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编者按：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代表大会将于今年5月14日至18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将有各国一千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参加。我国笔会中心将派出以中国笔会会长巴金为团长，副会长刘白羽、朱子奇为副团长等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巴金同志还将作为大会特邀的“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与会。为表示对大会的祝贺，我国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诗人撰写诗文，分别在《外国文学》、《日本文学》、《人民中国》（日文版）等杂志上发表。现将其中巴金、丁玲、冰心同志的文章刊载如下：
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笔会会长 巴金
今年5月，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将在东京举行。这次规模空前的世界作家盛会，在我们的友好邻邦举行，中国作家特别高兴。
这两年，我身体一直不好，长期住在医院里，写字走路都不方便。去年年底，我的老友、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到上海，来医院看我，邀请我出席东京大会。一年前他到医院探病的时候也提过这件事。盛意难却，我说，要是健康情况允许，我当然出席。井上靖先生笑着说：“那就希望您一直住在这里好好养病。”我感谢他的盛情。
我的确愿意出席这次东京的大会。首先我希望和相识多年的日本朋友见面，我也想会见更多的日本作家。在日本有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很想念他们。同他们欢聚交谈，是十分愉快的事。参加世界作家的大会，对我的创作活动也是一种鼓舞的力量。我们愿意同各国同行交流经验。中国历来“以文会友”的精神，似乎也正是国际笔会的宗旨所在。
1980年我访问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对朋友们说过：“我是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象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
可是，当我结束了十六天的访问从长崎回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友谊的债是偿还不清的，只有越欠越多。友谊的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朋友的心拴在一起，越拴越牢。看到日本朋友惜别的眼泪，我也无声地哭了。这友谊的眼泪，象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的心，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
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较多的一个。年轻时候我念过不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那一次在朝日讲堂讲话，我举出一些外国老师的名字：法国的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
有的日本朋友感到奇怪，问我为什么会同时喜欢各种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我喜欢那些作家，因为他们用不同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经历的生活，使我感到亲切，引起共鸣。我写作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把心交给读者。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我需要武器。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上，我都用上去。
我过去读过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几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还创办了专门介绍、评论日本文学作品的季刊《日本文学》，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了解文坛情况。这是件好事。我以为，加强文化交流，首先要多介绍彼此的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和评介日本的各时代、各流派、不同风格的名著。
在与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我们应该向日本作家学习两点：一是日本作家非常用功，研究探索很多问题；另一个是勤奋写作，作品多。
我期望：文学成为加强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这与中日两国文学的因缘、国际笔会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我期望东京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198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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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冰心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灿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子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呵！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那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濑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性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病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更加脆亮，更多的烟光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元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头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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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日本朋友叙旧
丁玲
现在，我的书案上放着三篇文章。一篇是冈崎俊夫先生在1938年为翻译我的《母亲》而写的后记（载日本改造社1938年出版《母亲》）。第二篇是坂井德三先生和三好一先生在1951年合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后记（载日本鸽子书房1951年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三篇是冈本隆三先生和尾坂先生合译的《丁玲作品集》尾坂先生写的后记（载日本青木书店1953年版《丁玲作品集》）。我拿到这些文章，一口气读过两遍，心中涌起无限的温暖和难言的感慨。我不禁沉浸在这沧海桑田的几十年的历史变化中，我不能不在记忆中搜索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他们的这些文章都写得非常有感情，表示了正直的日本人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拥护，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文章有分析，有批评，对我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信赖。在经过几十年风雨之后，今天我才读到这些文章，我应该感谢孙瑞珍、魏励这两位翻译同志，我更感谢这些文章的作者。我真想在这里倾吐我对他们的心意，但是迟了，不可能了，他们中有的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了。我实在痛心，他们再也读不到我的文章了！
冈崎俊夫先生在日本是最早翻译我的书的。五十年代初他来过中国，我有缘接待过他。我们还一同参加中日两国作家的座谈会。只是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没有能够作深入细致的谈话，遥远的印象模糊了。我现在只能追怀往事，表示我对他的敬意和悼念。尾坂德司在《丁玲作品集》的后记中说：“利用这个机会，向至今仍然非常努力地介绍丁玲的冈崎先生致敬。”是的，尾坂德司先生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永远向冈崎俊夫先生致敬。
1979年，在坂井德三先生和三好一先生翻译的日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了二十八年之后，我从山西农村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部书的时候，我在重印前言中，郑重地提到了坂井德三先生。这篇文章恰巧被那时正在中国休养的三好一先生看到了。他很快托人转了信来，并且不久就偕同他的夫人三好绫子女士到友谊宾馆来看我。他告诉我坂井德三先生的一些生活情况和他的不幸逝世。也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情况，原来那时的出版家之一，便是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三好绫子女士。我们都无限欣慰，我是欣喜与忧伤同时在心头流荡。后来他病愈回国，来向我辞行，我们还亲热地相约再见。当我们都希望重逢时，前年忽然传来他病逝的噩耗，我十分沉痛地发了一封唁电给三好绫子；去年曾收到绫子一封短简，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增加了我的惆怅，在中日交流日益频繁，中日友好的气氛日益浓烈的时候，她现在还好吗？她正忙着干什么呢？这次我从坂井德三先生的后记中，才知道坂井先生生前也在桑干河畔生活过一阵。他说他看见过我，我想那应该是在延安的时候。1944年我住在延安南门外宝塔山的西侧，而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同志们住在宝塔山的东北边。我们彼此没有来往，但偶尔可以在山下、在路边、在延河畔相遇。这样我们就更多一份了解，更多一份情谊。坂井德三先生过去在解放区生活过，对解放区的人民生活比较熟悉，因此对我、对反映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作品，自然能发生浓厚感情。
坂井德三先生说到他写过一首诗给我，我有这个印象。可惜的是诗稿现在哪里呢？那时我的生命，常常处在死亡的边缘，我自己的文稿在战争和动乱中都已遗失流散殆尽，哪里还有可能留下来异国朋友、同志留给我的珍贵的信物呢。说到这里，使我更难过不安的是一位日本朋友，在1954年曾从遥远的日本寄给我整份我在1931年写的《田家冲》的手稿。这是“一二八”上海战乱时有人从商务印书馆劫后的余灰中拣出来保存下来的。手稿上还留有编辑先生们的标号与批校。这位日本朋友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份原稿，保存了快二十年，当成珍贵的礼物寄还给我。我珍惜这份原稿，我更珍惜这难得的友谊。但谁能想到，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手稿竟毁在我们自己同胞的手中？！这样荒谬的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尾坂德司、冈本隆三两位先生的长篇后记里有许多意见我觉得非常好。他们阐述了作家一定要跟着时代前进，跟着革命的斗争跑，要谦虚地向后起之秀学习，要向年轻的一代人学习。他们说知识分子从文盲那里也可以学到东西。他们更强调要把“自己与他人”的“自”缩小，把“他”逐渐扩大。还说：“必须进一步深入到从事实际斗争的人们中间去。”
以前我并不知道日本朋友们早年曾写过那么多有关我的文章，翻译过我的作品，并对我充满了信心和鼓励。特别是1957年我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之后，不少日本朋友非常关心，特别是高畠穰先生，他们细心研究资料，提出疑问。我听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1979年，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后，先后会见了高畠穰先生，野间宏先生，中岛长文先生，中岛碧女士，田畑佐和子女士，崛黎美女士……有的人写了新的文章，报道了我的新生活，翻译了我的新作品，使许多长期关心我的日本朋友们得知我的喜讯，欣悉我依然健康，并且仍在执笔写作。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他们，老的朋友和新的朋友。过去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在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时刻，我写过一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今天我要歌颂那些同样痛恨侵略战争祸害的日本人民的新一代。我希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起来，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