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且说“宰相肚子”
赵忠范
“宰相肚子能撑船”，通常人们讲起它，是倡导处世应豁达大度，待人要宽厚仁慈，这确是做人的一大美德。然而，若是超出某种限度，把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全塞到“宰相”的肚子里去，恐怕也会发生“腹部”危机。譬如，在整党中，你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则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干嘛那么‘叫真’，宰相的肚子能撑船，既往不咎了吧！”你要清理“三种人”，他又讲了：“都是陈年老账了，何必总翻腾，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宰相的肚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叶扁舟是船，万吨巨轮是船，挟雷夹电的导弹核潜艇也是船，其量与质的差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有限的“宰相肚子”去装无限多样之船，如何吃得消呢。我们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其度量是旧时代的宰相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也同样有其限度，即容纳一切健康的、向上的力量，而排斥一切腐朽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痛斥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鼓吹“仁爱精神”的机会主义派别“苏黎世三人团”时说：“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8页）这就明白不过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度量观。不加选择地包容并蓄，让种种毒菌自由泛滥，这种宽宏大量的“宰相肚子”，不是成了暗伏杀机的“特洛伊木马”了吗！
古人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书经·大禹谟》）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度量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则问题。宋代名相张齐贤一次发现家里一个仆人偷银杯，他佯装不知，三十年没声张。后来这个仆人因自己总没得到升官的机会向张齐贤诉冤，张齐贤这才挑明说：“这事我藏在心里三十年了，始终没有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宰相，任免百官，要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怎能荐引一个小偷去做官呢！”容忍一个小偷在身边三十年，并为之保密，这个宰相的度量不可谓不宽。然而，涉及到升迁之事，却又毫不含糊地加以限制。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远非张齐贤之辈所可比。我们可以最大量地团结人，容纳人。但团结不等于包庇，容纳不等于重用。对于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我们是要团结的，同时又要严肃地批评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三种人”和其他变质分子，我们虽然要把他们清出各级领导班子，开除出党，但又实行给出路，给改邪归正的机会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度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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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海深处的歌韵
路万海
在我的旅行生活中，曾有幸遇到一次难以忘怀的聚会，它象一首古朴的诗，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至今想起来如饮醇醪一般回味无穷。
那是在无边无际的库布齐沙漠旅行，突然起风了，黄沙怒卷，天地一片昏黄。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迷失了路途。当我们艰难地绕过两道大沙梁后，看到一块平坦的草场和一片泥土房，显然这是隐匿在沙海中的一座牧村。
汽车的马达声惊动了村民。一位名叫吉格登的生产队长，听说我们途中迷了路，他风趣地说：“请啊，欢迎你们参加乡亲们的娱乐！”他不由我分说，立刻把我们让进一间大屋子，屋里有不少人，弥漫着欢快忙碌的气氛。按照蒙古族的礼俗，我们被让在炕桌的最上方，由几位年逾花甲的长者们作陪。主人斟了酽酽的砖茶水，端来一盘色泽金黄、粒大圆润的炒米，请我们品尝。
我按照礼节，向他们打问牲口可好，生活如何。从叙谈中知道，这里叫希布尔陶亥，位于库布齐沙漠南端。今年农牧业大丰收，十几年来头一次摘掉吃返销粮、靠国家救济的穷帽子。今天由队长牵头，邀请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们聚会，热热闹闹地娱乐一番，机缘凑巧，竟让我们赶上了。
不一会，炕上地下坐满了人。主人捧来大调盘（蒙语叫德布席），里面盛着一只煮熟的肥嫩的绵羯羊，我明白，这是蒙古族隆重的饮宴——摆羊贝子。只见他们在盅里盛了奶子，先请我用手指醮着尝尝，然后由吉格登微微挽起袖子，用一把蒙古刀从羊头鼻梁上部，割开一道口，每一个人用手掐一下，表示吃到了羊头肉。他们请我从羊脊梁骨的两侧，削下两条白膘肉，交叉地放在掌上，请主人品尝，表示感谢。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很不安。素昧平生，竟受到这么隆重的礼俗接待，可是入乡随俗，我们不能失礼。
这时，由吉格登给我们满酒，他举盅唱道：
“海螺白的大雁，
飞落在明净的海子上，
尊贵的客人来了，
留住你娱乐一场……”
我接过酒一饮而尽，表示至诚的感谢。坐在炕沿下的牧人们，由一位老额吉领头，用蒙语唱起酒赞歌，大意是：
“金杯里的美酒芳香流溢，
乡亲们，让我们娱乐欢聚，
银杯里的美酒醇香醉人，
乡亲们呀，我们难得有这
样高兴的聚会……”
身旁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告诉我，希布尔陶亥很久没有这样娱乐了，十多年来，很少听到歌声、笑声，今天，他感到胸口舒坦多了。说着，老人噏动着嘴唇，也唱起来：
“远望着青蓝雾罩哟，
五彩牲畜遍布的好草场。
希布尔陶亥是个要甚有甚
的地方
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
乡。
邻里乡亲和睦融洽
生活过好了哟安居乐业。”
我早听说鄂尔多斯高原素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果真名不虚传。这时，屋外好象风衰势减，而屋里的气氛却达到欢歌鼎沸、炽热如焰的程度。几位唱歌的老额吉淌出了眼泪，仍旧如醉如痴地唱啊唱，好象要把郁结在肚里十多年没有唱出歌统统宣泄出来。
酒浓歌酣，人们感情微醺，一位年迈的长者收拢起饭桌上的红漆筷子，骤然用右手开始敲击肩膀、臂肘、膝盖和腰部，发出嗒、嗒、嗒有节奏的声音。炕沿下一些上年纪的牧人立刻响应，抄起筷子，半蹲着跳起舞来。他们在窄小的空间里旋转着，手中的筷子忽上忽下，团团飞舞，动作旋律明朗、欢快，慓悍豪迈。据说，鄂尔多斯的蒙古族酷爱流传在民间的“筷子舞”，他们在娱乐中敲击筷子、酒盅、盘碗，不仅是为了渲染气氛，也有表示追求吉祥幸福的意思。
薄暮，风住了。我们告别了主人。
当车子循着主人指引的方向徐徐开动时，我又一次回头把希布尔陶亥张望。恍惚觉得我们从闭塞、偏远的沙漠角隅里，载走了满车的歌韵、礼俗和牧人们的希冀。
啊，希布尔陶亥，使人留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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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都文化风貌笔谈
一个小小的建议
廖沫沙
在一个保护古文物、古建筑和发展园林建设的座谈会上，我接过一些同志“以文物养文物”、“以园养园”的话头，发表过我自己的意见：我不但赞同这种观点和办法，而且对它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所谓发展、提高，就是我把保护文物和发展园林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把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提并论，甚至说它同物质生产、经济建设一样，能够为国家“积累资金”，“赚取外汇”，发挥“经济效益”。
大概是由于我的讲话太简单或者有夸大之处吧，事后听到有关文物专家对我的讲话表示反感，说这是一种庸俗的观点，把高尚的文化事业同物质生产、金钱买卖相类比，实在俗不堪耐。
对我的一切批评，不论对与不对，我都应当接受，应当听取。况且这些批评同我上述的意见有个共同之点，这就是注重祖国的文化遗产，爱护历史文物和园林艺术。双方的差异只是在注重和爱护的方法上各有所偏而已。——所以，这就用不着大加争论了。
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争议或建议，保护和开发古文物、古建筑和发展园林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不论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同当前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争国家投资，争财政开支上的优先权；更不能、也不应该去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比并，同等分享国家的经济投资。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能同意的常识、常理。既如此，那么保护与开发古文物、古建筑和发展园林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呢？国家当然可以供给一部分，但必然求过于供，供求相差很远。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开发，不仅需要大量的开支，而且往往有很紧张的急迫性，迟一步就不可挽救，从此消失无存。
就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实际问题上，我（其实不止我一人）不免想到也许是“庸俗经济学”的办法，即主管文物的单位和主管园林的单位，除去依靠国家一部分经费开支以外，还得自力更生，从文物和园林上开辟财源。
我所说的从文物上开辟财源，当然不是指拍卖文物或出口文物；我所说的从园林上开辟财源，也当然不是指非法的经营或其它投机取巧。至于这个财源如何开辟法？据我看有两条：一是从群众中来，向群众求得办法；二是从实践中来，因时、因地、因实际条件想出办法。
这是文物工作、园林工作以至旅游工作上开创新局面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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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怀——车经河南信阳徐 放凭窗望去那灯火渐渐地，已变成斑斓一片，这时候车厢里正有人报道：
前边到站
便是你的故乡——信阳。呵，信阳！山城别后岁月匆匆，音讯茫茫不知不觉间，已过去三十六年，三十六年来也不知道：在你走去的那漫漫天涯路上携家带口会遇到多少风欺雨凌和艰难阻
险？也不知道：在异国的春天和秋天里隔着大海汪洋你是否还会怀念起那——
嘉陵江上的晓雾与明月，
海棠溪畔的山花和晚烟？是的正如有的人所说三十六年来在这个人间世上我同许多人一样也经历过不少的折磨和忧患，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坚定地告诉你：
多情的
毕竟还是我们自己的祖国和
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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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捷名作《西里西亚之歌》
高成元
捷克斯洛伐克杰出诗人贝兹鲁支（1867——1958）的《西里西亚之歌》，最近由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茅盾曾大力提倡介绍、翻译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西里西亚之歌》可以作为诗歌方面的代表。本书是世界文学名著。诗人用激昂的诗篇为面临危亡的祖国呐喊，鼓舞被压迫的劳动者去战斗。1921年，鲁迅曾称颂本书，说作者“用矿工的心血来著书，那诗如工人的沉重的锤击落在心情上——粗鲁的真实”。茅盾曾翻译本书中的诗篇，并说此书“被批评家称赞为斯拉夫文学中最好的歌”。
在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介绍中，世界语曾起过特殊的媒介作用。已故翻译家孙用同志在这方面建树最多。本书译者劳荣也是老世界语者。《西里西亚之歌》的译稿还曾由孙用同志按捷克文校定。
五十年代，当本书部分内容在《译文》上发表时，八十九岁高龄的诗人得知他的作品与中国读者见面，曾给中译者寄来题为《向中国人民致敬》的亲笔题诗。这已成为珍贵的纪念了。
我国的新文学曾从翻译文学中汲取过营养。今天，文学翻译事业已空前繁荣，但在选题方面也出现了某些不良倾向。我们应永远发扬我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在翻译文学中，要永远发扬“鲁迅风”。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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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谷雨·卫星·祖冲之
日历上不动声色的白纸黑字“今日谷雨”，在新闻联播里却格外语调铿锵。大概因为这个日子恰逢伟大科学家祖冲之诞生一千五百五十五周年之际，又赶上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定点成功的消息传遍五洲。
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缀满杰出人物。我们总是自豪地提起那些光荣的姓名，接着又往往使用转折连词（“然而”之类）谈及近代、现代以至当前，语气便不觉由激昂而感叹。
今天不然，播音员讲述祖冲之如何在计算圆周率方面领先于世界，固然慷慨陈词；继续报道同步卫星消息，更加扬眉吐气。因为这颗卫星的成功也等于透露，我国的信息科学、电子技术这类关系重大的项目，正在飞速突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是套话。甩掉一个转折连词，非同小可，今朝可以无愧于古圣先贤了。
二十四节气也是两千年前我们祖先的重大科研成果。“今日谷雨”，表明作物播种、生长时令。但，它既使我们为历史而自豪，也使我们想到至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
高 陟
“挨打歌”
看到一首“挨打歌”，其歌曰：
“首次挨打战兢兢，两次挨打哭不停，十次挨打眉头紧，百次挨打骨头硬，千次挨打功夫到，酣然微笑入梦中。”
一位老教师曾对我说，一个孩子最令人焦虑的是自尊心的丧失，失去了起码自尊的儿童，就失去了要求上进的最初动力，而且是不易复得的。用惯了体罚“教育”方式的同志不妨细细品味品味“挨打歌”。
王希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