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的期待
冰心
“六一”节快到了，人人都应该为儿童做一件好事。那么，我向许多中青年作家（这里面不包括儿童文学作家）问一句话：你们想做件不大也不小的好事吗？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同志，要我“号召”中青年作家、尤其是已成名的中青年作家都来为儿童写作，至少拿出一个作品。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人民日报曾为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专门发表过社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也曾作过号召和部署，并且确实有许多作家为少年儿童献出一大批好作品来。今天要我来“号召”，我有自知之明，我哪有“号召”的资格！叫我“呼吁”，也很没劲，因为你们有的已是成名的作家，一定门庭若市，不知有多少报纸刊物向你们呼吁索稿，听得太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我真想以“我的挑战”为题，但是“水来土掩，兵到将迎”，我又有什么挑战的本领呢？
我记得从前有位名人说过：“你要听黄莺叫，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逗着它叫，一个是等着它叫。”我想，对于这些黄莺似的中青年作家们，我不会逗，但也还有等待之一法。
对于许多中青年作家，不论是男的、女的、熟悉的、没见过面的，我都是从心里拜服。你们写的许多作品，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你们写的改革家、新型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个个都从纸上站了起来，给我留下极其独特的深刻印象。在这里恕我就不一一写出篇名和人名了。然而，使我十分觉得缺憾的是，你们作品的中心人物，很少是一个儿童，一个八十年代的少年，这是为什么？
你们是没有生活吗？你们的周围没有少年儿童吗？你们没有和孩子接触过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即或是还没有做妈妈爸爸，至少也做过姑姑、舅舅、叔叔、阿姨吧。
你们所以不写儿童，是不是感到儿童的生活太平凡了呢？既没有矛盾，又没有斗争，也很少曲折动人的情节。也许有的同志认为，一个已经用自己的力作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拿牛刀去割鸡，未免有点不值得了。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深入他们的生活，你们和儿童的接触，可能还比较浅泛。有的同志也许以为，拉过一个孩子拍拍他的脑袋，摸摸她的肩膀，问一声“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上学了没有？”……再送给他一把小枪，给她一个小娃娃，或几本小人书，几块巧克力，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倘若他们接过这些礼物，说一声“谢谢”，回头就走，那你就吃了他们的闭门羹！倘若他接过小枪来，要你和他一同瞄准；她接过娃娃来，要你和她一同替它洗澡；接过小人书来，就坐在你的怀里，要你和他一同翻看；接过巧克力来，先拿一块放在你嘴里，你就算跨进了他们生活的门槛。
他们的天地宽阔得很！他们有他们的宏观世界，当他指点你看一颗流星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微观世界，当他蹲着看蚂蚁打架的时候。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人（父、母、师、友）和物（花、鸟、虫、鱼）都有极其缜密的观察，极其细腻的感情。他们有极大的自尊心，也有极深的自卑感。他们心里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他们有希望也有幻想，他们会狂喜，也会失眠；尤其是他们对未来，对二○○○年，有着极其丰富、极其新奇的向往和追求。……总之，一旦你和他们心投意合，平起平坐，从他们眼中来看周围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比大人的丰富得多，高大得多，而且充满了诗意和戏剧性。
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们，你们何妨弯下腰来，拉着孩子的手，一同进入他们的世界。你们何妨小试机锋，把你们特长的幽默、尖刻、细致、雄浑的如椽大笔，来描写你身边的一个儿童。我不要求鸿篇巨著，只要你们写一两千字，甚至只几百字，让人们看了，觉得有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就和上亿儿童一起，感激不尽了。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儿童文学在稳步发展
谷斯涌 刘 滢
由于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品一般不易在社会上产生一鸣惊人的震动，但我们丝毫不应低估近年来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速度。仅以发表短篇新作的园地来说，以高小初中学生为对象的文艺刊物，从两种增加到十四种。新创办的给中年级和低幼儿童阅读的刊物、报纸就更加多了。冰心同志在评价《儿童文学》时曾说：“刊物上的确发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其成绩并不在同时期成人文学刊物之下。”有的同志也指出，几年来儿童文学是“在悄悄地突破”，这话是有道理的。
这里，仅简略回顾一下近年来短篇小说的创作。它的喜人变化，突出表现在题材的开拓、质量的提高和作者队伍的壮大。
过去，由于过分狭窄地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曾使作品题材十分单调。二十年前，茅盾同志在评论我国的儿童文学时曾说，“题材的一边倒现象，内容大同小异，是不利于少年儿童的品性和才能的发展的。”如今，这种现象已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为了开阔儿童的视野，作家们努力在多种多样的生活中来表现我们的后代。作品的题材非常广泛，学校街道，城市边疆，还有古人轶事，异邦风情，以及中外儿童的交往。近几年，又兴起了一门动物小说，大象、棕熊、猎狗、豹子，都大模大样地闯进了儿童文学领域，而且成了小说的主角。这类作品，情节曲折有致，充满了新鲜知识，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是儿童文学园地里的灼灼新花。
作品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着力塑造人物、以情感人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以为这仅仅是指思想教育，忽略了对儿童陶冶感情和进行美感教育，甚至把这些统统划到资产阶级的范畴里去，这是一种误解。高尔基曾经说过：“教育有三个目的：使人们具有关于人的本身和关于他们周围世界的知识；确定性格和发展意志；训练并发展才能。”文学作品不但能给儿童以知识，它更以动人的故事和鲜明的形象，在读者心灵深处产生感情的激荡，培养高尚的情操，抚慰美好的心灵，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与成人相比，儿童的感情更强烈、外露，它的可塑性也更大。让儿童从小懂得美，学会爱，才能鼓励他们长大以后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种教育，对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还受着十年动乱余波影响的一些少年儿童，这种美感教育就更必要。近几年，许多表现爱父母、爱老师、爱朋友、爱同胞、爱集体、爱祖国以及热爱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为题材的优秀短篇，就应运而生。黄蓓佳的《小船，小船》（江苏《少年文艺》1980年4期），文笔清丽洒脱，感情委婉真挚，作品从农村孩子难以忘却的回忆，抒写了他与从城镇下乡来的知青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勾划出了殉难不久的女教师的形象。末了，寥寥几笔，教师的亲妹妹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这位征途上前仆后继的勇士的出现，不仅使作品在情节上异峰突起，而且在传情感人上收到很好的效果。《没有歌声的春天》（罗辰生作，《东方少年》1982年3期）和《满月照人间》（王道生作，《儿童文学》1983年1期），写的都是家庭生活。前者写父母离居后带给孩子的苦恼；后者表现了在生母病故后又重新获得母爱的欢乐。这两篇颇具时代特色的作品，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叩击着小读者的心弦。夏有志的《玉兰芬芳》（上海《少年文艺》1982年3期）写了一次普通的春游，题材不新，故事也不曲折，但作者着力于写情，通过反映我们社会上还存在的贫富差别，将小主人公家贫志坚的倔强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也写出了同学之间暖人的友情。可见只要写活了人，写出了情，老题材也可写出新意。贺晓彤的《新伙伴》（《儿童文学》1981年第二期）写城市儿童金娃与农村儿童毛狗的友谊，金娃被毛狗的纯朴、节俭、勤劳、好学的品德所感动，临别时恋恋不舍。作品真实，使不少读者动情落泪。有的城市孩子省下零用钱寄给作者，请务必转交给毛狗，供他买点笔墨纸张。
创作队伍迅速壮大，新作者不断涌现，这是儿童文学事业兴旺发达，并将走向更大繁荣的重要保证。老一辈的作家不少人至今还在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已经更成熟了。尤其可喜的是，年轻作者正在大量涌现，他们对生活感受敏锐，许多人一露头就写出了高水平的作品。据估计，目前全国为少年儿童写作、常在报刊上发表这类作品的作家和业余作者，约在一千人左右，他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其中有许多是教师。叶圣陶在《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的序言中写道：“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中小学教师最为适宜，因为他们干的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又最熟悉少年儿童的生活。”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的刘厚明、邱勋、胡景芳、王路遥、陈炎荣，或是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程乃珊、罗辰生、夏有志、张微等，都写出了受小读者欢迎的好作
品。
在儿童文学作者队伍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小将，尽管他们还是自己作品读者对象的同龄人，但他们的作品拿来与成人作者写的作品相比，也不逊色。如获得1983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的《汪汪小报》的作者叶丰，是上海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他的这篇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八十年代的学校生活，塑造了活泼多姿的儿童形象，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充满了儿童情趣，是近年来反映学校生活的短篇佳作。江苏《未来》儿童文学丛刊，去年发表了一部八万字的中篇科幻小说《探索号》，作者相锋只有十七岁，是山东烟台的一个中学生。他十三岁开始写这部作品，坚持四年，终于完稿。天津新蕾出版社专门为我国年幼的小作者出版了一套《小花朵丛书》，包括庞天舒、田小菲的个人专集和在国际书信比赛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佳作。这是可喜的现象，诗人艾青欣喜地把这些文学新苗的成长，喻为雏鹰在起飞。这些小作者，目前都还在学习阶段，他们将来在走上各自的生活道路以后，不一定个个都成为作家、诗人，但以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创作出了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最年轻的一代中蕴藏着大量的文学人才，我们的文学队伍会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第7版()
专栏：
金戈铁马入梦来
——悼念战友成荫同志
汪 洋
卓越的电影艺术家、著名导演成荫同志溘然长逝了。我绝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停止生命的最后一息，匆匆地离开人世。痛定思痛，绵绵的哀思和悠悠往事萦回心上，终日不能平息。
我和成荫同志相识，是在1939年“战斗剧社”来晋察冀边区的时候。那时我在“抗大二分校文工团”任副团长，成荫同志在“战斗剧社”任指导员。当时，袁牧之和吴印咸同志正带领摄制组在这里拍摄影片《延安和八路军》。记得在边区文联剧协召集的一次会上，袁牧之同志提出倡议，希望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反映当时的现实斗争。对此我们一致表示赞同，并当即编写了一个反映边区农村新的生活和斗争的剧本《丰收》。这个剧本是由莫耶和刘肖芜同志执笔的，我画的舞台布景图样，由我们两个剧团联合演出。导演则是由成荫同志担负的。我记得成荫同志的夫人申伸同志饰女主角，赵森林和林韦等同志也参加了演出。这个戏当时在晋察冀很受群众的欢迎，后来我们两个剧团还单独演出过。成荫同志不仅能够担负导演工作，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他演的独角戏，曾在部队赢得广大干部和战士的热烈称赞。就是在这次的创作和演出中，成荫同志那平易近人的品格，对人民生活和斗争的饱满热情，以及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战争期间，华北军区政治部成立了电影队，由我担任队长。我们从张家口撤出后，1947年住在冀中深泽县东北马村。这时成荫和钟敬之同志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带领西北电影工学团到东北兴山学习电影，准备学完后再返回西北。当他们到达华北后即住在我们电影队，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在我们电影队了解和熟悉电影的整个拍摄、制作过程。这样，我又和成荫同志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成荫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为了尽快地熟悉和掌握电影这种新的艺术样式，学习是非常努力的。他兢兢业业，潜心钻研。而且人很聪明，理解、掌握得很快。象这样一个孜孜以求的同志，一旦熟悉和掌握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必将在电影事业上有所建树。后来，在他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探索后，于1949年至1950年间，即拍摄出著名的影片《钢铁战士》。之后，又于1951年至1952年和汤晓丹同志一起拍摄了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影片《南征北战》。这两部影片，充分显示了成荫同志的艺术才华，成为他从事电影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电影发展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1954年，我和成荫同志带领中国电影实习团到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这个实习团，包括了电影创作、生产、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材。成荫同志除担负副团长的工作，主要是实习导演业务。记得我们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资料室参观时，当我们向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介绍成荫后，一个资料员当即查出记载成荫的卡片，并翻出国外介绍成荫及其创作的报刊资料。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钦佩，同时也为我们实习团有这样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导演而感到欣慰。当时，苏联著名导演尤特凯维奇正在拍摄影片《奥赛罗》，成荫同志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整个摄制工作。除去自己实习导演业务，成荫同志还和我共同负责全团的管理工作。由于经受长期的革命斗争实际的锻炼，成荫同志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看待问题极为敏锐，判决果断，虽然语言不多，但表达却十分准确。这一点，在他以后回到北影厂拍戏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所领导的摄制组，管理得有条理，不但组织纪律性好，而且计划性也好。他总是那样胸有成竹，一切都想得那么周密细致。任何创作任务交给他，都能准时完成，决不拖泥带水。成荫同志这种组织才能，也充分地体现在他所拍摄的一系列的影片中。1955年从苏联实习回国后，成荫同志恰逢中年，风华正茂，在创作上正处于蓬勃的旺盛期。他在北影厂拍摄了影片《上海姑娘》以后，带领北影厂一部分创作人员，到八一厂拍摄《万水千山》。接着，又回到北影厂创作和拍摄了《停战以后》、《浪涛滚滚》、《女飞行员》等影片，直至“文化革命”开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成荫同志担任北影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在肩负领导艺术创作的同时，又拍摄了《拔哥的故事》。之后，他又带领部分创作人员到西安厂，以其深厚的功力拍摄了《西安事变》。这部影片，标志了成荫同志在创作上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为影坛开了新生面。
成荫同志把其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奉献给电影事业，他为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钢铁战士》到《西安事变》，纵观成荫同志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他总是以饱满的热情，选取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篇章，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斗争中的英雄人物——从领袖到人民群众，从将军到普通战士，细致入微地描绘他们的风采，揭示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他总是在广阔的背景上，以浓墨重彩表现革命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民战争的雄姿，金戈铁马，雄伟壮烈，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风貌。成荫同志素以善于表现军事题材和政论性题材而著称于影坛，并以此而显示了其把握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在创作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他的作品，一向是结构谨严、叙述流畅、简洁洗炼。他那质朴无华、平易感人的独特艺术风格，使其在影坛上独树一帜。我们可以说，他所拍摄的那些影片，是描绘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画卷，是谱写人民战争的胜利的交响乐。成荫同志不愧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家。
文如其人。成荫同志既是一个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同志热情，在创作上肯于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发扬艺术民主。他在拍戏时能够协调摄制组内各个部门的工作，调动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一个创作的整体。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1975年，江青在大寨召集会议，妄图借围剿影片《创业》和《海霞》，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成荫同志感到当时的气味不对，当即和崔嵬同志托故离开大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的原则性。他乐于助人，特别倾心于青年创作人才的培养。北影厂一些有成就的导演，大多受过他的教益。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导演，有的就是直接借助于他的言传身教而成长起来的。当他调任电影学院院长以后，便把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到培养电影新生力量的事业中。
成荫同志近年多病，但仍壮心不已。前不久他还对我表示，一旦身体好一些，他还想拍一点影片。没想到他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就与世长辞了。
长歌当哭，谨以这篇文字缅怀战友成荫同志，以儆有生之年。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文学评论》编辑部邀请文学编辑座谈
研究创作现状 改进评论工作
《文学评论》编辑部于5月14日，邀请首都文学编辑三十余人，就当前的创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同志认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在稳步地、持续地向前发展，势头是好的。作家们力图积极地反映变革中的时代，创作了不少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较深厚的艺术功力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手法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例如，文学中阳刚之作增加了；注意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和人类的前途结合起来；深入挖掘改革的阻力，等等。
与会者谈到，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极其深刻、巨大的变化，改革的浪潮波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但是，文学作品还没有把变革中的生活和时代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有的避开现实生活里最迫切、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有的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有的艺术粗糙。要使文学与时代同步前进，就要求作家不囿于老框框和旧套子，要进一步深入新时期的生活，重新认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崭新的生活，迅速、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信息；要拿出艺术家的勇气，不懈地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新；要加强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这样，才能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与会者呼吁，要充分重视和大力改进文学评论工作。这几年的文学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但文学评论落后于创作实践，同作家和读者有脱钩的现象。切望评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刻认识和理解变革中的现实，热忱地研究文学创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既站在宏观的角度，考察作品的得失，又作精细的艺术分析，探幽烛微，写出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生动活泼的评论文章，帮助读者提高鉴赏水平。
（兴 纯）
第7版()
专栏：
从“三抱怨”到“三满意”
——谈戏曲的合作演出
章 培
在一些戏曲剧团，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团里有艺术造诣的“角儿”过于集中，不少人一年演不上几场戏，青春虚度，十分苦恼。由于僧多粥少，争戏码、争角色、争演出场次的事就免不了。剧团领导成天忙于解决这类纠纷，费尽心力也难“摆平”，而不少地方的观众因总是看当地剧团的老熟人、老面孔，不乏责难之声。
这三“抱怨”，反映了演员、领导、观众的呼声、苦衷和要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剧团里人浮于事、人才积压的弊端，同时提出了怎样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之有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的迫切问题。
路子是走出来的。近来有些剧团派演员或演出小组与外地剧团合作演出的做法，给人以启示。如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以前一年演不到十场戏，去年四月和十月，她分别与外地两个地区的剧团进行合作，两个多月就演了五十一场。她兴奋地说：“过去是为演出少而苦闷，现在是为剧目少而着急。”尤其使她感动的，无论在农村、矿山或边疆，都受到热烈欢迎。合作演出的成效，使派出或邀请的剧团的领导都感到高兴，由过去的“三抱怨”变成了“三满意”。
这种灵活、志愿的演出组织形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演员有了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有助于演员之间的合作和艺术交流，剧团也可减少长途往返而节省经济开支，并且使一些青年演员很快为观众所熟悉。
其实，演员临时组合以及演员流动，由来已久。解放前的戏曲演员，大都是临时搭班或应一些戏馆（备有基本演出班底）之邀去各地演出的。即使某些相对稳定的班社，如梅兰芳的“承华社”，程砚秋的“秋声社”，其中许多成员也是根据演出需要和个人情况，经常流动的。解放后建立了各级固定的专业戏曲剧团，虽有不少长处，但由于体制上存在着吃“大锅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缺陷，不同程度地压抑了人才。合作演出，既继承了过去的好传统，又符合当前剧团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和要求，是有利于解放艺术生产力的一个办法。
当然，合作演出要实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剧团、演员是否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是否乐意为群众多演戏，在艺术上花气力、下功夫。
合作演出同私演私分、剧团之间互相挖角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根据双方剧团的工作需要和演员的具体情况，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目的是促进人才的成长和艺术的发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搞私演私分，或私自到兄弟剧团“挖角”等做法，把人当商品，对当事人和剧团的其他人员都有很大的腐蚀作用，而且影响团结，是必须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