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也谈“知足常乐”
黄裳
读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知足常乐”。作者说“这也确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并举出了反面的“不知足”的典型,“处处用着心机,计算别人”的王熙凤,同时还指出“知足”就是“(君子)坦荡荡”的“基础”。
王熙凤因为“不知足”,处处用心机算计别人;被她算计过的人吃尽了苦头,也难免“不知足”起来,加以抗拒,这就形成了荣国府内部和外部的斗争。尤二姐可谓极忍耐(也就是“知足”)之能事了,但弄到最后还是吞金自尽。不论怎么说,这总是对王熙凤的一种“抗议”,即使是软弱的、不足为训的,但总是一种“不知足”的表现则无疑。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直宣扬“知足”是一种“美德”,圣贤立言,神道设教,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几千年下来,到今天还是一种沉重的习惯势力。历史的真相则是,少数“不知足”的人要求绝大多数力求“知足”而不可得者采取更“明智”的“知足”立场,但一直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事实证明,真能“知足”的人几乎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因此才需要费力地不断进行威胁利诱,这种宣传一直搞了几千年。
王熙凤的错处好象也并不在于她的“不知足”。按照“常乐”的“人生哲学”,她是应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当好她的“二奶奶”,把荣国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上下和睦、家业兴旺,大小奴才们也安安稳稳地“各得其所”(一种理想的“知足常乐”的境界),贾府也因此而“兴隆勿替”。但这种美妙的乌托邦只有高鹗和许多《红楼梦》续书作者才会相信。曹雪芹则并不,所以他伟大。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一封信里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话说了六十六年了,“广行”的意见好象已逐渐被人们忘却。我相信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并怀疑所谓“知足常乐”正是一种道教的“人生哲学”,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
“不知足”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不安于现状”。不安了,才力图“改变现状”,因此才有改革,才有发展,才有进步,才能有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事事“知足常乐”,那么今天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满不错了,何必去冒不能“常乐”的风险呢?在这里,我觉得似乎可以确凿地说,“知足常乐”,正是大锅饭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而不是“坦荡荡”的基础。躺在大锅上面的人确也有人觉得心安理得,“坦荡荡”,但绝大多数人是觉得坐立不安、异常痛苦的,因此才要求改革、前进,这可并不是什么“常戚戚”。
我们也讲“知足”。例如党的政策的落实,要有一个过程。不能希望一个早晨把好事都办完了。每当有了进展,都使我们感到不同程度的欣慰与满足。我们是在“向前看”的前提下认识“知足”的。又例如,我们常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教育群众,目的是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重要的是激励斗志,面向未来。决不是要求人们记得过去的苦难,满足于当前的“现状”,止步不前。对老同志来说,也希望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为革命事业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只是简单地希望他们“知足”,不再为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而烦恼。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不懂得知足的人”,会“算计”的人,只要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算计”又有何妨!
长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大量的思想材料,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定义与解释,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赋予新的解释的。象“知足常乐”、“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这一类“格言”,其命意、涵义都是毫不含糊的。怎能将“知命”说成是“懂得客观的规律,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呢?这样做,无异将一大批“隐逸传”中的人物都说成无比高明的哲学家与先知,而将无数志士仁人、改革家、创新者打成“蠢动”的“不知足”者。那效果简直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
1984年4月7日


第8版()
专栏:

读惠文有感
吴强
近来,读了两篇怀念老战友的好文章,一篇是《遥祭陶勇寄深情》,一篇是《记铭璜同志》,皆是惠浴宇同志写的。
文章好在哪里?好在有蕴含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在怀念陶勇的这篇文章的开头,惠浴宇就向已经逝世十六年的陶勇问道:“陶勇同志,老陶!为什么你总在我心中活着?”我读了这句话,心就紧揪起来,仿佛看到老惠正满面哀容,老泪纵横,在和活着的老陶对话。接着,惠浴宇用生活中的一件儿戏般的小事,对他和陶勇之间的友情作了简略的描写。他说,那是一个秋凉如水的日子,傍晚时分,为的争论一件什么事情,陶勇把他推进稻田里去,他不甘示弱,死拖活拽地把陶勇也拉下水去,两人一身泥水,不禁相视大笑。……从这几句话,不是可以明白看到陶惠之间的感情,就象两小无猜一般的亲热、纯真么。惠浴宇在《记铭璜同志》的文章里,写着这样无限深情的话:“他虚弱得有时走路都得扶住墙壁,可还在无休止地开夜车,他这个人就是不爱惜身体!不要命啊!”俞铭璜是个“才子”,能说、会写、好学、肯干,在惠浴宇的领导之下工作过,他爱俞铭璜的才和俞铭璜的工作劲头,对俞铭璜的缺点,他也常常批评,当然,他的批评是从爱出发的。同时,也有自我批评。他说:“他的脾气坏,我的脾气也不见得好,他和我常常叮叮当当吵吵闹闹,有炮声隆隆,有雷暴雨。”又说:“我发火写铭璜,不知是写他的傲,还是写他的不要命。……”我认识俞铭璜,也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聪明能干的人,却不知道他还有个缺点“傲”,有时候,且“傲”得厉害。读了惠的文章,觉得惠对俞铭璜真是知之既深,爱之又切!
这两篇文章的另一个好,是不落俗套。它不是好话连篇,为死者评功摆好。他写真实,说真话,实事求是地给予分寸得当的评价。他对死了的俞铭璜,象对活着的俞铭璜一样,写怀念俞铭璜的文章,竟然一开头,就写了俞铭璜“砰”地一声关上门,不让他进屋,拒绝和他谈话,把他气得发火。这是他对俞铭璜的贬责?不是!是他对俞铭璜的性格的真实描写,是在说明俞铭璜的性格特征和俞铭璜的可爱之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人。文章把俞铭璜写活了。读着读着,我仿佛看到俞铭璜来到了我的眼前,坐在我的对面,衔着长长的象牙烟嘴,在谈笑风生。老惠笔下的陶勇,更是活灵活现,生龙活虎。他把这位战将的粗犷豪爽的性格写得淋漓尽致。“你今天把某人训得灵魂出窍,明天他自己还在战战兢兢呢,你已经和他嘻嘻哈哈,为了他的进步和战绩而高兴得扬声大笑了。”陶勇同志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勇士、猛将,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如果为陶勇评功摆好,是可以写出一大篇来的。惠浴宇没有那样写,他写的,是陶勇的英雄本色、高尚的气质,也就是他的心灵美。俞铭璜学识渊博,写过许多好文章,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值得书写称颂的事迹也是很多的;惠浴宇也只是用一些他和俞铭璜共同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事例,通过朴实的语言,描绘了俞铭璜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的真实形象,和他的那颗为党为人民而奋斗不息的火热的心。
惠浴宇同志这两篇文章不同凡俗,不象有的人在纪念友人的文章里,无实事求是之意,尽是一些溢美之词,有的还把懦怯者写成冲锋陷阵的英雄人物。惠浴宇和陶勇、俞铭璜是共同战斗过工作过感情深厚的战友,他在两篇文章里说的许多话,都是来自生活,发自内心。不象有的人,自作多情,对一个从未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一天的人,也能写出似乎情深意切、歌赞不绝的文章来。惠浴宇同志是长期做党政工作的人,很少发表文章。读了他怀念陶勇、俞铭璜同志的两篇文章,觉得文章语言流畅,形象丰富生动,实是两篇十分感人的优美的散文,在同类文章中,是少见的佳作。乃略记读后所感,借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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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繁体字二奇
公今度
曾经在一次古籍整理规划会上,听到有位同志比喻古籍出版工作犹如一个“热水瓶”:等待出版的书因为瓶口太小而出不来。这“瓶口小”有种种原因,其一是排印繁体字的车间太少。
开过这个会不久,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则小品:一个读者批评出版社出版了“儿童看不懂的童话”。为什么五年级的孩子看不懂《安徒生童话全集》呢?原来:通篇都用的繁体字。
我不想来说汉字应否简化的大道理。从万物皆变,万物皆流的观点看,汉字也理应改革,要不,我们今天还只能用甲骨文、钟鼎文来记事作文。汉字简化就是改革之一途。不过,简化尽管简化,并不是说已简化的繁体字就永远废止、永不露面了。要重版古书,要整理古籍,当然要有繁体字。所以,即使“聊备一格”,也应该保存繁体字铜模:就算作为古董也可以送几副给博物馆“立此存照”。然而,现在偌大的北京、上海,繁体字车间寥寥无几,据说连刻铸铜模的老师傅都已进入了抢救之列,岂不叫人伤心。此是一奇。
汉字简化已二十多年,童话还用繁体字排,此属二奇。“莫非存心不让孩子看懂?”这大概是不至于的。编辑何苦跟孩子作对;出版社也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那么此外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利用旧的纸型重新浇版印刷的。如果真是这样,在重印时应该想到:有朝一日,孩子捧着书,几分钟就“泄气了”,因为“看不懂”。这样的书,就不应用旧版重印,而应重排。
心之官则思。有的事其实只要认真负责,通情达理地想想,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然而生活里偏偏也会出现叫人“拍案惊奇”的事。猜想这原因:反正有(大锅)饭可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繁体字铜模可以任其散失,古籍可以任什么动物的牙齿去批判,童话也管它是何等样的眼睛在阅看。那态度,看来就是鲁迅先生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的末一句话:“由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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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水,我愿随你一同去
全秉荣
打开坚冰的闸门,“哇”地一声,春水哭了——为了一冬监禁的委屈,也为着春来自由的释放。
春水,义无返顾地向前,以它新生的无比活力向前冲刺、撞击。它把一块块巨大的冰凌举起来,摔下去,再举起,再摔下,直至摔成粉末,融在自己的怀抱里。
春水胜利了,但它并不排斥异己,它偕同将融未融的冰块一道向前流去!
我看见,它泛起欢快的浪花,幸福地哭了,仿佛告诉沿路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个匆匆的行路人:“快来分享斗争与团结的欢乐吧!”
是的,欢乐的奔流是无敌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把它阻挡!
春水,我愿随你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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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种树和文学
赵洛
清代道光年间,丰宜门外海棠树的落花,曾使龚自珍神痴失色,他写下了《西郊落花歌》,使我们知道北京竟生长过这般浓密的海棠花!他写这落花好象钱塘江秋夜的大潮澎湃卷来,这落花又象大胜王莽军昆阳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勇士。龚自珍还加了一句:“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落下的花瓣成了无数天女散下的胭脂雨,多叫人向往的海棠花!
我们读近代史,知道鸦片战争前,外国殖民势力蓄谋入侵,内部则官贪吏坏,此时有识之士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慎伯、端木鹤田等改革派常常聚合在丰宜门外一里花之寺八九十棵大十围的海棠花荫下,慷慨议论天下事,期望变革,自强图存。我们又多么欣慕这名贵的海棠花!
丰宜门就是今天的右安门,花之寺就是三官庙,已改成小学校了。八九十棵大十围的海棠树早已看不见了。我想,假如能在西郊右安门一带再植一片海棠林,再现天女洗脸洒胭脂的落花,那会多有诗意!这也使我们重温一百多年前仁人志士花阴文宴的故事,又是多有意义的事!
在朝阳门外东岳庙一带,元代栽种有大片杏花林。元代文人虞集诗:“明日东城看杏花,丁宁儿子早将车。”诗人揭徯斯、欧阳玄、乃贤等春日常在这里赏花宴集。乃贤诗:“上东门外杏花开,千树红云绕石台。最忆奎章虞阁老,白头骑马看花来。”诗人聚会“风流绝似兰亭会,留取他年作画图。”这是北京的风流韵事,有趣的诗话,假如在东岳庙一带再现齐化门外的杏花林,也会成为绿化佳话的。
南城,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藤花的逸事。假如南城有的地方多种藤花,也会给我们带来诗情画意。海波寺街原朱彝尊宅有古藤书屋,两棵古藤,枝干苍坚,紫云垂地,诗人写它:“爽开寻丈地,阴合两边藤。”后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又写它:“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引凤凰。”纪晓岚还说阅微草堂(今虎坊桥晋阳饭庄)的青桐和给孤寺的藤花,是北京花木最古的。
在党的指引下,全国遍地种树,绿荫越来越稠密。建议种树时,留心传统文学,在有的地方,多种些诗人吟咏过的树木,譬如在长安玄都观里再现刘禹锡的桃千树,在成都江边上又见杜甫的花重锦官城,当众花寂寞时,到庐山上林寺看到白居易的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会给人们带来多少欣悦!将增加各名胜的风采,给文明古国增加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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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台上和台下
据悉,某地公安局依法拘留了一名自称“医相家”的江湖骗子。在这位
“医相家”面前求卦问卜的“善男信女”中,居然有堂堂的某教授和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演员。
这着实令人吃了一惊,同时在我的眼前浮现出这么一些景象:刚刚在大学的讲台上,向别人高谈阔论地讲完辩证唯物论的教授,居然驱车到“医相家”门下去聆听“命运之神”的宣示;刚刚在乐坛上向听众唱罢“扬起生活的风帆”,“精神文明花万朵”的歌者,居然到“医相家”坛前卜问当“财神”的秘方。
鲁迅先生说过:“洋服青年拜佛,现在是平常事,道学先生发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几分钟,这事迹就过去,消灭了。但‘讽刺’却是正在这时候照下来的一张相,一个撅着屁股,一个皱着眉心,不但自己和别人看起来有些不很雅观,连自己看见也觉得不很雅观”。那末,拜倒在“金刚眼”坛前的教授和歌唱家,不也正是照下了一张绝妙的讽刺相么?      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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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目光
收割者,假如不时地回头数自己的战果,那么,他的收获总是有数的;倘若一直朝前奋斗不止,他的身后将是一片不可估量的战绩。
短见者注意着名誉,大志者则看重事业。
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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