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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当前戏曲工作的两点建议
刘厚生
当前戏曲工作中，我想到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需要制定新形势下的新的戏曲政策；第二，需要制定戏曲工作的长远——比如从现在到2000年的远景规划。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是在1950年12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由周总理签署发布的。十七年中，这个《指示》对全国戏曲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我国戏曲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的黄金时代的催生剂，是那一历史时期戏曲工作的宪章。
《指示》中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对传统戏曲遗产的分析，如对现代题材戏曲的重视；如对戏曲改革应当依靠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思想；如对新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等等，其精神到现在都还是适用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对戏曲工作的许多方面，如剧目管理、剧团建设、现代戏奖励、体制改革、剧作者报酬等等，又都继续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和规定对戏曲工作的拨乱反正，对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都起了有效的积极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制定一个足以继续并发展1951年《指示》的全面的、系统的、长期的国家政策，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形势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今天基本上还是只用这个《指示》和近年来的一些具体规定作为当前戏曲工作的政策依据，而没有适合新的形势新的问题的新的全面政策，那显然是很不够的了。比如《指示》谈了人民戏曲要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没有提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当然是由解放初期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以及戏曲界当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在那时是只能如此的。现在，虽然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戏曲的重要任务，可是形势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艰巨任务，都使得我们必须对戏曲提出更高的历史要求。
《指示》中的主要要求，也就是后来被概括为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其具体内容以及五十年代的具体实践同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改人”，主要是指政治启蒙，但现在需要的则是应使广大戏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科学文化、专业上都有远比过去更大的提高。当时的“改制”，主要是指民主改革，但现在如果还要改制，当然就应是按照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体制——经济体制、艺术体制、教学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等的改革。当时的“改戏”，主要是整理传统剧目，但现在我们要的是三者并举，创新方面花费的力量如果不是更多，也决不应比整旧为少。还有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问题，深入生活问题，戏曲理论研究问题以及国际戏剧交流问题等等，在《指示》中都不很明确甚至没有提及，在今天却是无论如何不可缺少的。
总之，随着形势的变化，每一条战线都将根据新的形势和本身的新情况明确自己的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方法。戏曲战线不能例外。现在戏曲工作的某些方面，不仅仍旧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程度的落后状态，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再没有一个眼光远大、思想深刻、任务明确、方法具体、全面的新的戏曲政策，那么，戏曲自身思想艺术的提高与普及，戏曲工作的开展，都必定会越走越落后，必定会产生曲折停滞的局面。实际上，当前戏曲虽然出现不少优秀剧目、不少富有才华的中青年演员，大多数剧团走的也都是正路，但在某些局部，目前确也出现了保守甚至倒退的现象。因此，我认为，制定新形势下的新政策，或者更具体地说，把自1951年《指示》以来中央关于戏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规定、原则予以总结，结合当前实际、增删取舍，使之形成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能促使戏曲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文件，应该是迫在眉睫的紧迫之事。
第二个问题是制定长远规划问题。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戏曲改革工作以前无古人的气概，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改革，但许多工作都在摸索，又常有“左”右干扰，比较难以制定长远规划；等到六十年代初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考虑远期打算时，却又在十年中被当做封资修的垃圾扫地出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规划？但是现在，当经济建设上二十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已经明确规定之后，当戏曲战线自身已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如果再不制定一个切合实际而又目标远大的长远规划，那我们就必将在各种文艺形式的自由竞赛中处于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既无韧力、又少冲力的状态。
举例说，这样一些问题都应该有个预测或者有所设想：从主客观各种要求和条件看，到二十世纪末，我们的戏曲队伍该有多少人？整个戏曲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假设现在相当于高小或初中，二十年后能否达到大专？现在的两百多个剧种、将近三千几百个剧团应发展成什么样子？传统剧目数以万计，究竟应如何分类，有多少可改的，十年二十年之内应整理出多少？胡耀邦同志曾向戏剧界提出当代的、革命史的、近代史的、古代史的题材无比宽阔，戏曲方面应如何规划，如何实现？戏曲界的作家、导演、音乐家、设计家、理论家、剧团领导人才应如何有效培养，培养大约多少？剧团和戏曲院校、研究机构的体制改革如何分期分批、用几年的时间进行，最后目标是什么？……这种种问题都再不能走一段，看一段了。我们当然不能等全部规划制定之后才开始工作，而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尽快制定规划。但从根本上说，许多重大工作项目是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整体规划之中时才能真正做得好的。即如已进行了一年多的剧团体制改革，已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也发现不少应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了使成熟的经验得到巩固和大面积推广，就必须同时解决与体制密切相关的某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如果对剧团的体制（包括管理体制、经济体制、艺术工作体制等等）没有一个大致的远景设想时，那末现在的改革成果的正确与否，如何才能判断呢？又如果在改革体制的同时不去大规模地培训剧团领导干部，大大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那么即使很成熟、很完整的改革经验，到了水平不高或者外行领导的手里，也会被歪曲、打扣折甚至变质的。
制定全面政策和制定长远规划当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有正确的政策指导才能有科学的规划；也只有对前途发展有了大致明确的目标、理想时，才能据以规定政策的许多内容。因而这两者必须结合进行。在目前情况下，我以为应该有一次关于十五、二十年戏曲工作的大轮廊的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比较准确比较迅速地制定政策；然后在政策的指导下，再制定更为详尽而具体的远景规划。
当然，在总的政策和长远规划之下，还应对某些重要专门问题分别做出专项的具体的改革方案或建设方案。就当前情况而论，最重要的是体制改革问题，传统剧目整理问题，现代剧创作演出问题，戏曲工作者科学文化水平提高问题，编导培养问题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制定更具体、细致的改革发展的方案、计划。
当然，无论政策或规划，都不可能是一锤定音，必须按照主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或做出补充规定，这是不用多说的。
制定新的政策和长远规划，都是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然而又决不能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弄出夹生饭来。一定要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讨论，一定要有领导和专家们反复修改。在这个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政策和规划，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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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周扬
我首先向获奖的作者们表示祝贺，祝贺大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
关于1983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情况，冯牧同志刚才讲了，他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希望。我这里只讲一点，就是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不是我的话，而是恩格斯不止一次所说过的话。
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短篇小说作家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队伍，这也是大家看得见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问题呢？难道象《围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抢劫即将发生……》和《阵痛》这样的作品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以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象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么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国到处热气腾腾，人才辈出。要表现这样的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回避社会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我们的农业生产所以搞得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觉得，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发展生产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为什么文艺创作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原因之一，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下，更好地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的时候还挫伤了这种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不调动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这是明显的道理。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例如，现在农村里不好的东西还不少，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事情本身就很好。我这个人，讲过很多错话，但是要保护积极性、调动积极性这一点，我以为是不错的。我们一定要调动积极性，否则没有前途。我们要搞好文艺工作，就要调动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然，要作家协会和文联干什么呢？
要调动作家的积极性和鼓励“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要善于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评奖就是一种发现。也许我们发现的某些人后来证明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但我们的目的是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十个人里面，或者在一百个人里面，能发现哪怕少数几个人经过实践证明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人才，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就有成绩。这次评奖，有很多受到奖励的人，他们将来不一定全都有很大的成就，但能有一些人有成就，就是作家协会的一大成绩。我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支持评奖和主张评奖的。
（这是作者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小说选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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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列宁文艺思想 发展我国民族文化
——列宁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
为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于4月11日至17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六届学术讨论会，集中学习、讨论列宁文艺思想。
参加会议的同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列宁的反映论原理对文艺的指导作用。关于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问题，有的同志从多层次、多角度、时间过程等方面，论述了列宁关于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广。关于反映论与现实主义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列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是以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它的重要特征是客观性、现实性、典型性和倾向性；有的同志认为必须坚持艺术领域中列宁的反映论与艺术的典型化的辩证统一，既不能把二者孤立、割裂起来，又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论述了文艺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优秀传统，不能走照搬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道路，这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有的同志认为列宁所深刻揭示的文艺工作中的“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对我们进一步探讨现代派问题，将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志谈了两种文化学说和辩证法的关系，认为不仅要从阶级关系，而且要从新旧斗争看两种民族文化。
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空气活跃。但是，研究马列文艺论著如何同当前的文艺实际结合起来，这方面还有待加强。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有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加以研究，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多关心和注意文艺实践的新发展。
（忠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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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要有益于鼓励后学
君山
中国的著作界，自古以来有个传统，就是常常在书籍的前面写个序，或介绍写书的过程，或说明作者的为人，或称赞论著的价值，或批评作品的缺点，或有感而发旁及其他的人和事。这样的序，对于读者了解作者、作品以及时代，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历久不废。
翻翻古人的文集，不但卷首有序，而且将序成辑，作为文集的一部分。古典文论家在给文学分类时，也把序列为专题专章。“五四”以来，写序最多的，应推鲁迅先生。新编的《鲁迅全集》，除了今人专辑的《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之外，散见于先生手编各集的序文还很多。建国以来的出版物，写序的就很少了。近几年出版的新人作品，渐渐有了序文，抒写得也较自由、真挚，多少透露了作者的面影。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值得读者高兴的。
序，有的是自己写的，而大多数是请别人写的。这“别人”，多为师友；而师友，又是“名人”居多，这几乎成了一个传统。这传统是不难理解的。请师友作序，是因为师友了解作者的身世和写作的艰辛；而请“名人”作序，也不外乎是请他指教、鉴定，推荐于世。从“名人”的角度看，他热心为无名小卒写序，鼓励后学，望其成才，这实在是一种好品德，不但不应遭到幽默者的讽刺，而且应该受到大家的赞美。要说“名人”，那么斯大林足够有名了吧？可是他情愿为无名的米库林娜的小册子写序，并且声明今后也只给那些普通的、无名的作者写序言。
当然，一部作品的好坏，一个作者的优劣，决不可能决定于是什么人写的序。即使“名人”写序，也不可能一手掩其瑕瑜，因为作品要经受千万人的检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嘲笑“名人作序”，而要看“序”是否符合作品或作者的实际，观点是否正确，所序的作品是怎样的质量。
如果说，请“名人”作序可能会招致“装潢门面”之嫌，那么自己作序就不会有“装潢门面”之嫌吗？当然会有的。鲁迅批评的那位曾诗人，就在自己出版的诗集《两颗星·自序》中玩尽了花样：自己写出一些“读者好评”来自吹自擂。可见要装潢门面，不在于别人写序还是自己写序，也不在于普通人写序还是“名人”写序。其实，作品是无法装潢门面的，归根结底要看货色。
写序，要取老实态度，正与写评论文章相同；请人写序，也要取老实态度，正和主动请人批评无二。这样，才能使“序”这种评论形式健康发展，使我国著作界这个好的传统发扬光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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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人深思的《绿化树》
何孔周
描写知识分子曲折历史命运的作品，我们读过不少了。这类作品，出类拔萃者是有的，但不少作品陷入了一种套式，有的调子过于低沉。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写的也是这类题材。小说没有回避严酷的生活真实，但它着力开掘的是在“饥饿和艰辛”的严酷环境里“人的美好的感情”；小说也不是孤立地去表现人物的心灵历程，而是正确把握了心灵与社会、人物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追踪着主人公心灵活动的轨迹，从生活发展的整体上把握人物性格的演变，因而主人公心灵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被表现得很真实，很有艺术说服力。
作品的主人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章永璘，他的身心所承受的灾难是沉重的。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后，命运的鞭子又把他驱向了一个贫穷愚昧的荒村，一个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阴影下显得越发的萧索颓败的农村。从精神上说，他自由了一些；但是，辘辘的饥肠使他陷入了一种更艰窘的境地。这严酷的环境，促成了他在为生存下去而作的坚韧挣扎中，把自己精神活动的复杂内容纤毫不隐地呈现了出来。作品通过他借口打糨子骗取一包稗子面，用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赚取两块钱等行为，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卑劣念头；而通过他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自谴自责，自我解剖，又表现了他心灵世界中不甘“精神堕落”的另一面。他内心世界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不是什么“人格分裂”，而是一个承受着物质痛苦和精神痛苦的知识分子，不甘于在“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一时又寻找不到或掌握不了科学世界观时那种复杂心理的反映。
尽管章永璘的心灵世界这么复杂：忽而是麻木的，忽而是清醒的；忽而是卑下的，忽而是高尚的；忽而是疲惫的，忽而又是振作的……但作品没有停留在对主人公心灵世界多方面表现的描写上，而是抓住和突出了主人公性格的主要方面——即潜藏在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那种追求人生真谛的进取精神。因此，随着主人公内心生活多方面的展开，一种跃动在主人公心灵深处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进取的人生理想，便伴着主人公心灵的“苦难的历程”升腾出来了。正因为如此，小说虽然也描写了主人公某些卑劣的意念，但却不是传播低下的情操；虽然也描绘了环境的艰辛和严酷，但却不是赞赏“在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虽然也表现了主人公所承受的物质痛苦和精神痛苦，但更多表现的却是他吸取各种滋养之后的积极进取。章永璘的心灵是复杂的，也是丰满的；他的步履是艰难的，也是踏实的。
章永璘的精神境界的升华，不是靠“道德自我完善”，而是源于马列主义著作的哺育，“筋肉劳动者”生活的赋予，劳动人民美好心灵的感染。
跟一般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相比，章永璘的命运格外艰难而坎坷。他虽然从“劳改犯”变成了“自由人”，但事实上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一般来说，置身在饥饿和艰辛的特殊环境里，往往把维持自己生命的基本需要作为自己唯一的要求。而章永璘在农村妇女马缨花的照顾下，不仅获得了在那个时期很难得的温饱，而且获得了她那热烈真挚的爱情。按说，章永璘该满足了。然而，物质的满足弥补不了精神的饥渴，他陷入了探讨人生真谛的更大苦闷：“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使章永璘血管里几乎凝滞的血液流动起来了，他正是从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这些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身上，受到了美好思想的陶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透彻把握中，看到了真理……。正是这些，使他从沮丧、迷茫中挣脱出来，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章永璘这个形象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概括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显示了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确乎“能把读者固有的思想击碎、分裂，然后再重新排列组合”，确乎具有一种影响人们心灵的巨大穿透力。如果联系到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曾发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那么这个形象所含有的深刻启示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跃动在章永璘心灵里的坚韧不挠的进取精神，是历史变动的曲折而深刻的反映。我们之所以对于这种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和章永璘这样的人物仍然发生兴趣，是因为这种生活和人物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发展，跟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情绪有着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在今天就依然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唤起人们深沉的思索。而我们从章永璘的遭遇里，又能领悟出一条真理：对待思想领域里的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或触及皮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必须依靠真诚地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依靠社会实践的感召和革命真理的灌输，来促使知识分子的心灵朝着更加完美健全、更加积极向上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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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闻一多评传》后所想到的
许师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评传》（刘烜著），读了颇感兴趣。
既称“评传”，有评有传，写“传”要真实才能“评”得准确。我回想起来，这本书记述的闻先生最后几年的斗争生活大体都是符合实际的。我对闻先生一生知道不多，但1942年以后几年，我在西南联大是闻一多的学生，特别是在“一二·一运动”复课以后一段时间，云南地下党派我做一些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去西仓坡联大教员宿舍闻先生家里商谈一些工作，他的音容笑貌到今天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闻一多是诗人、学者，也是革命烈士。他是云南民盟的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十分重视共产党的指示意见。当时，周恩来同志派华岗同志去昆明以党的代表的身份和上层人士来往，他对华岗同志和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都很尊重。记得1946年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发现和吴晗争论的同学是一个“真的”共产党员，就告诉吴晗要重视他们的意见。
这本书突出地讲了闻一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将他的一生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一多先生从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到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历程，是我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我记得党的“七大”以后，昆明地下印刷厂印了“七大”文件，闻先生写文章、讲演时引用了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的观点。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靠在床上读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他兴奋地对我说：“这简直是一首诗！想不到将军还是诗人！”1946年4月初，王若飞、叶挺、博古等同志返延安途中不幸殉难，消息传到昆明后，大家很悲痛。那天，我去闻先生家，见到他手捏着刊登追悼“四八烈士”文章的《新华日报》，另一手摘掉眼镜，满脸泪痕。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去年在黄石开“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时，窗外就是长江，可以望见对岸的闻一多家乡——浠水。但是，我发现，当地有些青年竟不知道闻一多是什么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闻先生的传记，还期望短期内除重编《闻一多全集》外，能有更多的电影、电视剧、话剧、传记、画册等出版，向全国青年介绍闻先生的光辉一生。
《闻一多评传》的作者并没有亲眼见到闻一多，但是，这本书写得有血有肉。我知道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很注意调查研究，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当然，写传记不能只是材料的堆砌，还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本评传的作者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这本书在叙述闻一多先生思想发展、学术成就的关键地方，还可写得更充实、更丰满。闻先生后期的斗争经历，是他一生中的灿烂篇章，笔墨应更展开一些。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到闻先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
写于198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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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倾斜的阁楼》
（载《文学家》创刊号，作者航鹰）
作品取材于1976年大地震后某城市普通人民的社会生活。男主人公建筑工人梁根柱和女主人公制药厂工人韩玉霞，昔日是同学，由互相倾慕而结合，婚后一度生活得不错。但地震之后，两人之间却出现了一条精神的“裂缝”：面对震后群众的忧患，是只顾自己的小家庭，还是把为群众解忧放在第一位？朴实憨厚的梁根柱，一心扑在他那看似平凡却关系着千家万户生活的工作中，韩玉霞则让世俗的、物质的、卑下的追求所压倒，不同的人生观，使两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作品围绕梁、韩二人的家庭矛盾，编织了一幅色彩多姿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示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一系列人物的风貌和灵魂，读来饶有兴味，又颇富有警策性。
作品刻画人物很见功力，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较丰满，富有立体感，对其他人物用笔不多，却也跃然纸上。作品风格平实而细腻，如细浪拍岸，自有一种动人的魅力。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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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雷暴》
（载《当代》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作者水运宪）
某省省会蔬菜公司的领导班子将要调整，上下属意的人物，是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业务科长丁壮壮。出乎意料，上级委派来公司任副经理的，却是原在有色金属冶炼公司工作、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的胡勇生。丁壮壮一度消极、苦闷，胡勇生的改革也陷入了困境。复杂呵，同样立志改革，同样想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丁壮壮和胡勇生这两驾马车怎么走不到一起呢？不过，这两位改革者终究是明白人，当改革眼看就要流产，那些抵制改革的人洋洋得意地准备重新“组阁”的时候，丁壮壮和胡勇生认识了大局，毅然携手合作了……。《雷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丁、胡的从“离”到“合”为中心线索，比较敏锐地反映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新的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具有相当深度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展示的矛盾冲突看来不似标题那样惊心动魄，但内在节奏却很强烈；情节常常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跌宕有致，刚柔相济，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