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改革奖金发放办法的几个认识问题
袁 振
最近，我们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完善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奖金发放办法。这个改革的基本精神，是要在国营企业中学习和运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职工奖金的管理不再按标准工资一定比例控制，试行与经济效益挂钩，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企业和职工由于辛勤劳动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收入可以先多一些。这个改革意见下达后，引起了广大职工群众普遍的关注和欢迎。当然，也有少数同志表示疑虑和担心。本文打算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共同探讨和研究。
为什么要改革奖金发放的办法？
在现行工资制度下，改革奖金的发放办法，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迫切要求，它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开创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奖金封顶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不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调查过程中，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实行奖金封顶不是良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措施。我省蚌埠乳品厂冰棒车间，1980年以来连续三年都是亏损。1983年，厂部决定招贤承包，要求在四个多月的生产期间实现利润六万元，超过部分工厂与承包人员、车间工人实行六四分成，若完不成利润计划则工资向下浮动，从而把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了。该厂生产股和供销股四位同志揭榜承包，结果在四个月中实现利润十万八千元。按合同规定，承包人员和车间工人应得奖金二万余元，由于实行奖金封顶的限制，仅兑现五千余元，这就大大挫伤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去年我省还有一个单位，把职工的部分工资和奖金捆在一起与利润挂钩，上下浮动，这种小小的改革也因奖金封顶不得不半途而废。类似这样的事，在我省工商企业中比比皆是。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克服奖金中的平均主义，改革奖金封顶的办法势在必行，不改革，对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都是不利的。
第二，奖金封顶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奖金是超额劳动的报酬。奖金数额的多少应该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即企业的奖金随经济效益高低上下浮动，使经济效益不同的企业，在发放奖金上有明显的差别。现行的奖金与职工标准工资的一定比例相联系的做法，与经济效益高低相脱节，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奖金水平差别不大。这种办法在理论上讲是不科学的，与奖金的本质相矛盾，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据我省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全省各地、市百元利税（不含工商税）的奖金额有很大的差距：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地、市，百元利税奖金额是十几元、二十几元，差的却高达几十元、上百元。这种按标准工资的一定比例提取奖金，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共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应再继续下去了。目前群众迫切要求取消“大锅饭”、反对平均主义的呼声，我们不应充耳不闻了。我们应当根据群众的正当要求，改革奖金的发放办法，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当然，现在由于受到价格、税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企业往往投入相同的劳动量，而利润水平悬殊，如果单纯以企业实现利润额多少计算奖金，就会导致企业之间收入分配的苦乐不均。因此，在产品价格不合理而短期内价格体制还没有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核定奖金率，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
第三，有利于实行党的富民政策。富民政策，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大政策。我们既然能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使一部分农民辛勤劳动而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对工商企业的奖金发放办法进行改革，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企业、一部分职工（包括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呢？凡是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和企业的办法，就是好办法，都可以探索、试点、实行。只有这样，党的富民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奖金不封顶会影响财政收入吗？
一谈改革，奖金不封顶，一些同志就担心会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缴的利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工业生产和流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改革具有复杂性的一面。不看到这种复杂性，不首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企图从财政挖一块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利于全局的，也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具有复杂性而捆住了手脚，不去探索改革的办法。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广大干部和工人有为四化建设进行改革的迫切愿望；我们积累了在企业中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初步经验，而这些又为我们探索改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同志已经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比如，有的地方提出了改革奖金提取办法，把企业的奖金与完成国家财政收入挂钩，奖金不封顶。据有的市测算，职工每多得奖金一元，国家就可多收利税二十六元到二十八元。这种改革办法，对国家不仅无害，而且有利，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而且能大大增加财政收入，难道不值得大大提倡吗？我省正是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奖金发放办法的。这就是：在中央规定的限度内，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财政任务的前提下，改革省对地、市的奖金管理办法，不再按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控制，试行与经济效益和上交财政任务挂钩。企业上交财政收入超过年度计划，奖金指标随着增长；没有完成上交任务的，奖金指标按比例下降，甚至取消奖金。实行奖金不封顶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条件的。为了防止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还要进行一定的制约。我们采取的控制措施是，企业奖金增长幅度应随上交利润（或利税）的增长速度，“小超同步增长，大超分级递减”。我们坚信，经过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职工的努力，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效益有一个大的提高，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担心我们现在搞的奖金不封顶会影响财政收入，那是没有根据的。
企业的改革要不要学习农业承包的基本经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要改革，就要学习农业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我省推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一项重大改革，是一条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富裕之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穷妙法，对各条战线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它的核心是一个“包”字。要想改变我省工商企业的落后面貌，迅速地提高经济效益，就要学习农业上的创新精神，探索出适合工商企业特点的各种承包责任制。农业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工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实行利改税，与此同时，在企业中可实行层层经营承包制，从厂部、车间、科室、班组一直承包到个人。我省小氮肥工业1980年实行全行业财政包干，当年就转亏为盈。安庆市去年有二十四家工厂实行承包以后，上交税利的增长幅度与前年相比，最低的为38％，有的竟高达两倍。实行承包制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为什么全省其它国营企业不可以承包经营呢？实行承包经营，首先要切实加强领导，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一整套承包、保证、考核的办法。订立的承包合同要坚决兑现。有功者应予奖励，完不成任务者应负经济责任，真正做到赏罚严明。集体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要象农业包干那样，原则上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由职工分配。但由于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不同，农民的收入有相当数量是用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资和土地的投资，而集体工商企业职工分配的收入一般仅用于个人消费，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集体留利和职工分配的适当比例，使职工收入随企业经济效益高低而上下浮动。
要有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要改革，探索新路子，需要有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这是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肃清经济工作中“左”的影响，满腔热情地支持和领导改革。不解放思想，不肃清“左”的影响，改革是无法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
要改革，就要有探索新路子的求实精神。我们有些同志办事，如果上面没有“指示”和“文件”，该办的也不敢办。殊不知上级的“指示”和“文件”，并不是领导者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上级“指示”和“文件”的正确性，往往还需要由群众在实践中去检验，去修正，得到补充和发展。安徽农业实行包干到户，开始时上面也没有什么“指示”和“文件”，中央和省委及时总结了农民的实践经验，肯定了包干到户的新鲜经验，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局面。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对待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应当创造性地去执行。现在，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改革奖金发放的办法，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条改革的路子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改革，就要敢于冲破各种阻力和障碍。改革之路，历来是不平坦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北宋时期，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到很大打击，但他并不因个人的坎坷遭遇而灰心。他在名著《岳阳楼记》中抒发自己的心情，写出了留传千古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当代的改革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省繁昌县八个青年人承包制药厂，浙江步鑫生的改革，都曾受到种种非难和指责。但新旧社会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最后胜利还是改革者，因为他们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所有这些改革者的披荆斩棘、敢于开拓前进的精神，值得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好好学习。
要改革，就要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改革是一种探索，由于缺乏经验，难免会出一点乱子，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乱子而因噎废食。改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我们应当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上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省搞农业包干到户时有一条经验，凡是党委重视，亲自参加群众实践的，进展就迅速、顺利而健康，出现的新问题就能得到及时解决，增产效果也十分明显；如果领导思想不解放，态度犹豫，放弃领导，放任自流，甚至冷嘲热讽，评头品足，不但进度慢，而且出现的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解决，生产发展就比较慢。只要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提高领导艺术，加强调查研究，制订出切实的措施和办法，在实践中注意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及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工商企业的改革是一定能够搞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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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
宋则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收入这一经济范畴以及与此有关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发展速度、综合平衡等问题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但是，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较有分量的理论专著，似乎还没有。由杨坚白同志主编，组织有关专家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去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从1984年起我国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之一。这就更显出本书出版的及时和它的重要意义。
综观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或优点。
一是体系比较完整，论述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全书除导言外共分5篇21章，分别论述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使用、计划、计量，最后以“马克思对古典派国民收入理论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发展”为题，追溯马克思主义国民收入理论形成的历史为结束，体系比较完整，分析也比较深入，有的部分在见解上有独到之处。它既不同于一般集体编写的教材，也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体系，有计划地组织对承担的题目研究有素的同志，甚至有意识地安排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参加编写，然后经过集体讨论、编审定稿的。这样，既保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又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风。
二是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如在“国民收入生产篇”中，除了用三章篇幅着重阐述关系到国民收入的性质和计量的理论基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问题的不同观点外，对建国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生产的动态和起伏特点、国民收入增长的途径和因素、国民收入生产结构的特点和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并从中得出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应该采取的调整措施。在“国民收入分配篇”中，除了阐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和财政、信贷、价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外，对建国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比例、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本建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了一定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出论断：确定合理的积累率是正确掌握财政分配的比例关系的关键。再如在“国民收入使用篇”中，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各自的内部比例关系的分析以及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比例关系的分析，也都是引用我国的实际资料，或者针对我国过去某些时期存在的有关问题而进行的。
三是重视数量关系分析，并对某些数量关系进行了建立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的探索。由于本书侧重国民收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方面的问题，重视数量关系分析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特点在“国民收入使用篇”和“国民收入计量篇”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使用篇中关于货币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在总量上不平衡问题这一章，比较深入地从数量关系上分析了产生这种不平衡的不同情况和后果，从而提出克服的途径，就有较大的说服力。
在本书的数量关系分析中，提出了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模型。一个关于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数学模型（见使用篇第三章），一个关于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计量模型（见计量篇第四章）。
关于前一个模型，作者首先指出：作为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标准，应该是长期的最大的居民福利基金，这包括个人消费，科学、文教和卫生部门的消费，住宅、科学、文教和卫生部门的建设，非生产性流动资产的积累以及环境保护费用。以此为标准，在方法上就不是直接计量积累与消费的最优比例，而是计量生产性积累与居民福利基金的最优比例：即在一个长期内使居民福利基金达到最大值所需的生产性积累。这是很有见地的。作者以这个最优标准设计了一个求解生产性积累率最优值的数学模型，并提出决定这个最优值的因素主要是：计划期的年限，积累效果系数，原有生产能力对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和生产性积累的“时滞”。计算出生产性积累与居民福利基金的最优比例后，就可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行计划统计制度规定的国民收入的各个构成项目，计算出积累与消费的最优比例。作者以此为依据，还提出了实现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正确途径。这个数学模型，我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至于在计量篇中提出的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模型，则是试图结合我国的实际统计资料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用来模拟和测算不同积累率对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的影响，从而寻求一个适宜的积累率：既可保证人民生活适度的稳定增长，又可保持国民收入较高的增长速度。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同志从直观的历史经验估计出发，提出我国的积累率不宜超过30％，而应在25％左右为宜。本章作者通过建立积累率、消费基金与国民收入之间数量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引用我国实际统计资料进行大量计算，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积累率应以25—29％为宜。这比直观的经验估计似有较强的说服力。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可喜的探索。
当然，任何一个经济数学模型或经济计量模型，都须作出若干假设，舍象一些次要因素，因而在运用时总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不作出一定的假设和舍象，就不可能在一些变量之间得出基本的数量关系；这样做，也是合乎科学抽象法的要求的。问题在于建立模型时作出的假设和舍象是否合理；运用模型时是否分析过这些假设变更时或者被舍象的因素复归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分析中，建立数学模型和计量模型的尝试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上述两个模型建立的尝试，尽管还是初步的，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问题，但毕竟是值得鼓励的。
以上只是我在粗读本书后印象较深的几个方面。当然本书的优点不止这些。例如，对国民收入的计量方法单独列一篇，对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论、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对比中的价格问题、国民收入国际对比的方法问题，都作了系统的深入的论述；正篇之外，又对马克思主义国民收入理论的形成历史作了简明的介绍，这些都为本书增添特色，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由于本书各章是由各方面专家分头撰写的，而编者为了保留作者各自的观点和风格，未加改动，这就难免各章之间有重复或畸轻畸重之处。如生产篇中涉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论争占了三章，在内容上重复论述的部分就比较多。同时，由于这一篇的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结果，对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总量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反而减弱了。
又如，国民收入分配篇与使用篇之间的分工似不够清晰。国民收入的分配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是国民收入在不同收入者之间的分配，这是典型意义的分配关系；二是国民收入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主要是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消费基金内部和积累基金内部的分配，这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使用问题。本书把直接论述这一方面内容的几章，冠以“国民收入使用篇”，是比较准确的。而本书的“国民收入分配篇”，按理应着重分析第一种含义即典型意义的国民收入分配。可是，该篇各章在分析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过程以及财政、信贷、价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时，落脚点却放在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的用途分配（即使用）上。这就模糊了它和“国民收入使用篇”的界限，两篇之间难免有些重叠之处。
再有，研究国民收入这个综合性指标，似应在适当地方和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中的其它两个重要指标——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最终产值，在理论意义上、计量方法上以及所起的作用上，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对于社会总产值用作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本书已提到，但对最终产值这个综合指标的作用及其与国民收入的比较，在“计量篇”中几乎没有提到，似嫌不足。
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系统理论著作，无论对经济工作者，还是对高等院校师生，都是一本十分有用的参考书；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有益见解，也值得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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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生产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商品
江洪其
我们在农村调查中，深深感到一方面是农村需要的工业品远远没有满足，特别是适合农村需要的商品更感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工业品滞销而积压在仓库，甚至因此而造成工业限产。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出路在于真正认识农村是工业品的广阔市场，努力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这是因为：
其一，农村人口多，购买量大。由于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每人买一点，加在一起就不得了。很多事例说明，什么商品农民开始购买了，什么商品销量就大幅度增加，甚至由滞销变成紧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普遍改善，农村市场兴旺得很。一些过去连普通工业品也买不起的穷山区，现在不仅要买暖水瓶，买手表，买香皂，买牙膏，很多农民还买童车给孩子骑着玩，买蜂乳滋补身体，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农民买生日蛋糕庆贺生日呢！
其二，主要工业品在农村的社会保有量仍然很低，购买的潜力很大。多年来各种工业品在农村的社会保有量都较城市低得多，就是老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这几年虽然购买较多，但也远未饱和。至于电风扇、电视机、收录机等则是刚进入农村市场，销售方兴未艾。
其三，乡镇企业生产工业品虽有发展，但供应能力甚微，工业品主要还是靠大中城市供应。目前，农村生产的工业品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在花色、质量、包装、价格等方面，都无法与大中城市的产品竞争。所以，广大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是要依赖城市工业品下乡。
其四，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消费习惯还会继续发生一些重大的改变。如：自己买布做衣服的逐渐少了，买成衣服装的多了；买卫生衣裤的少了，买毛衣的多了；买毛线自己织毛衣的少了，买成品毛衣的多了；点蚊香的少了，挂蚊帐的多了；自己做鞋就更少了，而且出现了下雨要穿胶鞋，干活要穿解放鞋，上街要穿布鞋、甚至皮鞋的情况。过去农村基本上不销的商品，如羽绒服、腈纶衣裤、尼龙蚊帐等也成了热门货。
这些都说明：农村市场的确十分广阔，潜力很大。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农村对工业品的要求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则是共同的，很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产品的质量要求更结实些。二是价格要求更便宜些。有些产品质量虽可以，但不价廉也不行。“一个便宜三个爱”，在农村市场上更突出。三是包装要求更牢固些。四是产品的适应性要更广些。也就是说要有不同的产品来适应农村不同地区、不同消费习惯、不同年龄的爱好。五是要有适合农村市场的广告宣传。有些商品尤其是新产品，应该附有说明书，介绍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使用方法、保养知识。这将对扩大农村的销售起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