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辈子做好事 一贯的有益于革命
——缅怀吴玉章同志
杨尚昆
吴玉章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以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对祖国对人民有突出的功劳和卓越的贡献。他革命一生的光辉榜样，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师表。
毛泽东同志在吴玉章同志60寿辰的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吴老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是我们党的光荣、革命的光荣！我有幸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他的亲切教导。几十年来，他的身传言教，他的崇高形象，我目染耳濡，深深印在脑海里。他热爱人民，热爱青年，广大人民和青年将永远纪念他。
吴老从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而转变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我国许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吴老是革命的先驱者，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者。
吴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深切关心祖国兴亡的爱国主义者。吴老少年时代在四川自贡市读书时，出于强烈的爱国心，曾热烈拥护和宣传康、梁维新变法运动，被称为“时务大家”。吴老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骨干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选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评议员。他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谋炸两江总督端方、谋炸珠江口水师提督李准和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活动，并策划和参与了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四川，参与领导了四川人民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在武昌起义前两个月，他领导了四川荣县起义，宣布荣县独立。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领导了四川内江起义，成立内江军政府，任行政部长。随后到重庆，参与创建了蜀军政府。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吴老受孙中山邀请，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南北议和后，他拒绝了袁世凯许诺给他的高官厚禄，1913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他被迫流亡法国。1914年，他进巴黎法科大学学习。同时，他同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积极倡导和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华工教育，争取华工权利，并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袁世凯倒台后，吴老于1916年回国，随后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1918年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到广州参加护法军政府的工作，同军政府中的南方地方军阀作不懈的斗争。
1920年底，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的狂妄野心，他回四川组织和领导了四川“自治运动”。
从1922年开始，吴老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2年，吴老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时，他先后受到王维舟、恽代英的影响，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杨闇公等二十多人，秘密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即Y．C团），并创办了《赤心评论》，宣传革命思想。
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当时高师是四川的高等学府，高师的校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吴老也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了。但吴老却平易近人，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把高师变成为一个革命中心。吴老经常到我家中找杨闇公商量工作。那时，他和杨闇公、王右木领导着成都地区的革命活动。我很尊敬他，称他“吴老伯”。他常常很和蔼亲切地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介绍一些革命书刊给我读，并让我为他们传书送信，当一个革命交通员。他是我的老师和革命的启蒙者。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动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为此北上。吴老和刘伯承同志也于2月间从四川到了北京，经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完成了由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老入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党组织的一位创建人，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创建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派他回四川重庆，创建、扩大四川党组织，并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他在重庆创办中法大学，作为我党的活动基地，又在莲花池组建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时，杨闇公和我也到了重庆，吴老和重庆的党团组织也常在我家开会，他们让我作会议的记录员，并参加文件的刻蜡版和油印等工作。吴老主持的中法大学，聘请杨闇公、漆树芬（南薰）、萧华清、杨伯凯等同志担任教职员，在师生中发展和培养了一批党团员。在四川我党的创建中，吴老、杨闇公、王右木都是创始人，杨闇公担任了第一任省委书记。吴老以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对四川党的创建，功绩卓著。
1925年秋，吴老和杨闇公等被选为四川省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1月到广州。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他被选为大会秘书长和中央执行委员，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吴老在延安时，曾对我讲起这段往事：国民党二大前夕，来广州开会的各省代表，稀稀拉拉到的不全，大会有开不成的样子。苏联顾问鲍罗廷同陈独秀商量，决定发挥我党的力量，把大会开起来，以发展国共合作。他们决定派吴老去筹办。吴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筹备工作后，依靠各省、市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积极活动，很快选出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大会得以胜利召开。这次大会，国民党左派占优势，战胜了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等右派，国共合作得到加强。
国民党二大后，他回四川。为准备北伐战争，他策动争取了川军两个旅、黔军两个师，后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攻下宜昌。
北伐出师后，吴老于1926年7月从四川经上海去广州。在上海逗留期间，他经常抽空到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看望师生们，对正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的我和同志们多所鼓励，并带来闇公的嘱咐。吴老8月到广州，联合何香凝等左派同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作斗争。他旋即随军到武汉。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在国民党中央处于中枢地位，继续领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先是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替孙中山总理制的五人行动委员会成员。3月，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央党部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吴老执行我党中央意图，使这次会议通过决议，剥夺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以后，他曾到宜昌为武汉国民政府筹款400万元，并保护贺龙部队开到武汉。他协助朱德、刘伯承同志发动了四川沪顺起义。这次起义是我党较早地由自己掌握一批军队的重要尝试。他在武汉截获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同蒋介石勾结的凶手杨引之，交付革命法院处死。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紧密联合国民党左派，为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动倾向和反动活动，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老参加了英雄的“八一”南昌起义，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宣传。
“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吴老奉党中央之命，赴九江，转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溽暑之中，千里转战，备极辛苦。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吴老等出走流沙，驾一叶之扁舟，渡浩渺之大海，漂流到香港，辗转到上海找党中央。
到上海后，党中央派吴老到苏联学习。他和林老、徐老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吴老勤奋攻读马列著作，进一步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自己。我那时也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吴老经常见面，继续得到他的教益。这时，他开始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同托派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
1930年10月，吴老从特别班毕业，与林老等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他开始从事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与瞿秋白等同志对创制新文字方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夏，他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他在中国部讲授中国历史，编写《中国历史教程》等讲义，对中国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许多贡献。
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吴老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期间，他参与起草了“八一宣言”，并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报告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之后，他到巴黎创办中文的《救国时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报纸利用国内《新生》周刊订户名单和地址，广泛寄到国内，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时上海和许多地方地下党的同志，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就是通过《救国时报》看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才开始宣传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老在重庆、在武汉、在延安，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并在延安、在华北，从事党的培养干部的教育事业，积极从事文字改革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在欧洲的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地，进行抗日反法西斯的国际宣传，使西欧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的运动有明显的发展。中国的抗日运动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取得重大影响和热情支持，是与吴老的积极宣传分不开的。他在欧洲的演讲词，1938年在武汉广为印行，书名是《吴玉章抗战言论集》。
1938年4月，他回到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年7月，他是国民参政会的我党七名参政员之一。在1938和1939年，他先后在武汉和重庆与董必武同志等一起，同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作斗争，同汪精卫的投降妥协阴谋作斗争。
1938年10月，他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9年11月，吴老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1940年1月，党中央为他的60寿辰补行盛大的庆祝会，上面讲过毛泽东同志在祝词中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指出“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就在这时，我同吴老在延安再次相见，杨闇公等早已牺牲，中国革命历尽艰险，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前进。在延安，我常去吴老住的窑洞里长谈，倍增亲切。
1940年11月，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
在延安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为党的教育事业尽力，培养了大批干部。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干了许多坏事。康生在莫斯科拥戴王明最积极，到延安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康生为了掩盖自己而恶意中伤吴老。吴老为人忠厚朴实，因在莫斯科时曾在王明领导下工作，感到说不清楚，背了黑锅，内心痛苦。在整风中，他还对这件事作过检查。建国后，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反教条主义，也是康生挑起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打击吴老。
1945年4月，吴老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吴老去重庆，与周恩来等同志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党的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以后，又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区进行战斗，领导川、康、滇、黔人民的解放斗争。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包围了曾家岩中共四川省委驻地和红岩村新华日报社，吴老临危不惧，团结全体同志同反动派坚决斗争。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内战的罪行，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和英勇不屈的崇高气节。他的严正斗争，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有所收敛。他终于率中共驻渝全体同志胜利返回延安。
吴老撤回延安后，旋即到山西临县组织领导了四川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培养了大批骨干队伍。
1948年，吴老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3月，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时，吴老已是70高龄，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请缨杀敌”，要求中央军委允许他带一支队伍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1948年5月，吴老担任了华北大学校长。12月30日，当他70寿辰时，党中央发来贺信，说：“中国人民都敬重你……这是你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华北大学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北平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以后他是历届政协的常委。
建国以后，1949年底，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直到1966年12月12日他88岁逝世。吴老作为人民教育家，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从中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干部，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以后，吴老在成都高师、重庆中法大学、海参崴远东工人学校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到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为革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为党输送了好几代干部，真是桃李满天下。吴老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
吴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的著述甚丰。建国以后，吴老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他又是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在二十年代末，就在苏联远东地区，试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为中国华侨扫盲。四十年代，他在延安又主持并亲自用拼音文字在农村进行扫盲试验。建国后，他到各省积极试验，推行文字改革工作，不遗余力。
吴老为革命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但却始终那样谦逊谨慎，艰苦朴素。吴老是一个勤于思索而又慎于言行的人。在延安和北京参加中央各种会议时，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表意见。他爱同刘伯承等同志谈心。有时也同我谈一些，交流思想。他在生活上艰苦俭朴，进北京后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对人民大学的师生无比关心，不顾自己高龄，还亲自去听课、讲课、查铺。我觉得他自奉太薄，过于辛劳，曾劝他说：“您年岁太高，身体又不好，有些事可以少管些。”可是，他说：“不去不行啊！心里放不下！”这是一位多么好的长者、师长啊！
吴老从参加辛亥革命起，一生坚持革命，总是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不断跟着时代前进。他一生勤奋工作和学习，孜孜不倦，从不松懈。他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有益于革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他的名字将与人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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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稼祥同志
王震
我和稼祥同志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我和袁德生同志率湘赣苏区代表团参加大会，被分配住红军总政治部。那时，稼祥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大会上被选为军委副主席。这之前，我就听到过稼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具有马列主义渊博知识和理论素养的有才干的领导人，对他很是仰慕。我放下背包，安顿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便去见稼祥同志。
稼祥同志高瘦的个子，外表看去，有些严肃。其实，他是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我们完全不象初次见面，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着。他详细询问了我们湘赣苏区的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军民关系以及对红军家属的优待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稼祥同志又谈到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道理。他说，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另外，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而全国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所以，我国革命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稼祥同志的这番议论，实质上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发的。稼祥同志精于我军的政治工作，他在建立、健全红军政治工作机构，制订政治工作规章制度方面，费了不少心血，有着卓越的建树。我们湘赣边区当时就收到稼祥同志主持的总政治部制订编发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委员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条例，另外还有战士文化读本、政治读本等教材。这次谈话中，稼祥同志也谈到了如何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红军指战员除了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只有让红军官兵进一步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就能大大增强红军的战斗力。稼祥同志娓娓而谈，使我获得不少教益。我惊讶他的学识的渊博，折服他的思想的敏锐，敬佩他的见解的深邃。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说，你们湘赣红军的成份，主要是粤汉铁路和汉冶萍公司的工人、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战士以及经历过土地革命的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此后，战事繁忙，我们又不在同一个根据地，我们间的直接接触就很少了。任弼时同志到达湘赣苏区后，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时我任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任弼时同志对稼祥同志十分熟悉，他给我谈起稼祥同志的很多情况。1934年底，我们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后，我又从熟知稼祥同志的关向应同志以及夏曦、李朴同志那里知道了稼祥同志的不少情况，从而对稼祥同志的品质、修养、作风、为人等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日趋加深，对稼祥同志也就更加敬佩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到1938年8月才返回延安。那时，我在抗日前线。1939年9月，我们三五九旅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这时，我经常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王稼祥主任请示汇报工作。这样，我和稼祥同志的接触便又多起来了。
稼祥同志长我两岁，工作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日常交往上，完全是兄弟式的同志关系。他俨然象个兄长，关怀着部属的生活、身体等情况。一次，我到他所住的王家坪汇报工作，当他知道我胃肠有“故障”后，便急忙问我大便是什么颜色？我说黑色。他的夫人、延安边区医院大夫朱仲丽同志说，可能是隐血，并当即给我检查。稼祥同志知道我爱吃辣椒。问我是不是还在吃？我说还在吃。他和朱仲丽同志再三叮咛我说：“不能再吃了，等胃肠好了再吃。”他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并拿出他自己吃的烤馒头片让我吃，说这象饼干一样，有助胃肠的消化。他还嘱咐我说：“你回去后也烤一些。”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他问我吃没吃烤馒头片？我说没吃。他严肃地说：“你不要满不在乎，闹成溃疡，胃肠大出血就危险了！”从馒头片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稼祥同志作为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对同志的关心、爱护是很周到的。
稼祥同志更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爱护同志。在延安那时期，他多次鼓励我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安排我们去听王学文、何思敬和理论界其他著名人士讲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他还对我说，要下工夫多读点书。胡耀邦同志（当时在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就很注意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肯下工夫钻研问题。稼祥同志这些嘱咐，使我在学习方面不敢懈怠。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御敌，又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时间紧，任务繁重，但也确实读了一些书。当然，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做的，但与稼祥同志的鼓励、督促也是分不开的。
稼祥同志给我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谦虚谨慎、绝不诿过炫功的高贵品质了。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时期，稼祥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显著。这期间，他参与了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为中央起草过一些重要文件，写了一些重要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同他的频繁交往中，他从不提起这些贡献，反而常讲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如他常讲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教训。关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毅然决然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决裂，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功绩以及在遵义会议后，他作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全党全军最高领导的情节，他从未给我谈起过一句。这些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讲起时，我才始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稼祥同志就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迫害，但毛主席对稼祥同志一直是保护的。林彪叛逃死亡后，稼祥同志被召回京。我便同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商量说，毛主席多次赞扬过稼祥同志，中央应该分配稼祥同志的工作。他们十分赞同。接着，我就去看望稼祥同志，并劝他给毛主席写封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稼祥同志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到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这封信是由我转呈毛主席的。1972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王稼祥同志的一段很长的评价。我仅记得大意，其中有：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主席还批示让稼祥同志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总理办。稼祥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啦，我一方面为稼祥同志高兴，一方面为稼祥同志不诿过炫功的高贵品质而深深感动和由衷敬佩。我先委托廖承志同志，以后我也到稼祥同志的住所向稼祥同志讲了毛主席对他的这一评价。稼祥同志听了毛主席的这一公正评价，也极为感动。
王稼祥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尽力尽责的一生。稼祥同志虽离我们已有十年之久，但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忆念的、学习的、继承的。