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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左”的影响 鼓起创劲闯劲
吉林省委对照检查找出差距加快改革
本报讯 记者牛正武报道：中共吉林省委在整党中，对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确定的总目标、总任务，检查工作，寻找差距，坚决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决心大胆改革，加快步伐，努力开创全省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最近，胡耀邦同志在视察吉林省期间，充分肯定了吉林省的工作，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吉林省委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近两年多来，吉林省经济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农业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一九八三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五亿六千万斤，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四百三十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点六倍。工业连续两年实现产值、税利、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一九八二年消灭了赤字，实现基本平衡，一九八三年略有结余。省委在整党对照检查中，一致认为近两年多来吉林省经济形势确实越来越好，但是，经济工作还有不少问题和不足之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农业虽然粮食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均占有粮食居全国首位，但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发展得很慢，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工业虽然经济效益比过去有较大提高，但经济技术指标仍处于全国中间偏下水平，工业结构还不够合理，技术水平和经营水平还比较低，有竞争能力的产品还不多；商业上流通体制与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新形势还很不适应，渠道不畅、经营不活、买难卖难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在对待多种经济成分上，还没有真正放开手脚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政策上限制过多；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上，抓得不力，还没有打开局面；本省科技力量虽具有很大优势，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渠道还不够通畅，科研成果推广应用还不够好，没能尽快地形成生产能力。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左”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思想上偏于保守，创劲、闯劲都不足，改革的步子不大。
省委常委一致认为，吉林省经济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如果抓紧时机，大胆改革，就可以开创新的局面；如果慢慢腾腾，不在改革上下功夫，不在技术进步上作文章，就可能错过时机，落在全国的后面。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决心。省委率先提倡勇于改革、积极创新的精神，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把中央关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落实到实处，采取积极对策和有力措施，使全省经济工作有一个新的突破。现在，从省委到省政府、到许多部、委、厅、局党组，到处都在酝酿改革，讨论改革，一个个改革措施正在被各部门不断地提出来。从4月初以来，省里接连召开了城乡集体经济工作会议、农村专业户座谈会、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经验交流会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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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施吕特首相设宴欢迎赵总理 中丹两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
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取得了广泛一致的看法
新华社哥本哈根6月8日电 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今晚在欢迎赵紫阳总理的宴会上指出，丹中两国政府都在竭尽全力为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宴会是在克里斯蒂安堡宫
（议会大厦）举行的。出席宴会的有丹麦议会议长、十四位内阁大臣以及丹麦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等各界知名人士近二百人。
施吕特首相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赵总理“代表了一个正在实现人类社会建设的某些理想的人民”。他指出，丹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在两国建交三十多年过程中，“丹麦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十分明确的，即：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施吕特说，“我们两国在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我们两国政府都在竭尽全力为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努力。我们两国为我们的安全政策选择了不同的范畴。中国强调了她的独立自主的和平政策。丹麦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
他表示，丹麦希望，发展中国家对更加合理地分配世界财富的正义要求应当予以满足。只有在发展中国家能够生活在无需担心强大邻国的军事进攻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我愿强调，丹麦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形势感到忧虑。在这两个国家中，占领国所扶植的政权，在外国军队一旦撤走的情况下，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两个地方，对联合国的决议都置若罔闻，这本身使世界上弱小国家有理由感到不安。”
他又说，“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使人感到乐观。”他表示，丹麦准备为改善国际形势和增加稳定而采取新的步骤。他还表示希望中断了的日内瓦会谈尽快恢复。
施吕特说，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些有广阔前景的积极变化。”他指出，“在国际上，这些变化的结果已经在一系列的范围内体现出来。”
赵紫阳总理讲话时，赞扬丹麦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国家建设中创造了令人钦佩的业绩。他说，“你们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顽强努力，把自己的祖国从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了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都很先进的发达国家。你们农牧业的发展更走在世界的前列，享有盛誉。丹麦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的斗争中哺育了世界闻名的安徒生和尼尔斯·保尔等文化巨人和科学大师。”
赵总理说，中丹两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丹麦商船成功地首航我国广州港，开始了两国间的直接贸易往来。新中国诞生后，丹麦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赵总理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超级大国为争夺核优势而进行的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严重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强调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坚决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真正有助于实现核裁军、消除核战争威胁的倡议，我们都给予积极支持。我们真诚希望欧洲和世界的局势走向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愿同丹麦政府加强磋商和协作，共同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赵总理重申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政策。他说，近几年来，丹麦政府作了许多积极的努力，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包括提供无息贷款在内，鼓励企业界同中国开展合作经营，使中丹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表示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广开视野，探求多样化的合作途径和方式。
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里，宾主享用了丹麦的鳟鱼和鹿肉等名菜。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人们不断为中丹友谊干杯。
新华社哥本哈根6月8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同丹麦首相施吕特举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悉，赵总理在会谈中指出，近年来中丹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两国政府间交往的不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地向前发展。他希望双方今后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使两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到更高的水平。赵总理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情况。
两位领导人对一系列国际问题取得了广泛一致的看法。赵总理阐述了中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还介绍了中国同苏联、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
赵紫阳总理邀请施吕特首相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施吕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钱其琛、贾石、陶驷驹等；丹麦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首相府秘书长彼得·维瑟、首相顾问霍·维·戈特利布和奥勒·泰普以及外交部秘书长奥托·默勒等。（附图片）
施吕特首相为赵总理举行欢迎宴会。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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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的管住 小的放开
本报评论员
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常常“管”出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来。不久前，有一家外国公司因急于廉价盘出一爿工厂，找到我方，说定一个星期内成交，条件相当优惠。我方经理连夜写报告，制表格……，层层报批。待到公章盖够了数，时过境迁，这桩便宜买卖早成了一家外商的囊中物。我们的经理手中是有钱的，可是他无权用钱，以致在一场商业竞争中打了败仗。类似的“怪事”在外贸工作中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更是常见，已经见惯不怪了。企业的自主权小，“婆婆”管得太多太死，实在误事。
企业是经济机体中的细胞。只有企业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把企业卡得死死的，细胞萎缩、僵化，经济势必出现“病态”。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企业“松绑”，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把权放给企业，开掘出蕴藏在企业内部的巨大潜力。
经济管理部门权力高度集中，弊病很大。用“绳子式”的办法管企业，无论是人、财、物，还是供、产、销，都“统”在自家手里。表面看，计划性很强，实际上，这种计划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碰巧了，符合客观实际；碰不巧，造成极大损失。企业被捆死，即使发现上级管得不对，也无权根据市场变化和价值规律作适当变通。凡事由“婆婆”作主，“婆婆”又特别多，政出多门，企业无所适从。这样，一方面助长了扯皮、拖拉、文牍主义等恶习，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一些厂长、经理责任感淡漠，得过且过。外国人反映中国人办事缺少时间观念，其实我们决不比外国人笨，而是积极性、主动性被压抑了。
少揽点事，多放些权，可以克服上述弊病。大的管住，小的放开，企业就活了。“大”指宏观经济，“小”指微观经济。今后，经济主管部门要逐步撒手，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针，制订好宏观经济发展规划。企业在计划前提下，按照市场调节灵活变通。我们正在改革国家机关的经济职能，使国家机关从微观管理的繁琐事务中摆脱出来，由国家管企业变成国家管宏观决策和统一市场，企业自行进行微观决策。国家、企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可以保证宏观章法不乱，微观生龙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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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致电慰问贝林格
祝他早日康复
本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六月九日打电报给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慰问正在患病的意共总书记贝林格。电报全文如下：罗马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获悉贝林格同志突然患病，我们党中央和我个人都十分关切贝林格同志的病情。请向贝林格同志本人及其家属转致我们的最诚挚的慰问。祝他早日康复。胡耀邦
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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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改税第一步改革有成绩
二万八千一百户国营工业企业去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加四十二点二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据财政部汇总的1983年国营工业企业的决算资料表明，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
去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国营工业企业，共有二万八千一百户，实现利润四百七十三点三亿元，比1982年增加四十二点二亿元。在增加的部分中，上交国家所得税和税后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企业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九，职工个人所得占百分之十三点三，做到了在增长收入的分配上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在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前提下，实行利改税的国营工业企业去年留利显著增加，共留用利润七十八点七三亿元，比1982年多得十六点一五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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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委书记给专业户讲解经济学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7日电 （记者姜革锋）中共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委书记云二柱（蒙古族），利用各种机会给专业户讲解经济学，深受群众欢迎。
去年11月机构改革后担任县委书记的云二柱，是内蒙古大学物理系1969年的毕业生，曾在党校比较系统地学习过政治经济学。担任县委书记后，他发现很多专业户由于不懂经济核算，缺乏经营管理知识，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从去年12月开始，他利用各种会议和下乡调查的机会，给专业户讲解经济学，作专题报告，内容包括什么是商品生产，如何计算商品成本和利润，价值和价格的涵义，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关系，市场信息和生产计划的关系等等。
云二柱讲解经济学原理，喜欢到田间地头、场院炕头，同农民促膝交谈，与人们生产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专业户高月好迷上了种树种草，不想搞其它生产，经过云二柱的启发和指点，懂得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在林间空地种上四十多亩良种西瓜。这位青年农民逢人就说，今年我是又有树又有钱。生产鞋底的专业户邓英，只顾埋头制作，不注意产品销售，听县委书记讲解加速货币回笼、资金周转的道理后，把制成的一万二千双胶鞋底全部与买主签订了销售合同，一下收入七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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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十二个代表团抵达成都与四川省商谈经济协作事宜
到六月八日止，已有四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团到了成都，应邀来参加四川省于六月十日举行的经济协作邀请会，分别与四川省商谈经济技术协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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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农民自办上千座小水电
广东省农村目前已有农民自办的小水电站一千多座，其中已经建成、发电的有六百九十七座，还有四百多座正在兴建中。这些小水电站有村户联办、联户办和独户办等多种形式，以联户办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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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一大队每五户社员有辆汽车
目前，新疆阿勒泰县沙尔布拉克生产大队的社员已购置二十七辆载重汽车，平均每五户就有了一辆汽车。这些运输专业户去年每辆车除上交税金外，纯收入达一万元。（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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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湾码头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务院最近批准深圳赤湾码头正式对外开放。赤湾码头位于珠江口东岸的前沿，是我国华南地区目前条件最好的河口港。它与珠江水系相连，距深圳蛇口工业区仅三公里，距深圳市区三十公里，离香港二十二海里。还是开发南海石油理想的后勤服务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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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快消除“中梗阻”
——工业改革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报记者 林晰 董焕亮
“究竟谁是企业，是工厂吗？！”北京国棉一厂、二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感到纳闷，因为人们一直认为，工厂作为最活跃的经济细胞，理所当然地就是企业。可是，在他们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情况之后，我们确信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解决“谁是企业”这个问题，《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就落不到实处。
“‘婆婆’太多，又太揽权，管得工厂动弹不得。”厂长们向我们诉说。这两家工厂，一家近七千人，一家近万人。它们的纵向“婆婆”，一是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实际上就是原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二是总公司下属的北京市棉纺织印染公司。这两位“婆婆”把工厂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截留了。
请看事实：
用人方面。工厂招收或开除工人，都得报请二级公司、总公司和市劳动人事部门审批。总公司还规定，工厂人员可调出不可补进。照说，工厂人员的正常调动和更新，本是生产的需要，有关方面没有必要加以限制。最近，总公司将长期亏损的纺织建筑工程公司解散，人员硬性分配给各厂，京棉一厂和二厂就分配五十八人，其中有十一人，一进厂就享受退休待遇。从业人员中，也大部分是不适合纺织厂需要的。
财务方面。工作人员出北京办事，厂长说话不算数，非上级公司批准不可。京棉一厂不久前派人到天津购买机器部件，当天来回，花不了几个钱，也要公司开介绍信，误时又误事。
奖惩方面。按规定，厂长每年有给1％的职工调资的权力，执行时却要层层上报。京棉一厂去年决定给部分人晋升一级，只占职工总数的0．29％，上报公司，至今还悬着。
看来，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消除“中梗阻”。类似目前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及众多的二级公司的一些做法，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梗阻”，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两个厂的“婆婆”，实际上是行政机构。因为它们不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然而，却拥有众多的自主权。这种体制，政企不分，权责分离，从事生产经营的被束缚得死死的，不从事生产经营的则可以指手画脚。
只有精政，才能放权。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使企业深受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害。现在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扯皮多，效率低。京棉一厂生产的氨纶纱，曾是市场上的紧俏货，工厂写报告请求进口原料。半年过去了，杳无音讯，据说报告层层上转，压在纺织工业部，还要上报国家经委批复。
“中梗阻”是我们经济体制的普遍现象。一个工厂不仅有纵向的“婆婆”，还有许多横向的“婆婆”（比如所在地区的各种行政机构）、不见面的“婆婆”（比如上级的主管部门和财务部门）都管着企业。
“赶快消除‘中梗阻’！”这是企业职工的共同呼声。工厂是真正的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和政策范围内，要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拥有真正自主权，才能办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能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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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党费
象蒋筑英那样的先进分子，到死后才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事情，近年来似乎少一些了。但不时又听到另一种情况：追随党多年，尽管遭遇坎坷对党也无二心的知识分子，躺在病床上，填写入党志愿书，交党费，就与世长辞、与党长辞了。
从死后追认一个人为党员，到活着的时候就吸收他为党员，这自然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进步。然而，一个刚刚加入党的行列的战士，交第一次党费就是最后一次党费，不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憾事吗？实际上，这同死后追认为党员究竟有多大差别，或者究竟有没有差别呢？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血管里增添知识分子这股新鲜血液，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真正建设起一支“四化”的干部队伍，能不能胜利实现党提出的总目标总任务。那些长时期来把党的大门对知识分子关得紧紧的，只是迫于形势，才打开那么一条缝，而且要拖到某些优秀分子病重或垂危时才准于入内的党组织，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你们的心同党中央想到一块了吗？
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