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生活原料中抽取艺术真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观
黄泽新
“实事”与“实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当时有些文学作品采用拉斐尔式的过分夸张的方法，把“革命领导人”写成“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官场人物”，“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同时又指出，有些作品不分巨细地照搬生活，即使把笔触深入到人们的“私生活”，也没有“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如果能象画家伦勃朗那样把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又进一步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些论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观，即既反对脱离实际的过分夸张，也反对不加选择地罗列生活，主张艺术典型化的真实。
近年来，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真实观提出挑战，认为艺术就是“写感觉”、“写印象”、“感到了什么，就写什么”等等。
这种以“写感觉”、“写印象”为真实的观点，我以为实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自然主义反对艺术典型化，主张机械地、照相式地记录事实，醉心于描绘琐屑的、表面的、偶然的生活现象。自然主义者自以为他们是忠于现实的，实际上只是忠于生活现象，不能深入揭示事物内在的意义，不能显露本质的、典型的、合乎规律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引用羽斯曼的话说：“自然主义能够使一切东西——包括梅毒在内——成为自己的对象。但是当前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被自然主义所触及。”这是对自然主义创作及其理论的有力讽刺和批判。
生活现象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有些现象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美学意义，适宜于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有些现象则是琐屑的、无聊的、缺乏美感的，不宜于作为艺术材料，因此，作家不能“感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能把一切“感觉”、“印象”都纳入作品中去。高尔基说：“鸡和羽毛不能一起烤，但是由于崇拜事实，我们把偶然的、不重要的事物跟基本的、典型的事物混淆起来了。应该学会拔掉事实本身的不重要的羽毛，应该善于从事实中取得有意义的东西。”这些话说得何等明晰而深刻！提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环节。没有提炼，就没有艺术。一个作家只有呕心沥血、孜孜以求，才能把生活素材升华为具有高度真实的艺术。如果满足于记录“感觉”、“印象”，那岂不是“把鸡和羽毛一起烤”吗？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过分夸张的艺术倾向，也需时时注意和防止。有的同志不是从生活出发，沿着生活的轨道驰骋艺术想象力，创造出合乎实际、合乎情理的形象和图景，而是脱离生活，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以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这种倾向，表面上和不加选择地记录生活现象不一样，实质上，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真实性原则的。
鲁迅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是对艺术真实的精辟概括。艺术的真与假，不在是否“实事”，而在是否“实情”。一切违情悖理的形象和情节，都是不真实的。艺术描写只有符合“实情”，也就是符合人情事理，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和生活的内部规律，才是真实的艺术，能够揭示出生活真谛的艺术。
有篇小说写的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一个侦察班深入敌后，抓获并改造俘虏的故事。这样的主题不是不能写，但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实际，从抽象的人性观念出发编造故事，致使这部作品破绽百出。例如他们抓到女俘后，连长决定在一块草地上休息一会儿。这里是敌后，不时有敌人巡逻队经过，处境是很危险的。然而，作者却以非常轻松闲适的笔调描述这里发生的一切：这里有美丽的景色，和谐的气氛，温馨的回忆，欢快的逗笑，那里象生死搏斗空隙的短憩，简直是一幅亲朋故旧喜融融的游春图！这种描写和当时环境是多么不协调啊！哪里谈得上真实。另外，作品中还安排了一个孩子，每当敌我斗争的关键时刻他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左右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发展，也过于离奇，离战争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心理真实与社会真实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它既描写人们丰富的主观世界，也描写广阔的客观世界，从而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面貌的作品所具有的认识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学史，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形象史。
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片面强调心理描写，忽视社会生活描写的观点。有的同志说“艺术就是艺术家内心的自我表现”，艺术家“追求的是人类心理上的真实”，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表现自我，背向现实”的口号。
在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中，不包括“心理真实”吗？当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十分重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艺术作品都不是现实的纯然客观的反映，而是浸透着作家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诗歌，作为心理因素最强的一种艺术形式，思想感情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这是毫无疑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所理解的现实生活不单是人对客观世界中的对象和事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的内心生活；人有时生活在幻想里，这样，那些幻想在他看来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时间内）客观事物的意义，人生活在他的情感世界里的时候就更多；这些状态假如达到了引人兴趣的境地，也同样会被艺术所再现”。大量的优秀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怎么能不顾事实而把“心理真实”排斥在“现实主义范畴”之外呢？
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不要心理描写，而是反对孤立地、片面地进行心理描写。人的心理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恩格斯说：“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屑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指明了人物思想情感是和一定的历史社会相联系的。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应当成为时代的折光，社会的投影，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传达出人民的真实心声。郭沫若的《女神》就是一部回荡着时代最强音的光辉诗篇。那种“背对现实”、“表现自我”的论调，企图把个人和时代、和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但是，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不能离开地球一样，个人是离不开社会的。所以这种“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实质上是与革命潮流的分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分离。这样的作品，色调必然是灰暗的，低沉的，它只能抒发一点个人的情思，而不能真实地表现时代的声音。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诗作都不是孤立地抒写“自我”，而是借“我”的真情实感传达出一个时代的感情和愿望。有一首题为《我是青年》的诗就有一定代表性。它写道：“我是青年——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堵塞，／我是青年——我的瞳仁永远不会拉上雾幔。……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有骨——骨中有钙！／我有汗——汗中有盐！／祖国啊！／既然您因残缺太多／把我们划入青年的梯队，／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读着这铿锵有力的诗句，我们的心砰砰然。作者的感慨，正是千百万青年的共同感慨；作者的心愿，正是千百万青年的共同心愿，因而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也有另一种意味的诗。有首诗这样写道：“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首诗写的是个人一点扑朔迷离的感觉，缺乏明晰确定的时代内容，不知作者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有些同志宣传艺术是“内心的自我表现”，是制造“自我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人如果为人民为社会作出牺牲”，就是“感受不到自己作为人而存在”，就是“自我”的“丧失与异化”；反之，懂得享受人的“一切权利”，满足个人的一切欲望，才体现人的价值。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正是这种思想障碍了某些人的视线，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摆正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的社会是以集体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只有真正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才能够把个人融合到社会中去，成为人民的代言人。
马克思提出文学作品应当“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实现这一美学原则，就要求作家统观生活全局，注意观察和研究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内在联系，在深刻揭示人物心理的同时，尽可能展开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局限于表现自我的心理真实，而“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一美学原则的，只能使作品思想肤浅，内容单薄。当然，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思想的深度和内容的广度上不能够也不应该强求一律，但是都应当尽量体现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叙事文学不用说，它应当把人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大千世界同时展现出来；就是抒情文学作品，也不排斥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只不过它把主观心理和客观现实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已。所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力求把心理的真实描写和社会的真实描写结合起来，绝不把笔停留在窄小的个人心田上。现实真实与理想真实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非常重视革命理想的巨大鼓舞作用。马克思在评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说，这本书表现了“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应当幻想”的口号，强调“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
这些论述都说明革命理想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包含在真实性范畴之中。然而有些同志却把反映现实与表现理想对立起来，只承认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否认或忽视可能发生的事物的真实性；比较注意生活中消极的、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看不到正在生长的、积极的、健康的、美好的新事物。因而他们往往以沉重的笔调描写现实，缺乏乐观精神和明朗的色彩，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例如有部中篇小说，主人公“她”是一个普通职工，平凡的工作、淡泊的婚姻、琐碎的家务，使她很苦闷；加之邻居倪鹏是一个刁钻的家伙，常常来纠缠她，这更增加了她的烦恼。在百无聊赖中，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对“青梅竹马”的爱情的向往。少年时期，她曾在夏令营碰到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尽管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去处，她却倾心于他，这个男孩成了她“大大小小的希望的总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自己朝思暮想的“漂亮的小男孩”，原来就是眼前这个讨厌的市侩倪鹏时，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在作者的笔下，生活本来就是灰暗的，“心灵的梦”虽然能给人以暂时的安慰，但到破灭以后，就更增加生活的灰暗色调。尽管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境遇时还要做梦，然而，“心灵的梦”越多，失望就越大。这就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观点。实质上，是把理想看作是虚幻的童话，看作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究竟怎样认识现实、反映现实？高尔基说：“我主张文学高于现实，能够稍稍居高临下地去看现实，因为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必须使现象典型化。”一部作品，仅仅描写了“现存的事物”，忽略了“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反映了生活的一半，不能说是高度真实的作品。因为它没有充分揭示人们的思想愿望，没有表现出生活发展的趋向。所以，从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生活来说，也需要描写“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
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之花是从生活的沃土中孕育出来的，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作家应当从实际生活中去把握未来，展示未来。要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表现新与旧、改革与保守的斗争。理想愈是深深地扎根在生活中，愈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应当牢牢记取的艺术箴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太深了。且不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用主观意念掩盖生活真象，制造艺术谎言；我们有的同志也往往“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了现实主义的东西”。他们回避现实生活的缺点和困难，冲淡尖锐的矛盾冲突，以空泛的豪言壮语、生加上去的光明尾巴和不切实际的夸张手法显示所谓理想和未来。这种主观主义的浮夸作风与我们所要求的革命理想有本质的不同。这样的作品只能引导人们想入非非，不能激发人们实事求是的干劲。
作品中的理想色彩和作家的思想境界是直接相联的。一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作家，一个为四化而献身的作家，绝不会仅仅凝视过去，而且要放眼未来；绝不会做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当一个热烈的评判者，他所具有的远大理想和鲜明的爱憎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艺术形象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提高作家的思想境界，是解决作家正确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的一个根本关键。
第7版()
专栏：
荧屏上的特写
——从《女记者的画外音》谈电视剧的特点
朱汉生
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的电视剧《女记者的画外音》（浙江电视台摄制），不仅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改革者的榜样力量，激励着我们迎接经济改革的到来，而且以新颖的艺术手法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全剧以一个女记者的采访为线索，把许多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的插曲分开来介绍，再由女记者串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核心就是厂长，主题是经济改革。但写事是为了写人，写改革者的精神风貌。
我们跟着这位女记者来到浙江双燕衬衫厂。女记者实际上就是观众的代表，她敏于观察，善于发问，不断地求索答案，不时发表议论。例如，厂长身穿笔挺的西装，天天在厂门口迎接工人上班。女记者问道：“这有必要吗？”厂长回答得好：“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形式，能产生特殊的效果”；采购员要出差，厂长要求他穿上本厂的最新产品以体现本厂的风度；发现退货的次品，厂长大发雷霆，立即追查，要扣发责任者的工资。女记者一一看在眼里，用画外音告诉我们：“企业牌子至高无上，产品质量精良，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忘的广告宣传……这就是这个企业获得成功的秘密……”。在厂庆遭到一位副局长的阻挠，厂长的痛苦溢于言表时，女记者竟激动地说：“我能用什么语言来安慰他呢？……亲爱的党组织，请理解一个改革者的耿耿情怀吧……”这一切都是通过女记者那无拘无束的语调描述出来的，其中略带着温和的政论口吻，使我们逐渐看到了厂长身上最主要、最可贵的东西。于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形象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这个电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着眼点已经不是情节、事件和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冲突，而是理解它们的意义，是对剧情的思考。叙述、理解的手段已成为这个电视剧的重要结构成分。由于女记者的采访是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就使得这个电视剧具有高度的真实感。编导者颇具匠心地利用女记者这个人物来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凡是女记者注意的地方，正是编导者想加以强调或希望我们理解的地方。作品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障碍，为了塑造厂长这一形象，可以选择必要的人物、事件为其所用，还能随时随地发表个人观感，促使我们接受某些结论，又不给人以强加于人和空洞说教的感觉。这种“形象化的政论”，充分发挥了电视屏幕的特点，为全剧增色不少。
一般说来，电视屏幕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其一，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在屏幕上，播音员仿佛在和我们对话。其二，电视上前后各种迥然不同的节目全靠播音员（或称主持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所以说，电视的基本结构原理就是通过屏幕上的主持人来了解某些事件。
现在电视剧也开始探索这种纯电视结构的形式了。《女记者的画外音》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女记者即主持人。不过在这个电视剧中她的职能要复杂一些：她既是剧中人，又是评论员。因此，她一方面作为演员，要按表演规则进行表演；同时她又能跳出来，作为观众的代表，从旁进行观察，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引起观众的联想、思索和共鸣。这种结构完全符合屏幕交流的特点。《女记者的画外音》在这方面的创新，代表着电视剧的一种发展趋势。
当然，这个电视剧在表现手段上仍没有完全摆脱电影的老路。例如过多地运用了“画外音”这种电影的假定性手法，使人们更多地注意了事件的过程和对人物外在行动的表述，而削弱了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刻画。这种电影化的表现手法与剧作的电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不过，它已经朝着电视艺术的独特性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就是可喜的收获。
第7版()
专栏：剧评
情景交融 刻意创新
——谈粤剧《风雪夜归人》
张奇虹
深圳特区粤剧团演出的粤剧《风雪夜归人》，发挥了粤剧的特长，载歌载舞，写意写情，以其新颖奇丽的艺术魅力，曾吸引广东的观众。评论界形容此剧的上演是：“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现在，这个年轻的剧团首次来京演出，又给首都剧坛增添一株绚丽的花朵。
剧本改编者曾文炳、张云青忠实于原作的立意，又摆脱了话剧的框框，用戏曲的表现手段创造出婀娜多姿的艺术形象。他们刻意求新的精神，得到了原作者吴祖光的赞同和指导。这种精神尤其体现在“南北相思”那一场戏中。话剧本第三幕男女主人公魏莲生与玉春被迫离别之后，在尾声中曾交待玉春和魏莲生在南北两地彼此苦苦思念。改编者根据这些原作中的幕后戏，充分展开想象，把远隔天涯海角、时刻跳动在一起的两颗缠绵悱恻的心，化为美丽的意境，化为可视的形象。舞台上出现了富于对比的转景：一面是南方景色，海棠花殷红灿烂；一面是北方景色，秋意萧瑟，枯枝落叶。幕启时，玉春捧着盛有洗好的衣物的木盆，神色凄楚，走到海棠花下凝望，轻声唱出：“我若北雁南囚难呼叫；你似浮萍浪打苦飘摇。……天公愿为人作美，天南地北两相邀！”随着一声呼喊：“莲——生——！你在哪里呀！”画景转动，玉春隐入景后，舞台立刻变成北方的深秋景色。魏莲生捧着白围巾走上台来唱道：“海棠花美又鲜，似听玉春泪诉别离言。”随着幕内女声合唱，画景转动，玉春复上，两人同时循声呼喊、寻找。此刻画景把舞台分成天南地北。玉春和莲生在幻觉之中相会，彼此倾诉离别之情，同忆二十年前在星光下采、戴海棠花的情景……一阵狂风吹过，叶落花飞，两人才发觉原是幻境，不禁发出悲声：“苍天呀！去哪方寻玉春（莲生）？我魂梦觅遍山川！”最后，是八名身披白纱的海棠仙姑在音乐和伴唱声中翩翩起舞，为主人公的生离焦灼不安，奔走呼号，将戏剧推向了情感的高潮。
这场戏可谓情景交融，深刻揭示出男女主人公虽遭恶势力摧残迫害，却未放弃追求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歌颂了他们真诚不渝的爱情。青年演员冯刚毅和郑秋怡真挚动人的表演，深刻体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粤剧《风雪夜归人》的改编，是一次艺术再创造。它吸收了姊妹艺术的长处，从话剧、电影、舞蹈等艺术形式中吸取营养，丰富了粤剧的表现手段，发挥了本剧种的特长。话剧本《风雪夜归人》中的海棠树是一棵静止的树，粤剧为了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对这棵海棠树作了灵活的舞蹈化处理，既烘托了舞台气氛，又陪衬了主人公情感的变化。
把一个富有特色的剧本形之于舞台，需要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许多人曾为之付出心血。新凤霞、赵青、罗品超等不辞辛苦，在表演上细致指导。在深圳市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剧团全体同志经过刻苦的努力，才产生了这一出粤剧《风雪夜归人》。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动态
四川人民出版社召开诗歌座谈会
为了更好地反映当前改革的大好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五月九日至十七日在乐山召开了部分诗歌作者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诗歌创作要做到与时代同步，除了要探讨诗歌艺术的本身规律外，首要的是认识当前的形势，到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去感受强劲的改革之风。深入生活是保证诗歌艺术质量的关键所在。怎么写和写什么虽然是诗人的自由，但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诗人，对当前的变革却不能漠不关心。
（张新泉）
首届《花城》文学奖评选揭晓
首届《花城》文学奖评选活动已经揭晓，评选出《桔红色的校徽》、《沉沦的土地》、《洪峰通过峡谷》、《覆灭》、《风雨十年家国事》等二十二篇优秀作品。获奖作者中有著名作家，更多的则是近几年涌现的文学新人。 （一 丁）
《傅抱石画选》出版
为了纪念我国已故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出版《傅抱石画选》。
傅抱石先生反对陈陈相因的摹古画风，他的绘画作品立意深邃，章法新颖，以泼墨渲染等法使水墨相融。 （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