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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养料
——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笔谈
编者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了可喜的、令人振奋的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文艺创作如何加快步伐，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家认为，要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从当前来说，最迫切、最紧要的，是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最近，中国作协召开了工作会议，准备采取切实的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到生活中去。
今天，本报发表几位作家谈深入生活的体会文章，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总结经验 扎实地投入生活
从维熙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做了如下比喻：
“假如把生活比作土壤，文学不过是它躯体上的花草和庄稼，一个辛勤的农民，一个培育花草的园丁，如果离开了土壤，无论他有多高的耕耘技艺，也将无所作为。”
文学是生活的儿子，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这已成了铁的定论。现在中国作协正在积极倡导作家投入到四化建设的新生活中去，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一是由于文学离不开生活；其次也是由于一些作家，特别是少数青年作家，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还认识得不够清楚。
从创作实践来看，凡是生活积累厚实的作家，作品写得就扎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从生活中滚出来的，因为作品中有无数的生活细节支撑着。有些青年作者也不否认生活对于创作无可置疑的作用，但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生活内容贫乏，空洞的哲理泛滥，表面上十分玄妙，实则因缺乏坚实生活，只能到玄而又玄的西方哲学中去寻找起死回生之药。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歧路。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前几年写过很不错的作品的青年作者中，有的不但没有长进，反而再也达不到原来的水平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单从技巧上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作者不缺少才华，这恐怕是和他们把一份生活当作十份生活用有关系吧！
多年来，人们对作家深入生活的理解，以及文艺领导对深入生活的倡导中都存在着一种模式，这也值得总结。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证明，深入生活的方式不能单一化，深入到生活底层中间的人，有的人奉献珊瑚、玛瑙，有的人只采集来海藻、海带。什么缘故？我看重点应放在对三十年来作家深入生活的总结上，哪些是对的，行之有效的；哪些是行不通的，是形式主义的，要弄清楚。在深入生活这一点上，不能只看数字，更要检验成果，这是《实践论》早就启示了我们的。
我认为创作与生活有三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是生活积累，二是感情积累，三是对生活的思索。总结以往的教训，我认为文艺领导不仅仅要号召作家下到生活中去，还要不断地提高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辨别能力，也就是说，要把深入生活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看。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对以往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可能对青年一代的作者会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本身就会认真地去思考如何下去深入生活。
就以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情况为例：首先面临的是对新生活的熟悉、了解问题。因为时代、生活都在不断向前发展，要了解新事物，就必须接触新的生活领域。但是，作为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来讲，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一代作家，几乎都有着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受了点折磨，流了点汗水，但从创作这个角度讲，对我却是最大的恩惠。它使我体验到一个作家正常深入生活时难以感受到的生活，没有长期的底层生活，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中篇小说来。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就有人提出要作家下去深入生活的问题。我思考了许久，如果舍弃自己多年熟悉的生活库存而不用，却随着大流匆匆忙忙地下去，那么我这几年的作品就不可能创作出来。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使我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了人世沧桑，这些生活经历，都深藏在我额头一道一道的皱纹里。放弃这些积蓄在心中的生活矿藏不去开掘，而是急着下去，这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因此，我们倡导深入生活时，要力戒片面性，不要搞一刀切。
我这几年的作品着重反映昨天，但也到生活中去观察今天。我的创作正处在从写昨天过渡到写今天，试图把五十年代的生活与八十年代的生活衔接起来。我的长篇《北国草》就是写昨天的生活，作品中表现的五十年代青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和我写的大墙内外的劳改生活相辅相成地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整体。所以我写昨天也是为了写今天，这个观念我一直十分明确。但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着眼今天，放眼未来，要有意识地去接触新生活。
我们在强调深入生活的同时，更应当尊重艺术规律。我国目前的伟大变革当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产生极大的影响。面对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应该允许作家对生活有个观察、思考的时间和过程，在号召作家投身到改革洪流中去的同时，也应切记昔日狭隘的急功近利给文学带来的损失。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和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是我们写改革的先声，我们应当紧紧跟上。但作为文艺领导也不能忽略了其它题材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我的《北国草》是写开拓荒地题材的，反映的是五十年代青年人崇高的献身精神。北京电台播出后，听众反应的热烈出乎我的意料。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我们在强调深入到当前改革生活中去的同时，又要对整个创作有个全局观念，既有全面，又有中心，这样就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境地。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每个作家的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踏踏实实地引导作家走向新的生活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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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生活靠得更近点
陆文夫
什么叫深入生活？不是下去了就是深入生活，不能单从形式上解决问题。所谓“深入”，就是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方面的关系都有深入的了解。所谓“生活”，并不一定非得是轰轰烈烈的生活才是生活。各种生活都是生活，就看你如何去认识、去反映。作家去生活，就是和普通人一样，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基地上过正常人的生活。过去曾有过作家下去体验生活的口号。什么叫体验生活？你在那里并没有和人家过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不对那里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熟透了，你的“体验”和人家的“体验”就不一样。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看，五六十年代都派了不少作家下到工矿、企业去体验生活，但创作实践并不理想。我认为通过写小市镇的变化，同样可以反映四化建设，但重点工程、大工厂、大企业、原子弹基地等等也确实是需要反映的。怎样反映？是派作家去体验那个对他来说根本不熟悉、不了解的大工矿企业呢？还是注意从当地去发现苗子，创造条件，大力培养那些土生土长的作家呢？我认为是后者。每个作家由于个人的经历、学识、气质、爱好等多种原因，对所选择的创作题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面面俱到，“包打天下”。作家之间是有分工的，但综合起来，就可以从整体上去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对深入生活的这些看法，是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自1949年起，我在《新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中采访了八年，使我有机会对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广泛的接触。从1958年后，我曾两次下放工厂，“文革”期间又全家下放农村。这样，虽然失掉了一些写作时间，少写了一些作品，但是这种被迫的“深入”生活，却使我对生活能从点、面、纵、横各个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使我有可能向生活靠得更近点。这段可贵的生活，为我过去、现在、以至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年中，我体会到：一个作家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成为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人。就以我来说，当记者，我兴致勃勃地去接触社会，了解各式各样的人。当工人，我就认真地钻研技术，成了四级工。当社员，我细心地琢磨种地的窍门，我家自留地上的一畦畦蔬菜，竟吸引了远近社员络绎不绝地来参观……。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这些经过生活磨难、九死一生的人，还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为“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就是因为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着高昂、乐观的生活态度。
深入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下去兼职，有的不兼职，我以为不兼职为好。比如到一个工厂去生活，兼一个厂长或是一个别的什么职，我以为会造成作家从上向下看生活，从生活外面向里看，这样做对创作不利，会使作品缺少艺术形象。社会本身象一张网，它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辐射出去。我认为创作的过程应先从社会底层向上看，而不是反过来。目前不少作品往往是从上往下看，思想上是有一定高度，但缺少形象、细节。当然，完全在下面也不行。但从下向上看生活，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我以为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即从具体到概念，而不是从概念到具体。
目前有些中青年作家采用快速的采访式的方法深入生活，其中也有人出手不凡，写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这类作品的弱点大多是概念大于形象。生活中的细节不是靠采访可以获取的。初学写作的人，作品往往存在着直、露、近的毛病，其根源就是生活底子太薄。我平时也听到了不少可以作为小说素材的故事，但我并不急于写作，更不是听一个就写一个。比方听到一个信息，如果我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就可以动手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需要重新去熟悉，我就不写或暂不写，因为这样勉强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也是概念大于形象。
我以为作家写小说，靠采访、靠用小本子记录生活细节，记录生动的语言都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留在记忆中的生活一定是有光彩的，而忘掉了的生活，就是经过大脑过滤，筛选过了的。对生活总要有酝酿的过程，就象酒越醇越好。
我的写作习惯是发现了有兴趣的题材时并不马上动笔。《围墙》的故事，我在三年前就听说了，连题目都已写在小本子上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为什么？因为我认为那时还都是理性的东西，我对其中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吃透，生活积累还不足，还需要补充新生活。如果三年前我就将《围墙》写出来，其后果可能也会是概念大于形象，而这正是小说创作的致命弱点，因为小说恰恰是要用艺术形象来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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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心”去观察和理解生活
李乔
我始终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的“花”，就结不出文学的“果”。
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是要表现真、善、美。首先要真，没有真字就谈不上善和美。怎样才能真呢？就是要有生活嘛！一个作家有没有生活，一看作品就能知道，从你写的人物、细节中都能看出。一部凭主观编造的作品能感动谁呢？所以我主张作家要有生活，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很多同志都通过自己的创作说明了这个问题。建国初期我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深入大小凉山彝族人民中间是写不出来的。我当时是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我们与彝族群众滚在一起，真正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感到，只有这时才能体会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这是旁观者不可能了解到的。深入生活，就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要能推心置腹，这样人家才会把你当自己人，什么话都能对你讲。
现在有些青年作者不重视生活，仅重视写作技巧，这是作品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有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你没有生活怎么能写出好东西呢？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可能有人不服气：“谁说我没有生活？我也下去了嘛。”要知道作家下去不是就靠笔记录一些材料，而是要沉到生活里去，用“心”去理解、去观察生活，最主要的是熟悉各种各样的人。要熟悉人，就要打交道，办法有多种，要根据对象而定。我当年在凉山工作时，整天与各样人物打交道，但很多人平时是不容易真正了解的，只有在一些关键时刻，如分土地的时候，或与奴隶主斗争的生死关头，你才能了解到平时所不能了解到的东西。所以如果靠“浮”在生活上，匆匆忙忙地记点材料，就认为有了生活，熟悉了各种人，那就是自己骗自己。
关于深入生活的方式，我认为以普通人身份参加工作好。我自己体会，这样做便于同群众打成一片，人家不会把你当客人对待。这样才能广泛地接触群众生活，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现在还要看到时代的变化，过去的情况与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不能再简单地要求象五十年代那样的“三同”了，那种活动范围很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变化。要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通过多种渠道接触生活，不能一刀切，不能搞一个模式。但是无论哪种方法，有一点是应该强调的，就是作家真正做到“深入”，不能浮在面上，要接触实际。只有接触实际生活，才能有所收获。
作家最好有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或叫生活基地。这样可以保持一定生活的连续性，这叫长流水不断线。我最熟悉的地方主要是小凉山地区，因为我不仅在那里工作过，而且后来也经常到那里去，所以我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那里的群众也非常熟悉，许多人我一闭上眼就能想起来，脑子里就储存了许多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有了这些，写起东西来心里就感到有底，下笔才不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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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体验和体验生活
邓刚
我是从生活中土生土长“滚”出来的作者，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我能够拿起笔，把积聚在心中多年的愿望、想法和追求写成文字，姑且称它为小说罢，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政策和生活对我的馈赠。
我从十三岁进厂走向社会，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那时，是为了吃，为了生存，在不太自觉的状态下接触了社会，接触了人生。在我提笔进行创作时，才体会到几十年的生活积累竟是一笔宝贵而又难得的财富。生活积累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如此重要。我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生活基地，每年应该踏踏实实地蹲几个月，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中进行体验、感受。
我觉得，生活体验与体验生活是两回事，两种接触生活的方式会对生活得出两种不同的感受。按我的体会，前者能从生活中获得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乃至生动具体的细节，后者往往会使一个作者处于纯客观的状态，无法对生活取得真切的活生生的体会。我的《迷人的海》、《芦花虾》、《阵痛》等作品，就是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提炼、思索后的产物。因此，我认为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基地进行长时间的生活，去寻找、去获得真正来自生活的东西。当然，一个作家还必须扩大眼界，开阔视野，但不能象没有巢的鸟，只是四处飞，应该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窝。
目前，我进了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打算比较系统地学习理论。因为，路虽难走，毕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在平坦的路上走一千步，不如再往上跨一个台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借助于理论。有了思想理论的武装，才能站到一定的高度去认识过去的生活。当然，学以致用，学业完成还必须回到生活中去。我目前还可以“吃老本”，长期离开自己的生活基地是不行的。大连这块土地哺育了我，给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养料，我不能也不会忘记这块挖不尽宝藏的地方。必须回到生活中去进行体验、感受、思考，才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个愿望和想法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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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强调
文艺评论的重点应是“灌溉佳花”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了河北省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会上集中讨论研究了如何发展新时期的文艺评论问题。
与会同志思想活跃、各抒己见，座谈会开得热烈。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同志到会就新时期文艺评论工作着重点转移、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和开一代文艺评论新风问题，发表了意见。
高占祥同志强调说，文艺评论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任务来讲，可以用“剪除恶草”，“灌溉佳花”（鲁迅语）来概括。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左”的错误倾向影响下，实际上把
“锄草”当作了文艺评论的主要任务。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评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文艺评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灌溉佳花”上。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是党的“以表扬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在文艺评论中的具体运用。从“浇花”与“锄草”的辩证关系看，我们强调“立”，强调建设，强调扶植新花、提高精神产品质量，并不是放弃文艺评论的战斗性与革命原则。
高占祥同志指出，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采取有效措施把文艺评论队伍组织起来，逐步形成全省性的文艺评论工作网；二是积极提高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思想业务素质；三是切实加强对中青年评论人才的培养，争取两三年内培养出一批青年文艺评论骨干和积极分子。
参加会议的同志表示，在文艺评论工作中一定要大兴求实之风、团结之风、争鸣之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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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
4月12日至19日，《三国演义》研究者与教学工作者代表汇集于三国时魏的故都洛阳，举行了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大会。会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学学会主持召开。
讨论中，许多同志热烈希望，古典小说的研究要努力尽快整理、建立起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体系，反对单纯用西方文艺理论来套中国古代作品，套不上就贬低的研究方法；过去评论界对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评价偏低，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理事。大会一致推举并聘请陆定一为学会的名誉会长，并选举刘世德为会长，章培恒、谭洛非（兼秘书长）为学会副会长，大会决定出版《三国演义》学刊。
（汤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