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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抓紧供销社的体制改革
当前，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迅速，供销合作社从体制到业务都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供销社的出路在哪里？无非是两条，一条是继续维持现状，照样官办下去，最终被农民自己办的商业网点所代替；一条是对供销社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真正变官办为民办，使其成为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就实际情况而言，供销社在农村有广大的网络，上接国家，下连农民，是城乡经济的桥梁，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纽带。为发挥供销社的作用，必须抓紧体制改革。
我国的供销社原是农民自愿入股集资，在国家扶持下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供销社亲农、为农，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官办取代了民办，官商作风逐渐滋长，忽视农民的利益，在工作中偏重于统，什么都统，许多东西越统越少，越少越统，造成恶性循环，限制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为什么多年来商品流通体制总离不开一个统字？农村商品生产不发达，东西少是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左”的思想影响。许多人习惯于把今天的农民看成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错误地认为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必出资本主义，怕农民富，特别是怕农民通过发展商品生产致富。为了限制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就从流通方面卡。可以说，过去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指导思想，是从少字出发，统字当头，结果使农村经济成了一潭死水。
现在情况大变，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了，从事商业工作的同志必须从多字出发，放字当头，搞活流通。这是供销社改革的出发点。近两年，供销社的改革试点工作所以取得成效，根本的一条是恢复了供销社集体所有制性质，把立足点放在帮助和扶持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上。实践证明，由官办改为民办，方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供销社才有出路，才能发挥活力。正如党中央今年一号文件指出的：“群众合作企业的性质恢复得越完全，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生活服务的观点树立得越牢固，供销社就会对群众越富于吸引力”，否则，“就会日益萎缩下去，直至丧失本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供销社的体制改革，要依靠它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各部门为供销社“松绑”。现在供销社的自主权太小，有的地区虽然名义上恢复了供销社的民办性质，但在具体政策上仍然用管理国营商业的办法管理供销社。这样不行。各有关部门应为促进供销社的改革创造条件，供销社要积极落实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努力挖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们相信，只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供销社就一定能够放开手脚，在竞争中发挥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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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指出
整个商业要进行一次根本性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电 （人民日报记者刘霄、新华社记者邱原）商业部长刘毅6月8日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上讲话时提出，商业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面对当前改革的大好形势，要来一次重新学习，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对历史形成的一些经营观点、规章制度、经营方式、管理办法等，要结合新情况重新加以认识和清理。整个商业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刘毅说，这几年城市商业体制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肃清，老的框框没有完全冲破，对新形势、新情况调查研究不够，改革没有大的突破。
他提出目前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工商之间要把利害关系一致起来，同心协力，共同面向市场，开拓市场；二是改变政企不分和多层次、多环节的工业品批发体制，兴办贸易中心，带动批发机构的改革，实现货畅其流；三是要打破商业结构的垄断局面，改变商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状况；四是商业的管理改革要从促进生产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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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向国家要投资用“滚雪球”方法积累资金
深圳特区建筑业成为重要产业部门
本报讯 深圳经济特区近年来实行开发性建设，大力推行建筑产品商品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实践证明，建筑业是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产业部门。该市有六家开发公司。此外，还有两家与客商合作经营的。这些开发公司不向国家要投资，依靠银行贷款，采用“滚雪球”建设的方法逐步积累资金。
开发公司建设出来的住宅、商场、工业厂房、仓库等建筑，一律作为商品出售或出租。目前已对外售出商品房八千套，对内售出七千多套，还建有十七幢标准厂房、一座五千吨冷库、二万五千平方米干货仓、四万多平方米写字楼和二万三千平方米商场，供出售或出租。这些经营建筑商品的开发公司，都已经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有一家公司三年来已上交市财政一亿五千万港元，上交税金一千六百多万港元，有力地支援了特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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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运销专业户大显神通
启东县流通渠道畅通货源充足
本报讯 通讯员张建国、姚雨千报道：江苏省启东县委和县政府在抓供销社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农村运销户，促使城乡市场空前活跃，货源充足。目前领取贩运证的二千一百六十三户运销专业户，户户大显神通。
这个县的运销专业户主要特点是产、运、销一条龙。近年来运销专业户根据市场需要，与生产者直接挂钩，减少中间环节，以销促产。海复乡复南村十多个专业户擅长捕捉鳝鱼，但产品销路不畅。本乡的徐振兴等四个贩运专业户知道后，就自愿组成贩运联合体，按市场规定的价格，包购包销。去年，他们先后向上海、南通等城市的饭店和招待所贩运鳝鱼四千多斤，虾、蟹、鳖等水产品一万多斤。运销户经营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公路沿线用汽车运输，江河两岸用船运，乡村集镇之间用自行车运，速度快，费用少。对一些费用大、成本高、贩运量多、距离远的商品，大多数是几个农民合伙投资运销，统一分红。
启东县农村个体运销业的发展，对疏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去年这个县的苹果市场价格比往年下降45．5％，柑桔价格下降33．2％，大米价格下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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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加快供销社体制改革
变官办为民办 由封闭式到开放式
本报讯 记者王作言报道：甘肃省加快农村商业体制改革步伐，全省一千多个基层社已基本办成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购销业务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过渡，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
甘肃省从去年开始对供销社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所有基层社在清理股金、补发红利的基础上，大胆突破股份和股额的限制，按照“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积极吸收农民入股，目前入股的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81％。对于股金，采取税前保息、税后分红的政策，将供销社的经营好坏与农民的利益捆在一起，调动农民管好办好供销社的积极性。还普遍召开基层社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贯彻民主办社方针，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所有基层社的干部都由农民自己选举，能上能下。全省有五百多名临时工、合同工和一般营业员，通过选举走上了基层社领导岗位，几千名农民当上了基层社的理事和监事，农村供销社真正由官办变成了民办。基层供销社普遍改革了用工制度，实行招聘合同制，直接从农民中择优招聘职工。应招者与供销社签订合同，既不转户口，又不吃商品粮，能进也能出。
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实践，甘肃省一千多个基层社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广泛联营、扩大服务领域等方面，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它们的特点是：
——基层社与农民的经济联营由零星单一向综合多样过渡。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基层社已与三万多个农户签订了八万多份经济联营合同。这些合同既包括产销联营，又包括生产联营、加工联营和技术开发联营，打开了全省农村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联营新局面。
——基层社的购销业务开始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过渡。许多基层社在时间上打破八小时营业制，根据农民需要延长营业时间；走出三尺柜台，赶集赴会，送货下乡，代购代销；冲破过去不搞批发的束缚，自营或与县联社合办批发业务，增加工业品批发渠道。
——基层社对农民由单纯的买卖关系向提供多种服务过渡。基层社努力打破现有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限制，根据发展当地商品生产的需要，兴办农民想办的事业，如开办农机修配厂、食品加工厂、榨油厂，开展粮食品种兑换和农药机械租赁业务，进行科技咨询服务，举办技术培训班，为开发农村资源培养农民技术人员等。
——县联社开始由行政管理机构向经济实体过渡。目前，全省八十一个县、市中除个别少数民族县外，都成立了县联社。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改变了机关化的弊病，成为农村多层次的合作经济实体。县联社通过与基层社的广泛经济联营，指挥全县购销活动，逐步发挥农村商品生产的组织者、服务者和支持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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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农场职工兴办家庭农场八万多个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通讯员垦政研、记者任泽励）各地国营农场职工兴办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以强大的生命力推动着各地国营农场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据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已办起职工家庭农场八万三千多个。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也有小型加工场。
家庭农场的兴办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据调查，主要种粮食作物的家庭农场，粮食商品率普遍在80％以上。
兴办家庭农场使职工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家庭农场为当地承包户做出了致富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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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事业兴旺磨难多”
——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在致富路上的遭遇
本报记者 余焕春
经过1979年至1983年五年努力，大邱庄已不再是单调的、世世代代依附在耕地上搞粮食的旧农村了，代之而起的是色彩丰富、生机勃勃的、农工商各业并举的新农村。大邱庄真的富起来了，去年纯收入六百万元，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六十六元。但是，大邱庄的带头人、党总支书记禹作敏并没有因为村子由穷变富而舒展他那满脸皱纹，相反，皱纹比三年前更深更多了。禹作敏感慨地说：“事业兴旺磨难多！”话中流露出他思想上有一种难以解脱的压抑感。为什么？
中央某机关一位同志访问大邱庄后，写了一封信给禹作敏，并附了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某人在尚未冒尖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而当他一旦冒尖了，立刻就有人出来挑刺。先查有无历史问题，再查有无经济问题，三查有无生活作风问题，如果‘三关’皆过，那么还有第四查，则要看此人是否骄傲，而这一条准能找出毛病来”。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两道政治关
其实，禹作敏遇到的不是“四关”，而是“五关”。首先是两道政治关：你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你是不是离开了政策大方向？
禹作敏当过十一年会计，八年生产队长，十二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运动，结果还是把大邱庄折腾得越来越穷。他总结历史教训，决心改革农业，改变全村三千人（劳力只有一千二百人）守在地里搞饭吃的局面，把大部分劳力解放出来，搞副业，发展工业，使全村尽快富裕起来。办法就是实行承包责任制，不吃大锅饭。
改革刚刚开始，社会上吹起一股冷风，“大邱庄又在搞‘三自一包’”，“禹作敏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了”。县委也有人不赞成，认为农民以农为本，以粮为主，把大量劳力从农业解放出来搞工业，是偏离了方向路线，劝禹作敏别走这条路。禹作敏没听“劝阻”，而是按三中全会指引的路子走了下去。
五年里，他搞了三次改革，五次调整，建立了一套“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累进计奖”的经营管理制度。勤的、贡献大的受奖；懒的、没有贡献的受罚。马德良去年承包土地一百三十七亩，产粮九万八千斤，完成承包任务好，年终收入一万六千五百元。禹作安承包土地十八亩半，产粮三千一百六十斤，没有完成承包任务，只得五百五十元。
在大邱庄找不到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一个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使大家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过去一千二百个劳力全部生产粮食，最高年产量二百四十万斤；1979年减为五百五十个劳力，年产粮食反而增加了四十万斤；1982年减为二百二十个劳力，年产量又比五百五十人生产的粮食增加二十万斤；1983年减为一百八十个劳力，这年大旱，粮食、油料总产量仍达三百万斤。劳力少了，生产的粮食反而多了。大邱庄不是丢掉农业，而是打破了平均主义，丢掉了大锅饭，发展了农业。这样做，上合中央精神，下受群众欢迎。说禹作敏搞资本主义的人，说办工业偏离农业发展方向的人，默不作声了。
禹作敏硬是顶着不公正的舆论压力，组织农业剩余劳力办了大小九个工厂。这些厂子实行大邱庄式的经营管理制度，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受益，发展很快。去年工业总收入高达一千八百四十二万元，居全国队办企业之冠。工业发展快了，也有人怀疑。于是又有人散布说，“小工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以小挤大”。禹作敏承认小工业与大工业是有个“争”与“挤”的问题，但事在人为，办得好，小工业与大工业就能互相依存，互相支援，共同发展。大邱庄目前工业产品有十几种，行销全国二十二个省市。他们的工业原料主要是吃大工业剩余的边角料。冷轧带钢厂、制管厂两年吃大工业废料二万二千吨，为大工业提供了九千吨带钢，七千六百吨钢管。印刷厂去年一年使用残缺新闻纸三千令，给许多用户提供了方便。当然，还有一部分原料，要靠市场调节。如果说“争”的话，那就是争用户，争信誉。大邱庄以优质产品，周到服务，争得了大工业的支持。禹作敏说：“我们不是‘以小挤大’，而是‘以小促大’，是大工业的助手。”
无中生有的经济罪
政治上搞不倒他，就查经济，设下第三关。如果说前两关属于认识问题，那么，这经济关的性质就不同了，它磨人锐气，消人意志，也最能发人深思。1982年7月，县委根据匿名信提供的材料，由县公检法和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大邱庄，清查大邱庄所谓“经济犯罪”问题。写信人诬告大邱庄和禹作敏行贿、纵火骗财、投机倒把，把大邱庄劳动致富，描绘成发“横财”。诬告内容，不胫而走，静海之内，谣传四起：禹作敏被捕了，卧轨自杀了，喝敌敌畏了……弄得大邱庄人一时抬不起头来。
调查组进村前，禹作敏去县里要求县委听听“被告”意见。县委个别领导不由分说，竟武断地说：“我就不信查不出问题来。”禹作敏听了不寒而慄，不由地想起前县委书记于兴泉。1978年底，于兴泉提出实行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时，对禹作敏说：“改革要冒点风险，你大胆搞，出了问题，我来承担。”眼前的县委领导的态度，同他的前任态度是何等不同啊！
禹作敏心中愤愤不平，但这种不平与事业比起来还是渺小的。他没有被诬告与谣言压倒，而是鼓励大家振奋精神，顶住各种压力，继续改革，一心一意要把大邱庄建设好，使大家生活更加幸福。
长达七八个月的调查终于结束了，所谓“经济犯罪”的三个问题，全是无中生有。大邱庄大队要求查处诬告者。县委却有人表示，对写信人要保护。当禹作敏向县委要调查结论的时候，县委一位负责人说：“查查你有什么不好？你没有那些问题，难道还没有不正之风？”
所谓作风问题
这样，又有了第四关，所谓作风关。大邱庄三千多人，同二十多个省市的七百个业务单位有关系。禹作敏在处理这些内外关系时，始终坚持大邱庄的约法三章：不到群众家吃请；收到外单位送的礼一律交公；请客送礼，谁请谁送谁花钱。禹作敏以身作则，从不计较金钱、物质上的得失，他的个人收入有一半以上花费在集体事业上。他作风正派，赢得了群众的心，深受大家拥戴。但县里有人不放过他，一有机会就查他的所谓作风问题。1982年的调查余波未息，1983年10月，禹作敏生病住院，因抽带过滤嘴中华牌香烟，吃村里人送来的螃蟹，同房病友看不惯，互相说了几句带刺的话，被人渲染、夸大告到市里，说“禹作敏以土皇帝自居”，又搞了一起新的调查。县委没找禹作敏本人核实，也没同党总支见面，便将调查报告以“情况属实”上报市里，而禹作敏还蒙在鼓里。
几次调查都证明大邱庄和禹作敏没问题，但县委不肯罢休，硬是要给村里村外的人造成有问题的印象。请看：1981年，公社报禹作敏为模范党员；1982年，公社报大邱庄党支部为先进支部；1983年，公社报禹作敏为天津市劳模，这三次，县委都不批。公社党委一位负责同志感到不平，愤愤地说：“县委不支持，我们支持，县委不承认，我们承认。禹作敏搞责任制走在全县前头，他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别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别人想到的，他做到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大邱庄是客观存在。”
过不了的骄傲关
禹作敏骄傲，不听话，这恐怕是一道永远过不了的关。禹作敏没有忘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但大邱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大胆改革，五年总产值翻了四番，由穷变富，全村人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这难道不应该吗？！对官僚主义者的责难，对
“左”的思想、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闲言碎语，坚决抵制，这也叫骄傲？！如果都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改革？大邱庄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发展工业，提高农业，办学院培养大专人才，请专家和律师当顾问，订购飞机，买电子设备。禹作敏充满信心地说，再过五年、十年，大邱庄的理想实现了，还要骄傲，让他们去说吧！
现在，大邱庄这个“客观存在”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大邱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县委不久前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这一先进典型认识不足。但问题并未解决。有的人至今仍对禹作敏和大邱庄持怀疑态度，还在吹“有问题”之风，禹作敏和大邱庄人仍感到有一种难以解脱的沉重压力。
先进典型有不足之处，走在改革前面的人有缺点毛病，不是说不能碰，不能批评，真有问题，应该调查。问题是要采取支持、帮助、爱护的态度，帮助他们克服缺点，继续前进。那种助长散布流言蜚语和诬陷中伤的无休止的所谓调查则应该结束了，为立志改革的人创造一个适合改革的环境和气氛，也不失为一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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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上海有色光学玻璃厂副厂长、共产党员郑国培，研制成功硼扩散玻璃，为我国发展微电子工业作出了贡献。图为郑国培在检验硼扩散玻璃的性能。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