进典型只能说好话、不能说不足的旧例。这种作风令人耳目一新。
正如人无完人一样,先进典型也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这本来毋庸讳言。但说来也怪,对先进典型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在不少地方竟成了惯例。典型被渲染成完美无缺的“圣物”,而且一好百好,各种经验层出不穷。想当年的大寨,简直成了个经验制造厂,那些个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经验”,俨然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膏药。这种猛拔高、瞎吹牛、乃至弄虚作假的宣传,结果是帮了倒忙,使典型走向了反面,到头来,谁也不相信那些“劳什子”了。
任何典型,不仅有不足,还带有其局限性。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先进典型,不但应该在宣传上持辩证的态度,而且应该在学习其先进经验时从实际出发,研究哪些经验适合在本地、本单位推广,哪些不能学习,决不能一古脑儿地照搬照抄。不动脑筋地套用先进经验的做法,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轻工部帮学小组的三十条改进意见,使我们看到党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发扬光大,尤其是在对待先进典型上体现出来更加难能可贵,这是比“三十条”更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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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新闻人物”引起的争议
今年3月6日上午,浙江省富阳县第六届党代会预备会议休会之后,大会主席团突然宣布:学校沙大队党支部书记陆丁来因偷税违法,取消其党代表资格。陆丁来被通知交出代表证,当即退出会场。他伤心地哭了。
消息不胫而走,陆丁来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全县上下,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党代会“坚持原则”,有的则为此愤愤不平。其实,对这位“新闻人物”的争议,并非今年党代会才开始的。
1979年,学校沙大队五金电器厂因管理混乱,严重亏损,濒临倒闭。大队干部、群众推荐大队党支部书记陆丁来承包五金电器厂。从1980年起,陆丁来主管大队企业并兼任五金电器厂供销员。他一进厂就着手进行整顿,大胆改革,当年就使该厂转亏为盈。此后,陆丁来在继续办好大队企业的同时,又从技术、资金、设备、材料、销售等方面热情支持生产队、个体户和联户发展商品生产,以工促农。1980年到1983年,全大队工业总产值达三百四十万元,上缴国家税金十五万元,上缴大队积累二十五万元。粮食平均亩产也提高了七百多斤,多种经营收入翻了两番,人均分配四年增加了四倍。大队在四年中还为群众办了十件好事,整个大队面貌一新。
对陆丁来的改革精神,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明确表示支持,县委于1982年底也曾多次作为先进典型加以表扬。然而,种种非议和责难,也指向了陆丁来。陆丁来打破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农业书记”、“粮食书记”这个旧观念,县里有的负责人指责他“不务正业”。陆丁来为工厂、为大队出了力,得到一定的报酬,一些同志批评他拿的是“不义之财”。1980年,公社党员会上对此争论过一场,结果要陆拿出二百元交纳党费。1981年,陆丁来从奖金中主动拿出一千二百元献给企业发展再生产,县委工作组和公社党委仍认为他得奖太多,找他“谈话”。陆先是同意上交三百元做公社公益金,领导嫌少。谈到深夜一点多,陆勉强答应上交六百元,此事才暂作罢休。
去年,大队五金电器厂因挂钩定点单位业务缩少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为摆脱困境,该厂几个负责人采取改开发票抬头,降低税率的办法进行偷税,承接一批新加工业务。陆丁来虽未表态,实际上默认了。事后,陆丁来等同志认识到偷税是违法行为,主动向财税部门报告,并于年底前补交了全部税款。
今年春节刚过,富阳县召开全县表彰先进大会。县委组织部对学校沙大队五金电器厂偷税一事的前因后果没做认真调查,就取消了陆丁来1983年度优秀党员的资格。
3月初,富阳县召开第六届党代表大会。对陆丁来当代表的问题,县委常委事前曾专门进行讨论,无人提出异议。可是,在预备会议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又有人提出陆丁来不能当代表。大会主席团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就草率决定取消陆丁来党代表资格。党代会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县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又派人到学校沙大队调查,在大队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人们说:“富起来、富起来,谁还愿做第二个陆丁来,应得的奖金逼出来,闹不好还要抓起来。”
陆丁来受到这次打击,思想很苦恼。他向县委提出申诉,引起县委和杭州市委的重视。县委对陆丁来同志的情况经过全面调查,充分肯定他对发展农村经济做出的成绩和改革精神。陆丁来对五金电器厂偷税一事负有一定责任,但事后主动改正,不宜再作追究。县党代会取消他代表资格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对陆丁来同志的争议,目前总算有了公正的结论。但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左”的思想影响,却还象幽灵一样在人们的面前晃来晃去。陆丁来同志对记者说:“我有缺点,有错误,但我们认识到了,改正了,有些同志为什么还要把我看死了呢?资金有困难,经营有问题,我们可以千方百计去解决,如果上面有些同志给我们加上政治压力,我们就吃不消了。”他的话,值得一些同志深思。
本报记者 宋世琦 吴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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